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选择
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我们总是随时面临选择。其实，人的一生就是不停选择的过程。职高还是高中、特殊专业还是常规专业、出国还是回国、甲男还是乙女……我们一生全部努力的意义在于：在不停的选择中使自己能够占据主动地位。
人无时无处不处在选择之中，但是一旦要作出选择的决定，我们就会体会到选择的困境——选择的两难。比如我现在要写这本“关于求学、求职、创业”的书，就必须暂时放弃我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选择了跟团旅行就必须放弃“自助游”的计划；选择了登山就必须放弃看海；选择了从政就必须放弃经商……
哲学家说过：“人不可能同时踏进两条河流。”因此我们必须随时作出选择，必须学会合弃，必须突破一个又一个的两难困境，并且在突破中享受选择的快乐。
一般而言，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选择从中学时代就开始了。
我人生的第一次选择出现在初中毕业前夕，摆在我面前的有四条路：一条是在本地就读普通高中；一条是到外县就读重点高中；一条是到外地读中专；一条是到外地读师范学院。
放在今天，这几乎不成其为选择，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读重点高中，但是二十年前的情形和现在截然不同，在当时，第一条相比于第二条劣势是明摆着的：师资不如重点中学好。但是优势也比较明显，在本地读书费用低，且人不生地也熟。相反，到外地读书的费用高而且对个人的独立生活能力也是个考验；第三条和第四条相比，中专有再升学的可能，但师范生再升学的可能性很小；但师范生比之于中专生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学费、食宿费等全部由国家负责。这对于家庭贫困的我来说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事实上，我们班许多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都选择了读师范。
在当时，读高中无疑有风险，中专生和师范生毕业国家都包分配，农村学生都可以农转非，但读高中如果不能考入大学则依然必须面朝黄土。
几经犹豫之后，我选择了风险度最高但前景也可能是最好的重点高中。
我相信类似的例子很多人一生都遇到过，但是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我所在的初中班是我们县当时最好的重点班。我们班的前十名中有三人选择了读师范，他们至今仍在家乡的小学当教师；有两名选择了读中专，这两人毕业后分配到太原的一家工厂，其中一人后来到一家化肥厂当工人，另一人现在已经下岗待业；有两名家住县城的同学选择了在当地普通高中读书，几年后他们中的一人凭出色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另一人几经周折后考人一所普通高校；选择重点高中的三人中一人考入南京大学，一人考入北京工学院，我考入天津大学。
我并不认为当小学教师或者下岗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任何人只要他努力工作、倾力拼搏都值得我们尊敬。但很多年后，我仍然为我的同学感到惋惜，他们本来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他们的命运在他们当初做出选择时便已基本上成为定局。
应该说，我当时的选择还只是一种“甜蜜的痛苦”。事实上，我的很多同龄人并不具备这种痛苦的资格，他们中的很多人由于分数太低，而不得不终止学习生涯或只能去普通高中就读，谈不上有什么选择的两难。所以说，人生的每一步努力其实只是使自己面对选择时处于主动地位。
有位名人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处却只有几步。”这关键几步甚至是一步的选择几乎会决定人的一生。
1988年，我的朋友王力正在北京航空工艺研究所工作，已经研究生毕业的他在这家研究所里享受着当时在一般人眼里看起来很高的工资待遇，但他仍然决定辞职去海南。 “我在研究所里几乎可以一眼看到未来，我不甘心。尽管下海前途渺茫，但我还是决心一搏。”二十年后已成为北京用友商务表单公司的老总，资产数千万的王力向我回忆说。
下海前的王力其实对海南一无所知，他只知道那里刚刚建省，凭着敏锐的判断力，他预测那里可能会有很多机会，可以将他的人生演绎得更精彩。
出于同样的考虑，我的另一位朋友徐北风也在这一年选择了下海。此前他正在北京整流器厂任分厂厂长。
“在国营大厂中我只是沧海一粟，我能很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未来，我的个性无法施展，我不知道我下海能不能做得更好，但我决定试一试。现在看来当时的决定是对的。”很多年以后，徐北风这样对我说。老徐现在是北京物业商会会长，掌管着一家上千名员工的物业公司，负责着北京十几家小区的物业管理，事业蒸蒸日上。
每一种选择都有其合理性，但是这种选择并非是唯一的，也并非完全正确，一定有许多更好的选择在等待着我们。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选择之美。
所幸的是，我的这两位朋友在他们各自人生的最关键时刻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对于今天的青少年来说，至少在下列几个阶段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15岁：读职高还是读高中
18岁：是继续复读考大学还是先闯荡社会积累实践经验
22岁：是继续求学读研还是先就业自助，是出国深造还是在国内谋求发展；是选择一家大公司做螺丝钉还是选择一家小公司做全能工具，为将来创业积累经验。
25岁：是结婚生子还是单身漂泊；是做朋友还是做情人；是固守本职还是跳槽求新；是在大城市生活还是移居小城市；是先买车还是先买房。
30岁：是选择继续打工，做“打工皇帝”，还是做“创业英雄”；是固守本行还是另辟天地。
选择之美在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选择之难也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面对两难的选择，人性格中的风险意识和韧劲将起到主导作用。
我认识一位女孩，25岁时放弃航空公司优厚的待遇，只身从四川来到北京。最初到一家房地产公司打工时月薪不到一千元，这是她几年前做空姐时收入的六分之一。但她仍然咬着牙坚持，终于在到北京三年后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当初携两万元来北京的她现在已经凭着自己的努力拥有资产数百万，年收入达七、八十万的公司。而她留在航空公司的同事仍然从事着年收入七、八万的工作。
同她相比，另一位同样是不满意四川“安逸”生活的女孩也是25岁时来北京闯荡，在大学学习法律的她选择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但遗憾的是，鼓足勇气迎接命运挑战的她，却缺乏成功者所具有的坚韧和果断：在经过两年的跋涉后，她终于忍受不了北京巨大的生活压力和情感孤独之苦，神色黯然地又回到了四川，回到了父母亲为她营造的安逸环境中，她一生中作出的这次最重要的选择就此落下帷幕。
许多人在生活中都经历过选择之难，那些日后成为成功者的名人，在早期都曾经历过选择的彷徨和痛苦。
P6-9
大约从1996年起，作为一名媒体从业者，我曾先后到中国新闻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大学等地做讲座。
最初，主讲的议题大都和新闻写作有关，但从2002年以后，主讲的话题逐渐从新闻领域过渡到职场领域。记得有一次在我的母校天津大学讲座，原定两个小时的讲座整整延长到五个小时，而后三个小时几乎全部是围绕着大学生活和职场生涯的话题展开。这以后，我发现每次讲座，求学、求职、创业的话题总会引起全场学生的共鸣，这让我心生感慨。
最早提出本书写作动议的是山东菏泽新闻学院的院长任桂峰先生，时间是2007年5月。
那本来也是一场例行的新闻写作讲座，却在讲座结束后变成了一场关于大学生活取向、职场人生等话题的热烈讨论。我又一次发现：大学生们对未来的专业前景、未来的职业定位、未来的职场风向标的关心远远大于对所学专业知识的关心。
由此，我也萌生了写一本专门探讨求学、求职、创业的书，以便系统地和学弟学妹们交流。结合我十几年的讲座体验，我开始在脑海中构思这本书的写作框架。但那时候，我正忙于写作《国运——古今中外的开国六十年》一书，所以，尽管很多人催促这本书早日面世，我却迟迟未能动笔。
2008年12月，《国运》一书三稿修改完毕，我开始了本书的进一步构思。
2009年春节，我在故乡的太岳宾馆里写下了关于本书的第一行文字。
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也是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卖菜。1991年秋天，我成了北京菜站的一名职工。至今我身份证上的地址仍然是：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路菜站。
我相信，直到现在，这样的工作在很多大学生眼里也会觉得不屑或不可思议。但是我确实是从卖菜的吆喝声中开始了我的职场人生。正因为如此，我才有理由相信：由我这样出身“贫贱”的人讲出的故事，才有可能触动更多的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人们。
我很感谢语文出版社的总编辑王晓庆先生及他的助理王永强先生，正是由于他们的肯定，才使我沿着既定的提纲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
我要感谢北京大学的弓健同学和王穆同学以及北京：二中的张瑨怡同学。弓健和王穆同学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很好的素材，张瑨怡同学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独到的观点。
感谢本书的两位编辑十年砍柴先生和高全军先生，他们为本书的修改提供了许多很好的建议，这让我受益无穷。
感谢我的中学同学段鹏建和大学同学高香信，他们对我的关心体现在对我作品的逐字逐句的阅读中，这让我感动。
我尤其要感谢的是我的法律顾问——北京冠衡律师事务所的刘卫东先生。十几年来他一直是我事业的坚定支持者，这让我倍感友谊的温暖。
我也要感谢杨丹同学，她既是我写作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是我书稿修改最执着的建议者。
我衷心希望我在本书中的所有文字能对那些行走在求学、求职和创业路上的学弟学妹们有所帮助。
我很庆幸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它让人有无穷想象的同时拥有无穷的选择。
2009年12月于北京顶秀美泉小镇
二十多年前上中学的时候，我就经常背诵“人生的路虽然很漫长，但紧要处却只有几步”这样的名言警句，可惜那时候仅仅是将它背诵而已。
现在，历经人生的起起伏伏后，我把这句话再次翻出来，说给我自己听，也说给即将要阅读这本书的学弟学妹们听。
与二十年前相比，今天年青一代面临的问题不是无路可走，而是有太多的路可走。也正因为有了太多的选择，所以有了无尽的烦恼。
纵观三十年来的地球，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跌宕起伏、壮怀激烈。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青年像中国的青年这样充满竞争、充满挑战。
1978年，全中国有610万人参加高考，而录取的人数只有40.2万人，三十年后，高考录取的人数已超过600万。
这是一个既让人喜悦又让人沮丧的数字。
在一个经济腾飞的时代，一个日渐清晰的中产阶层需要一批又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去充实；但在一个市场经济并未完全发育且市场秩序和道德还未完全建立的年代，明显扩招过快的“教育大跃进”又让一批又一批的大学毕业生们徘徊在就业的大门之外。
1978年，高考恢复，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专业招进了几十个年龄相差超过20岁的学生，其中三位是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十多年后，他们三人分别创办了TCL、康佳和创维。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之和占全国彩电总产量的40％。
在辽宁，沈阳铁路局工人马蔚华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2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行长；在北京，176中学的青年段永基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六年后参与创办了四通公司，后来成为北京中关村的风云人物。
在那个独特的年代，高考以其独有的魅力改变了一代人的生命轨迹。
当然，并不只是高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那些在不同的区域和领域拥有惊人洞察力、不懈努力的人们，同样在随后的岁月里演绎了自己精彩的人生。
在四川，刘永行参加了1977年高考，得到了理科状元的好成绩，但是因为“出身成分不好”而没有达成心愿。后来，他和他的三个兄弟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养殖场。20年后，他们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
1978年，在南方小镇，一位叫王石的27岁文学青年正枕着一本已经被翻烂的《大卫·科波菲尔》，睡在建筑工地的竹棚里畅想着未来。十几年后，他成了万科公司的董事长。
当然，这里所举的都是些成功的例子。实际上，更多的人在这场日渐兴隆的经济大潮中选择了沉沦或是默默无闻。
三十年过去了，时代的背景变了，但时代的主题并未改变。
当然，任何时代里成功者总是少数人。人类社会永远呈现出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处在塔基下的默默无闻的人们映衬着塔尖上那些成功的幸运者们。
问题是：在日渐激烈的竞争中，谁会成为那座宝塔上的明珠？又是什么因素引导他们攀上塔尖？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现象：一群在大学里年龄相仿、学历相当的同伴在日后十几年的境遇却大为不同，有的甚至截然相反。
究竟是什么因素使附着在每个人身上的助推力不同？
又是什么因素决定和改变着每个人的发展方向和前行速度？
个人智能结构、家庭环境、成长的地域背景，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起着作用，但哪些是决定性的力量？个人的后天努力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人生？
这本书要回答的，就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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