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鲁渤所著的《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写的不是浙大校史，而是一本随笔体传略，并且还只是截止于1949年竺可桢离任时的“前传”。作者在材料取舍和谋篇布局独具新意，对于从求是书院破茧而出到第三中山大学因运而生的这30年，以“序篇”的形式梳理了一个大概，将随后的20余年作为前期浙大之“本事”一一道来，脉络清晰、疏密有致，重述了中国一流学府的崛起之路，追溯“东方剑桥”的精神与情操。

谢鲁渤所著的《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以大科学家竺可桢执掌浙大的13年为核心，描述了中国一流学府浙江大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与情操，尤其是在抗战爆发后负笈流亡，先浙江建德，继而江西泰和、吉安，及至广西宜山、贵州黔北，于艰难跋涉中崛起而谓之“东方剑桥”的西迁岁月，突出展现了诸如竺可桢、胡刚复、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谈家桢、贝时璋、罗宗洛，以及马一浮、丰子恺等一大批科学与文化精英的生活、学术风貌，同时辅以1897年杭州求是书院成立至1927年国立浙江大学正式挂牌的历史经脉，《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是一部随笔形态书写的浙大前传，文字凝炼、疏密有致。

序篇

 序篇一 普慈寺谜案

 序篇二 在夕阳帝国的余晖下

 序篇三 十年一觉大学梦

 序篇四 犹如风声，犹如气息

本事

 一 国立浙江大学

 二 杭州瑰宝

 三 郭任远这个校长

 四 竺可桢上任记

 五 三个院长和一次学潮

 六 1937年的“双十一”

 七 乡村协奏曲

 八 宜山记

 九 南郊茅屋与新缘缘堂

 十 黔北大学城

 十一 谁持彩练当空舞

 十二 芳野吟

 十三 回故乡之路

 十四 湄潭朗月照钱塘

 十五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后记：去老浙大夕花朝拾

主要参考文献

普慈寺谜案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在京城做过10余年御史，因冒犯慈禧太后贬官外放的林启，从浙江衢州调任杭州知府，官邸设在城东皮市巷内。离他住地不远的地方，有两座寺院，一是报国寺，在场官弄；二是普慈寺，在蒲场巷。其时报国寺已不复香火，据说成了清政府储藏武器弹药的库房；普慈寺则在数年前刚刚完成翻修重建，殿宇规模宏大，为杭州东城梵刹之冠。

作为杭州官府首要，林启与其辖地内的寺庙，本不会有什么直接关系，何况他又是一位崇尚维新思想的饱学之士，通晓英文日语，研习经济科学，以兴学强国为追求，故而报国寺与普慈寺的一衰一盛，起初并未受其关注。但是在半年后的某个早晨，从皮市巷起乘的知府官轿，却抬着他出直大方伯，过菜市桥，经上刀茅巷后，停在了普慈寺的门外。

知府大人当然不是来庙里进香的。从轿子里出来的林启，任务是查办事关该寺的一起案子，也就是后来人们通常所说的“普慈寺不法僧人案”。这起案子的来龙去脉，如今已难以寻觅翔实记载了，有说涉嫌风化的，也有说欺行霸市的，究竟是怎么个缘由，未见定论，终究仍是一桩谜案。但细想起来，和尚的偷鸡摸狗抑或仗势扰民，虽也不是没有可能，却到底还不至于惊动府台大人，烦劳林启亲自来查办，若非另有说道，恐怕也一定会是弦外之音。

普慈寺始建于南宋，元至正年间修整过一次，明时毁，清光绪十五年至十七年复又重建。杭州历代寺庙众多，建建毁毁如过眼烟云。相比灵隐寺、净慈寺这样一些驰名丛林，普慈寺应是排不上号的，年久破败修修补补或许可以，完全倾塌了想要重建，绝非易事。但这座颓圮已久的寺庙，却竟能耗时3年，奇迹般平地再起，而且规模超前，不能不令人诧异。从这一点上说，普慈寺的浑水，很可能与经济有关：造庙的钱是怎么来的，首先就是个谜；钱又是怎么花的，恐怕也是笔糊涂账。都说普慈寺的僧人法道了得，林启倒是要探个究竟了，他最是容不得贪赃枉法的，任粮仓御史时就曾逆权势而整肃纲纪，且连西太后的作为也敢于说三道四，哪里会在乎几个不法僧人。

林启是怎么查办普慈寺案的，又到底查出了什么，还需另做考据，但寺僧所为确已辱没佛门清静，应是毋庸置疑。所以查处的结果，是将恶僧逐出山门，寺产收归国有。按说僧人不法，庙堂无辜，换个住持也不是不可以延续，只是在当时的杭州，并不缺少寺庙，尤其在林启看来，与其重续普慈寺香火，不如拿它来办一所学堂。他一向主张兴学强国，读书的理应多于拜佛的才是。

于是就有了相应的另外一种说法，以为这是林启事先就盘算好的。早在出知杭州之始，他已经有了要在任内办几所学堂的想法，亲自查办普慈寺案的目的，正是相中了这处几乎可谓现成的校址。从事后的结果看，这个说法倒也不无道理，因为就在第二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初，普慈寺的殿宇禅房就几乎原封不动地改弦易辙，成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非同寻常的“求是书院”。这也是林启在杭开办的第一所学堂。

说求是书院不同寻常，有两层意思，一是它的创立极富挑战性，二是从一起步就显示了藏龙卧虎的质地。虽然林启在书院开设3年后的1900年4月就殁于任上，但在他所招收的最初一批学生中，却有着像陈独秀、何燮侯、蒋百里、邵裴子、黄郛等等，这样一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林启甚至还聘请了美国人L.Mattox(中文名王令赓)担任书院总教习，华人教习者中的宋恕和高啸桐，更是后来一再被人提及的维新派大学问家，前者是浙江平阳人，系“东瓯三杰”之一，后者与林启同为福建籍，做过广西梧州知府，时为林之幕僚。后来以主笔《杭州白话报》颇负盛名的林白水，初时也应林启之邀，参与过求是书院的创办。无论师资抑或生源，求是书院之强，可谓“两浙无两”矣！

杭州人大约都知道孤山放鹤亭边的林社，这是后人为纪念林启修筑的一座两层楼屋。时隔百余年，林启并没有离开这座他曾五度春风的城市，至今仍端坐于此间的梅树下，一顶圆桌，几张方凳，清癯睿智的面容与湖山相映，谁都可以在侧旁的空凳上坐下来，听他讲述早年创办求是书院的前尘往事。据说林启先生不仅谈吐幽默，且言辞犀利。

但不知为什么，我感觉中的林启，却不是里西湖畔抚桌而坐、意兴阑珊的这个样子。许是因为在我住地的附近，出入时常经过的大学路上，总能看到残存至今的普慈寺。虽然仅剩很少的一点建筑了，却毕竟还是加以修缮，被保护起来了，在门楣上挂出了“求是书院”的匾额。每每见之，就不免心生幻想，仿佛林启刚刚从那里出来，令手下在门上贴了封条，神色肃穆且略带思谋地捋了捋胡须，随从掀开轿帘，林人内坐定，回看了一眼普慈寺，随之摆手道：起轿！

现在遗存的求是书院，门是朝西开的。这当然不是先前的寺门了。门前那条东西走向的蒲场巷，也早已消失。但是在林启的轿子离去的当初，以及随后的许多年中，这条巷子里却回响着浙江乃至中国新教育的足音。从那些足音中辨别林启的行踪，大致可以复现以下一些场景：

3月，普慈寺案查办完毕。林启特意挑了个散淡的日子，邀约浙江巡抚廖寿丰泛舟西湖。名为游春，实则是要禀告案子的处理结果。应该是在画舫上，有茶和点心，清风徐来，湖光潋滟，巡抚大人说不定还信口吟了几句诗。见廖寿丰的兴致不错，林启试探性地提了一句该寺房产的处置，廖似觉此等琐细事务，无须过问，便称由杭州府自行打理便可。林启甚喜，他要的就是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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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老浙大夕花朝拾

我读过的学校都很有历史。初中时的杭州第一中学，现在称“杭高”，早年谓之浙江第一师范，名垂近现代文化与革命史之卓著者几可列队；毕业后报考的是浙江大学附属中学，自然是冲着日后想进浙大去的，虽然当时的校史仅从新中国成立前夕算起，但现在看来，浙大的附中，其实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了，尽管在这部关于老浙大的书中我只稍稍提了几笔。

杭州这个地方，旧东西是很少见的，时常被人挂在嘴边的一些老建筑，基本上都是翻修如新，形态或许还在那里，气场是没有的，用来拍拍电视剧还行，若想身临其境地追忆昔日人事，多半找不到感觉。譬如我住宅附近的两处，一个求是书院，一个风雨茅庐，后者能看出点大致轮廓，虽然丝毫也感受不到王映霞的气息(郁达夫是一天也没在这里住过)，但它所在的“场官弄”好歹还有块牌子订在那里，前者却是除了将仅剩的一间房屋修得连个方向感都没有，早年所在的蒲场巷，以及书院的占地范围，竟是一点点旧貌都无从想象了，因此在杭州寻根怀旧实在是件让人尴尬的事。

董桥的集子《从前》要再印，朋友替他请张充和题写封面，见字后董先生大为感慨：“张充和一管大笔蘸遍当代中国的茫茫烟水，她的一洼砚田不仅磨透历代书艺的渊源也磨平风雨家国的离乱”。那年张充和96岁了，仅仅两个大字就能写出并让人感觉出如此境界，盖因心中有历史之故。源头可上溯自清末求是书院的浙江大学也已过了百年，一提“求是”两字，濡染于“茫茫烟水”间的履痕苔影便隐约可见，闪现着一代名流巨擘风姿的灿烂星空始终标示在历史深处，尽管距离迢迢难再与共，却到底还可以牵动一份后辈的敬仰。

有幸得以追写老浙大的前尘故旧，于我是一件乐事。牵强附会地说，我现在每天往来的大学路，就是那些飘渺烟云的原产地，曾经因向往浙大而报考附中的冲动之举，也隐约像是一种缘分。如果就个人兴趣而言，我近年来的文字指向又的确多属“从前”一类，自小生活在杭州，总想着去翻一翻的，自然也是这个城市的老皇历，作为她最早的一所大学之一的来龙去脉，那是绕不过去的，无论是否有充足底气，都愿意试一试。

然而一旦接手，我才发现自己实在很是捉襟见肘。对近现代教育史的文化积累是软肋之一，各门科学知识的匮乏，对汇聚了众多科学名家的浙大殿堂，更是怯于贸然闯人。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法构想，无从涉猎，当然也一直都开不了笔，只能好好先读《竺可桢全集》中第六到第十二卷的日记。

在1949年前的浙江大学，执掌浙大13年的竺可桢无疑是最核心的人物，他的几乎一天不缺的日记，为起自1936年的浙大“竺可桢时代”留下了详实且细致可触的史料，尤其抗战中流亡西迁那几年于艰难跋涉中的崛起，全然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将竺可桢执掌时期作为主轴，老浙大的基本脉络，大致上是可以清楚的。1921年4月出版的《清华周刊》10周年纪念号说：“学校一个时代的精神如何，就看校长的态度怎样。我们不必细究周寄梅先生的履历，确实我们承认他是有宗旨、有计划、有理想、有希望的人。清华以前享有的盛誉以及现今学校所有的规模、层层发现的美果，莫不是他那时种下的善因。”周寄梅是清华第二任校长，竺可桢则为浙大第五任校长，我以为拿这段话来说明竺可桢，也甚是恰当。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这部书要写的不是浙大校史，而是一本随笔体传略，并且还只是截止于1949年竺可桢离任时的“前传”。这样的内容和文体，决定了作者在材料取舍和谋篇布局上无疑会带有很强的个人性，因此成型后的这部书，对于从求是书院破茧而出到第三中山大学因运而生的这30年，我以“序篇”的形式梳理了一个大概，将随后的20余年作为前期浙大之“本事”一一道来，以求其脉络清晰、疏密有致。

深入苍茫岁月中的老浙大，实在是不免让人感触多多，遐想多多。以现今的目光去看从前，忍不住的总想来点说三道四，但是说过道过，回头一读，竟像是画蛇添足了，于是删去。前些年给报纸写专栏，也是些消逝年代的故人旧事，报纸版面有限制，字里行间夹杂更多的又是一言难尽，就索性重在记录，少加赘语了。专栏仿鲁迅之“朝花夕拾”，起名“夕花朝拾”，写这本书的感觉，其实也正是去老浙大夕花朝拾，循的便也是此一路径。

感谢杭州市文联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能接纳我之所拾，惜因才识有限，疏漏和遗憾之处在所难免，好在老浙大几度风雨、一肩星斗，行程中花开花落、处处灿烂，想那未竟之种种，是一定还会有后续的。

在信息的海洋里，这套书恰如一叶扁舟，载着浙江历史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驶入了我们躁动不安的精神世界。面对喧嚣的现实，它向我们展示了知识的力量以及知识分子的力量，而它本身也成为这种力量有效的延伸之一了。

——刘恒

从这里出发，了解浙江，了解中国。

——余华

我迄今至少有三个遗憾，就是没有在合适的时候受到过这三所学校的沐浴。

——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