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是二届鱼迅文学奖、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获奖作品，毕飞宇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

《玉米》对文革时期中国家庭和乡村生活进行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探索，作家在一个扣人心弦的家庭冲突和爱情故事中，天衣无缝地游走于史诗般的宏大叙述和深入细腻的描写之间，既气势磅礴又精妙细微，不仅勾勒出个体的生活，同时还呈现了整个社会的全貌。

《玉米》是二届鱼迅文学奖、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获奖作品，毕飞宇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

《玉米》是毕飞宇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小说通过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不同的性格命运、人生故事，为我们呈现了姐妹之间，以及她们与周遭、与时代之间普遍而又奇特的关系。

序

法文版自序

第一部 玉米

第二部 玉秀

第三部 玉秧

后记一

后记二

老天终于在一九七一年开眼了。阴历年刚过，施桂芳生下了小八子。这个阴历年不同寻常，有要求的，老百姓们必须把它过成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村子里严禁放鞭炮，严禁打扑克。这些严禁令都是王连方在高音喇叭里向全村老少宣布的。什么叫革命化的春节，王连方自己也吃不准。吃不准不要紧，关键是做领导的要敢说。新政策就是做领导的脱口而出。王连方站在自家的堂屋里，一手握着麦克风，一手玩弄着扩音器的开关。开关小小的，像一个又硬又亮的感叹号。王连方对着麦克风厉声说：“我们的春节要过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说完这句话王连方就把亮锃锃的感叹号揿了下去。王连方自己都听出来了，他的话如同感叹号一般，紧张了，严肃了，冬天的野风平添了一股浩荡之气、严厉之气。

初二的下午王连方正在村子里检查春节，他披着旧大衣，手上夹了半截子飞马牌香烟。天气相当地阴冷，巷子里萧索得很，是那种喜庆的日子少有的冷清，只有零星的老人和孩子。男将们不容易看得到，他们一定躲到什么地方赌自己的手气去了。王连方走到王有庆的家门口，站住了，咳了几声，吐出一口痰。王有庆家的窗户慢慢拉开一道缝隙，露出了王有庆老婆的红棉袄。有庆家的面对着巷口，越过天井敝着的大门冲王连方打了一个手势。屋子里的光线太暗，她的手势又快，王连方没看清楚，只能把脑袋侧过去，认真地调查研究。这时候高音喇叭突然响了，传出了王连方母亲的声音，王连方的老母亲掉了牙，主要是过于急促，嗓音里夹杂了极其含混的气声，呼噜呼噜的。高音喇叭喊道：“连方啊连方啊，养儿子了哇！家来呀！”王连方歪着脑袋，听到第二遍的时候听明白了。回过头去再看窗前的红棉袄，有庆家的已经垂下了双肩，脸却靠到了窗棂口，面无表情地望着王连方，看上去有些怨。这是一张好看的脸，红色的立领裹着脖子，对称地竖在下巴底下，像两只巴掌托着，格外地媚气。高音喇叭里杂七杂八的，听得出王连方的堂屋里挤的都是人。后来唱机上放上了一张唱片，满村子都响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村里的空气雄赳赳的，昂扬着，还一挺一挺的。有庆家的说：“回去吧你，等你呢。”王连方用肩头簸了簸身上的军大衣，兀自笑起来，心里说：“妈个巴子的！”

玉米在门口忙进忙出。她的袖口挽得很高，两条胳膊已经冻得青紫了。但是玉米的脸颊红得厉害，有些明亮，发出难以掩饰的光。这样的脸色表明了她内心的振奋，却因为用力收住了，又有些说不出来路的害羞，绷在脸上，所以格外地光滑。玉米在忙碌的过程中一直咬着下嘴唇，就好像生下小八子的不是母亲，而是玉米她自己。母亲终于生儿子了，玉米实实在在地替母亲松了一口气，这份喜悦是那样的深入人心，到了贴心贴肺的程度。玉米是母亲的长女，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不知不觉已经是母亲的半个姐妹了。事实上，母亲生六丫头玉苗的时候，玉米就给接生婆做下手了，外人终究是有诸多不便的。到了小八子，玉米已经是第三次目睹母亲分娩了。玉米借助于母亲，亲眼目睹了女人的全部隐秘。对于一个长女来说，这实在是一份额外的奖励。二丫头玉穗只比玉米小一岁，三丫头玉秀只比玉米小两岁半，然而，说起晓通世事，说起内心的深邃程度，玉穗、玉秀比玉米都差了一块儿。长幼不只是生命的次序，有时候还是生命的深度和宽度。说到底成长是需要机遇的，成长的进度只靠光阴有时候反而难以弥补。

玉米站在天井往阴沟里倒血水，父亲王连方走进来了。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王连方以为玉米会和他说话的，至少会看他一眼。玉米还是没有。玉米没穿棉袄，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白线衫，小了一些，胸脯鼓鼓的，到了小腰那儿又有力地收了回去，腰身全出来了。王连方望着玉米的腰身和青紫的胳膊，意外地发现玉米已经长大了。玉米平时和父亲不说话，一句话都不说。个中的原委王连方猜得出，可能还是王连方和女人的那些事。王连方睡女人是多了一些，但是施桂芳并没有说过什么，和那些女人一样有说有笑的，有几个女人还和过去一样喊施桂芳嫂子呢。玉米不同。她嘴上也不说什么，背地里却有了出手。这还是那些女人在枕头边上告诉王连方的。好几年前了，第一个和王连方说起这件事的是张富广的老婆，还是个新媳妇。富广家的说：“往后我们还是轻手轻脚的吧，玉米全知道了。”王连方说：“她知道个屁，才多大。”富广家的说：“她知道，我知道的。”富广家的没有嚼蛆，前两天她和几个女的坐在槐树底下纳鞋底，玉米过来了。玉米一过来富广家的脸突然红了。富广家的瞥了玉米一眼，目光躲开了。再看玉米的时候玉米还是看着她，一直看着她。就那么盯着。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旁若无人，镇定得很。那一年玉米才十四岁。王连方不相信。但是没过几个月，王大仁的老婆吓了王连方一大跳。那一天王连方刚刚上了王大仁老婆的身，大仁家的用两只胳膊把脸遮住了，身子不要命地往上拱，说：“支书，你用劲儿，快弄完。”王连方还没有进入状态，稀里糊涂的，草草败了。大仁家的低着头，极慌张地擦换，什么也不说。王连方叉住她的下巴，再问，大仁家的跪着说：“玉米马上来踢毽子了。”王连方眨巴着眼睛，这一回相信了。但是一回到家，玉米一脸无知，王连方反而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玉米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再和父亲说话了。王连方想，不说话也好，总不能多了一个蚊子就不睡觉。然而今天，在王连方喜得贵子的时刻，玉米不动声色地显示了她的存在与意义。这一显示便是一个标志，玉米大了。

王连方的老母垂着两条胳膊，还在抖动她的下嘴唇。她上了岁数，下嘴唇耷拉在那儿，现在光会抖。喜从天降对年老的女人来说是一种折磨，她们的表情往往很僵，很难将心里的内容准确及时地反映到脸上。王连方的老爹则沉稳得多，他选择了一种平心静气的方式，慢慢地吸着烟锅。这位当年的治保主任到底见过一些世面，反而知道在喜上心头的时刻不怒自威。P4－7

2001年4月，毕飞宇发表了《玉米》。从那时起，在文学界，人们频繁地提起“玉米”：“看‘玉米’了吗？”“你觉得‘玉米’怎么样？”局外人听来，好像人人家里种着一片地，地里长着玉米。

十几年前，莫言写出了《红高粱》，因为这题目和这小说，“高粱”这种贫贱的作物焕发出神奇的光芒。从此，提起这个词，我们会想起刺目的血、妖冶的绿，想起丰饶而残忍的大地。

——汉语之美、汉语之深厚和微妙，就在这一个一个的词，它被念出来，然后余音不绝，因为诗人和小说家们把层层叠叠的经验、梦想和激情写进了这个词里。“玉米”也是贫贱的作物。在北方和南方，在平原和山地，玉米构成了乡土中国的基本景观，它太普通，太常见，提起玉米也许只会引出某种关于日常生活的记忆：它曾是我们童年时代的主要食物。但毕飞宇把这个词给了一个女人，他让“玉米”有了身体，美好的、但伤痕累累的身体；他还写了“玉秀”和“玉秧”，那是将要成熟的玉米和正在成长的玉米。从此，在“玉米”这个词里、在玉米的汁液中就流动着三个女人的眼泪和血和星光般的梦。

《玉米》、《玉秀》、《玉秧》，毕飞宇是一篇一篇写的。我估计，他原本只是想写《玉米》，最后形成这样一本书可能并非他的初衷。但也许就在写《玉米》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玉秀和玉秧，这两个女孩子站在玉米身后，被光彩夺目的姐姐遮蔽着。毕飞宇察觉到她们身上存在着某种可能性——小说中的人和生活中的人一样，每个足够活跃的灵魂都有一种冲动：要展开自己的故事，要从别人的故事里冲出去，开辟自己的天地。

小说家如同专制的家长或严谨的导演，他必须镇压和消除这种“自由主义”苗头，必须让人物各就其位。所以，在《玉米》中，毕飞宇没有向玉秀和玉秧让步。但是，作为小说家的毕飞宇有一个决定性的特点，那就是他对人、对人的性格和命运有不可遏止的好奇。当他意识到那两个女孩在阴影中暗自酝酿者激情，跃跃欲动时，他终究无法拒绝她们，他必须提供机会让她们动，让生命自行其是。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书，它由三个相互联系的故事构成，由三个不同性格和命运的女人构成。它不是传统意义上具有统一、强制、封闭性的结构意志的“长篇小说”，它更像是一次追逐：小说家被人的自由、人的魅力所引导，欲罢不能地追下去。

所以在这本名为《玉米》的书中，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人”，令人难忘的人。姐姐玉米是宽阔的，她像鹰，她是王者，她属于白天，她的体内有浩浩荡荡的长风；而玉秀和玉秧属于夜晚，秘密的、暖昧的、交杂着恐惧和狂喜的夜晚。玉秀如妖精，闪烁、荡漾，这火红的狐狸在月光中伶俐地寻觅、奔逃；玉秧平庸，但正是这种平庸吸引了毕飞宇，他在玉秧充满体积感的迟钝、笨重中看出田鼠般的敏感和警觉。  三个人，三个女人，她们生长于田野，她们都梦想远方。但通向远方的路崎岖、艰险，三姐妹中玉秧走得最远，她的所到之处却是幽暗、逼仄的“洞穴”；在她们脚下和心中横亘着铁一般的生存极限，她们焦渴、破碎于干旱坚硬之地。

——通过对“极限”的探测，毕飞宇广博地处理了诸如历史、政治、权力、伦理、性别与性、城镇与乡村等等主题，所有这些主题如同血管在人类生活的肌肤下运行。对我们来说，读《玉米》是经验的苏醒和整理，上世纪70年代的乡土和城镇，那时的日常情境在毕飞宇笔下精确地展开，绝对地具体，因确凿直抵本质。

所以，这三个女人属于过去时代，那个时代塑造了她们的命运；但她们又属于现在和未来，因为她们来自“中国经验”中最令人伤痛、最具宿命意味的深处——在古老乡土和现代进程之间、在历史和生活之间，“个人”何以成立？她（他）的自由、她（他）的道德责任何以成立？我们从《玉米》中、从那激越的挣扎和惨烈的幻灭中看到了“人”的困难，看到“人”在重压下的可能，看到“人”的勇气、悲怆和尊严。

《玉米》的另一个可能的名字也许应该是《三姐妹》，这个和《玉米》一样朴素的名字让我想起契诃夫，想起他对俄罗斯大地上那三个女人的深情守望。

是的，守望，守和望，守着人、望着命运，这是作家的古老姿态，毕飞宇把这种姿态视为写作的根本意义所在——

我想起2001年初，毕飞宇在电话里没完没了地对我谈起“玉米”，这个词和这个女人，他不可自拔地沉溺其中，他爱她，她将因此而荣耀……

再往前二十年或三十年，在江苏北部的乡村，一个瘦的、黝黑的孩子，他注视着无边无际的田野，泪水涌上他惊喜的眼睛，我听到他说：“玉米。”

恍若昨日，可事实上十多年过去了。《青衣》之后我发现了玉米，写《玉米》的时候我发现了玉秀，写《玉秀》的时候我发现了玉秧，写《玉秧》的时候我发现了王红兵。当我在王红兵的面前犹豫不决的时候，我动了写《平原》的念头。为了《平原》，我果断地对王红兵说了再见，随后，把《玉米》、《玉秀》、《玉秧》交给了江苏文艺出版社。让“三玉”出版吧，赶紧的，一出版我就死了那份心了。

如果不是《平原》迅猛地走进我的内心，《玉米》这本书还有哪些内容呢？说一说也挺有意思。

一，我想把王红兵写完。在我的想象里，王红兵生活在南京，我时常在大街上遇见他。他很忙，永远骑在他的那辆“金狮”牌自行车上，肩膀上背了一只网球拍。这是一个和王家庄——或者说——和乡村文明割断了联系的年轻人，操着一口二手的南京腔。他从南京大学毕业了，他既不是乡下人也不是城里人，最终成了南京这个“江湖”里永远也混不出头绪的文艺青年。写他是容易的，这是一个标准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青年，理想、激情、个性、混乱、挫败、痛苦。他有能量，他有方向，却一头撞在了墙上。一想起他我的心口就进凉风，嗖嗖的。他是一个比我更像我的人。

二，我甚至还想写一部《柳粉香》。柳粉香也就是《玉米》里的“有庆家的”。我一直深爱着这个女人。她的光芒被玉米和玉秀遮蔽了，这让我很痛心。在我写《玉秀》的时候，《玉米》已经发表了。我当时有点后悔：我不该把中篇小说《玉米》匆匆忙忙地发表出去的，我应该写一部长篇，而不是三个系列中篇。——如果是那样的话，柳粉香就有足够的空间与时间了。

在中篇《玉米》里，柳粉香已经怀着王连方——玉米父亲——的孩子了。到了中篇《玉秀》，玉米也生下了她的孩子。我不止一次想象着这个场景：在一个大雪的午后，玉米抱着孩子，回到王家庄了。就在巷口，玉米遇见了柳粉香，柳粉香的怀里同样抱着一个孩子。玉米掀开柳粉香怀里的襁褓，一眼就知道了，柳粉香的儿子是她的血亲弟弟。两个女人，两个婴儿，就这么见面了。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个场景在我的脑子里不停地闪回，很痛，我只能用点香烟去打发它。我不是不想把这个场景写下来，我想写，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这让我格外地痛。它被我错过了，像一个梦。

写作就是这样折磨人，为了大局，或者说，整体性，有时候你必须割爱。你在割爱的时候时常伴随着错觉，总觉得还有机会，事实上，这样的机会是不存在的，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太遗憾了，——可我一直告诫我，一个职业作家不该玩味这种遗憾。

《玉米》现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是时候了，该我把心里的那一点秘密说出来了。

2012年11月22日南京龙江寓所

这是一个西方人知之甚少的中国，毕飞宇用他这部惊艳之作使它变得真实而可信。

——华盛顿邮报

姐姐玉米是宽阔的，她像鹰，她是王者，她属于白天，她的体内有浩浩荡荡的长风；而玉秀和玉秧属于夜晚，秘密的、暧昧的、交杂着恐惧和狂喜的夜晚。

——李敬泽

毕飞宇这部引人注目、不动声色的作品精细地描绘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乡村的转型期，在这个过程中，毕飞宇创造了令人难忘的人物：不仅有玉米、玉秀和玉秧，还有村民和城市中的人们。

——国际先驱导报

在你描写人物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与人相处。你们有了感情。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这是最折磨人的：一边是你的感情，一边是你要描述的命运，你选择什么？

——毕飞字

《玉米》对文革时期中国家庭和乡村生活进行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探索，作家在一个扣人心弦的家庭冲突和爱情故事中，天衣无缝地游走于史诗般的宏大叙述和深入细腻的描写之间，既气势磅礴又精妙细微，不仅勾勒出个体的生活，同时还呈现了整个社会的全貌。

——2011年度英仕曼亚洲文学奖授奖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