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上文明绵延最长的文明大国。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祖先以其特有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世界七大文明古国都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过积极的贡献，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有的中断了，有的落伍了，只有中国文化从山到今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仍然屹垃于吐界民族文化之林，继续为世界和人类文化作着贡献。这是中国文化一个突出的特点。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与创遣。中国文化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样法，同时也蕴含着她的情感、智慧和民族精神，数千年来，历风雨而不衰，遭浩劫而弥坚，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已提供了不竭的生命源泉，成为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是我们今天应当加以批判继承的珍贵文化遗产。

绪言

第一章 清前期的社会和文化

 第一节 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节 文化政策和文化建设

 第三节 文化对社会的影响

第二章 清前期文化的时代精神

 第一节 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影响的加强

 第二节 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总结

 第三节 高扬批判和经世致用的旗帜

第三章 纷繁的文化论争

 第一节 理学与心学之争

一、理学真伪之辩

二、立《道学传》引起的争论

 第二节 汉学与宋学之争

一、汉学与宋学的分化

二、汉学与宋学的对立

三、汉学与宋学兼采

 第三节 中学与西学之争

第四章 国内外的文化交流

 第一节 国内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一、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

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第二节 和亚洲各国的文化交流

一、和日本的文化交流

二、和朝鲜的文化交流

三、和琉球的文化交流

四、和越南的文化交流

五、和缅甸的文化交流

 第三节 和欧洲的文化交流

一、天主教在中国的传布

二、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三、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第五章 博大精深的学术

 第一节 清初学术流派

一、理学诸流派

二、诸子学的复兴

三、颜李学派

四、经学考据学诸家

 第二节 乾嘉学派

一、乾嘉学派的形成

二、乾嘉学派的分野

三、乾嘉学派的局限性

 第三节 嘉道之际学术思潮的变动

一、今文经学的复兴

二、常州学派的异军突起

三、经世思潮的涌动

第六章 哲学的发展

 第一节 黄宗羲、顾炎武的哲学

一、黄宗羲的哲学思想

二、顾炎武的哲学思想

 第二节 王夫之、颜元的哲学

一、王夫之的哲学思想

二、颜元的哲学思想

 第三节 乾嘉学派的哲学

一、戴震的哲学思想

二、章学诚的哲学思想

三、焦循的哲学思想

四、阮元的哲学思想

第七章 异彩纷呈的宗教

 第一节 道教的兴衰

一、清政府对道教的利用与限制

二、道教的戒律和经籍

三、道教的主要流派及代表人物

 第二节 佛教的发展

一、清政府对佛教的政策

二、佛教的寺院和刻经

三、佛教的主要流派及代表人物

四、藏传佛教的兴盛及派别

 第三节 伊斯兰教及其门宦制度

一、清政府对伊斯兰教的政策

二、门宦制度与教派

 第四节 基督教的传播与被禁

一、天主教

二、俄罗斯东正教

三、基督教新教

 第五节 民间秘密宗教的繁兴

一、民间秘密宗教的主要派别

二、民间秘密宗教的思想信仰

第八章 伦理道德思想的新趋向

 第一节 具有经世致用特征的道德观

 第二节 倡导个性解放的理欲观

 第三节 肯定性善统一的人性论

 第四节 强调功利主义的义利观

第九章 教育和科举制度

 第一节 多种形式的教育

一、学校教育

二、私学教育

三、书院教育

四、寺院教育

 第二节 科举制度

一、文科

二、武科

三、制科

四、八旗乡、会试

第十章 史学的发展

 第一节 修史机构的创设

 第二节 多种体裁的官修诸史

一、《明史》

二、《清实录》和《东华录》

三、《大清一统志》

四、续三通和清三通

五、《大清会典》等书

 第三节 史家及其撰述

一、开辟一代新风的顾炎武

二、王夫之和《读通鉴论》

三、黄宗羲和《明儒学案》

四、顾祖禹和《读史方舆纪要》

五、乾嘉时代三大史学家及其著作

 第四节 史学理论的新发展

一、史学与“经世致用”

二、“六经皆史”

三、史家与“史德”

 第五节 少数民族史学

一、蒙古族史学

二、藏族史学

三、维吾尔族史学

四、彝族史学

第十一章 璀璨的文学

 第一节 诗词的新成就

一、诗歌创作流派及代表作家

二、词的复兴和著名词派及词人

 第二节 芬芳的散文园地

一、清初散文作家及其作品

二、桐城派古文

三、清前期的骈文创作

 第三节 古典小说的辉煌成就

一、《聊斋志异》和清代文言短篇小说

二、长篇小说创作

三、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四、曹雪芹和《红楼梦》

 第四节 繁荣兴盛的戏曲文学

一、李玉和《清忠谱》

二、洪舁和《长生殿》

三、孔尚任和《桃花扇》

四、《雷峰塔》

 第五节 成就斐然的少数民族文学

一、蒙古族文学

二、回族文学

三、藏族文学

四、维吾尔族文学

五、苗、瑶、黎、彝、壮等族文学

第十二章 多彩的艺术

 第一节 百花齐放的绘画

一、绘画的多种形式和派别

二、绘画名著的编纂

 第二节 形式多样的书法和篆刻

一、清初的书法艺术与流派

二、碑学的兴盛与清中期书法艺术

三、书法著述

四、篆刻艺术

 第三节 风格各异的音乐

一、宫廷音乐

二、民间音乐

三、少数民族音乐

 第四节 引人入胜的舞蹈

一、汉族民间舞蹈的发展与兴盛

二、千姿百态的少数民族民间舞蹈

三、舞蹈在戏曲中的发展

 第五节 兴盛的地方戏剧

一、地方戏剧的发展

二、剧种与风格

三、少数民族戏剧

 第六节 独具魅力的园林

一、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

二、巧夺天工的私家园林

第十三章 科学技术的缓慢发展

 第一节 天文学和数学

一、天文历法

二、数学

 第二节 农业及水利

一、农业技术

二、水利技术

 第三节 医药学

一、传统医学理论

二、药物学与方剂学

三、温病学派的形成

四、临床各科的成就

 第四节 其他科技方面的成就

一、地理学

二、手工业技术

三、建筑技术

四、武器制造和军事科学

 第五节 少数民族的科技成就

一、蒙古族的科技成就

二、藏族医学的成就

三、新疆各少数民族在农业科技上的贡献

四、壮族人民的织造技艺

五、彝族的火器发展

第十四章 清前期的社会风俗

 第一节 特权等级的生活习尚

一、服饰与礼仪风尚

二、日常生活与饮食习尚

三、建筑与居住风尚

四、行止仪尚

五、婚丧仪礼规范

六、年节娱乐风尚

 第二节 汉民族地区的社会风俗

一、华夏衣冠的变迁

二、饮食结构的变化和南北菜系的发展

三、四合院式的聚居方式及其他

四、道路和交通工具

五、礼仪和节令风俗

 第三节 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风俗

一、满族

二、蒙古族

三、回族

四、维吾尔族

五、藏族

六、苗族

七、彝族

八、壮族

参考书目

再版后记

清朝建立后，少数民族满族成为我国的统治民族。满族贵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首先是平定地方割据势力，巩固国家统一。清朝多民族国家的不断巩固是在和地方分裂割据势力进行斗争中实现的。康熙年间，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一度严重威胁了国家的统一。三藩势力猖獗时，占有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以及江西、浙江、陕西、甘肃、湖北部分，使清政府十分被动。后来，清政府在政治上实行分化瓦解，在军事上采取各个击破策略，历时8年，才最终平定了三藩之乱。平定三藩是清朝建立后，对分裂割据势力进行的一场规模较大的斗争，对巩固国家统一有着重要意义。三藩之乱平定后，．清政府进而出兵统一了台湾，清除了郑克壤的地方割据势力，保证了东南沿海地区局势的稳定。

康熙年间清政府击败漠西蒙古准噶尔部贵族的分裂势力，是清前期统一和分裂两种力量的又一次大搏斗。先是准噶尔蒙古贵族噶尔丹为了吞并喀尔喀蒙古，取代满族贵族对全国的统治，率兵长驱直人，屯驻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内)，距京师仅700里。康熙皇帝三征噶尔丹，亲自率师出兵漠北，经过多伦会盟，不仅粉碎了噶尔丹分裂势力，而且还使喀尔喀蒙古全部归附清朝。康熙朝晚期，策妄阿拉布坦成为准噶尔蒙古首领时，又派兵袭扰西藏，抢掠拉萨城。清政府两次出兵西藏，驱逐了准噶尔割据势力，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康熙朝对准噶尔蒙古割据势力斗争的胜利，为雍正初年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统一青海蒙古奠定了基础。

乾隆年间两次用兵西北，彻底平定了准噶尔蒙古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割据势力，这是康熙、雍正两朝对准噶尔蒙古分裂势力斗争的继续。平准之后，清政府又粉碎了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完全统一了新疆。为了确保国家的统一，清政府在天山南北地区，筑城驻兵，设官建置，实行军府制，设伊犁将军镇守。清政府统一新疆和设立伊犁将军，对巩固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势力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增强凝聚力。为此，清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一是提高了理藩院的地位。理藩院原名蒙古衙门，清政权在关外时就已设立。清朝入关后，理藩院成为清政府管理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为了更好地发挥理藩院的作用，顺治年间，理藩院官员改称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理藩院作为独立的中央政府机构，列于工部之后。乾隆年间，理藩院司属机构由原来的四司增加到六司，体制更加完备。此外，乾隆年间金奔巴瓶掣签制度的实行，使理藩院管理藏传佛教事务的内容更为丰富，职权又有所扩大。

二是实行因俗而治。清政府以理藩院管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事务的同时，还根据少数民族的不同情况，“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即所谓因俗而治，也就是根据不同少数民族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理办法。具体说，清政府以盟旗制度管理蒙古族，以伯克制度管理维吾尔族，以政教合一制度管理藏族，以土司制度管理西南少数民族。在法律上，在蒙古族地区实行蒙古律，在维吾尔族地区实行回律，在青海藏族地区实行番律。因俗而治政策的实行，有利于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治理。

三是实行年班和围班制度，使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定期朝见皇帝，瞻仰圣颜。清政府规定，蒙古族和西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每逢年节轮班来京，参加活动。没有出痘的，则在每年秋天轮班前往木兰围场，随同皇帝行围狩猎。年班、围班期间，少数民族首领给清朝皇帝带来“贡品”，皇帝则给他们丰厚的赏赐。年班和围班制度，密切了清朝统治者和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的关系，增强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清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满族贵族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清前期疆域辽阔，“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汉、唐以来未之有”。具体说，东到库页岛和鄂霍次克海领海，西到葱岭，北到外兴安岭，南到南沙群岛。既有辽阔的陆疆，也有广阔的海疆。清前期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使清前期文化更加异彩纷呈，亮丽夺目。

满族贵族在巩固和发展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同时，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经济，并取得了成效。被后人赞誉的“康乾盛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前期经济的繁荣。

清前期统治者发展经济的措施之一是垦荒和屯田。早在顺治年间，因为各省地亩荒芜，赋税不能保证完纳，清政府便设立了兴屯道厅，专管兴屯事宜，以加速垦荒工作的进行。清政府还规定，不论土著流民，只要参加兴屯均可官助牛种，三年后永准为业。后来，清政府又颁布了《辽阳招民事例》，鼓励辽阳地区文武官吏招民垦荒，明确规定招民100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以求改变辽阳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的现象。清政府还把辽阳招民垦荒的做法在全国推广，对殷实人户开荒至2000亩以上者，量为录用，应招的官民，可任意耕种，每户给耕牛、农具和籽种。

康熙年间垦荒工作继续进行。为了鼓励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清政府对顺治年间的垦荒条例作了修订，由原来的6年起科改为10年起科。民人垦地20顷以上，授以县丞或百总，100顷以上，授以知县或守备。地方官员视垦荒情况，有功者升，无功者黜。到康熙末年，垦荒工作大见成效，已由原来的“地方残破、田亩抛荒、不堪见闻”，变成“人民渐增，开垦无遗”，“尽皆耕种”，耕地面积显著增加。

乾隆年间，清政府除在内地继续组织垦荒外，还在新疆广为屯田。新疆屯田是通过移民实边方式进行的。清政府统一新疆后，鉴于那里地方辽阔，可垦种的地亩很多，便把内地的一些兵丁、流民、遣犯等移居新疆，实行屯垦。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后，新疆屯田迅速发展，有兵屯、民屯、旗屯、回屯多种形式，总计10余万人。除官田外，其余土地听民自占，徭役、赋税与内地无异。结果，新疆人口日增，国家也获得了百万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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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欲理解中国文化，舍其历史无由。而欲理解中国文化史，界定文化的概念，梳理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脉络、特质及其研究状况，又是十分必要的。爰作是序。

一、文化概念的界定

文化问题是世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文化的概念，迄无统一的界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邀请各国学者讨论什么是“文化”，也未取得共识。据统计，有关文化的概念，多达数百种，人们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从西方的历史上看，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古代。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古老的文化概念，是由约两千年前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提出来的，它从拉丁文译成英文是“culture is the philosophy-or cultivation-of the mind”。汉译为“文化是心灵的哲学(修养)”。其中cultivation本义是耕种，引申意为耕种一栽培一培养一修养。这可谓哲学的文化概念。它强调文化是人类心灵的创造物，并视文化是一个趋向品德修养终极目标的动态的创造过程。

第二个时期是中世纪。有代表性的是艺术的文化概念：“文化是艺术的总称。”它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们提出来的，强调文化是人类对美的追求和自由的创造。

第三个时期是19世纪。其间出现了两种有代表性的文化概念。一是英国著名学者阿诺德在1869年出版的《文化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提出的：

文化就是追求我们的整体完美，追求的手段是通过了解世人在与我们最有关的一切问题上所曾有过的最好思想和言论……引导我们把真正的人类完美看成是为一种和谐的完美，发展我们人类的所有方面；而且看成是一种普遍的完美，发展我们社会的所有部分。

这是心理学的文化概念。它强调文化是人们借助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包括文学艺术中一切真、善、美的东西，陶冶心灵，追求社会完美与和谐的过程；二是另一个英国著名学者泰勒1871年在《文化的起源》中提出的人类学的文化定义。他说：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泰勒的定义第一次强调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和“文化是整个的生活方式”。

第四个时期是20世纪。20世纪初社会学家提出了社会学的文化概念：

文化是一个多义词，我们这里是在包容较广的社会学含义上使用它，即它是指人造物品、货物、技术过程、思想、习惯和价值观念，它们是一个民族的社会遗产。这文化包括所有习得的行为、智力知识、社会组织和语言、经济的、道德的或精神的价值系统。一种特定文化的基础是它的法律、

经济结构、巫术、宗教、艺术、知识和教育。

此一定义第一次强调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是文化内涵的核心。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科学的进步和视野的拓展，人们进而在生物学乃至在整个宇宙的范围之内，探讨文化问题。例如，生物学的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不同物种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项目”主持人、加拿大学者谢弗，则进而提出了宇宙学的文化概念：“文化一般是指物种，特殊地是指人类观察和感知世界，把自己组织起来，处理自身事务，提高和丰富生活，以及把自己安置在世界上的那种方式。”

由上可知，西方文化概念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拓展与深化的。据统计，1920年前只有数种不同的文化定义；但是到1956年，就已多达150余种，也集中说明了这一点。其中，如果说阿诺德的定义是对古代以来文化认识的集大成的话；那么泰勒的定义强调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和“整个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学家强调文化内涵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与价值系统，则更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的意义，构成了今人理解文化的现代基础。这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现代文化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至于其后新说迭起，尤其是生物学的、生态学的、宇宙学的概念的出现，固然反映了人们视野的开拓，但是文化的概念既囊括了物种与宇宙，实渐泛化了，以至于无从把握。

……

编纂这部多卷本《中国文化通史》，目的正在于助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本书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揭示其发展规律，彰显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

本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同时积极吸收和借鉴当代社会科学的各种相关的理论与方法。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因之，本书不仅写汉民族的文化，同时也重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创造及其特色，尤其注意突出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各民族间的文化互相渗透、交流与融合。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本书将中国文化置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中去考察，既注意中外文化的交流、冲突与融合，也注意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避免民族虚无主义与民族虚骄情绪。

从目前已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著作看，编纂体例不一，其中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重宏观把握，突出问题，以论说为主；一是重微观透视，突出部门文化，以描述为主。前者的优点是脉络清楚，简洁明快，论说有深度，但历史信息量小，失之抽象；后者的优点是具体翔实，便于查阅，但头绪纷繁，失之散漫。文化史究竟应当怎样编写，是一个不易解决的大问题。当年常乃德曾说：“有时具体记录所表现不出的内在精神，非有抽象的理论加以解释不可。故理想的文化史必多少带有史论的性质，不过不可空论太多，影响事实的真相罢了。”足见他已深感到了困惑。今天学术界的意见仍不统一。我们以为，编纂一部大型的文化通史著作，当有理论框架一以贯之。该书既要具有能帮助广大读者从中学得丰富的中国文化史知识的功能，又应是视野开阔，脉络清晰，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与特点。为此，须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问题论说与部门描述很好地结合起来。

总之，本书力图突出一个“通”字：从纵向上说，要求全书各卷之间脉络贯通，要于沿革流变之中体现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从横向上说，当避免写成部门文化的简单拼盘，要注重时代精神对文化现象的整合，注重诸文化部门的内在联系及其不平衡的发展。同时注意文化的层间、空间差异，以及二者间的互动关系。

本书共分10卷，即：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两宋卷、辽西夏金元卷、明代卷、清前期卷、晚清卷、民国卷。各卷附有参考书目。

本书实行各卷主编负责制。编委会同仁通力合作，历时四年，备尝艰辛。但因中国文化通史的编纂工作本身难度甚大，加之主编来自京城内外不同的单位，作者为数较多，联系不便和学养有限等原因，著者虽然尽了很大的努力，各卷水平仍难一致，全书与既定的目标，也存在着差距。我们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借鉴和吸收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不敢掠美，这里谨表谢意。

本总序是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完成的。

郑师渠

1999年8月初稿

2009年6月修改于北京师范大学

本套丛书第1版出版于2000年，若再上溯到1995年项目正式起动，则距今已有15年之遥。15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正进入重要阶段。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深层次的文化问题愈益受到普遍关注。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所谓现代化，首先就是人的现代化；而所谓人的现代化，离不开人的道德文化素养的提升，所以，归根结底，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文化的现代化。也因是之故，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宏伟目标。报告不仅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而且强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学术反映时代。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随着文化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持续升温，其时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关注对中国文化总体史的探究。这也正是本丛书当年创蒽的缘起。

本丛书的作者多是来自京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中青年学者。当年既没有什么科研经费，也没有什么津贴，大家的合作主要是出于共同的学术兴趣。整套丛书写作长达四年之久，尤其是最后一年，几乎每周末都需要开会讨论问题。但大家心态平和，似乎都乐此不疲。当然，说到底，这还要感谢当年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因为那时侯高校没有如今这样沉重的量化考核的压力，作者得以避免产生浮躁的心态和陷入急功近利的怪圈。当年参与本丛书编写的作者，今天多成了有成就的学者和各单位的学术骨干，大家有时聚首，说起来都很怀念那一段共事的时光。

由于种种原因，本丛书出版后没有为更多读者所熟知，也没有产生应有的社会效益。2009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找到我，认为这套“文化通史”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向广大读者推介，希望能够将之再版。这一动议让我看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对学术与市场双向的判断力，和助益学术的执着追求。所以，我当即表示欣然同意。

现在本丛书即将出版，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深表感谢。策划编辑饶涛、李雪洁同志为本丛书出版付出了很多的辛劳；硕士研究生明天、李艳凤、鞠慧卿同志为本丛书的图片选取，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申致谢意。

郑师渠

于北京师范大学

2009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