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回看,往事已风干成了历史标本。身临其境,还你不一样的鲜活历史。
在满汉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最终再走向决裂的历史轮回中,清朝的整个一部断代史就是活生生一个起承转合的历史,清朝的皇帝更是有着起承转合的人生。包括权力,也包括个人情感。特别是道光以降,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多悲情皇帝。他们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屁股下面的龙椅也是摇摇欲坠的。问题层出不穷,情感无所寄托,而囚徒天子光绪,被囚住的不仅是身体,更有自由、思想以及他的爱情。在这些基点上看皇帝,他们玩的不仅仅是权力博弈,也是人生和命运。
麻辣摇滚编著的《我的清帝笔记》从多方面、新视角,从性格特点或为人处事描述清朝帝王形象,并暗含着深刻的哲理和为君、为人之道。
《我的清帝笔记》是历史通俗读物。
帝国往事,风烟过眼。
帝王者,君天下,上谋国,下谋身。在王朝更替序列中。入围突围,入局出局,格外壮烈。
帝王身,虽也曾是万民的主宰,但最终还是历史的奴隶。冷眼回看,往事已风干成了历史标本。
帝位,一朝的风暴中心,写帝就是写史。
王道盛衰,固有虎头蛇尾之慨,然则高蹈跌落的刀锋行走,正可为寻常百姓品咂、镜鉴。
麻辣摇滚的《我的清帝笔记》,带给你飞一般的巅峰人生体验。
文明醉与罪
如果不带历史偏见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顺治到康熙再到乾隆,一条向汉文明致敬的纵贯线清晰可见。这是三个皇帝的文化选择,也是他们走的由文明而政治的王朝路径。顺治陶醉于满汉文明的大融合,康熙身体力行,成为汉文明和西方文明中多个领域的学者、专家,而乾隆更是集大成者,在位60年,不仅是汉文明的学习者,同时也是汉文明的整理者、传播者。
主持纂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乾隆集全国之力完成的一项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参与者前后有4186人,时间长达20年,这些文化界的精英对各地图书典籍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清理,选择重要的刻本、抄本,缮录采人《四库全书》。对汉文明来说,这实在是继明《永乐大典》后功莫大焉的事情。事实上《四库全书》就是明《永乐大典》的精简版,只是这样的一件事情由一个满族皇帝牵头来做,又做得这样认真、费心费力,无论其动机还是最终达成的效果抑或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称道。
当然可以说是盛世之举。所谓盛世修书,乾隆也需要这样一项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来对其盛世的确凿性加以证明,其实面子工程不面子工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乾隆做了,留下了这么一份文化遗产。
诗人。准确地说应该是汉诗人。乾隆和康熙一样,勤奋好学,是多个领域的学者。也许专家还谈不上,比如说不能称他为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和学者,但是“诗人”二字,乾隆还是可以担得起的。乾隆一生喜爱作诗。据统计,他写的诗总计有42613首。毫无疑问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全唐诗》所收的有唐一代2200多位诗人的作品,才48000多首,乾隆可谓以一人敌数千人,或者说他撑起了一个时代,起码在诗作数量上。也许我们可以质疑他写的42613首诗的质量,甚至可以怀疑他是否请了枪手为其代劳,但我们不可以质疑的是他的诚心、热心,对汉文明的诚心、热心。毕竟一个人诗写得有多好是不可求的,但是能写多少却是可以追求的。乾隆说他“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诗”。又说:“每天余时,或作书,或作画,而作诗最为常事,每天必作数首。”一个满族皇帝,对写汉诗如此孜孜以求,汉文明的魅力真是无坚不摧了。
除此之外,乾隆还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爱好者。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一个每天临摹,自称最爱宋黄庭坚的书法爱好者,虽然他的字与黄庭坚的字实在是谈不上形似,更别说神似了。从现在存世的乾隆书迹看,他的字虽然点画圆润均匀,结体婉转流畅,但是缺少变化和韵味,并无明显的成就,有评者称其“虽有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但是乾隆对书法的热爱就像他对诗作的热爱一样,确实是疯狂的。因为喜爱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乾隆在差不多50年的时间里,在这幅只有20多字的残简上写满了自己的题跋,总计达73处之多,完全淹没了王羲之的真迹,但是乾隆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很有与名家融为一体的意思。
乾隆也许还是个三流的画家。虽然他的画跟字相比,水平又下了一个层次,不过乾隆对画的热爱依旧是真实的。他酷爱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许是鉴识水平太低,乾隆一直赏玩不已的《富春山居图》事实上是一幅假画,到后来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真迹出现时,乾隆却依旧认假为真,每天捧着假画赏玩不已。在这幅假画上,乾隆先后题跋55处。那份热爱,依然虔诚。
可以这样说,乾隆对汉文明的热爱是全方位的,也是不伪饰的。这是一种文明对一个王者的征服。这样的征服出现在盛世,有其象征意义,也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在起作用。乾隆终究逃不过这样的历史逻辑。他似乎也不想逃,而是沉醉其间,沉醉在先进文明的巨大覆盖里,不能自拔。
只是这样的沉醉很快就有了不和谐音。一部《四库全书》背后,有文明的累积,也有文明的被戕害。乾隆下令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但是因编纂此书而禁毁的古书达10万册之多。这事实上是政治对文明的戕害,也是最高权力的一次狰狞表现。在文明的旗帜背后,躺下的是一具具书的尸体。这些书同样都是文明的载体,只是它们不符合乾隆的价值规范和观念要求罢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毫无疑问,《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场阴谋,一场针对文字的阴谋,一场皇权对人类文明的合围和屠杀。这样的合围和屠杀让300名学者、3600名抄写者10年的劳作有了诡异的味道,也让最终得以完成的近420万页文字变得残缺不全,疑窦重重。所以,一个问题产生了,一向崇尚宽养之治,对汉文明有着特殊癖好的乾隆为什么会在突然之间变脸呢?
其实我们都误解或者说误读了乾隆。乾隆实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以道治,也以术治;以养心治,也以诛心治;以文明治,也以政治治;以德治国,也以法治国。在宽严之间,乾隆两手抓,两手都硬,这是乾隆的统治术。他尽管山寨康熙,却不是全方位克隆。康熙宽有余,严不足。雍正严有余,宽不足。两者都有偏颇。但乾隆不同。他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在名实之间有时名实相符,有时名不副实。不过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拿捏的尺度相当精妙,宽至极则严,严至极则宽,乾隆对这样的拿捏总是游刃有余。他处理皇族、政敌等历史遗留问题时已经初露峥嵘,这一回,乾隆对文字以及文字背后站着的文人大开杀戒,则是其执政思维的延续。是“宽至极则严”,也是其统一价值规范和观念要求所采取的专项行动。
可以说,乾隆兴起的文字狱,在清朝历代中是为数最多的。这是盛世的阴影和污点。在文明的旗帜背后,躺下的不仅是一具具书的尸体,还有一具具人的尸体。文人的尸体。文人手无缚鸡之力,但是文人思想锋利,这是比武器更加可怕的力量,乾隆盛世,自然不能让思想的异数蔓延泛滥。当文明以冲突的形态而不是和谐共处的形态存在时,暴力就成了最后的裁决者——乾隆出手了。
不过更深层次的悲剧还在于,乾隆将暴力扩大化了。对诗文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上纲上线,人为地制造文明伪冲突,将暴力指向任何一个并无思想异数的文字工作者,这事实上已构成了一种灾难,针对普通人的灾难。文字存在的本身成了一种罪,成了文明的罪与罚,成了反文明的证据——盛世悖论,竞至于此,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悲剧不仅不可避免,还成为一种常态。乾隆时期,文字狱俯拾皆是,较著名的有这么几起:
《南山集》案:《南山集》案可以上溯到康熙时期。康熙时,戴名世因为著作《南山集》被认定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与此同时,受他株连的亲戚朋友达几百人。这本来是康熙时期的一出悲剧,但是50多年后,乾隆利用《南山集》案”借文杀人,杀害了71岁的举人蔡显,株连24人。原因是蔡显的诗文集《闲闲录》里引用了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诗的原意是说,红色的牡丹是上品,紫色的牡丹称为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但是乾隆却认为蔡显含沙射影。他断定“夺朱”是影射满人夺取朱明天下,“异种称王”则是影射满人建立清朝。如此大逆不道,再加上《闲闲录》里载有“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等字句,乾隆也认为蔡显是对现实不满。由此,蔡显和他的17岁儿子被处死,幼子及门生多人充军。
《字贯》案:涉案人是一名叫王锡侯的举人,为了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方便,他把《康熙字典》加以精减,花费17年心血编写出《字贯》,但是乾隆以为,《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钦定”的,王锡侯胆敢擅自删改,便是一大罪状;同时,《字贯》没有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讳,则是另一罪状。据此,王锡侯被处斩,《字贯》彻底禁毁。刻印《字贯》的雕版、废纸也被全部销毁。另外,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因“失察”治罪。
P110-113
帝王不仅仅是博弈
一转眼,三年时间过去了。
三年来,从北京通州的一个寓所回到浙西南的老家——一个三线城市,然而对明清帝王的写作却一直没有中断。三年,近三十个皇帝,他们的光荣与惆怅,他们难与人言或者不为人所知的人生况味,一直像鸦片一样,诱惑着我去品咂乃至于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因为皇帝,有着特殊的魔力和魅力。差不多五年前,我在写《最后的江山》(出版更名为《大明朝的死弯儿》)时,就惊觉主人公崇祯皇帝身上实在有太多东西好写。他是历史大冲突背景下的弃儿,却自以为可以挽狂澜于既倒,诛袁崇焕,叹文臣武将个个可杀。自己励精图治、手忙脚乱,可洪承畴等重臣却一个个弃他而去,原因何在,当然不能以单一的价值观来论之。在一切皇帝负责制的时代,皇帝由于个人能力、识见的缘故,往往掌控不了全局。可作为历史中枢神经的核心部位,皇帝又不能不有所作为,这就形成一个悖论——一个不够称职的董事长带领公司全体员工试图走进新时代,结果往往差强人意。
写作的冲动或者说理由是有了,但如何写得好看呢?这又是一个问题。多年以前,余秋雨先生的作品《一个王朝的背影》为大历史散文的写作提供了别一种切人历史的路径。它是惊艳的,也是摇曳多姿的,但看得久了,或多年后回头再看,却发现也许是用词太过“惊艳”的缘故吧,不够耐看。由此可见,要把历史文章写得好看又耐看是多么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这事实上也是图书市场畅销与否的两大标准。“好看”和“耐看”居其一便可畅销,如当前的某些历史口水书;二者兼备便是超级畅销书,如《万历十五年》。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之所以要提这些题外话,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历史可以写得既好看又耐看,至于能不能做到,那就天可怜见了。唯有努力。
还想说一说为什么只选择明清帝王来写历史,这也是有讲究的。我理解,作为汉人的最后一个王朝,明朝的“问题皇帝”和“试图解决问题的皇帝”都很多,也很有代表性。比如无为而治的万历皇帝和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在历史大困局面前,他们的表现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只能看到面前的问题却看不到背后的实质,只知怨天尤人不懂悲天悯人,这样的皇帝往往会沦为历史的奴隶,被绑架着往前走,何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至于清朝的皇帝更是不易,在满汉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最终再走向决裂的历史轮回中,清朝的整个一部断代史就是活生生一个起承转合的历史,清朝的皇帝更是有着起承转合的人生。包括权力,也包括个人情感。特别是道光以降,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多悲情皇帝。他们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屁股下面的龙椅也是摇摇欲坠的。问题层出不穷,情感无所寄托,而囚徒天子光绪,被囚住的不仅是身体,更有自由、思想以及他的爱情。在这些基点上看皇帝,他们玩的不仅仅是权力博弈,也是人生和命运。是抓手,也是被抓手。他们实在是历史的那些冲突点、转折点、铺展点和萎缩点,抓住了处于风暴眼中的皇帝,其实也就抓住了历史的衣襟,可以高屋建瓴,牵一发而动全身。
希望这一次没有抓错位置,抓错感觉,抓错历史的精、气、神。
就这样吧,不妨看了再说。
麻辣摇滚
2011年农历冬月十一
后记不好写。因为写作者经常会发现自己处于无话可说的状态。无话可说偏偏要装腔作势说上一两句冠冕堂皇的话,写者累,读者更累。因为这叫“装”,或叫假装。假装很配合,假装很默契,假装很配合默契。却偏偏作者和读者互相都不认识,哪有什么“配合默契”好谈。所以,这是一种尴尬。
如果,我是说如果,作为读者的您一页一页饶有趣味地看到这里,想更饶有趣味地看看这个作者要再说点啥,我谢谢您,谢谢您耐受我略带文艺腔的文风。这年头写字不易,把字写好了不惹人厌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惺惺相惜难,情侣之间惺惺相惜尚且难以做到,更何况素昧平生的你我呢。所以我要谢谢您,发自肺腑地。
如果,我依然是说如果,作为读者的您随手翻翻一不留神翻到了这里,想从中窥测作者的分量以资是否可以阅读本书的佐证,我也要谢谢您。因为在这信息世界的海洋里,一个浪头跟另一个浪头的碰撞已属不易,至于是否要碰出火花或浪花来,不强求吧。有缘留之,无缘也不浪费自己的时间或精力,多好。
如果,我还是说如果,作为读者的您根本就不屑或者说没有看后记的习惯,也无所谓。后记者,大多是作者感时伤怀之记。感谢某某人,难忘某某人,与读者您又有何相干呢?就像在一家饭馆吃饱喝足了,没必要一定要去厨房看看厨师的。万一长得丑吓着您呢,所以大可结账而去,大伙相忘于江湖。
但于我,后记还是要写的。就像人生,总要有个盖棺论定的说辞,才可作为他来这世上一趟的明证。这本书的情形也是如此。三年前,历史通俗读物正热,就看谁的口水更多,谁比谁俗多少了。俗的东西当然好卖,有时候引经据典不如信口开河,但偏偏那时的我,觉得人间正道是沧桑,一切事物其来有自。必须一板一眼,刨根问底,才能洞察历史的真相。便开写明清帝王笔记。于纷繁史实中提炼史识,试图写出不一般的帝王人生。语多含蓄(但愿不是含糊吧,呵呵),不肯一语道破之,很有逆潮流而动的拗劲。好在这些文章,也有识家肯读,肯出。比如河南郑州的《百家讲坛》杂志,就以专栏的形式予以刊载。这次承蒙中国旅游出版社厚爱,分明清两部分同时推出,对我也是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在此诚表谢意。
还要特别感谢丹飞先生。作为资深的图书策划人,丹飞兄在这个领域做得风生水起,蒙他不弃,努力玉成此书出版,在此也谢过了。另外感谢著名书法家李纯博老师为拙作赐名,这份古道热肠,殊为难得,在此一并谢过。
三年时间,转瞬即逝。就像前言里写的,我生活的城市和活着的心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检视三年前的旧作以及新近完成的文章,颇让我欣慰的一点是文章的风格大体没变。这似乎印证了一个道理——四十不惑。
因为那一年,我刚满四十岁。
麻辣摇滚
2011年农历冬月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