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采用法国年鉴派微观史学的方法，讲述发生在十七世纪荷属东印度公司一个女人如何同觊觎自己财产的冒险家丈夫抗争的个案故事。此外，本书还穿插了大量有关十七世纪妇女地位的细节，旁征博引，生动地描绘了当年的社会生活内容，以及东印度公司的各种商业政策。

本书采用法国年鉴派微观史学的方法，讲述发生在十七世纪荷属东印度公司一个女人如何同觊觎自己财产的冒险家丈夫抗争的个案故事。

在十七世纪的荷兰，很多远航到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投机者，往往采用娶一个富有寡妇的手法来迅速致富。本书主人公约翰·彼特，一个落魄律师，也奉行此道，娶了资产丰厚的女商人——科尼莉亚·凡·尼恩鲁德为妻，并且欲控制其财产，女主人公由此展开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抗争。

作者在这部复杂痛苦的婚姻悲剧中，穿插了大量有关十七世纪妇女地位的细节，旁征博引，生动地描绘了当年的社会生活内容，以及东印度公司的各种商业政策。

英文版前言

第一章

Otemba(不可驯服的)

开场白／殖民地风俗和日本传统／巴达维亚寡妇／结不结婚

第二章

古代器物

孝道／父亲，约翰公司／女儿，Anak Kompenie(公司的孩子)

第三章

一桩婚姻的全景展现

巴达维亚社会／充满思乡之情的家书／遗嘱

第四章

铺垫场景

年轻的律师／人生四十才开始／求爱

第五章

给予与索取

家庭生活／同宗教委员会的拉锯战／执法者的高压手段

第六章

 鹦鹉学舌式的报告

惩罚／五位愤怒的男人／财产扣押令

第七章

迷途的羔羊

荷兰来信／彼特的指控／复审——一种法律上的最终解决手段

第八章

所谓的和解

和平与和睦／重开敌对战争／判例／一个政治学的问题

第九章

最后一个回合

当局失去了耐心／后卫战斗

第十章

苦涩的结局

最后一幕／收支平衡／收场白

后记

到访设在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内的专门陈列荷兰东印度公司物品的宽敞展厅的参观者，最初似乎有点迷失其问，注意力全然被他们周围为数众多的航船模型和油画所吸引。然而，旋即他们会注意到靠近展馆中央的一幅油画：一个“贵族的”巴达维亚家庭成员的巨幅肖像画，画中人物是富裕的东印度公司商人彼得·克诺尔和他的亚洲人模样的妻子以及女儿们。这幅惹人注目的肖像画至少可以从三种视角来观赏：它们是艺术鉴赏家的视角、史学家的视角，或仅仅是漫不经心的参观者的视角。

一个艺术鉴赏家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通过色彩选择和人物表现手法表明，雅各布·扬松·科曼效仿了他同时代的同乡人托马斯·德·凯泽的画风。像德·凯泽那样，他描绘的画中人物相对头较大而手较小。画作绘于1664年，不由得也令人回想起安东尼·凡戴克作的那些大约三十年前意大利热那亚城喜好奢华的富豪们绚丽辉煌的家族肖像画。画中描绘大商人彼得·克诺尔，他的妻子柯尼莉亚，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凯瑟琳娜、赫斯特在他们巴达维亚城外破旧的避暑别墅的露台上。他们身后的暗影里是两个有着黝黑皮肤的仆人。左侧的背景隐约可见两艘东方大商船，那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引以为傲的帆船，家族的繁荣兴旺归功于它们。他们的肖像画留下了疑问的空间：这个富裕而有权势的商人家庭有没有被一种“钱多得无法处置”的负重感压迫着呢？

我们对画家科曼所知甚少。根据东印度公司档案文件，他于1663年以ziekentroonster或称“疾病安慰者”的身份动身前往东印度群岛。这项任命很有可能是给肖像画家科曼提供新主顾的一个借口。“疾病安慰者们”辅助船队牧师在船上做牧师的工作。不允许他们讲道，但是他们可以顶替作为领读经文的信徒，朗读《圣经》的经文或《教义问答集》。到达东印度群岛之后，这些相当有文化的人经常被派往更加偏远的殖民地担任教师工作。然而，科曼被准许留在巴达维亚，并且马上开始着手为当地东印度公司精英画肖像画。档案文件中收集不到更多的有关他留居巴达维亚的资料。作为一名积极的会众，他的名字定期出现在巴达维亚宗教委员会的集会记录中，直到1676年4月9日他死的那一天为止。

一个不经意的到访者，尤其是一个荷兰人，看到克诺尔家族的肖像画，可能会记起20世纪之初家族先辈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拍摄的那些褪色的照片。东印度群岛的典型特征立即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比如说，展现在他眼前的富裕景象：光彩夺目的丝绸长袍、珍珠项链、带状头饰，以及“美惠三女神”的扇子，抑或彼得·克诺尔，巴达维亚城堡第一任商人领袖衣服上的金纽扣和漂亮的肩带，在画中，他身着作为民团首领的全套制服。母亲柯尼莉亚的值得炫耀的物品——做工精巧的象牙雕刻的萎叶箱，放在女儿凯瑟琳娜的膝头，真可谓一件引人注目的物件。这家人的身后站着两个赤脚的家奴。女仆穿着一件马来纱笼，手抱着一篮热带水果。男仆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马甲的扣子半开着，左肩扛着民团的旗子，顽皮地从女仆手中的篮子里偷一颗水果。他可能有这样做的特权，因为他是主人的心腹。

了解这些画中人最终命运的历史学家会以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幅画，把它看作是一种强调这个家族在城市的公共生活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方式。另外，这对幸福夫妻的“快照”透露了几分他们的个性。作为巴达维亚城堡的商人领袖，彼得号称是城里最有钱的人，在他猝然而意外地死亡之前不久让人画的这幅家庭肖像画。在他旁边，稍微靠前一点儿，是他的妻子柯尼莉亚·范·尼恩鲁德。她是一位有势力的官员的最小的女儿，她父亲的职业生涯可追溯到东印度公司的开端，而他的日本情妇是平户的surishia。

柯尼莉亚，有着亚洲人的外貌和修长的身材，目光直视着观者。她的骄傲的姿势无疑留给人独擅大权的当家人的印象。在她身后，画的是年轻时期爱恶作剧的奴仆安东(untung)。稍晚，他作为盗贼首领苏拉巴蒂，和他的逃亡奴隶组成的团伙将成为骚扰巴达维亚乡村的恐怖势力，并且，他甚至将在爪哇岛东部统治他自己的王国直至终老。

总而言之，像这样一幅无声的肖像画要揭示的比乍看上去展现的要多得多。克诺尔委托科曼画这幅家庭肖像画使我们交了多么大的好运啊！要不然我们将看不到本则故事女主人公的肖像。我们在这幅画中看到的是一个骄傲的女主人，她弱不禁风的体格掩藏了固执而倔强的性格，而这一点我们不久就会非常熟悉。

不过，现存另外两个柯尼莉亚的肖像画展现了她的另一种形象：一个青年女子的形象，被巧妙地刻在一个小型木制屏风上；还有她的两封信函，在信中，她作为一个忠诚的日本女儿、一个孝道的典范出现。要看到这些遗物，我们必须环行半个地球到她的出生地日本去。

P20-22

在大多数社会里，包括那些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存的社会，妇女扮演着诸如母亲、妻子、姐妹或女儿这类相对从属的角色。只有当她们跨出家庭生活的范畴，积极地参与到更加广泛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时，我们才有可能在公开场合遇到她们。

在下面这则兼收并用了亚欧两洲的档案资料而集成的故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拒绝从属的特殊个体——一个女人在义愤和公平感驱使下，为她的权利一直战斗到痛苦的结局。出生干混血家庭的柯尼莉亚·范·尼恩鲁德在日本以及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管区的殖民地巴达维亚长大，有幸嫁给了公司的一位高级职员，四十多岁时成了寡妇，后来落入了一位律师手中，后者有五个孩子，他的妻子死于从荷兰到爪哇的漫长的航海旅途。等到他贪婪的本性变得明显之时，她几乎没有任何办法来阻止他掠夺她的财产。没有了家庭的保护，她已故丈夫的同僚势力也逐渐衰徽，她别无选择，不得不独自应付。

这则故事的最初版本是一个有关殖民地社会妇女地位的十九页的研究论文，有着一个生动的标题：《蝴蝶还是螳螂？柯尼莉亚·范·尼思鲁德的生活及其时代》。因其跨文化的背景，这篇文章被翻译成三种亚洲文字。在日本，它甚至以一种装帧精美的单行本的专题论文形式面世。不过，这些依照原文逐字逐旬直译的作品——有着格外详细的涉及复杂的啄始资料和晦涩的理论问题的脚注——这促使我将这篇文章改写成适于更广泛读者阅读的故事。1998年，这则《彼特先生的新娘》(Bitter’s Bruid)的故事一经面世，就收到了各种各样的评论，它被授予了“金猫头鹰奖”，一个颁给荷兰非小说类作品的享有盛名的奖项。它在评论家和读者中问都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在一些评论中，这则故事被当怍小说来讨论：我甚至因没有加入更多主要人物的对话而遭受指摘。回应这类评论，我只能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不能随意往书里添加对话，尽管历史资料的诸多的局限诱使我拉长故事的篇幅。

其他一些读者指责我没有更加公开地站在女主人公一边来反对她的傲慢而专横的丈夫。一些女性读者甚至寄来私人信件诉说她们自己拖延费时的法庭战争，这则故事使她们确信在过去的三百多年间，离婚诉讼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的确，柯尼莉亚与她丈夫马拉松式的法律战争促使德国出版商给书加上了一个虽非原创但颇具启迪意义的标题：玫瑰战争(Der Rosenkrieg)。而对日本读者来说，则把他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读进了故事中，他们把柯尼莉亚看成是一个为一项失败的事业英勇而战的“女武士”。日本电视台制作的一个纪录片甚至暗示女主人公履行自杀仪式来保全她的名誉，并为她的孙子保留了遗产。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读者反应说，故事里的主要人物不太能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把这则故事看成了对殖民历史的一种谴责。

对怍者来说，看到每位读者都在自己文化背景的框架下理解一则历史事件，感到非常有趣。收集完荷兰、印尼和日本的档案资料后，我开始着手记录这场发生在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堑壕战，与此同时，我开始对殖民地民众的各式各样的反应方式发生了愈来愈浓厚的兴趣。对于从这两个主要人物之间的斗争中读出某种古典悲剧元素的读者，我愿意点出这句古谚：“历史有如异国他乡，时人的行事方式与今人迥异。”

直到最近，在我写作《回归厦门》——目前旅居中国的一位华裔印尼老太太的传记——的时候，我才发现，对于一位记录当代人物的传记作者来说，不仅能与他所写作的对象共同讨论，而且还能因曲解素材受到其责备是多么的令人精神振奋。然而，假如你正在记述的是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人物，所有上述的事情就不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做的只有独自领会。

很久以前，柯尼莉亚的出生地——日本平户的市民为了纪念她，竖起了一座宝塔。尽管我为没能追寻到她最终死去的地点而颇感遗憾，我还是希望能够用讲述出她的顽强追求公平正义的故事这一方式来告慰她的亡灵。她可能不是世界历史网的报道者正在寻找的那种榜样，但是她一生的变迁兴衰的确清楚明白地显示了过去妇女的地位。

历史是成功者的历史，

不过，传记却没有这样的区别。

——理查德·霍姆斯

高等法院做出判决的三百年之后，这个悲剧故事从档案中重新翻出来，并且为了娱乐和启迪当今的读者而记录下来。命运难料——可能是克利俄，主管历史的缪斯女神的介入——两个一丝一毫都不适合对方的人被打入彼此的怀抱：乡村绅士约翰·彼特和“东印度公司的孩子”柯尼莉亚·范·尼恩鲁德。虽然他们生活在三百年前的殖民地城市巴达维亚，迄今为止，他们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也并非不能追踪隐藏在他们大量的行为和语言背后的动机。在这个传记的研究过程中，我们看到，这对不幸的夫妇的想法和行为被当时占优势的社会控制缰绳约束到了什么样一种程度，这些控制包括司法部门，参加诸如圣餐仪式这样的集体仪式，以及无处不在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干涉。所有这些组成了一场人间戏剧的背景幕，不过同等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传记中，你看到了他们与我们同样都存在的问题：相思病、失败的婚姻、无法实现的抱负，等等。”

不过，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永恒的——当一个女人让一个男人变得富有了，其结果就是抵牾和蔑视(据卡茨神父所说)——故事本身是有时间限制的，因为在1700年以后，“巴达维亚寡妇”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当巴达维亚的金钱和权力日益被少数固定家庭所掌握的时候。拥有大量的土地以及在公司内部占据最有利可图的职位使得他们能够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的显贵阶层。男性亲属可以给那些追求他们家族中富有的女性，并威胁到她和家族本身利益的贪婪的外人施加巨大的压力。就像阿诺特·彼特在写给他父亲的信中讲述的那样，世纪之交前后，在巴达维亚几乎不再能找到有钱的寡妇了。

约翰·彼特和柯尼莉亚·范-尼恩鲁德的故事意义重大，因为它开创了一个审判个案，显示了双方都求助了完全范围的法律武器，但是没有亲属能助他们一臂之力。司法部门本应该基于公平和公正的角度办案，不过这些概念在17世纪的巴达维亚受到轻视。不过，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来判断我们的祖先的行为，这不太公平，尽管我们不能否认17世纪的司法部门沿着一种奇怪的路线运转，不仅在亚洲殖民地，而且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占统治地位的各个地方都是如此。

几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已经发表了对17世纪司法程序的看法。例如，福克玛·安德里亚(Fockema Andreae)，称这一动荡的阶段为“律师们的天堂”。你只需看一看彼特，看他在荷兰的司法体系中感到多么的自由自在，这种法律体系为法律诡计和花招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范·德生评论说，普通市民对一个摄政官提起法律诉讼只是徒劳之举。他引用了鲁尔达(Roorda)一例为证，这个例子表明了在荷兰共和国时期，一个不满的人只能被从城市驱逐出去，并不需要依照任何法律程序。“这种情况因在城市中法官和政治首脑的过于紧密的联系而更为恶化了。”

无疑的，婚姻法规定妻子的资产自动归丈夫所有——即使这些资产是她通过继承或自己努力赚得的——几乎没有给一个被虐待的妻子采取行动以反抗贪财的丈夫留下空间，尤其由于，从法律上讲，她和他是同一个人。

在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的题为《妇女的从属地位》的专题论文中，他清楚地描述了有关一对已婚夫妇的财产权问题：

要不是有他在，她就不能获得任何财产；变成她的财产，即使是通过继承的手段，事实上也就瞬间变成他的财产……通过协议的方式，富人通常设法从丈夫的绝对控制中全部或部分收回妻子通过继承获得的财产：不过，他们不可能成功地使其控制在她自己手中；最大的可能是他们只能阻止丈夭挥霍它，但同时也禁止了合法拥有者对它的使用权。  米尔提到的严格意义上的婚姻财产契约直到1700年在英格兰还不是很普及，不过，这种财产契约应该在阻止丈夫随意处置妻子的资产方面相当奏效。

这则案例说明了荷兰妇女的弱势法律地位，不过，事实上妇女是怎样被对待的呢？柯尼莉亚·范·尼恩鲁德让人给她拟定了一份婚姻财产契约，这在她的那个时代是很常见的，但是，问题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因为契约没有透露她的资产的全部范围。当契约真正接受现实考验时，它被证明充满了漏洞，不仅仅是由于法律赋予了丈夫控制她的财产的权利，而且还由于她丈夫怀疑——并非不合情理——妻子对他隐瞒了部分应该由他控制的资产。

我们只能猜测这种隐瞒的原因，不过有一个动机似乎是容易被看穿的：彼得·克诺尔，在他的巴达维亚城堡第一大商人的职位上作为副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无疑他的头脑灵活的妻子在他“业余的”活动中给予了他“帮助和支持”。彼得·克诺尔死后，公布他遗产的全部价值一事并不在柯尼莉亚的兴趣范围之内。公布后接下来将发生的一切她太清楚了；毕竟，她父亲的全部遗产由于是通过私人贸易获得的而被查抄。柯尼莉亚下定了决心不被利用，因而当她抓到第二任丈夫盗用资产时，她就大声抗议。当地对状态逐步升级时，彼此双方的朋友都试图插手帮忙，而当他们试图调停的努力失败后，该轮到教会插进来干预了。不过，教会制定的规则，更多的是旨在维护像圣餐仪式这样的集体仪式，而不是调停教众成员之间的个人冲突。

最初，柯尼莉亚在冲突中占了上风，这要归功于彼特的钻石走私活动的暴露，当时身在荷兰的公司董事会命令巴达维亚的最高政府立即对彼特采取法律行动，把他当作一个“对公司无用的雇员”遣送回荷兰。换句话说，彼特被控从事私人贸易，被“十七绅士”置于超出合法范围的地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巴达维亚的法官们才能——找到准予柯尼莉亚特权的勇气：她成功地获得了临时分居的权利，并因此成功地避开了必须陪同她丈夫返回荷兰的命运。总而言之，这是那个时代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紧密勾结的清楚标志。固然，柯尼莉亚这时被指令公布她的财产总额，这项法庭裁定与她已故丈夫的遗嘱相左，并且，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柯尼莉亚将寸步不让。贯穿整个故事的主线事实上是柯尼莉亚坚决拒绝透露她的资产的真正范围。

在被迫遣返荷兰之后，约翰·彼特厚着脸皮为自己辩护，说服公司董事会承认他们对他——公司的一名雇员——的处置过于严厉了，他的个人利益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彼特第一次要求复审的请求已被最高政府否决，“十七绅士”随后建议巴达维亚的总督将军准许对他的案件进行复审，即使这么做实际上违背了他们自己的规定。返回巴达维亚以后，彼特如此令人震惊地滥用他作为正义法庭的成员的职权，以致最终法庭本身居然没能居中调停，更别说参加审判了。这促使总督将军坎普休伊斯给事件贴上了一个危害公共秩序的标签。从那一时刻开始，婚姻就成了一个行政——或者用当时术语说，是一个政治——事件。这一发展进程，使一个理论上纯法律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在稍后的那些年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并得到“十七绅士”的默许。不过，甚至连总督本人介入，也无法使事态缓和下来。换句话说，巴达维亚社会上层没有办法把事情处理妥当。

不言而喻，荷兰法律诉讼采用的路线也是如此。虽然说不上是僵化，也是拘泥于形式，真正在支撑着法律的，更能让人回想起希腊神话中命运三女神的未加收敛的狂怒，而不是一个自我标榜思想开明的国家的法官的行动。19世纪荷兰诗人埃佛哈都斯·约翰尼斯·波特吉特尔(Everhardus Johannes Potgieter)在他的一再被引用的有关祖国的诗句中推崇备至的崇高的精神到底在哪儿？  守住你的本分，当胜利时你光芒四射：

令欧洲公认它的座次，

让被压迫的人称你为避难所和家园，

我父辈的土地，我的光荣，我自己的祖国！

现在是时候最后关注一下柯尼莉亚了。她是被一个荷兰律师留在困境中的蝴蝶夫人吗？或者她像一个雌性的螳螂，会在交配过后吃掉雄性螳螂吗？她顽强的抗争，令人回想起一个虽然失败但是为了荣誉而战的英勇的日本武士，回想起在长崎形容一个意志坚强的女人的虽然古怪但却非常恰当的词：otemba(不可驯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