作为一个时代转型期的学者，范培松的学术研究工作在同时代学者中具有一定代表意义。范培松说，他们这代人所接受的教育以及理论资源、文化背景是阶级斗争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苏州大学由师范院校向综合性大学的转型，他走上了学术研究道路，其间经历不断否定和裂变。尽管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他正是在否定和裂变中获得了新生和喜悦。

上世纪80年代初，范培松开始和散文结缘。数十年来，范培松在诱掖后进、无私奉献的同时，一直将主要精力放在散文研究和创作上。曾有人问他：你不打牌、不下棋、不唱卡拉OK，有什么乐趣？范培松反问：你整天打牌、下棋、唱卡拉OK，又有什么乐趣？

此次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范培松文集(8)(精)》，正是对范培松学术研究成果和散文创作的阶段性总结，从微观到宏观，从应用到理论，显示了范培松的前进脚印。

《范培松文集(8)(精)》为《范培松文集》之一，包含散文理论、散文作家、散文史等多方面内容，是我国现代散文研究方向较为完整、系统的文集，对现当代散文研究具有借鉴和推动作用。

“否定和裂变是痛苦的，但是我正是在否定和裂变中获得新生和喜悦。”范培松在自己的文集首发式上，这样阐述自己充满曲折艰辛的科研之路。作为散文研究学者，他数十年来与散文相濡以沫，结下了难以割舍的学术“良缘”。《范培松文集(8)(精)》是他悲喜交集的情感结晶，也是他过去30余年学术奋斗历程的总结。

南溪水

曾经

艳阳天

仙人

飘逝的草帽

“小蝴蝶”飞了

仙人的逻辑

“糯米团子”

九地之下

九哥

村中的“台湾”

漫漫路

托孤

高考前后

爸爸的吆喝

小巷深处

凝固的笑容

挡不住的春风

老处女

口号挟持了校园

坚硬的军装

锦衣军

妈妈的忏悔

生死之间

真实的假想

踏月寻访碧螺春

角色

妈妈喊我回家

而立

从姑苏到台北

 第一辑 屋里屋外

回家

大丈夫

家长

家中无真理

抹粉

熊咪咪小姐

宠物

康康“小明星”

 第二辑 洋相

尾巴

称呼

价值

洋相

唱歌

斗牛

跑龙套

凑热闹

 第三辑 说“水”道“土”

说“水”道“土”

同里觅闲

醉酒

茶话

穿着经

 第四辑 老藤

老藤

厨王

小桥赋

沈谦和林语堂

 第五辑 走近林语堂

客座教授似和尚

男桥女桥

阿里山“咯噔”

乖弟子

太鲁阁

胖耶稣

乩童培训班

走近林语堂

行行重行行

读香港

恋“博文”

陇上行

“红”与“绿”

粗看韩国

在勐海看屠狗

西山试航

山石迭嶂任重复

我和沙家浜

台湾文坛多重奏

在土耳其洗土耳其浴

与你有缘

缘木求鱼

江河水

采摘星星的人

我和“梅表姐”黄宗英

辛勤耕耘的“文化志士”

高晓声的存折

“老母鸡”钱仲联

忆念陈本源

春天里的书香

震泽的镇标

烦恼丝

烦恼丝

从沈园到百草园

结婚

酒魔

候机

呵护

说圆

失败者

靠“名”吃“名”

追悼会

种瓜种豆

丰子恺的性灵式的以牙还牙

又一村

乡音

故乡的记忆

过年

乡音

我和十中

小巷深处静悄悄

看电视

工人文化宫记忆

附录

百年散文史识：文体建构的曲折和辉煌

 ——评范培松《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

孤绝的声音如何穿透历史的幽暗

 ——评范培松《南溪水》

心中有个爱

范培松：水乡走出的中国散文史家

“散文”春秋

 ——范培松先生学术年表

范培松作品评论目录

曾经

南溪水，范家的生命水。

座落在南溪水南侧一里多的范家祠堂，是一个美丽的传说的见证。在祠堂的栋梁上画满了白鹤，中间的一幅最夺目，无数白鹤围着一群人在飞翔啼鸣。村人代代口传，元明之际，苏州范仲淹的一支家族，在族长率领下，为避战祸，沿着太湖，向西漂移，来到南溪，准备向溧阳进发。路途劳顿，在南溪边稍作休息，突然，飞来一只白鹤，停立在族长面前，朝族长啼鸣。族长怪异，白鹤边啼鸣边引导族长和众人前行，原来它在沿着一条南溪的南北支流向南行走，前进了一里多路，白鹤停了下来，突然飞向天空，只见河中茂密的芦苇荡里，飞出无数的白鹤，茫茫一片，如雪花飞舞，围着这支队伍，齐声欢叫。族长面对这个情景，突然率众人跪下，朝天叩拜：“范字离不开水，苍天指引，这里就是我们的家！”族长在跪下的地方，建造了范家祠堂，在祠堂栋梁上画满了白鹤，以此纪念。村人大多姓范，命名为中范村。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是水乡，门前是水，家后是水，一眼扫去，处处见水。门前的水，是我家的小巷口，紧挨着南溪河。家后的水，是茭白塘，和另一巷子里的村民合有，在屋后的桑园边，春秋两季的茭白，鲜嫩可口。爸爸有时拔了茭白回来，顺手剥一枝，塞给我，脆而甜，真好吃。每到冬天，就把它的水抽干了，只见各种鱼在塘底欢蹦乱跳，跳得全家心花怒放。

在我们小孩的眼中，门前的南溪河是天上的银河，是世界上最大的河。它的名气大得很。我们家乡的镇叫徐舍镇，它处在宜兴到溧阳之间的正中心。徐舍镇在南溪河边，北边是北溪，南溪和北溪合称为著名的荆溪，又称濑水，是上海到芜湖的大运河中的重要一段。据南宋的王象之编撰的《舆地纪胜》载：“荆溪(河名)首受芜湖水，东至阳羡(地名)人太湖。”它自高淳东坝茅东闸至宜兴大浦口，主流长一百。二公里，宜兴境内四十二公里，其流至溧阳境内庆丰坝头村分为两支。南支经南渡、溧阳、渡济桥人宜兴境，经潘家坝、徐舍、秽手涮，入西氿，宜兴境内段十六公里，其在溧阳段称南河，在宜兴段称南溪河。荆溪风光秀丽，引得文人骚客对它竞折腰。著名的传说中的除三害的周处斩蛟就发生在这条河中，文徵明，唐寅，王鏊，乾隆都到过荆溪，为它所迷，留下了诗篇。文徵明为荆溪写过两首诗。一首《洴涮》，写的就是邻村洴涮：“阳羡西来溪水长，晴云缥缈练生光。千年洴涮空陈迹，一笑鸢鱼付两忘。”在另一首《荆溪道中》中有这样的赞美，“扁舟十里下荆溪，落日苍凉草树低。”我家所在的中范村，紧傍着镇，离镇二里多路，我在镇上的中学读书时，常常踏着“阳羡西来溪水”，欣赏着“落日苍凉草树低”，从学校归来。

南溪水也记录了范家的悲惨的历史。

灯光如豆。妈妈在纺纱。呜呜的纺线声，在静静的夜晚，如阳光一样和煦。依在她边上，偎着那如豆的灯光，我复习功课。家贫，没有钟表，此刻也不知何时何分。鸡窝里似乎并不安分，不时会发出骚动声，准是那只骚公鸡，偷偷在吻那只小母鸡，一会儿，安静下来。猪圈里的那头母猪，酷爱喂奶，似乎它只有喂奶才能证明自己爱儿女，那群猪崽子，吃奶放肆得很，挤轧着拼命吸吮，响声一片，不亦乐乎。

这是南溪水边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的夜晚。

爸爸早睡了。

他满身伤痕，睡梦中不时发出呻吟。这种痛苦的呻吟，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到了天阴下雨或气候变化，那呻吟就变成了嘶叫。我问爸，你哪里痛？他说全身痛。妈妈对我说，爸爸十三岁时，就和伯父流落到宜兴山里，长年累月，兄弟俩穿着一双破山袜，砍柴为生。直到年三十，下雪了，过年了，远近村上爆竹连天，他们才一脚高一脚低地往家赶，两个人的脚上长满了冻疮，裂开了口子，一路上，也不知流的是脓，还是血。到家里，破山袜被脓、血浆冰在脚上，剥的时候，爸爸和伯父疼得直叫。妈妈是流着泪讲，我是流着泪听。

我复习完毕，要妈妈讲故事。

妈妈四十二岁生下我时，就没有一颗牙齿了，本来瘪瘪的嘴，更是凹陷下去。她共生了十一个孩子，最后仅活下三个，姐姐、哥哥和我。她讲得最多的故事是一个穷书生，遇到田螺姑娘帮助，发奋读书，最后中了状元，衣锦还乡，和田螺姑娘成亲。她盼望我也能高中状元，光宗耀祖。不过，今天的故事有些特别：

“长毛造反时，他们沿着南溪河，杀到我们这里，吓人啊——”妈妈开始说了。“长毛是什么动物？”我问。“是人，是土匪……爷爷说，那天刚吃完饭，突然他们闯进来了，像蝗虫那样一片，见人就杀，走到那里杀到那里。你爷爷那一辈，我们范家有整整十八房半，几十条人命那……”“什么叫十八房半？”“就是你爷爷的兄弟姐妹和他爸爸的堂兄弟堂叔伯，加起来有十八家，爷爷还没有结婚，只能说半家。长毛把我们范家的十八家统统杀光。爷爷机灵，翻到一堵隔墙里，捡了一条命。”

我听得毛骨悚然，紧张得喘不过气来。险那，没有那隔墙，没有了爷爷，当然也就没有了我们。

“爷爷说，那段日子村上到处是没头的尸体，像地狱，他的堂婶，连同正在喂奶的孩子，被一个长毛鬼子，一刀劈了。满门抄斩哪。一个来相亲的，也被砍了。他们把尸体扔到河里，南溪河都变红了。”

我眼前浮现出一个画面，年轻的爷爷孤零零一个人，面对亲人的尸首，是何等的恐怖啊。前几年，我曾看过一个尼泊尔的皇室内讧的记录片，只有十余人的伤亡，就够血腥了。我爷爷却是面对的整个家族的灭亡。

“爷爷他们有这么多人，应该和长毛拼啊！”我仍有疑问。

“他们有蝗虫那么多，手里有刀啊，来得又突然。”

“我们和长毛有什么仇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杀我们？”

“没有。他们是畜生！他们杀人，不需要理由。他们到处杀。我们这里靠近安徽，长毛在那里也是杀杀杀。”

妈妈说，爷爷每次讲到长毛，双眼冒火，全身发抖。

这是妈妈为我上的第一堂历史课。我们村上的父辈说到长毛，无不愤恨，称叫他们长毛鬼子。有一个绰号叫“老骚胡子”的瞎子，喜欢说山海经，一到晚上，他家里就挤满了人。有一次，我也去了，他正在说蒋介石1947年农历3月18日到徐舍来祭祠祖先蒋澄墓的故事，我去得迟了，听到的是尾巴，说蒋介石和宋美龄到徐舍要换乘轮船去蒋澄墓，蒋介石从轮船上登岸时，宋美龄忙拉着他的手，走上跳板，蒋介石连连说“莫慌”“莫慌”，那时麦子正是灌浆成熟的时期，“莫慌”就成了“麦荒”，使得徐舍麦子歉收，成了荒年。讲完后，突然“老骚胡子”话锋转到长毛身上，说长毛来了，年年是荒年，安徽那边，被长毛杀得只能人吃人，街上有人肉卖，一些女人小孩都被吃掉了，据吃过人肉的人说，女人的脚和脑最好吃。吃过人肉的人，第二天，眼睛发红，只要看到红眼睛的人，一定是吃了人肉的。

我不禁毛骨悚然。夜里怎么也睡不着，红眼睛，女人的脚……很长一段时间，见到红眼睛的人，都躲着走。

P3-5

或许是缘分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花城出版社的徐巍专程来苏州组稿，准备出版一套丛书，约我写一本关于散文研究的论著。徐巍对我的信任，使我受宠若惊，因为在这之前我并没有多少散文评论面世。这是一种信任。环顾一下当今一些出版商的嘴脸，我更感到当时徐巍对我信任的难得。我喜欢散文，因为散文不会欺骗我，它的真性情容易使人亲近。在“文革”中被人折腾得死去活来的我，对世人的弯弯绕绕实在捉摸不透，一些自己尊敬的师长可亲的朋友可爱的学生，在这颠倒的岁月中变得令人恐怖。我开始研究散文，一方面是花城出版社促成，另一方面也是面对世事的困惑，被动地和散文亲近。总而言之，从八十年代初，我就和散文结缘了。

这是良缘，三十几年来，我天天泡在散文中，和它朝夕相伴，相依为命。

我的散文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八十年代初到／＼-I-年代中后期，以散文创作论研究为主。当时我在高校担任写作教学，需要一些个案创作体验来支撑。借着花城出版社约稿的东风，我开始了对古今中外经典散文个案创作经验的研究。这是我的散文研究的初级阶段。我不是天才，只能老老实实地从阅读开始。这一阶段的研究，使我一方面对古今中外的经典散文作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培养了我在个案上鉴别散文的能力。这种鉴别能力靠的是体验，靠的是感应，靠的是心与心的碰撞。钱锺书批评一些从事文艺批评的人是“太监”，常常接触宫女，却没有能力没有感觉。这话对我触动很大，“不当太监”，我时常用这句话提醒自己。当对一篇散文没有感觉时，就沉默。在评论中不敷衍不鬼混不人云亦云不胡捧乱吹。久而久之，熟能生巧，渐渐在散文上找到了感觉，而且在这一点上我极为自信。比如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根据我的体验，文章渗透了二元情综的矛盾和苦闷：他所倦怠的政治活动，不得不参加；而渴望向往的文学事业，又无法从事。所以他煞费苦心地找到了一个关键词——“历史的误会”，以此作为文章的脊梁，从而形成如此的情感漩涡：历史的误会，把他放错位置——错位造成二元情综——二元情综又形成一连串的误会——误会的解脱出路：“回(家)去罢，回(家)去罢！”由此我也联想到《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来到大观园，最后她也感到这是一场误会，总有一种隔的感觉，临死前也喊着要回家，因为大观园不是她的家。这一比较，更使我对《多余的话》里的情感有一个较为准确的体验。当然，这一体验也和我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我当时担任系主任，这实在不是一个“官”，根本不能和瞿秋白相比，我能识别散文的情感的真伪，却不能辨别人们在我面前讲的话的真伪，许多人在我的面前把我捧得云里雾里，一转身恨不得要把我掐死。在这一点上，我和瞿秋白的心是相通的，所以我能找到这个切入口来评论《多余的话》。这一阶段的研究为我之后的散文理论批评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散文天地》、《散文写作教程》是这一阶段研究的结晶。这些努力使我可以不看他人脸色不随波逐流，并培养了我的基本功，尤其在散文上的鉴别能力，如果把散文分为经典散文、特色散文和大路货散文，我自信不会犯把大路货散文误认经典散文的错误。这样我其正取得了散文的研究权和话语权。同时对自己研究的散文对象也作了定位，我心中的散文必须具备这两大品格：一是“自己的”——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声音；二是“艺术的”——艺术品。

第二阶段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又是上苍给了我一个机会。1988年，当时的国家教委为了推动高校科研，首次决定在全国高校设立十个青年研究项目。全国从二百多个申报项目中，选出了十二个，我的《中国现代散文史》项目有幸被选中，但还要到北京大学答辩，从十二个中选出十个，淘汰两个。1988年11月，我冒着朔风，豪情满怀地北上，来到北京大学参加角逐。国家教委非常重视，聘请著名的学者蒋孔阳、袁行霈等专家组成评审组，对我们进行答辩评审。我慷慨陈述，滔滔答辩，我的《中国现代散文史》项目居然顺利通过，成为国家教委首批青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但从此我也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以至不能自拔。其间曾出现过几次波折和险情，在大半部分书稿完成后，情绪出现波动，进退维谷，犹豫不决，正巧接到香港中文大学邀请，赴港进行为期四个月的中外散文研究。正是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同行深情厚意鼓励下，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气势雄伟、景色秀丽的校园里，完成了《中国现代散文史》最后七万五千字的写作。在近三年时间，我阅读了近一百位散文家的五百多本(篇)作品，看起来有些“笨”和“原始”，但这个“笨”和“原始”，使我在“跋语”中敢于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盼望着人们能超越它。但是对于想超越它的人们我也要提出一点忠告：你得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第三阶段是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在完成《中国现代散文史》的写作后，我就水到渠成地转入中国现代散文理论批评的研究，并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科研项目。实际上，这一阶段对于我来说，是散文研究进入了攻坚阶段。只要一进入散文研究，我就忘记了世间的烦恼。不管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难以撼动我的研究散文的决心和意志。在二十世纪散文批评研究中，尽管出现了众多的散文批评家，但是对散文批评的系统研究并且有丰硕成果的不多，大多是一些著名的散文家在创作之余的一些感悟，学术性不强。另外，对散文文类的归属和定位，分歧较大。我再次扎入原始文本中，梳理、集纳，最后形成了“三足鼎立——政治同化——多元蜕变”体系，完成了百年中国散文批评史的写作，填补了这一学术研究领域里的空白。

在《中国现代散文史》的基础上，我前后用了整整八年的时间，梳理中国二十世纪百年的散文创作，对各种散文流派和主要的散文作家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开始了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研究和撰写。这对于我来说，研究的视野和姿态又有了新的突变。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散文的创作热潮，以及之后的文化热，滋润和丰富了我的散文观。我深刻地认识到，散文是表现自我的文化性情和人性的艺术文本。我调整了自己的姿态，站在文化的立场上，以文化视角对百年散文史的审美进行评估，创建了“异军突起——裂变分化——消融聚合——和而不同”的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的体系。这个体系，为学术界的许多学者认同，它的出版，在学术界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回首自己所走过的学术研究道路，有二十多年在编撰散文史。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内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从目前出版的各种文学史来看，基本上是以国家大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大背景来构筑体系，在叙述话语上，采取大叙事的方式。我想另僻蹊径，但是我的知识背景，以及我的经历所形成的学术研究的惯性，制约着我另僻蹊径。在漫长的编写散文史的道路上，我一直在和自己搏斗。我不想把自己所写的散文史的面孔，和那些标着什么什么“教材”的文学史糊在一起。为了摆脱这一惯性，我坚持阅读原著，文本第一，以自己的阅读原著体验来选散文史上的散文之“星”，尔后把选出的“星”，再放到国家大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中来考量，考量的重点放在审美上，以此构筑体系，这中间难以避免要有一些妥协，不妥协会使自己辛苦选出来的“星”，驳杂地混在一起。当然妥协要有原则，以不伤审美为度。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这样的坚持：在审美面前，散文作家人人平等；在审美面前，任何散文作家和作品没有豁免权。在话语上，也尽量不用大叙述的方式。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对我的实践非常肯定，他曾这样评论说：“我把范培松同志的批评法概括为‘综合性体验批评’：即以历史的审美的批评为主干，吸收各种批评方法，再融会自己对于研究对象的感悟，推断出勇于创见的结论来。这种方法具有开放性和独特性，使这本著作具有一种多姿多彩、不拘一格的特色。”尽管我的散文史和散文批评史有一些妥协，但是我可以挺直脊梁说，它们发出了我的声音。我相信，读者阅读我的散文史书，能够感觉到我的呼吸，触摸到我的心跳。我的学术理想是，散文史应该是众“星”融在一起的美不胜收的“银河”，我为之作了最大的努力。

散文评论必须充满活力。尽管我泡在“史”中，但仍关注着现实中的文学创作。我不喜欢四平八稳，也不喜欢滑头滑脑。我对博士生硕士生的评论要求重要的一条是要有倾斜要有锋芒要有棱角要有个性。只要是认真研究产生的结论，我均支持，鼓励他们对作品有“偏爱”，对“偏见”、“偏论”我也非常重视。我坚持以开放的心态从事散文研究，也以开放的姿态培养自己的研究生。

在八十年代，我一手研究散文，一手研究报告文学。在报告文学研究上，我特别要提到一件事，吉林文史出版社的社长左振坤，约我写一本关于报告文学的论著。1988年完成了《报告文学春秋》，交稿后，正遇“六四”风波，因为书稿中涉及到刘宾雁、苏晓康等，我担心书稿夭折。没有想到左振坤冒着风险，继续出版，并且不作任何改动。据说，就是因为这本书稿的出版，左振坤受到批判，并且被撤职。我心里为此极度不安，借这次文集出版之机，我在这里向这位正直的有骨头的出版家表示崇高敬意。

到了九十年代后，我一度中断了报告文学研究。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承担了送鲜花洒香水的责任，变得萎琐不堪，已到了死亡的边缘。对此敢不敢批评，开始我也有顾虑。那时评论界的风气又是如此甜蜜，我这不是逆潮流而动吗？会不会成为众矢之的？最后我还是站了出来，因为我要自己学生做到的必须我自己先做到。所以再次进入报告文学领域，写出了《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判退位》。文章的观点只有一个：“报告文学必须是批判的。”这也就是我的报告文学观的灵魂。文章一发表，《文艺报》立刻头版头条摘要转载。接着《文汇报》、《文学报》和《苏州日报》都发消息，摘要转载。发表此文的《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对我说，我们欢迎打官司，我们支持你。我从中得到了安慰，真正有理有据充满活力并能切中要害的评论，会得到读者的认同。但是，报告文学的风气已经病入膏肓，一篇文章怎能扭转乾坤。现在文学垃圾多，报告文学垃圾尤其多。或许，当这些唱颂歌的甜蜜的报告文学家还健在的时候，人们就忘记了他们的作品。

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坚持散文创作，在创作中体验散文的滋味。我从创作中尝到了甜头，因为有第一手体验，对评论的散文对象就能较为准确地看到它的优劣得失，使得评论能够中“的”。到目前为止，我已发表了一百余篇散文，第一本散文集《从姑苏到台北》已经出版。2009年，我开始了自己的前三十年的自传体散文《南溪水》的创作。之前，我曾经多次提笔想写自己的家史，但是一拿起笔，就感情不能自制，写不下去。这时我的女儿在一篇文章中，写了她的奶奶，即我的母亲，触发了我的强烈创作冲动，开始了对自己的前三十年的历史的叙写。历史记忆一直尘封着，一旦打开，我时时被感情的漩涡吞没，为我的家族和我的苦难而伏案痛哭，写不下去，断断续续整整写了一年，在2010年11月完成初稿后，分别给阎连科、孙绍振、苏叶、夏中义等传阅，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肯定和赞赏。在他们的鼓励下，经过2011年一年的修改，完成了这篇作品，以此告慰我在天的父母之灵。

因为自己长期兼任苏州市作家协会主席，作家协会并不是一流作家的协会，各种层次的作家都集合在其中。因此一些青年作家或是拿出文集请我写“序”，或是请我对文集进行评论。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自己也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我要真诚为他们鼓掌。对此我也认真阅读他们的文集，尽量实事求是地发掘其优点，中肯地指出不足，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以诚相待，不搞“嫩苗上驰马”。当然，个别的作者的文章还很粗糙，我就耐心地劝说。江西一位青年教师想出版一本散文集，寄给我，让我写“序”。我阅读了他的文集，中间较多篇章比较一般，同时了解到他家庭经济困难，且是自费出书，就耐心说服他暂时不要出文集，在文章质量上功夫，将来再出书也不迟，他也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

回首这二十多年的散文评论，我要特别感谢社会对我的关怀和支持。复旦大学的贾植芳教授在很多关键时刻，虔诚地帮助我，每次和他谈话，他身上的“仙”气，总能使我的心灵得到宗教般的净化。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上级，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总支书记邵玉彬，在“文革”中死里逃生，每次见面，总是问我的散文研究又有什么新作面世，他的真诚的期望给了我无穷的力量。一次，他心脏病发作，刚从昏迷中抢救过来。我去看他。不知谁和他说，范培松牵了自己的宠物狗参加党的会议。他非常焦急。见到我，就虚弱地断断续续地说：小范，你不能牵着狗去参加党的会议。尽管这是子虚乌有，但看到他的极虚弱的身体，我不愿让他再为我担忧，只是含泪点头，让他心安。现在他走了，我失去了一位永远呵护我的好师长。我会不断地用散文研究的新成果告慰他的在天之灵。1986年，当我散文研究刚刚取得了一些成绩，苏州大学的陈克潜校长大力提携青年教师，破格晋升我为教授，使我一段时间内，成为当时江苏省最年轻的教授。还有一些学者、作家，长期以来，和我相互搀扶，相互鼓励，同气相求，同声相和，称得上是道地的知己。当然，从事散文评论，一切的一切还要靠自己，唱了几十年的《国际歌》还要唱，世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既然我选择了散文研究，就得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为的是在散文评论的园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留下自己的印痕。

本文集共八卷，下面分别对各卷内容作具体说明。

第一卷、第二卷是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研究。收录《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分为上、下两卷，由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1994年，我曾经出版了《中国现代散文史》，由于《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中吸收了它的主要内容，为避免重复，文集不再收入。文学是审美的，文学史是由经典的或有特色和影响的作家作品构成的、彰显和体现特定历史时代人的情感与精神渴求的文本体系。我主要的学术研究是从事散文史的书写，始终将重心放在作家作品的解读上，以一个个独立典型的作家作品为经脉的散文史叙述形式书写散文史。由于我把重心放在作家作品的解读上，我的独特的作家作品的解读体验，决定了我的散文史具有个性的色彩。

第三卷是二十世纪中国散文批评史研究。收录《二十世纪中国散文批评史》，由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第四卷是散文创作研究，收录《散文天地》、《散文嘹望角》和《散文写作十讲》。《散文天地》由花城出版社1984年出版。《散文嘹望角》由台湾业强出版社1993年出版，这次收录进文集作了一些删节。《散文写作十讲》由语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原名《散文写作教程》，因为它是根据我在苏州大学开设的“散文写作”课上的讲稿写成的，所以这次收入文集时改用了今名。这三本著作均是对散文写作技巧的总结和论述。因为它们是针对特定的青年文学爱好者在散文创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来写的，因此必须紧密联系他们的创作实践，学术性并不强。我在大学里曾经担任过写作教学，一直认为：要教学生写作，首先自己必须能写作，因此我坚持创作，尤其是散文创作的实践，以此体验写作的滋味，知道哪里要用力，关节点在何方，难点在哪里？这样我的散文写作技巧的总结和论述，尽量能针对青年在散文写作中的苦恼和遇到的问题加以论述，尤其对散文创作的关节点和难点，花力气进行论述，决不放空炮，具有可操作性，努力为青年创作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尤其是《散文天地》和《散文写作十讲》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

第五卷是报告文学研究，收录报告文学论稿，辑录了我从2002年到2010年的报告文学论文，计四篇。这四篇论文，标志了我的报告文学研究的转折和飞跃。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独领风骚，成为社会改革的报春鸟，人们怀着极大的敬意阅读报告文学，对它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但是后来报告文学的创作发展愈来愈令人失望，报告文学创作和研究同步实现了甜蜜化的蜕变，我只能把眼睛闭起来。但是，我的良心还是促使了我睁开眼睛，吆喝了几声。这四篇论文，就是我的吆喝之作，也是我的无奈之作。因为无奈，对它们特别珍爱。我要让世人知道，在甜蜜的报告文学的研究中，还有这样的一点刺耳的声音。它固然势单力薄，但是它毕竟是我自己的声音。由于对它们特别珍爱，所以这本文集破例没有以时间来排列，把这四篇论文放置到前面。《报告文学随谈》原由花城出版社1984年出版，由我和张晓林、张德明合著，其中《从报告文学的特点谈起》和《报告文学的采访艺术》是张德明所写，《报告文学作者的修养》是张晓林所写，其余均为我所写。《报告文学春秋》原由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出版。另外，还收入了和叶葆华合作的关于报告文学写作研究一文。

第六卷和第七卷是文学论稿。其中第六卷辑录了我从1986年到2012年的文学评论，包括散文评论和文学评论两部分。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中间破例收入了一篇没有发表过的文章《告别上帝》。在我的散文研究中，对这篇文章我特别重视，并不是它有多么伟大，而是因为它是我的散文研究生涯中的姿态转折的标志。它写于1989年，时任《文汇月刊》编辑的刘绪源对我约稿，希望我能对杨朔、刘白羽和秦牧的散文进行评论。当时文坛上还是把这三位的散文奉若神明，他已经约过两位学人来写，都不满意。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写了这篇论文。寄给刘绪源后，不久，他来函，高度赞扬和肯定了这篇文章，并立刻发排了，把清样寄给了我。但是“六四”后，《文汇月刊》停刊了。刘绪源把这篇文章的样稿寄给我，让我留作纪念。这次编文集时，本想把刘对这篇文章的评价的信也收入，因为多次搬家，找不到他的原信，十分遗憾。刘绪源也是我的研究散文的知己，他钟情散文，尤其对周作人的散文有独特见解。我们相见，不需客套，可以直接对当今散文研究进行批判。快哉！

第七卷收录三部分文章。第一部分是文学鉴赏，包括诗词鉴赏、散文鉴赏和儿童文学鉴赏；第二部分是序文总汇；第三部分是写作研究，中间收录了论著《悬念的技巧》，原由花城出版社1988年出版。

第八卷是散文创作。收录长篇散文《南溪水》，发表在《钟山》2012年第2期。这篇散文是对我的家族和亲人的倾诉，写的是我家和我前三十年的小历史。文中以童养媳、姐姐、嫂嫂、爸爸和妈妈之死，作为贯串全文的主线，他们每个人是一个历史时段的标识。我写这篇散文是当作历史来写的。对他们的悼念，也是对这段历史的悼念。本集同时收录散文集《从姑苏到台北》，原由台湾大地出版社2001年出版。同时又将历年来没有结集出版的散文以《行行重行行》、《与你有缘》、《烦恼丝》和《乡音》为名，收录进集内。本卷收六篇附录：一是孙绍振对我的散文研究的评论，他在散文研究领域里很有成就，正是这个原因，他深知我研究的艰难，于是对我颇多鼓励。他的鼓励一直在激励我前进。二是蔡江珍对我《南溪水》的评论。三是裴秋秋写我的特写。四是任宣平写我的特写。五是张颖整理的我的学术年表。六是评论和研究我的作品目录。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对我的著作予以评论的还有陈晓明、谢有顺、徐宗文、王光东、陈辽、王尧、丁晓原、王晖、范伟、徐国源、萧玉华、吴辉、文波、张立新、周玉宁、张宗刚、徐宁、石峤、陈小碧、丁佳蒙、毛乐耕等，借文集出版之际，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在我的学术研究生涯中，我还主编和编辑了一些其他著作。有《写作教程》、《写作艺术示例》、《文学写作教程》、《散文的春天》、《师陀散文选集》、《汪曾祺散文选集》、《贾平凹散文选集》、《中外典故引用辞典》、《中国散文通典》、《古今不信神的故事》、《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四卷)、《苏州作家研究》(九卷)和《当代青春散文精选系列》等。其中有些著作还获得了奖励，如《师陀散文选集》获首届中国图书奖，《写作教程》获中国写作学会的优秀成果一等奖，《贾平凹散文选集》、《汪曾祺散文选集》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中国散文通典》获中国辞书二等奖，《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四卷)获江苏第九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对于以主编制的集体编写组形式进行研究和撰稿，我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等，都是学术性著作中的精品。但是当我参与主编后，才知道以主编制的集体编写组形式进行研究和撰稿，不一定能产生学术性著作的精品。一是参与的编写人员如果没有学术水平，或者有学术水平但是没有责任心，二是主编是个类似包工头的人，没有统领学术大局的本领，这些都会影响到著作的质量。所以我的体会，尽量少参与以主编制的集体编写组形式进行研究和撰稿活动，不管是当主编，还是作一般编写人员，常常会吃力不讨好。主要原因很简单：不自由！

回顾自己的治学历程，一直是在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中挣扎着前进的。我是文革的幸存者，我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结构都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尤其在研究的起步阶段，我撰写的散文研究论文，不像现在那样讲究学术规范，是凭着自己对作品的心灵感应，向前摸索，就像“瞎子摸大象”那样，把自己摸到的“大象”的局部显现出来。因为这些“大象”的局部是我自己摸到的，所以尽管现在看来，是那样微不足道，我还是把它收进文集。散文研究一直是被人们遗忘的角落，我寄希望于明天。我相信，散文研究的明天一定是百花争妍！

获得自由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也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几起几落的人生历程，归根结底一句话：一切要靠自己。我生于草根，没有显赫的背景，唯有靠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没有作品的我，将什么都不是。我的八卷文集，记录了我的历程和印痕，也是中国转型时期的我的真实的存在。它是我的精神家园，里面种植的是我辛勤灌溉出来的各式各样的花草。

文集的出版，得到了省市有关领导梁勇、范小青、缪学为以及朱建华的关怀和支持，江苏教育出版社社长顾华明，以及有关责任编辑对文集倾力支持，精心制作，在这里表示衷心感谢。

夫人冯坤娣在我的治学道路上，一直自封为是我的“忠实的精神赞助商”。风雨五十年，不离不弃。在我最困难时，被造反派幽囚整整一年半，她独立挑起了抚养两个孩子的重任。这个温暖的后方，使我能全力以赴地进行散文研究。文集也凝聚了她的心血。某种意义上说，她也是文集的作者。  为文集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陈龙、何庆华、张颖、朱红梅、周国红以及宋桂友等，我也一并在此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