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精装典藏本)(精)》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山之作,史学界公认的传世经典!具备国际视野,堪称大师手笔,至今深刻影响海内外数代学人。
全新增补逾10万字:首次补入《蒋廷黻简明年谱》,特别精选《独立评论》5万字,收录《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与鸦片战争》《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内容更加厚实。
全新校订:在尊重民国原刊风貌基础上进一步更正原书讹误。
精选插图:特别收录经典彩色历史图片,图文相得益彰。
阅读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感受书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蒋廷黻先生超越意识形态,独立理性讲述近代中国史。费正清、何炳棣、马勇、郭廷以、沈渭滨一致推荐!
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都遭遇了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蒋廷黻著的《中国近代史(精装典藏本)(精)》以中国的近代化为线索,将百年来国家的演变和人物故事娓娓道来,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尽显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关切。特别是作者对近代国人所做的自强努力及其失败原因的分析更是远见卓识,至今发人深省。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19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原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原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的,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作买卖,藉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
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作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地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18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18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人的态度就慢慢地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地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作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作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正是乾隆帝
满80岁的一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着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来华。
P6-8
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泰斗、哈佛大学终身教授 费正清
一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将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之中。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小册子的分量。“什么叫经典?这才是经典。”
——著名历史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 何炳棣
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罗家伦)同开风气。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为旧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是一个开山的人。
——著名历史学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所长 郭廷以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
——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沈渭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