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题
从王得后的书评得读关于人类面临的困境的一段引文，引自意大利奥雷利奥·佩西《人类的素质》一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文云：
只要大致回顾一下其中的某些问题，人们就能很容易发现使他们联结起来的种种问题，并可以想象还有更多的问题是我们肯定看不见的：无控制的人口增长、社会的鸿沟和分裂、社会的不公正、饥饿和营养不良、普遍的贫困、失业、增长狂热、通货膨胀、能源危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匮乏、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瓦解、保护主义、文盲和落后于时代的教育、青年人的反抗、异化、无法控制的城市扩展和衰败、犯罪和贩毒、在新形式下的警察暴行下的暴力行动激增、严刑和恐怖主义、藐视法律和秩序、核愚蠢行为、社会机构的僵化或无能、政治腐败、官僚主义化、环境退化、道德价值下降、失去信心、不稳定感——以及对这些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缺乏了解。这一系列令人难以理解、难以解决的困难就是罗马俱乐部所称的疑难问题。
这是典型的人类意识和优患意识。和这相似的，我想起何搏传的《山坳上的中国》，那里也开列了困扰着当代中国人的几乎所有疑难问题，除了完全不能涉及的问题以外。
一百年前、二百年前，以至一千年前、两千年前，当时人们面临着当时的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各种问题，物质的和精神的。其中有些今天已经解决，有些以新的形式和新的强度出现，而我们今天遇到的许多新问题则甚至是古人所难想象的。人类生活，就全世界范围来说，一直在向前发展着。但是，人类在以理智而不是愚蠢的态度，以自觉而不是盲目的态度来对待并解决各种问题上，若千年来究竟有了多大的进步？
有多少问题我们正坐失解决的良机？有多少问题我们在处理时只顾眼前的短期效应而不顾贻害将来的严重后果？还有多少问题是我们养痈贻患，以致积重难返的？
提出问题不等于作出了阐释，但它提醒我们注意，避免明知故犯或纵容姑息。大部分实际问题，都不是古人所能提出的，更不是他们所能阐释或指出解决途径的。有某些问题是从历史上承袭下来的或若千年前已露端倪的，前人可能曾有所预见，但也只能预见一个模糊的轮廓；可能曾有所阐释，但也只能就当时经验来立论。时至今日。我们已不能设想有一个自然哲学那样囊括一切的体系，包容了对宇宙万汇的描述和答案，自然哲学早已在一百多年前结束了，如同中国的经学一样，不可能在实践的意义上复活转来。李大钊说，“孔子是一代哲人。不是万世师表”。我深然之。古今中外许多称得上一代哲人的。也都应作如是观。
一个学者，尽管是伟大的学者，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他的生命只存在于他的言论、著作和行为实践中，而不是在后人的解释中。伟大学者的后人，也只是一个个的个体：其中述而不作的，属于拾先人遗唾，原地踏步，能不歪曲原意就算“好学生”；有的则能进一步，由注疏而发挥，针对后来的生活和思想实际提出问题，作出阐释，有所创见，则这样的学生也就卓然自立，是出于门墙的桃李，不必视为老师的附庸了。朱熹语录中那些超出孔丘语录的思想，无论功过，都不必再记在孔夫子的账上。各人应对各自的言论负责。
作为后人，如果不能越先人思想的雷池一步，那就叫作没有出息。先人的结论再好，是就当时当地而作；后人哪怕还只是发现和提出问题，尚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出发和归宿于此时此地的实际，也远胜于停步在先人的结论和答案。
伟大的学者，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其所以伟大，就在于献出了他们的思想成果。思想之为思想，是有生命的，运动的，而不是僵化的，它从变动不居的生活中取得自己的内容，探寻自己的流向，显示自己的力量。
想到这一点，才从因人类面临困境而对人类长期有无进步这个可疑问题的恼人思索中摆脱出来，才从沮丧和悲观中自救出来——至少是部分地自救出来。
1989年10月23日
P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