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是在落寞与困惑中度过了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大半时间沉浸在老图书馆的学院气氛之中。然而就在第一个学期即将结束之际，这么一本丰厚的《大学论坛》又为我点燃起心中之火，让人重新看到希望之光。而紧接着元良又来拉人入伙大学论坛社，就更令人兴奋了。
这时候的大学论坛社社长是电机系二年级的李潮雄，总编辑是哲学系二年级的钱永祥。他们两人在就读建国中学时就是建中青年社的编辑伙伴，而《建中青年》在当时全台湾中学生的文艺青年心目中，则是最有学问与深度，最代表前卫、进步与叛逆的标杆，因此他们两位以及其他在刊物上留名的，也都成了我们胸怀大志的高中生敬佩的对象。如今他们又同在台大接编《大学论坛》，更是让人拭目以待。
在这缺乏导师的年代，可以突破威权体制对知识与消息封锁的任何人物，都是大家渴求赐教的对象，而钱李两人的大学论坛社也奋力扮演着这么一个校园火种的角色。1969年秋天他们上了大二，刚接手论坛社的这个学期，曾经办过一场谈“存在主义的希望概念”演讲会，刚上大学的我就在这一次讲演会上第一次“瞻仰”了他们。
演讲会的讲者是刚从德国慕尼黑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回到台大哲学系任教的邬昆如。邬昆如以他的学位与才识及其带来的德国学院风格，在当时人才有些凋零的哲学系自然马上受到器重，负责教授重要的“西洋哲学史”课程，也颇受学生欢迎。大学论坛社举办的这场讲演会，就由直接到欧洲取经的邬昆如来谈源自欧洲的存在主义，当然吸引力十足，演讲厅挤得水泄不通。
存在主义在当时是个流行却又危险的题目，被当局指称是与共产思想有着暖昧的关系，而来听演讲的学生也都怀抱着危险的期盼，希望听到一些另类的反抗讯息。邬昆如以其学识及口才虽能将这危险的题目讲得安然无恙，充满知性的深度，却难以完全满足学生压抑着的渴求，不免令人有些失望。然而演讲完后，他对着围绕周围不死心的学生又讲了一个回国时的小故事，终于弥补了这个心理距离。他说当他回国入关时，行李里头有一本《红楼梦》的英文译本，无知的检查人员只看到封面上那么一个斗大的英文“RED”字样，就当成“匪书”没收。这个故事让大家在失笑之余，也与他同仇敌忾起来了。
就在这次演讲会上，我初次见到了钱永祥与李潮雄，他们的样子却是大大超乎我原来所能想象。本就英挺的主持人李潮雄当晚穿着十分笔挺合身的全套深色西装，白衬衫上系着一条红领带，头发梳理得很整齐，英俊白皙的脸庞上戴着一副当年流行的黑框眼镜，散发着文士的风流倜傥。刚从南部来的我衣着神色皆不脱土气，所穿长裤还是从父亲旧西裤修改而来，完全没能想象一个大学生能有整套笔挺西装的打扮。
钱永祥的风采却又完全不同。我原来就听说他是蒙古族，因此想找出心目中那种能够驰骋大漠的模样，却是徒劳。我这天看到了一位愤怒青年，他那泛红的脸色、紧抿的嘴唇、拉长的脸以及满头卷曲凌乱的冲冠怒发，处处显露着他那满腔的不快，发散出的是对这时代的深切愤怒。在这之前我还曾听元良提起，他看到钱永祥悠闲地在椰林大道的草皮上晒太阳。这还曾让我惊奇一阵，心想台大的知识精英是如此过日子的。台大显然没能提供他追求知性的条件。后来才知道他这时正处于失恋心碎的状态，而这竟与这年夏天从美国回台探亲的郭松芬有关。
聚义全成冰果室
于是在雨夜的图书馆之约后一个晴朗的春日，钱永祥约了苏元良、郑梓和我三个人在新生南路台大侧门对面的“全成冰果室”见面。当年新生南路中央的瑁公圳尚未加盖，没有水泥化的水道像条小溪，溪旁还稀疏长着两排柳树，在台大新生南路侧门有一座桥通到对街，颇有小桥流水的味道。这天早上我们三个人兴奋而紧张地来到全成，看到钱永祥与李潮雄两人已经坐在那儿。钱永祥依然满头乱发，罩着满脸怒意，而梳着整齐亮发的李潮雄则不时露出一抹与英俊脸庞不太搭配的犬儒笑意。他们的心神显然被一件重大的事情盘踞，对我们三个小毛头的加入似乎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
闯了这个祸，恍如做了一场噩梦，事后当事者都不愿多谈，而后各奔东西，直到25年之后。那是1998年的初春，一群台大哲学系的老同学重聚在“寂寞圣贤”。这家躲在台北市伊通公园旁的欧式西餐小店是高我两届的张景森经营的，老同学重聚，相濡以沫，阿束突然提起“今年是25周年了”!大家先是面面相觑，然后我就想起他指的是什么了。
1973年2月惊变之后，多少年来我们这群老朋友互相之间很少谈及此事，即使有人提起，也都三言两语带过，尤其是牵涉较深的几个人，恍若当年所作所为是件很不堪的窝囊事。阿束、阿吴、阿煜几个人当年对我们到底干了什么，没有多问一句，事后我们也没多做交代。即使牵涉较深的几位，互相之间也多因避谈此事，而不曾有过一个全貌。然后各奔东西，自寻生路。即使在几年前的1995、1996年问，因台大哲学系事件之平反而闹得风风雨雨，我们也都漠然以对，似乎不在意这段历史的遗忘。
然而阿束这么一提却触到了大家的痛处，心里头那堵压抑之墙瞬即崩溃，整整沉积了25年的那股郁闷之气就此倾泄而出。大家七嘴八舌重回现场，重温旧梦，也触动了我将这段历史书写出来的冲动。我于是走访了多位老友，让他们重启记忆之门，很多细节都已流失于记忆之河，很多关键却又重新串起。我言简意赅很快写出一份两三万字的初稿在老朋友间传阅，勾起不小的涟漪与回馈，也抚慰了多年来难言之痛，等于进行了一次集体治疗。
我又把这份简短的回忆给了台社。诸君看，除了得到应该公之于世的鼓励外，光兴也认为民族主义论战的部分极具历史意义，应该加以深入解读。因此几年来我一边参考更多数据，包括洪三雄的巨著《烽火杜鹃城》，一边也从自己的以及老朋友的记忆深处挖掘出更多陈年老账。这份追忆也就越写越厚，涵盖的层面也越来越广，甚至超出回忆录的一般界线了。而我自己也在重新活过这段历史的同时，进行了一场自我疗伤与思想整理。到了第二稿完成之时，我很清楚这已不只是一本个人的或集体的回忆录，也不只是30年前关于台湾知识青年的一段历史记载。这里承载着台湾在历史的交错点上的诸种意识原型与时代精神，而这些东西至今仍然主导着我们目前的历史进……
我在一九六三年秋天升上初中之后才真正开始上中国地理课。原因是台湾那时从小学升初中要通过联考，而且据说为了减轻学童负担，就只考国语与算术两科。于是有了这么一个效果：小学课程里的其他科目包括地理课的时间，几乎全部被学校挪用来加强国语与算术。尤其是五六年级时，我们整天都在上国语与算术两科，下课后的补习与回家的作业也全都是。
因此，在那个年代升上初中是个大解放，不仅不再需要补习，下午四五点就及早放学，课程也一下子多了起来，除了国、英、数之外，还有博物、理化、历史、地理、音乐、美术、工艺、体育，五花八门。而其中一开始就上的是中国历史与中国地理，对战后婴儿潮的台湾新生代而言，这是完整的中华民族教育的真正开始。
中国历史从黄帝开始，接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路讲下来。中国地理则从有着三十五省，还包括“外蒙古”的一张地图讲起。这张中国地图以其形似而被昵称为一叶秋海棠，而不是一只老母鸡，东北有九个省而非三个。然而这张地图上面的铁路线纵横不过数条，稀稀疏疏。可以说，这张地图是被凝固在一九四九年，甚至更早的年代，然而却是我们学生用以认识中国地理的基础。我还记得，少年时候看着中国地图上稀疏的铁路线，比较着欧美日等国密集的铁路网，曾经就在这张秋海棠式的大地图上，想象着从这城市到那城市连起一条条的新路线来。那时铁路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交通建设，詹天佑是耳熟能详的民族英雄。这是初受民族教育的台湾少年的共同记忆。
其实，这类民族教育在年幼的时候就已陆续出现在小学的国语课本上，即使是零零碎碎的，效果还是蛮大的。我记得还是七八岁时，下着大雨的日子，下水道不通，尚未铺上柏油的巷子满是泥泞，我和邻居几个顽皮小孩在雨中玩起了“大禹治水”的游戏。“大禹治水”是我们从学校的不知什么课上刚学到的故事。
郑鸿生编著的《青春之歌》讲述了：在高压的威权体制下，我们这群学生从中学时代起就个别受到罗素、殷海光、李敖、陈映真等人反抗精神的影响。从高中到大学我们先是摸索着一条追寻个人之自由权利以及个性之全然解放的道路而成长，我们追寻的是一条个体的反抗之路。上了大学之后，大家因缘际会凑到了一块儿，并一起介入了历史性的保卫钓鱼台运动。而保钓运动却激发了我们原本就已深受感染的1960年代全球性叛逆激情。从此我们发现了一条另类出路，一条不只追求个人自由，并且也要求集体解放之路。我们不只是为了自我的个体而去反抗各种形式的压迫，也憧憬着一个集体的、全人类的解放前景。相对于威压、专搞身份认同的族群意识，以及号称追求个体自由却又孳生出霸权行径的英美式民主等这些“右倾”势力，我们自认是选择了一条“左翼”之路，一条对任何形式的压迫都抱着终极反抗态度的道路。我们于是怀着这样的激情介入了当时台湾大学的校园民主抗争，直到出手镇压为止。《青春之歌》记述他们的情谊，和那个在苦闷中仍然充满改革希望的年代。
郑鸿生编著的《青春之歌》描述了1970年代台湾的一群青年，原本分处各地，一场高中生的南北串联把他们趣味相投、年轻人情的心拉到了一起。因为追求个人自由与思想解放而相识相知，终而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历程。本书记述他们的情谊，和那个在苦闷中仍然充满改革希望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