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沃森——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他的伟大成就、古怪行径、丰富故事以及有趣文风足以让他为自己写上好几部自传——事实上他也毫不客气地这么做了。在获得诺贝尔奖后不久，他就出版了风靡全球的自传——《双螺旋》。在双螺旋发现50周年纪念之前，以其情感历程为主线的自传《基因、女郎、伽莫夫》又得以问世。这些传记和学术界如潮的评论令他成为了一名现代“话题”科学家。本书以作者及其妻子在2000和2002年间对詹姆斯·沃森进行的三次访谈为基础，并增添了一些评论，还摘录了一些对这场生物学革命有贡献的其他人，如查加夫、克里克、布伦纳、等人的访谈。

生物医学研究正成为科学中最激动人心的领域。本书以作者及其妻子在2000和2002年间对诺贝尔奖获得者、DNA双螺旋结构的共同发现者詹姆斯·沃森进行的三次访谈为基础，并增添了一些评论，还摘录了一些对这场生物学革命有贡献的其他人，如查加夫、克里克、布伦纳、等人的访谈。这三次访谈涉及的题目很广，包括科学进展、科学家在现代生活中的角色、女性在科学中的作用、科学伦理、恐怖主义、宗教以及沃森与同行科学家的关系等，揭示了这位当代科学的主要贡献者所思所想的重要方面。

序

致谢

序曲

第一次访谈

第二次访谈

第三次访谈

尾声

参考文献和注释

附录1 沃森语录

附录2 他人眼中的沃森

附录3 贝尔纳对《双螺旋》的书评

附录4 沃森为《通向斯德哥尔摩之路》所作序言

索引

译后记

在此，我对该事件的描述均基于我与尼伦伯格在1999年的谈话：20世纪50年代末，蛋白质合成是生物化学领域最热门的课题。世界上最好的生物学家们都在研究蛋白质合成。转移RNA和氨基酸活性酶刚被发现，后者用于催化转移RNA活性以使氨基酸同特定的转移RNA结合。人们已经知道，蛋白质在细胞内的核糖体颗粒上合成，但没人知道任何关于信使的事。事物发展很快，尼伦伯格认为蛋白质合成将于两年内解决，尽管他没有预见自己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他曾自问：“我一个人单枪匹马，有多大把握来对抗那些在世界最好实验室的大课题组内研究蛋白质合成的出色人物呢？”

尼伦伯格和马特伊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发现是，病毒RNA是令氨基酸整合到蛋白质的绝佳刺激物。伯克利的弗伦克尔一康拉特(Heinz Fraenkel-Conrat)是研究烟草花叶病毒的权威，手上有尼伦伯格认为能引导病毒外壳蛋白合成的突变型。尼伦伯格于是前往伯克利，打算与弗伦克尔一康拉特共同工作一个月，利用病毒RNA来引导蛋白质的合成。他用一个野餐篮装了一包含酶提取物，带上了飞机。那是在1961年初。离开前，尼伦伯格为马特伊写了一系列操作步骤，如何在无细胞系统中合成多核苷酸，所以，马特伊才是那个真正——尼伦伯格不在的时候——做了第一个聚尿嘧啶实验的人，并制出了多聚苯丙氨酸。当实验成功时，他给尼伦伯格打了电话，后者立即回到了贝塞斯达。

当尼伦伯格和马特伊最初跨出这破译密码的第一步时，尼伦伯格明白，为了令人们信服这样一个实验，一定要制出可见物质并研究其属性。他也清楚会遭到质疑，因为这项发现如此巨大而惊人。尼伦伯格知道，他必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从多方位来证明”。他对多聚苯丙氨酸的物理属性一无所知，而他却要找出并证明它们。他们分离了该产物并用三氯乙酸使沉淀物析出。

可是，尼伦伯格想要了解更多，于是他决定去图书馆查询多聚苯丙氨酸的相关知识，刚走到底下一层楼——安芬森(Christian B.Anfinsen)实验室所在的楼层。安芬森后来(197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不过他并不是尼伦伯格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他当时甚至都不在，但一位年轻的访问学者—塞拉(Michael Sela)在，他后来当上了以色列魏兹曼研究院(Weizmann Institute)院长。尼伦伯格知道塞拉在合成肽方面非常博学，因为这是免疫学必备知识。尼伦伯格于是问他是不是知道一些多聚苯丙氨酸的物理性质。塞拉告诉他，多聚苯丙氨酸在一般溶剂中是很难溶的，但在含15%氢溴酸的乙酸溶液中就能溶解。塞拉还给了尼伦伯格一些这种溶剂来测试他的沉淀物——这对他而言本是毫不知晓的知识。那时他也没有想到问一问塞拉是怎么知道这样一种奇怪溶剂的。15年还是20年后，他猛然想到了这个问题，并发现塞拉可能是当时唯一知道这种溶剂的人，而且是一次实验准备工作中的失误，随后才观察到它可以溶解多聚苯丙氨酸。尼伦伯格在我们。1999年的访谈中曾惊叹这个巧合，居然让他问到了世上唯一知晓这个问题答案的人。

尼伦伯格在为1961年的莫斯科会议做准备时，他清楚自己要报告的东西有多么惊人。然而，作为这一领域的无名小卒，他被安排到了一个只有一台苏式巨型幻灯机的小房问，报告时间仅为十分钟，参加者屈指可数。尼伦伯格曾向沃森作过自我介绍并告知他这个发现。沃森就让同事蒂西尔斯来听尼伦伯格的这个报告，蒂西尔斯进一步确证了尼伦伯格曾告诉过沃森的事。

谁也不曾料到，1961年的莫斯科成为分子生物学上一个空前发现的宣布地。在苏联，李森科虽然不再能决定生死问题(他在斯大林执政时狐假虎威)，但仍旧掌控着生物科学的大局。尽管此时赫鲁晓夫掌权的政治气氛已相对宽松，但李森科背离科学的观点仍阻碍着进步。他否认基因存在—说这绝不可能存在因为没人见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居然担任着莫斯科遗传研究所的所长。生物化学家的国际会议能在莫斯科举办，至少是改变的一个讯号。虽然不能选择分会的主题——因为“分子生物学”这个词在苏联仍不合法，但会议组织者得到了能够自由选择演讲者和标题的保证。恩格尔哈特(Vladimir Engelhardt)还记得，直到20年后他们打算为一个分会起名为“分子生物学”时，仍未被批准，最后只能起了一个折中名称，叫“分子水平的生物学功能”。莫斯科的官吏仍然扣着科学家的命门，也许是害怕过多的西方影响侵蚀无菌的苏维埃秩序吧。

沃森、克里克、佩鲁兹、奥乔亚和其他大师级人物，以及许许多多还不出名的科学家们都参加了这次莫斯科会议。奥乔亚是世界顶尖的生物化学家之一(获195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两人之一，另一人是科恩伯格)，根据卡罗琳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颁奖宣告：“为他们在核糖核酸及脱氧核糖核酸的生物合成机制上的发现。”最终证实，奥乔亚并不正确，而其他人更是多用了好几年才了解了RNA合成的机制。不过，从来没有人对在生物化学上作出巨大贡献的奥乔亚获得这项最高荣誉表示异议。奥乔亚被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奖项的工作是同格伦伯格一马纳戈(Marianne GrunbergManago)共同完成的，但后者却未获该奖项。事不凑巧，被科恩伯格鉴定为具有复制：DNA功能的酶最终被证实并没有该功能，不过有修复DNA的功能。这一回科学界还是觉得，即便科恩伯格在原始结论上有着错误判断，他仍该得到认可。科恩伯格和奥乔亚两人分别在他们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展示了沃森一克里克式的核酸双螺旋结构。P28-31

2000年和2002年间，我对诺贝尔奖获得者、DNA双螺旋结构的共同发现者詹姆斯·沃森(James D.Watson)进行过若干次访谈。其中，两次访谈有磁带录音，有一次访谈还摘录出版。我的妻子玛格迪(Magdi)进行了第三次访谈，并录了音。这三次访谈涉及的题目很广，包括科学进展、科学家在现代生活中的角色、女性在科学中的作用、科学伦理、恐怖主义、宗教以及他与同行科学家的关系等，它们揭示出这位当代科学的主要贡献者所思所想的重要方面。这些访谈形成了本书的基础。

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对DNA结构的“建议”已成为生物学自达尔文以来最重要的发现以及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科学发现，其影响深及21世纪。沃森还是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创立者，并将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打造成一个世界级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他曾是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的台柱，该计划有望在未来数十年间革新医学。沃森的著作也扩大了他的影响力。沃森在其有生之年已成为一个传奇人物，不仅仅是在科学界。在冷泉港周边和长岛北岸，他被大众称为“DNA博士”。

沃森如此知名，其所想所言当然非常重要，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值得与更多读者来分享我们的访谈的原因。诚然，这些访谈不能反映一名科学家的全貌，尤其是复杂如沃森者。因此，我增添了一些评论，并摘录了一些对这场生物学革命有贡献的其他人[如欧文·查加夫(Erwin Chargaff)、克里克、悉尼·布伦纳(Sydney Brenner)等人]的访谈。我所接触的这些人已为我打开了现代生物学令人惊喜的世界。我必须承认，在我还是学生时生物学令我厌倦，尽管当时双螺旋已经发现而遗传密码正被破译，但我们对这些发现一无所知，我成了一名物理化学家并研究小分子结构。在我的研究中，我试图挑战可能性的极限来研究小分子结构并尽可能精确地确定它们。我曾经认为——证明是错误的——对大的、生物学上重要的分子而言结构细节应当没有什么用处。2000年，我在英国剑桥医学研究理事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度过了三个月并想验证这一预言，但得到相反的结论。

今天，我发现生物医学研究成为科学中最激动人心的领域，本人态度朝向生物科学的这一转变是撰写本书最强烈的动机。我与沃森的见面，尤其是我们夫妇2002年客居冷泉港实验室时与沃森和伊丽莎白(Elizabeth)(莉兹)夫妇一起度过的三个月，使我与他比参与这场生物学革命的其他人更近。

关于沃森的文字已有许多，而我们与他的访谈录可以说是对已有文献进行了补充，它们超出了化学和生物学，甚至超出了科学。这大概是能最好地展示沃森的方式，而他也以这种形式表述：向超越你能力之地进发并且出类拔萃。

作为现代社会的普通民众，我们一直将崇尚科学和崇拜科学家混为一谈。从小学作文描述“我的理想”，到填写高考志愿专业，我们的脑海中时常闪现出古今中外某些大科学家的名字，他们的辉煌成就更是吸引无数青年学子踏上了科学研究之路。多少年后回首，方知这条崎岖山路的艰辛，能攀蟾折桂者又有几人？在科学的竞技场上，失败者自不待言，无人相信眼泪。成功者笑逐颜开，谁人闻其心声。即使在多元化开放的今天，大多数媒体在涉及与科学相关的新闻报道时，总是极力渲染科学成就的巨大价值，而有意无意地掩盖成就创造者真实的心路历程，无怪乎大众眼中的科学家逐渐形成了千人一面的固定模式。

于是，为大科学家作传似乎成为一项颇有意义的工作。事实也证明，《居里夫人传》的影响力绝不止于异国求学的女性，《哥德巴赫猜想》确实唤起了国人对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热情。不用提诺贝尔奖获得者，只要你手头有一份美国科学院院士名录，就可以从网上搜索到其中每一位的传记。当然，这些传记中包括自传和访谈录——这对科学界来说还是一种较为稀少的形式。一般来说，传记是真实素材加工后的主观产物，自传更是如此。在阅读科学家传记时，我们似乎比读文学家和政治家的传记更苛求其真实性，一如科学本身来不得半点虚假。因此，设想有某位成就非凡又乐于“高调”行事的科学家出版了几本传记，若将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不仅可以发现其中的差别，你甚至还会产生想去向科学家本人对质的冲动。

詹姆斯·沃森——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他的伟大成就、古怪行径、丰富故事以及有趣文风足以让他为自己写上好几部自传——事实上他也毫不客气地这么做了。在获得诺贝尔奖后不久，他就出版了风靡全球的自传——《双螺旋》。在双螺旋发现50周年纪念之前，以其情感历程为主线的自传《基因、女郎、伽莫夫》又得以问世。这些传记和学术界如潮的评论令他成为了一名现代“话题”科学家。沃森喜欢自己掌控故事，就像他在《双螺旋》的序中强调的：“这是如何发现DNA结构的我的版本。”但对于接受他人的深度采访，沃森却一直小心谨慎。所幸最终他还是对“传记垄断”有了让步，才令本书成为沃森自传之外第一本经由别人讲述沃森其人的传记。

这本访谈录——《DNA博士》亦可说是对上述传记的“对质”之作。作者先对沃森的自传做足了功课，在同沃森一次次的谈话中，话题貌似天南海北，观点相和相悖，甚至提问和被问的角色互换，再加上采访角度的巧妙，力图向大家呈现一个多样的沃森，一个真实的人，而不仅仅是那个笼罩在“DNA结构发现者”光环下的科学家。即便是在谈及大家耳熟能详的DNA结构的发现之旅时，惯常争论的到底有多少人做出了切实贡献已不再是话题的关键，我们从对话中看到的是沃森的工作以及他和诸多同行在亲密合作、交流互动间进发的火花，让这片断成为最终能组合出一个真实科学事件的“罗生门”拼图中的一块，而不是简单重复。访谈时作者有意诱导抑或沃森自己无意流露出来的故事，也让沃森这个科学家的形象更加丰满起来。就像作者转述的、沃森自己不无得意地说过的那样，“如果拿他和爱因斯坦及百年内的其他人比较，其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应该有趣至极”。而这些有趣至极的故事，不单单有着沃森自己的主观版本，还有了其他作者的客观版本。

访谈录在受访者的成就之外，必然会涉及逸闻趣事，人们会在读罢这类访谈录之后得出一个结论：科学家都是差不多样子的普通人嘛！可《DNA博士》却不会用这样的方式给你一个“普通的”沃森。对话字里行间展示出沃森及其一些同行的思维方式和所具备的素质，绝不是用“普通”一词就能轻描淡写而过。对于诺贝尔奖遗珠、科学与伦理、女性科学家等话题的讨论，其观点的鲜明、尖锐、独到，都不是普通人可以达到的。还有那些故事中所谓的巧合，比如偶然看到DNA晶体衍射照片的沃森和克里克，比如在寻究聚苯丙氨酸性质时，“问到了世上唯一知晓这个问题答案的人”的尼伦伯格，与其说那是运气，不如说他们对所见所闻的感知与常人不同，才能抓住那瞬息流逝的机遇之光。更值得钦佩的是，沃森的天赋异禀和青年得志乃至这个社会的浮躁，并没有使他变得急功近利。如果没有为某篇论文做出贡献，他不会在文章上署名；如果有一项年轻科学家首创的科研项目，他就会呼吁为其拨给经费；如果他念念不忘的关于大脑的研究在未来被一一揭示的话，就更证明了他的目光高瞻远瞩。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本身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科学家，他同许多科学家的交情匪浅，又有机会阅读大量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在对沃森访谈的实时记述中不时穿插着他的严谨评述。科学家作者同一般传记作家不同的写作风格和思考角度，也是我们从作者这方面来了解科学家思维方式的重要途径。

如果你耐心读完这本访谈录，就会逐渐发现它的价值远不在于“对质”沃森的自传和反映科学家的生活多样化那么简单，它还触及到了科学家在现代社会中应有的地位问题。阿基米德、伽利略、牛顿、达尔文，这些历史上的科学大家，在很多人眼中俨然成了神话。科学家在大众心中不是深居简出、生活邋遢、无能的怪人，就是一呼百应、名利双收、万能的超人。20世纪中叶，以色列政府就这样如神一般地崇拜着爱因斯坦(或者只是爱因斯坦的名声)，甚至想邀请他去当以色列的总统。爱因斯坦当然是拒绝了，但如此这般对科学家的盲目崇拜绝非个案。否则当今世界怎么能有那么多“学而优则仕”的科学家？事实上，很少有在出仕之后还能有科研突破的科学家，而科学家无所不能的神话该被打破了！

纵然是沃森这样的天才，在某些方面也有其幼稚的一面。在这部访谈录中，作者甚至保留了一些沃森不小心爆出的粗口，这或者是沃森表达愤懑情绪的方式之一吧。不过，会吃光小朋友生日蛋糕的沃森，有什么做不出来、说不出来呢？尽管他自称(似乎还颇有些遗憾)出于冷泉港实验室负责人的立场，不能如克里克那样口无遮拦，但如果他真如其所言那般懂得缄默，就不会因那些对人种与先天智力的关系有失偏颇的言论而倍受指责，以致不得不辞去行政职务。沃森常常从自以为客观而科学的角度来评价一些事物，比如他在夸赞着犹太人的智商的同时又对犹太人的宗教、传统和食物颇多微词。对于敏感的政治、宗教问题，他也是抱持这样的立场和价值观而有时语出惊人。遗憾的是，科学界有时是宽容的，地球村却不是。

钟扬 赵佳媛

2009年7月于复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