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汀：北京人，原北京第27中学69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9月5日被分配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七连期间曾担任过二排5班副班长，连队仓库保管员、文书。1978年病退回北京，1982考上北京体育大学函授班。1985年毕业后到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工作至今。2008年奥运会被推举为奥运火炬手。
采谈时间：2007年9月2日
采谈地点：北京亚运村汇园公寓
当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受城市知识青年有成文条件：“以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为主体，年满16周岁，身体健康，作风正派，家庭和本人历史清楚，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知识青年均可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为了保证生产建设兵团人员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均不接收：一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本人表现不好者；二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子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直系亲属被镇压者；有海外关系或社会关系复杂而不清楚者；如本人隐瞒上述问题而被接收者，在三个月内发现有问题时，退回原单位。”
当时我家老头(指父亲)虽被审查，但还没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所以我介乎于能参加不能参加之间。我估计是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对我印象不错，她给我使了使劲儿，才把我分到了内蒙古兵团。
内蒙古兵团当时吹得很厉害，说什么兵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属“北京军区”，实行供给制，又发衣服又管饭；除了“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没有，其他都和正规军差不多。这比北大荒好，比云南更好。而且内蒙古要的人少，比如一个班五十多人，就四五个人能去，物以稀为贵，所以能去内蒙古兵团觉得很光荣，仅次于参军。正如我在我的一篇文章里曾经写的：“公元1969年9月初——确切地说，是9月5日——我随母校北京第27中学的六十余位同学，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告别了首都和亲人，到内蒙古去‘屯垦戍边’。既然是屯垦戍边，那一定是在组织、有番号的，我们所在组织的番号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第十九团第七连。据兵团前来北京招‘兵’的长官讲，兵团虽然不是正规军，但亦属于北京军区序列，最重要的是，我们内蒙古兵团是供给制哟。那时的人认为，供给制比工资制要‘正统’，因为解放军才是供给制。其实，当年少不更事的我，实在分不清供给制和工资制的区别，只是恍惚晓得，部队实行供给制，吃饭穿衣有人管，每人每月还发给几元零花钱。那带队长官说话的语气和神态毋庸置疑地表明，那可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第二正统‘国军’呀。能够厕身其中，夫复何求！”
当年我们是从北京永定门火车站走的，火车快开的时候，车上车下哭声一片，尤其当火车开动的那一刹那，人们真是号啕大哭，直哭得肝胆俱裂，颇有生离死别之感，那哭声“直上云霄”啊！
我当时家里没人送，自我感觉挺好。火车靠站台的这边儿，窗户外全部挤满了人，学生探出头和家长亲友告别，另一边窗口空空如也，没人坐。用现在的话说，我“特酷”，拿出一个梨，用小刀削着吃。当时我觉得那些人真好笑，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不是好事吗？那还哭什么哭呀？哭多没出息呀！
到了兵团后，我心理反差也不太大。因为我从小成长的环境，基本上是属于“斯巴达”式的。从小就集体生活，不住在家里，住机关的少年之家，放假就去夏令营。所以对我来说兵团生活与我原来的生活模式反差不大。我从来没有那种哭鼻子、想家的感觉。所谓干部子弟，从小受的家庭教育就是吃苦，磨炼自己，将来做合格的革命接班人啊，当然是螺丝钉那种，呵呵。从阅历上来讲，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后，方方面面都要革命化，家里有保姆辞退了，有脏衣服自己洗，从小是自己的事自己干，还要帮着家里做家务。还有一条，我父亲解放以前曾在内蒙古工作过，我这是子承父业，踏着父辈的足迹走，所以我这心里还有一层豪壮之情怀。
到七连后，据说家父所在的单位革委会，将有关我父亲的函文随寄到兵团。函文上说：某某的孩子在你们单位，现在某某已经被定为什么什么了(意思敌我矛盾)，望你单位如何如何之类。那时候我年纪小，不主动给家长写信，只是有一种影影绰绰的“不祥”之感。当时我母亲和我父亲分别在两个干校，母亲给我写信，可是父亲没有信。没信就没信吧，我也不怎么在意，觉得无所谓。直到有一次，连里的康副指导员找我谈话，问我：“你父亲现在还算是革命干部吗？”我傻乎乎地说：“当然是。”估计当时他们就是用这句话来证明我没跟家里划清界限。现在依稀记得，那时有些难友还在我背后说我“冒充”什么子弟之类的。当然，这也是后来多少明白点儿事儿了的回顾。P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