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辛亥，一纸沧桑。作者张冠生从1911年辛亥革命那年以来，到2010年，每年取来一本书细读，百篇墨迹汇成年轮，勾连民国与共和国，传统与当下，故人与新知。《纸年轮》中史料丰富，读来多有趣味，时笑时叹，笔调质朴谦逊，向书后的鲜活生命投去诚意与敬意。作者是学者，也是读者，寻书读书心情与你并无二致。穿过烟雨，与书相遇，是爱书人之大愉悦。

本书适合爱书人，喜欢人文社科思想读物，对现代社会与历史传承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本书是由张冠生编著的《纸年轮》。《纸年轮》的内容提要如下：

一个普通读者，以淳朴心情，在寻常可遇的读物中，从辛亥革命那年起，作了一次年轮式阅读。百年烟雨里的百种读物，书里书外的千字短文，渐聚成纸上年轮。

“轮”中之书，有名著，如《宽容》、《傅雷家书》，也有教材、课本，有政治，如毛、邓著述，也有经济；有战争，如《第三帝国的兴亡》，也有和平；有歌颂，如《中国》，也有批判，如《娱乐至死》；有民国初年的《新修身》，也有新出不久的《荒废集》……不拘一格，随遇而读，如年轮之成，不规则，却自然，真实体现出了阅读的平民性质，如作者在序中所言，“原是每个读过书、写过作文的人都不难做的”。

书中文字质朴，史料丰富，时见精彩。书影则匠心独运，蕴涵丰厚，味道绵长。

自序 一个人的纪念 / 张冠生

甲辑 一九一〇年代

1911年(辛亥)：《少年》杂志

十四岁的费孝通见自己的文章发表于《少年》杂志，“突然惊呼起来，一时不知所措”。

1912年(壬子)：《中华初等尺牍》

那时还是文言。如今的孩子中，能这样运用文言的，恐怕是凤毛麟角了。

1913年(癸丑)：《法意》

蔡元培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

1914年(甲寅)：《中等国文典》

据说，章士钊先生最早为汉语引进“词”的概念和术语。

1915年(乙卯)：《作文法》

“文章如佛像之庄严，而无跳梁之为患。”如此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916年(丙辰)：《袁世凯轶事续录》

“中华民国初建，四方鼎沸，众派纷争，具有统一能力者，中外皆推项城。”

1917年(丁巳)：《共和女界新尺牍》

一个女性的家居忧乐及所思所行，是其有志向、有能力走向社会并推动变革的明证。

1918年(戊午)：《新修身》

识字渐多，始能阅读，初有理解能力，此时的品行熏陶将留下终生的心灵底色。

1919年(己未)：《短篇小说》

“世界的生活竞争一天忙似一天，时间越宝贵了，文学也不能不讲究‘经济’。”

乙辑 一九二〇年代

1920年(庚申)：《亚里斯多德》

面对着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自己对其中任何一科的知识储备都远远不够。

1921年(辛酉)：《清代学术概论》

“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

1922年(壬戌)：《中国地理沿革图》

时局介绍，格局观察，变局分析，大局判断，无不精心安排。

1923年(癸亥)：《中国关税问题》

“中国经济学社”据说是我国最早的一个全国性经济学术研究群众团体。

1924年(甲子)：《汉书艺文志讲疏》

能跟在一位学养丰厚的读者之后，待有了高人手泽再行开卷，算得上有福。

1925年(乙丑)：《史推拉》

“文章的美婉流丽，情节的哀婉悱恻，真不愧为世界文坛上第一流作家的手笔。”

1926年(丙寅)：《古史辨》

要有真实的哲学，只有先从科学做起，大家择取了一小部分的学问而努力。

1927年(丁卯)：《社会论》

作者对“劳动阶级”表示敬意，称“改造社会之职务将必归于劳动阶级者”。

1928年(戊辰)：《读书堂西征随笔》

在北京旧书店见到这本书，扉页钤有“周一良所藏书”、“毕竟是书生”两印章。

1929年(己巳)：《理想国》

苏格拉底认为，“不正义的人生活总要比正义的人过得好，是个严重问题”。

丙辑 一九三〇年代

1930年(庚午)：《进步与贫困》

“发财的阶级更发财；穷困的阶级更依赖；……社会上的贫富之隔日见显著。”

1931年(辛未)：《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进化论是达尔文的蛋，孵化它的就是赫胥黎。”

1932年(壬申)：《历史哲学纲要》

“从前人们的目光瞥向神圣的东西，现在是过于执着于世俗事务了。”

1933年(癸酉)：《诸子概论》

“先生卒后，迄今六十余年，其人已为世所久忘，其书亦罕见其全貌。”

1934年(甲戌)：《欧洲近古史》

“从历史长期趋势看，总是人道、正义、自由、理性取得最终胜利。”

1935年(乙亥)：《达尔文》

为观察鸟兽行迹，有过“诸幼松鼠竟走至其背上及腿上，其母在树上惊吠”的奇遇。

1936年(丙子)：《八贤手札》

“先大夫据案起草，动辄盈尺；诸名贤书札往还，日或数十百通。盈积箱簏。”

1937年(丁丑)：《战后国际政治条约集》

想着这些文字的起草、修改、定稿、签署、翻译、传播是如何不易，心生感动。

1938年(戊寅)：《全民族战争论》

张君劢曾在英国、法国、德国之间穿梭，观察延续了四年的欧洲战场。

1939年(己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

在物质上掠夺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丁辑 一九四〇年代

1940年(庚辰)：《辅仁大学体育竞技运动手册》

该校的历史转换直接对应于中国当代政治史上诸多重大事件，大有意味。

1941年(辛巳)：《在世界之顶上》

“他们非常淳朴，重视美德，在人际关系方面有很高的文明程度。”

1942年(壬午)：《家庭教育》

“儿童终日处于家庭环境之中，其一切学习，几乎全靠家庭环境所给予之刺激。”

1943年(癸未)：《中国史话》

一本写给饥渴于民族历史知识的广大的劳苦群众或初学者阅读的常识书。

1944年(甲申)：《列宁底母亲》

乌里杨诺娃让书房的阅读通向日常生活，让孩子们的心灵趋向书房里的思想阳光。

1945年(乙酉)：《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

这类史料，现在按照记载抄录，不难。当时要按史实详细记录在案，不易。

1946年(丙戌)：《南侨回忆录》

“中国境内任人翻印发售，但切勿增减改易及运销南洋，因此方面版权保留。”

1947年(丁亥)：《罗曼·罗兰传》

“俄罗斯这个伟大心灵的光焰照亮了大地，是照亮我们青年时期的最纯洁光芒。”

1948年(戊子)：《政学罪言》

“即使销路如此好，也还是赔的……事情真不好办！真是太难办了！”

1949年(己丑)：《列宁生平事业简史》

“那种使全体听众倾服的特别力量，简直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

戊辑 一九五〇年代

1950年(庚寅)：《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当时顶级的职业革命家有兴趣研究学术专业问题，还有工夫和青年人讨论。

1951年(辛卯)：《毛泽东选集》

“起初大家非常紧张，有的简直不敢下手，一动就怕出错。”

1952年(壬辰)：《绞刑架下的报告》

“人类在走向进步的路上已经经历了几千座牢房？还要经历几千座牢房？”

1953年(癸巳)：《红楼梦》

那年与顾颉刚讨论红学的往来书札，成了俞平伯的“消夏神方”。

1954年(甲午)：《欧根·奥涅金》

查良铮的满脸阳光与奥涅金的浑身忧郁反差实在太大，居然就相遇了。

1955年(乙未)：《胡适思想批判》

毛泽东说：“到21世纪再研究恢复胡适名誉的问题吧。”

1956年(丙申)：《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1955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

1957年(丁酉)：《毁灭》

“我很愉快地摆脱这个丑恶的社会，有如离开向我泼卑鄙、谎言和诽谤脏水的世间。”

1958年(戊戌)：《鲁迅全集》

把所有射过来的箭统统接过来，攥在手里，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

1959年(己亥)：《中国》

为编辑《中国》，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北京的印刷力量全部动员起来，由上海抽调技术工人来协助。

己辑 一九六〇年代

1960年(庚子)：《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前人都已思考过，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重新思考。

1961年(辛丑)：《红岩》

撕下红花被面，找来黄草纸刻出五角星，留下剩饭粒，粘成了五星红旗。

1962年(壬寅)：《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

“正义感、书卷气、对大自然的热爱、谦虚和腼腆、果断和直率。”

1963年(癸卯)：《亭子间里》

“一切伟大的作品，差不多都是社会和人物的勤恳的观察的成果。”

1964年(甲辰)：《南斯拉夫大事记(1945—1963)》

半个世纪前的“铁托主义”，是欧洲出现的南斯拉夫特色社会主义。

1965年(乙巳)：《王杰日记》

为求表扬而做假的细节没被删去，也许很偶然，却保留下非常重要的历史真相。

1966年(丙午)：《中国地图册》

孔夫子旧书网上说该图册为“文革版《中国地图册》”，这说法并不确切。

1967年(丁未)：《毛主席语录》

台湾版《毛泽东语录》出版后热销，扉页上印着“献给对这个世界还有梦想的人”。

1968年(戊申)：《鲁迅诗注》

鲁迅讲课，经常逗得哄堂大笑。有位北大学生听他的课，笑得受不了。

1969年(己酉)：《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苏联青年们的想法也就是进大学，就高职，拿高薪，娶个漂亮的老婆。”

庚辑 一九七〇年代

1970年(庚戌)：《常用药物手册》

那几年，为儿子买书寄书，成了叶圣陶老先生经常的功课。

1971年(辛亥)：《柳文指要》

尚在手稿阶段，毛泽东就一读再读，可见他对《柳文指要》的看重。

1972年(壬子)：《多雪的冬天》

人类的冲突、忧伤、烦恼，在森林庄严肃穆、亘古长存的气氛中足以被化解。

1973年(癸丑)：《落角》

以前看过的苏联小说，书名没有费解的。这本《落角》是个例外。

1974年(甲寅)：《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

第三帝国覆灭之后被缴获的纳粹档案，仅属于其外交部的就有四百八十五吨。

1975年(乙卯)：《福特言论选集》

“穿过这个幅员辽阔的土地，这种感到一个巨人在动、一条龙在走的感觉促使我们深思。”

1976年(丙辰)：《只有一个地球》

来自五十八个国家的一百五十二位“通讯顾问委员会名单”上，没有一个中国人。

1977年(丁巳)：《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

“一位英俊潇洒、有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的伟人，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总理大臣。”

1978年(戊午)：《哥德巴赫猜想》

知识分子第一次成为报告文学的主角，产生了非常广泛和强烈的社会影响。

1979年(己未)：《西行漫记》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

辛辑 一九八〇年代

1980年(庚申)：《围城》

写的是社会之一部分，人类之一群体，背景上浮动着世道人心的退化。

1981年(辛酉)：《傅雷家书》

“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

1982年(壬戌)：《世界史纲》

为什么沙皇帝国会像梦一般地消逝了呢？为什么君士坦丁堡在世界上这样重要？

1983年(癸亥)：《第三次浪潮》

一个刚刚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听到了描述社会形态的非政治化概念。

1984年(甲子)：《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

“第三世界一味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已使争取发展的努力走上歧途。”

1985年(乙丑)：《宽容》

“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

1986年(丙寅)：《江村经济》

“作者的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

1987年(丁卯)：《随想录》

“有话不说，将骨头全吞在肚里化掉，我并无这种本领。经常有个声音催促我：‘写吧！’”

1988年(戊辰)：《山坳上的中国》

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现在的高级技工。

1989年(己巳)：《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

“现在是我们卧薪尝胆的时候，而不是高唱赞歌、大摆宴席庆功叫好的时候！”

壬辑 一九九〇年代

1990年(庚午)：《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

这里发生了“新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波及面最广、涉及人数最多的群众运动”。

1991年(辛未)：《人文类型》

这本书的作者和译者，是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同门弟子中的首尾两人。

1992年(壬申)：《吴宓与陈寅恪》

半个世纪的深厚交谊中，留意录存并研究陈寅恪的诗作已成吴宓一个习惯。

1993年(癸酉)：《邓小平文选》

审定这本书的最后一批文稿时，邓小平用“大功告成”表达自己的快慰。

1994年(甲戌)：《顾准文集》

他想的问题过于不合时宜，表现出那个混乱年代极为罕见的清醒和勇气。

1995年(乙亥)：《陈寅恪的最后20年》

视力正常的许多学者“闭着眼睛”，倒是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看得清楚。

1996年(丙子)：《老照片》

中国的记史传统何其悠久？百姓能走上历史前台，进入史籍，难得一见。

1997年(丁丑)：《历劫终教志不灰》

垂暮之年，顾先生抖着手留下一个题目：“我怎样度过这风雨飘摇的九十年？”

1998年(戊寅)：《徐铸成回忆录》

近年写回忆录的人越来越多，徐氏所说，会是许多著名知识分子的共同期待。

1999年(己卯)：《中和位育》

1932年，潘先生说：教育如不能使人安其所，遂其生，那叫办学，不叫教育。

癸辑 二〇〇〇年代

2000年(庚辰)：《世纪学人自述》

他们的故事，会“构成一幅20世纪中国学术史和知识分子命运的全景图”。

2001年(辛巳)：《20世纪的书》

在这个历史现场，以十年为一个断面，能同时看到十个累积层的百年叠加。

2002年(壬午)：《我向总理说实话》

他上书总理，陈明农民之苦，农村之穷，是为农民争取同等国民待遇而仗义执言。

2003年(癸未)：《胡风三十万言书》

胡风在每个时期都留有红色篇章。“三十万言书”应是他一贯立场和主张的逻辑延伸。

2004年(甲申)：《娱乐至死》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

2005年(乙酉)：《我最宝贵的》

六十余个来自社会底层的故事中，主题是上学、读书、识字、书写的有十个。

2006年(丙戌)：《这个世界会好吗》

三十年前梁先生的十余次长谈，终于可以逐字逐句不作任何修饰和增删地全本出版了。

2007年(丁亥)：《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

国家像一个人一样，是否被人尊重，不在块头和蛮力大小，而在是否具备美德。

2008年(戊子)：《见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口述历史》

“那些人真是放屁！”这么见性情的语言，若不是借助口述方式，很难保留下来。

2009年(己丑)：：《荒废集》

“无人喝止，自亦无人当真。此可庆幸，亦足堪沮丧。”

2010年(庚寅)：《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

辛亥革命已百年，还有多少老大帝国的因袭？作者善意提示，我们确该深思。

代跋 《纸年轮》摄影手记 / 沈继

《袁世凯轶事续录》

见到这本书，最先想到的是此前会有一本《袁世凯轶事录》，只是迄今无缘得见。如果真的有，作者大概会是同一人。这本“续录”，版权页上署名为“编辑者野史氏”，这个名字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趼人的一个笔名相同，也该是同一人吧。

《袁世凯轶事续录》一书所收第一幅照片，是“小站练兵时之袁世凯”。袁站在高处，位于图片中央，一身戎装，回望镜头。其身旁有人手执帅旗，有人似在望远。这一场面，无疑是袁世凯当年小站督练新建陆军的一个瞬间。

百多年后，为做袁家往事的口述实录，曾随一位袁家后贤走到小站练兵之地。眼看满地荒草，石轮横躺，一派沉寂，遥想当年车辚辚马萧萧，有时空错位之感。在清军编练现代化拉开序幕的地点，金戈铁马气息连一丝也没有了。如今看见这幅照片，似又稍稍能回过神来。史迹虽已杳然，毕竟上演过“气吞万里如虎”的活剧。

自从知道袁世凯这个名字，听到的，读到的，基本上是个历史的丑角形象。毕竟历史上有段时间，意识形态是扭曲变形的，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甚至是癫狂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指望对历史人物有客观评价。后来有个说法，“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回来”，意思是恢复历史原貌。

读读这本“续录”，可知当时对袁世凯并不一味作负面描写。虽首页即说其“少时……在金陵，日与无赖少年游，酗酒纵博，意气自豪”，像个小恶霸，次页又说他在课堂上与塾师为难，其文字也庸劣肤浅，但老师写下“一两三点不成雨”一句而苦无下旬时，袁世凯立出“东南西面皆有风”一句，令“师为之惊叹不已”。

野史氏对袁的文字相当留意，收有其“祭李文忠文”。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病逝，袁世凯接任。野史氏说：“项城亲为人祭之。文字殊不雅驯，然项城不肯请他人捉刀，以为非如此不足表敬爱之忱也。”

袁的祭文为四言，说到李的事功，日：“手平匪乱，朽拉枯摧。邻邦握手，敦睦无猜。我公之政，游刃恢恢。我公之德，山岳巍巍。出将人相，振外耀中。湘乡并驾，他人难同。天佑我朝，生此巨公。中兴伟业，青史奇功……”

袁世凯当然知道，若找人代笔，会有更好的文字流传后世。但他宁肯“殊不雅驯”，也由自己书写。在代笔成风的官场顶层，已算是诚实无欺、值得称道了。

见过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熊希龄的一幅题词，说的正是袁世凯。“中华民国初建，四方鼎沸，众派纷争，具有统一能力者，中外皆推项城。以其地位、经验与才量，可称为适当人物也”。也见过继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的一幅题词，赞袁世凯“进退成规矩，从容若龙虎，其气象足以安民，其精神足以立武”。、

这一类史料，目前可以越来越多地见到了。一个历史人物，有从更多角度和侧面记录、描述其生平、事功的文字，对如实了解、客观评价他，总是有益。

《共和女界新尺牍》

“女界”这个词，现在不大见得到了，连《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都未收。清末民初那段时间，中国媒体上常说这个话题。1903年，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了一本《女界钟》，倡导男女平等，主张婚姻自由，敦促妇女教育，呼吁妇女参政，产生了震动性的社会影响。《女界共和新尺牍》这样的书，应该就是响应妇女教育的人士之作。

“新尺牍”编者为“萧山孔宪彭”，孔氏宗亲网上介绍他参与编纂过《孔氏宗谱》，孔夫子旧书网上有其多部著述，如《中华民国最新字典》、《共和新尺牍》、《共和新论说启蒙》、《初学论说必读》等，看来是民国初年比较活跃的一位作者。

书中设有多种收信人角色。亲族之间，诸如叔侄、姐妹、亲家、夫妻、母女、姑嫂、表亲等。亲族之外，如朋友、同学、师长及陌生人等。另有公文类的推荐书、筹款书、婚礼祝贺书、劝娼从良书、劝僧还俗书，等等，都照顾到称谓、格式、敬语、谦辞、落款等。如今读这类文言书信，觉得老气横秋，在当时已属“新尺牍”了。

初读其文字，以为是作者模拟编写。读到“女士参政同盟会代表”贺章太炎、汤国黎结婚书，又觉得像是对成品的选编实录。如是，则该书不仅有模本的使用参考之用，更有史料价值。

例如，署名“汉英”的一位女士写给其伯母、叔母的信，说到自己的生活，其郁闷、快慰、心愿当中，都可窥见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与需求。

其郁闷处，是她“幼年惟知入校读书，他非所长”。结婚后，丈夫家的女孩都擅长纺织，“乙乙之声通宵达旦”，她在校所学无从参与。

其快慰处，是她发愿组织一个女子学艺会，“以我之文字易彼之手工”，得大家赞成。遂“上午讲诵，下午纺织，颇有成效”。

至于其心愿，是她发现改良纺织的阻力极大，“且纱昂布贱，获利甚薄。意欲撇去旧法，而别开新面”。她想起伯母、叔母平时所织之布，“有各种花样，灵巧雅致，鲜艳夺目，拟请尊驾传授”。由此，一个女性的家居家事、所忧所乐、所思所行，很自然地接通了学校教育、家庭副业、纺织改良、社会变革、新旧交替等题目，大有意味可品，且是女性有志向、有能力走向社会并推动社会变革的明证。

“汉英”可以代表的这类进步女性，很可能都读过《女界钟》一书，至少受到过该书的影响。这本被柳亚子称为“女界黑暗狱之光线，女界革命军之前驱，女界爆裂丸之引电”的激进革命之书，是中国近代鼓吹女权的第一本，对此后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更成为流传广泛的一时名句。

《女界钟》的三篇序言，作者都是女性。她们的序文是大写的“女界新尺牍”，写给了全体姐妹，写给了全社会，写出了黑暗中的缕缕光明。正是有这样的优秀女性，书中才有如此的赞颂：“善女子，汝之眼慧眼也，汝之腕敏腕也，汝之情热情也，汝之心肠悲悯之心肠也……汝之身天赋人权、完全高尚、神圣不可侵犯之身也……吾国民望之久矣！禽名精卫，终填海其有时；虹号美人，看冲天而一起。”

P25-29

一个人的纪念

读更多的书，知道更多的事和人，看到更远的地方和时代

一

父母花钱让我上学，老师费心思教我认字，大概始于五十年前。

认得些字，能读书了，眼界就开了。文字里边，有远方的事，比如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就职演说里说了什么；也有远古的事，比如春秋时钟子期和俞伯牙是怎样的知音。

华盛顿的第一句话是“人生在世难免经历种种忧患沉浮”。

钟子期去世后，俞伯牙破琴绝弦，不指望再有人能懂自己的心事。

总统也有寻常悲欢，贤良名士也不愿孤独。这样的心情让一般读者感到亲切，读而有感，有悟，有共鸣，会让人想读更多的书，知道更多的事和人，看到更远的地方和时代。

二

一个美国学者说，想把一段历史看清楚，说出道理，需要放到更长的历史背景上。他确定的时间段落是五百年。一个中国教授主张，中国人把自己的文化传统来个全盘清理，为全人类好好相处贡献思想资源。他说的时空场合是五千年。

大学问家眼界本就开阔，学问又需要，读书很多，看得也高远。我属普通读者，无心于学问，无力于学业，无缘于学术，看书不是职业需要，随意得很。

最该读书的年纪碰上“文革”，书不是封了，就是禁了，或是烧了。后来下乡，偶尔有书传到手上，像是雁过，刚看一眼就远了。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入校求学，才算开始有点像样的阅读。起步晚，起点低，自然读的不多，看得不远。

三

2008年底，我曾去深圳参加“30年30本书”文史类优秀读物评选，现场感受很强烈。想懂点书，多少要懂点这个时代。评选三十年的书，大体要理解这三十年。要理解这三十年，至少要看六十年。这六十年也有来处，远的先不说，百年吧。

那一刻，意识到，自己从小到大的精神滋养，大概主要得益于这百年中国的思想激荡、社会变迁和文史读物。没有这些，就没有我的如今。

应有个纪念仪式。不是一群人的纪念，是一个人的纪念；不是广场仪式，是内心仪式。

纪念父母让我上学，老师教我认字，让我有阅读能力。纪念著书立说人和出版者的心血劳作，惠我读及百年。纪念辛亥革命搅动百年历史风云，使我看到并感受家国顺逆沉浮。

四

纪念仪式是一次年轮式的阅读。在百年间出版物中每年找出一本，读一读，作点笔记。

以1949年为原点向两边延伸。一边是“新中国”的书，一边上溯“民国版”。“新中国”在家可基本找齐，“民国版”太缺，多数要去跑旧书店、旧书摊了。

脚力不足，呼援于朋友。小朋友帮助找到了《少年》杂志创刊号，老朋友帮助借来了《法意》，深圳朋友慷慨出借，任我在他们书房翻腾。

逐渐聚拢的天南地北百种书，各有命运。如今聚在家里，是人海中一个寻常人和书海中一些寻常书的偶然相遇。既遇上，诚相待，看几页，写几行，原是每个读过书、写过作文的人都不难做的。几天前，一位农民工朋友来还书，看见他捧着书的样子就想，如果他来读这些书，可能比我读得更好。他比我阅读愿望更强烈，心地也比我单纯明净。

就算是我先替他试试吧。借助这次阅读，纪念自己识字念书五十年，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以感谢父母生养，感谢老师启蒙，感谢百年时光中的思想甘霖。

2010年3月9日

于京西北厢黄旗

《纸年轮》摄影手记

那天，在冠生兄书桌的屏幕前读了《纸年轮》自序，被那谦诚位育的神态所打动。语言背后的人格，竟有如此的魅力呵。他曾嘱我写后记，我不敢当。回家路上，一直想着他，并以为自己的那点水分，能配合拍摄他“挖掘”出的上百册书籍已是幸运，哪里还要凑出什么文字来捣乱。我这样弄通后，心安了。

我不适应屏幕阅读方式，加之最近一年多视力的极度退化，对所谓“电子版”不免排斥。但，奇怪的，面对《纸年轮》，整整三天，兴奋、警醒、淋漓、叹息、沉默、折服，一再地想握作者的手，拥抱作者厚实的背膀——在种种复杂感受的阅读中度过了“百年”。

不知不觉，忘记了阅读方式的差异。还想再接着点看，没了。

怎么能没了呢？！

噢，原来2011年和以后的年轮还没有生成呢。这时候，我似乎才从完全沉人的阅读状态中醒过来。

这次阅读，让我更从心里贴近了他。

感激作者，将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心忧天下的思索见识，融粹在《纸年轮》里。犀利的指向，正中了今日中国广瀚土地和亿万众生的巨大忧患。历史就是今天。在前人思想过的地方，重新和继续思想，才会生出烛照现实的思想之光。

在无思想流行的今天，在似乎什么都可以拿钱买到的今天，我们真的缺少思想、质疑的思想。

现在，《纸年轮》给我们送来了。看看我们有没有好牙齿和好胃口来消化。

通过阅读，看出了作者以他真正相信的那些人的“正义感、书卷气、对大自然的热爱、谦虚地腼腆、果断和直率”从事这本书的写作。从辛亥革命以来每年的出版物中，作者就其所遇，择出一本，尝试述其往、明其理、振其志、通其思。这件事，他本有条件借助官方寻书途径，却把自己设定为街巷间一寻常读者，在家里找，去旧书店淘，去朋友处借，一本本积累。借着书，我们拜访了思想的先贤，祭奠了牺牲的志士，探询了不屈的冤魂，看望了朴实的农人……借着书，我们又结识了诸多的出版人、主笔、编辑、作者。天南地北的购书人，阅读者，还有图书馆，资料室，扉页上的印章，书眉上的批注……上纠下牵，作者让我们体验的，更是良知不泯追思不舍的民间力量及它永不停歇的涌动。这，又何止百年？用他的话说：百年有个来处。来处，不是更广袤的年轮格局么？

作者将这金、银、铜、铁、锡，熔成一炉，将本来无牵无挂、实则有趣有味的书贯通一起，带着沉甸甸又心平气和的话语缓缓道出。让人入境，也让人警醒。

他，真用了心思。

读毕书稿，找不到“我”字。作者把他的我忘了。“忘我”了。

真让我钦佩。百年纵横的字里行间，一团浩然之气扑面而来，向人们报告着真理怎样艰难诞生又怎样艰难成长的消息。

幸运的我，不光是能读到《纸年轮》书稿，更幸运的，是配合冠生兄一起拍摄书稿涉及的书籍。作为插图，放在文字的边上，以示年轮苍古的线条和肌理。绒面黑布，浅灰土色、编织感较强的粗亚麻布，白布，作拍摄背景。这样不会对书籍的形象色彩有一点儿干扰，保持着它应该有的静穆、朴素、坚稳、清白、单纯、恒久。

我们借助大自然的赐予，把要拍的书籍摆放成和窗外投来的微光近乎180度的角度，用完全的侧光来拍摄。那束光，那随之伴来的投影，让我们再看那纸质的书籍——惊讶了。

在镜头里，看到了我们不曾看见不曾感知的那纸页上一个个波浪般的起伏。那是造纸的纤维？是捣碎熬烂的稻禾竹丝？是纸厂捞浆的筛网纹络？……

微光和投影让我们发现了更多不曾体贴到的书中风景、纸上细节。

黑墨印字在纸上留下凹的深沟，是凹的沟呵；经岁月经读者的长久翻阅扬起的纸毛，留下的卷角，皴皱，划痕，破损，折裂……还有水渍和虫蚀的洞孔。还有书主的署名，藏书章，及钢印大迹……这些就像被显微镜、显影液、望远镜拉到了眼皮底下，它们从历史的尘封中走了出来。噢，竟是如此模样！书籍，从书稿到编辑，到印出，到辗转在不同读者不同环境，它们一直生活着，日日夜夜经受着岁月的磨洗，伴着读它的人们。

拍摄的兴奋，更来自意想不到出现的景象。比如《南斯拉夫大事记》，封面卷角本身的投影，落在它自己的封面上，影子竟变成了一座兀起坚伟的铁屋，与书里论述的铁托，真是别有象征。几个不同版本的《傅雷家书》，支搭成了大写的人字，下面的黑布宛如起伏郁重、多灾多难的旷野乡土，清节高傲的殉难者成了高山仰止的境界，让人动容。再看，尤利乌斯·伏契克的封面，被阅读者弄上了斑斑驳驳的红墨水，浸在伏契克头像的周边，宛如烈士撒下的鲜血。这简直比书籍的设计还要设计！我和冠生弄不清这发生的底里，却不犹豫地一一收入镜头。

后来，冠生将一本被时光残蚀得极厉害的线装刻板书翻卷起来，露出无数纸页边缘的起伏参差，露出了无数纸页间深邃半透明的空隙。这一状貌让我获得了大惊喜……噢！真是纸的年轮！这，正合于书稿的题目。我们来了神儿，对那残本书又翻又卷，拍了正面拍侧面，歪着拍，竖着拍，站到凳子上拍，拍疯了。您想想，几天拍摄到最后，竟恰巧碰上了和书名相吻相合的意外画面，谁不疯？！谁不称一个妙？！

书，百多本，里面装着伟大的思想，还装着作者、出版家、阅读者，装着岁月风尘，大自然的微光和投影洒在它上面，暗示着不能被遮蔽的真理辉光。这一切，都备齐了，都一丝不差地安安稳稳站立在那里，等待着。

我们感激，感谢，感恩由书带来的一切。

接下来，不知道作者怎么想，我的感受是，这部书虽说完成了，却没有完结。要继续著作下去，写作体例文本的价值要弥漫开去。

因为，这的确是一件值得延续下去的极有价值的事——它从一个深具厚度的侧面，反映的不止是出版界，不止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文明沉浮，而是映照了更为丰富的世界性历史文明的进程和深刻教训。

2010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太阳怎样再度升起？丧钟又为谁而鸣？……只要作者生命不断延续，纸年轮就不断延续。甚至不称“年轮”，而称“季轮”、“月轮”、“日轮”，即从每一季度、每一月份甚或每一天的广瀚书籍中择一本书而取其精粹辨析推举，何不可？！这样会呈现出人世间更为丰饶错杂惊心动魄的一个个独具的真实，留下那不被任意涂抹的面孔。

若能由《纸年轮》溯流而上，接近源头地汲取人类文明思想的营养——即1911年往前的年轮，则可以推衍到更早更多更为丰饶的历史中，让国人(受够了谎言和欺骗所编的中国史和世界史)通过作者深入浅出又谆谆厚道的智慧之语明白昨天今日的生活。这样，《纸年轮》的现代版(1911——2010)就纳入历史的长河而被审视了。

在所有向后、向前、向里续编的过程中(我给它一个乐观的年数吧：向后四十年，溯往八百年)，根据政治文明宽容程度的变化演进和出版钳制的松动，在每一年的一本书上予以调整和更添。极必要者，才调整。调整，也不是去掉原来，只是附录上一本最能揭示那一年发生大事的那本书的推荐、解析就是了。这样，会使纸年轮与历史进程的脚步声、节奏和温度更为贴近，更为真切。

我如上随意说说提个建议，容易得很；但对于作者的实施，却可能是一件耗尽后半生的大事了。也许，有的人正是为一大事而来，谁说不是呢？也许，他早有比这事更合于他才华和写作方式的大事？我的确不知道了。但，我又想，为什么让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他一人肩上呢？他已经担当不少了。他的“纸年轮”更像是一件范本的创造，其他人不是可以勾画其他领域的“年轮”么？在《纸年轮》的劳作中，冠生兄所以把自己设定为街巷间的寻常读者，不借助任何特殊条件，就是在试着做他认定的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可以做出的事。他这样记录自己和书的相遇，是想告诉更多人：只要想，只要稍稍坚持，大多数人都可以这样和书相遇。《纸年轮》浓缩了作者的一段阅读史，我由此看出了他内心更为广阔——倘人人写出自己的历史，才有真的历史——的历史感。

但我仍以为续写《纸年轮》，对冠生兄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吾生有事，吾事毕矣”的可参考提议。我倘能再活上几年，极愿意追随他，配合他拍摄那年轮之前之后以及之中的更为密细更为参差丰富的历史肌理，继续将画面像残片散叶一样洒落在他石头般的文字边上。

我和冠生兄，是书的孩子。我们活的时候，爱书，读书；死了，祈望睡在书的天堂。我们的生命，是灵魂。地下，不是我们的深渊。我们的灵魂自有他往。他往？他应该存在于沧海一粟的纸年轮的字里行间和画面的背后，他应该存在于一切人类文明用心的劳作里。

草拟于2010年9月10日(教师节)

修定于2010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