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既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又是古代章回小说之滥觞，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演义。小说融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外交、法律、人才、伦理、宗教、史学、文学等方面的智能与精粹为一体。《纵横三国》勾勒出三国人物与故事的来龙去脉，解析魏蜀吴三分天下的战争形势和谋略，让你轻松直观地领略原著的种种奥妙与魅力。

《三国志演义》作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历史长篇小说，同时也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本书说的是三国形形色色人物，其中最为典型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人。

本书评点汉末三国的英雄人物，不仅细细品读了三国故事中的英雄行为、英雄品格、英雄心理和英雄悲剧，而且从学者的视角，阐释了英雄的行为、性格和心理中蕴含的人格魅力和人性特征。

第一集 《三国演义》出炉前后

第一才子书

执历史演义小说之牛耳

第二集 帝蜀寇魏——历史与道德的

亲密碰撞』

『帝蜀寇魏』的『三起三落』

草根『拥刘反曹』的『一往情痴』

文坛骄子『颂蜀』的闲情雅致

揭『拥曹』与『拥刘』的真容颜

第三集 英雄时代的群英谱

英雄一怒定成败？

剑即是我，我即是剑

声讨皑皑白骨上的英雄功绩

新解『英雄史观』

第四集 『桃园三结义』一统三国天下

『桃园三结义』结的什么义？

刘备，为『义』失江山

从义薄云天到败走麦城的关羽

张飞的小弟之『义』

桃园结义与民间义文化

第五集 『三分天下』的君臣关系

控臣于掌股之间

感臣于涕泗之时

得臣于礼贤下士之心

第六集 中国式『权谋』

庙堂之计：宏观的韬略

离间计：否定之否定

围师必阙：懂得放手的艺术

连环计：单薄的美丽

攻心术：EQ大比拼

疑诈之术：小聪明大智慧

托孤中的谋略：永安宫中的

伏笔

第七集 『多智近妖』的诸葛亮

解密诸葛亮的人格魅力

失败者的泣血凯歌

诸葛亮的性格悲剧

风雨飘摇的君臣将相

第八集 替『乱世奸雄』翻案

历久弥奸的曹操

真奸诈还是真性情

亦奸亦雄数曹操

第九集 扶不起的阿斗

阿斗之名何时变臭？

客观评阿斗：『不亦卓乎！』

最大赢家——阿斗的生存

哲学

第十集 君子之儒抑或小人之儒

入世之儒：匡扶济世豪杰梦

出世之儒：提壶春月为哪般？

通融之儒：游走在出入之间

小人之儒：雕虫翰墨折志节

第十一集 三国政治中的谶纬文化

谶谣：玩的就是『玄妙』

『天人感应』的星相与异兆

梦兆，应是旦夕祸福？

第十二集 三国女性素描

貂蝉：具西施之貌和荆轲之胆

孙尚香：生死相许关乎爱情？

徐氏：令须眉浊物汗颜

感天动地的『女丈夫』

坏事的常常是女人吗？

第十三集 得人才者得天下

曹操的人才观——有才无德，兼收并蓄

刘备的人才观——德才兼备，有质无量

孙权的人才观——任人唯亲，守成亦难

第十四集 『魏晋风度』与三国人物

政治：魏晋士人永远的痛

文化：不关风月的情与恨

审美：超越时尚的行为艺术

后记

《春秋》以微言大义的史家笔法开创了中国史学的绵绵传统，它不仅成了各类史书的“楷模”，还荣获了“六经之首”的殊荣。其虔诚的追随者《左氏春秋传》(《左传》)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姿态诠释了这种“一字之褒贬”的春秋精神。《左传·宣公二年》记录了一段引人无限唏嘘感叹的事件。晋灵公的昏庸与凶残使得国将不国，在明哲保身、忍气吞声的人群中突然杀出“一匹黑马”——谏臣赵盾。他直言不讳，冒死上谏，希望晋灵公“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可是换来的却是晋灵公发疯似的敌视与精心策划的谋杀。赵盾在忠臣义士的鼎力相助下虎口逃生，踏上了艰辛的流亡之路。对国家的深深眷恋和赤子情怀羁绊住他前行的脚步，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折磨着他那颗赤诚似火的心。在赵盾进退两难、备受煎熬时，他的兄弟赵穿在桃园大快人心地结果了晋灵公的性命。不久赵盾被迎回国都，却背上了“弑君”的千古恶名。在史官董狐面前，他据理力争，义正词严，但一切早已注定覆水难收。董狐振振有词地说：在晋灵公遇害时赵盾并没有逃亡出境，回来后又没有声讨杀害国君的赵穿，这就是“弑君”之罪。正大光明如董狐，为什么如此不通情理、不辨是非？孔子的解释很出乎意料，他说，董狐是少有的优秀史官，而赵盾又是极其难得的贤臣，两人的冲突无法评判，解决这一纷争的办法或许只有：如果一切没有发生，或者当时赵盾逃亡出境，一走了之。读来，着实让人一头雾水，却又是千真万确、名正言顺。这就是古代的“君臣”之礼，这就是王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权威。董狐如是，孔子如是，整个中国历史如是，《三国演义》“帝蜀寇魏”的正统观亦复如是。

在今天看来，所谓“正统”，其实质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不仅统治着社会物质生产，也统治着社会精神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懂得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历史上那些英明决断、功高盖主的臣子不敢随随便便“篡逆”，周文王尽管“三分天下有其二”，还要照样恭恭敬敬、战战競競地侍奉积贫积弱、腐败不堪的殷王朝。如果有谁敢擅自采取过火的行径，冒天下之大不韪，就会激起众怒，遗臭万年！“帝蜀寇魏”是《三国演义》的一条中轴线，也是《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倾向，理所当然成为我们欣赏、认识作品的一把钥匙。

遥想东汉末年的众多诸侯，莫不如此。受到黄巾农民起义的重创，汉王朝早已分崩离析、风雨飘摇，却打肿了脸充胖子，硬撑着正统的“汉家天下”。《三国演义》中袁绍、曹操等割据一方、拥兵自重、野心勃勃的“大腕”军阀，窥视神器已久，却拘于正统秩序的束缚不敢轻举妄动；退而求其次，不得不韬光养晦，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缓兵之计，由此正统的威慑力可见一斑。董卓的一时冲动换来“天诛地灭”的惩罚；一世神武的曹操，直到死也没敢提皇位半个字，一心想用“分香”的遗嘱来澄清“篡逆”的传闻。但曹操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就算他百般掩饰也逃脱不了历史与道德的审判。在“帝蜀寇魏”正统观的笼罩下，曹操终究免不了“汉贼”的罪名，终究免不了“白脸奸臣”的宿命。不过，回眸历史，可知“帝蜀寇魏”这一正统观念的形成并非一帆风顺，更不是一蹴而就，它跋涉了曲折、艰辛的“旅程”，伴着非难与否定一路走来，最终在《三国演义》中“安居乐业”，发扬光大。稍作回首，历史的踪迹和思想的线索隐约可见，此段“公案”的前前后后也将一一揭开。

长话短说，还是从《三国演义》的来历谈起吧。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它再现了从东汉末年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到三分归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近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是对《三国志》等历史著作另辟蹊径的通俗化演义，可谓“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章学诚语)，所以主要人物都是“根红苗正”，主要事件则是“事事有来历”。同时，从宋、元之际的说书话本如《全相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到明代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再到清康熙年间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它经历了近400年的演说、流布；如果再往前追溯则可以推至唐代：“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李商隐《骄儿诗》)，甚至可推至于三国稍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诸葛亮逝世后，蜀汉及中原建有多处武侯祠，流行不少传说)，具有长达上千年之久的历史。在漫长的流布过程中，不断凝结、吸取了许多民间的思想和道德观念。这大致可以解释《三国演义》在老百姓中为什么一直那么“火爆”并持久流行的原因。鲁迅曾概括说，一部《三国演义》“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论断颇取陈裴及习凿齿孙盛语，且更盛行‘史官’及‘后人诗’”(《中国小说史略》)。看来，“帝蜀寇魏”的思想倾向是历史与民间相结合的产物，是主流意识形态(正史)与百姓草根意识“同谋”的结果，是一次历史与道德“亲密碰撞”后的文化积淀。

“帝蜀寇魏”的“三起三落”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从正史去看个究竟，“帝蜀寇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离奇、曲折的身世经历。套用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它是经历了正反合的发展过程，择其要者，经历了以下两次变化：一次是从西晋陈寿《三国志》到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一次是从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到南宋朱熹《通鉴纲目》。逝去的历史总会在后人的记述中留下斑斑痕迹，如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拥刘反曹’(即帝蜀寇魏)倾向的形成，有比较长远、复杂的历史和思想背景。从史学传统来看，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尊魏为正统，到东晋偏安江左以后，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就改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沿陈寿先例，尊魏为正统，到南宋偏安以后，朱熹作《通鉴纲目》，又一反司马光的看法，仍尊蜀汉为正统。”这里已经初步勾勒出了“帝蜀寇魏”形成的大体轮廓，让我们走近这鲜为人知的起落沉浮，揭开朦胧、神秘的面纱，看清历史必然性的真容颜。

西晋时的《三国志》开“拥曹反刘”风气之先，它遵循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例，以魏、蜀、吴独立记载，三书共65卷，其中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内容上魏国占了大半，与蜀、吴两国的总和平分秋色。开篇就十分醒目地设有武帝纪、文帝纪，而对蜀、吴则直呼“先主传”、“后主传”、“孙破虏讨逆传”等，从篇幅到层次均非对称，足见陈寿的立场与偏爱，尊曹抑刘的倾向十分明显。特别是把《武帝纪》和《先主传》两相对照，其明朗的褒贬用意立刻浮出水面。

虽然《武帝纪》揭了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老底，却在传后高度肯定他说：“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先抑后扬，贬中带褒，对曹操的崇敬、称赞之情呼之欲出。《先主传》却把“大耳”刘备放在刘焉、刘璋之后；白纸黑字地大书特书其“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一副出身微贱、人品低劣的“市侩相”跃然纸上。传末虽然评价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但又赤裸裸地直戳他的脊梁骨，说他“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其中“寓褒贬、别美恶”的春秋笔法隐约可见，两人才识、功绩的高下顿时一目了然。P17-20

唐高宗的股肱之臣薛元超平生享尽荣华富贵，却有三件事情让他耿耿于怀：一是没能进士及第，二是没能有机会参与修国史，三是没能娶五姓女。薛元超位极人臣，三个遗憾中竞有两个与文化有关，不由得让人感慨系之。我想这恐怕不是薛元超个人喜好的问题，而是唐代的社会风气使然，如梁启超所言，是一种“共公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清代学术概论》)一个众人都对文化心向往之的社会，它的繁荣昌盛几乎是可以想象的。从这个角度考虑，我对辞书出版社推出这套“悦读古典名著”书系感到非常高兴。高楼深院中的学者，把他们教学与研究的心得，以晓畅疏朗的文字娓娓道来，不经意间将读者领入古典文学的殿堂，对于经典的解读、文化的普及功莫大焉。

说到普及，好多人以为此乃“不为”而非“不能”之事，其实不然。真正要写好一本让读者“悦读”，又能准确传达文学名著精思妙意的书并非易事。与那些“戏说”的作品相比，这套书在学理上显然是严肃的，作者均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对这些名著不仅了然于胸，而且颇有研究心得。视野所及，不仅有文学，还有史学、美学、社会学等种种，字里行问不乏作者的一得之见。但它所采用的表达方式却是当代读者很容易接受的，避免了学术论文的模式和逻辑思维的语言，代之以漫谈、随想一类不拘一格的框架和形象思维的语言，以致读者毫无受严师戒教的那种压抑，而有与亲友促膝长谈的欣慰。

正因为作者对古典小说如数家珍，积累丰厚，又对时代精神有深切感受，因此也就与时代精神有着同步的内涵。当然，也绝不是随俗或媚俗。我只能说绝大部分作者都举重若轻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时代精神的流露也是自然而不显痕迹的。如果呈现出一种类似添加剂之类的语句或篇章，那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完美。

有人理解这一工作是俗讲经典，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古代的小说以白话文为主，并不艰深。当诗文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小说本身就是不入流的“弼马温”，清人所谓的“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内中就蕴含着对阅读通俗小说的时尚的讽意。如今其之所以被视为经典，则是因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能经过长时期的考验而愈益显示其夺目的光彩。现在古代小说成了经典，“雅”起来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读者。当代读者已对古典小说名著敬而远之了。学者们把它们从神坛上请下来，就仿佛是穿越时空隧道的导游将自己的心得用极其亲和的方式讲出来，不失为一种引导当代读者走近经典的好办法。而表达的浅显不等于信手涂鸦的随便，更不等于内容的肤浅。丛书的作者大多出版过学术专著，这次选择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为的是让文学研究圈之外的读者能够“悦读”，可以想见其背后所下的功夫、为出古人今而偿付的心血一定不少。难得的是，这一工作不仅仅决定于作者的学术水平，更需要对作品、对读者都有独到的敏锐感悟，在表达手法上则又要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感情。这本书的价值在此，其难度也在此。

有“俗”的基础，才有“雅”存在的空间。两者是既对立的，也是相互依存的，并且可能是彼此转化的。所以，这一书系所做的工作，既为雅而俗，让经典走向民间；亦为俗而雅，让民众走近经典。朗月清风之下，茶余饭后之间，无论雅俗，一卷在手，如得警幻仙子引领一般，走进太虚幻境去探个究竟，实在是一件快意且有意义的事情。

回到开头所讲的话，社会的繁荣从来离不开文化的昌盛，那一定不是个别人的喜好，而应该是一种“流行”和“风气”。这套书系的出现，可以说是顺应了某种“风气”，也可以说是在推动某种“风气”的生成，所以我愿意为之写下前面那些话。

是为序。

写完这本《纵横三国》，情感颇为复杂。其中有欣慰之情，有忐忑之意，还有一些隐隐的期待。

对于《三国演义》，我与许多读者一样，有着强烈、持久和近乎偏执的喜爱。三国是一个动乱和苦难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只是随着黄尘硝烟的逝去，“动乱的苦难”业已消褪殆尽，而对英雄敬仰和崇拜的“心理情意征”却由于“记忆的遗传’’而变得异常清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当年阮籍的感叹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似乎只要赶上与三国时代的“约会”，那么你就是周瑜，就是曹操，就是诸葛亮，最不济事也应该是鲁肃、姜维和司马懿之流吧——尽管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我不认为这是什么见不得人的野心，反而是一种真实而宝贵的审美情感，几近两千年的时间距离犹如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它过滤丑感，凸显美感，化解苦难，超越平凡，从而凝结为代代相传的英雄理想和英雄情结。这符合现代美学理念——布洛心理距离说的神髓。

正是由于这种情感认同，很早就想写一本关于《三国演义》的书。不过始终是想想而已，因为出书难(严格地说是正常地出版学术书很难)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才如我，很少会有这样的机会，或者说机会总是擦肩而过，比如多年前确定博士论题的时候，《三国演义》本是首选对象，而且已经写成开题报告，却由于发现选题与人撞车而放弃。后来我的博士论文有幸人选“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但与《三国演义》是完全无关了。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对“悦读古典名著”书系的精心策划，感谢责任编辑蒋惠雍老师和冯一先生的热情邀请，让我承担《纵横三国》一书的撰写，从而得以实现这一夙愿。“十年格物，一朝物格”，手捧厚厚一叠清样，始觉梦想成真，欣喜慰藉之情油然而生。

曾听小说研究界的同行抱怨：《红楼梦》已经成了一个碰不得的题目，“拥挤的红学界”，千军万马奋战在同一块小小的领域，实在是中国学术的一大奇观，但也意味着要在红学界脱颖而出、独树一帜将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三国演义》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鲁迅、胡适、郭沫若、吕思勉、翦伯赞等现代学术大师的论著和影响不必说了，就是当下的《三国》论坛，也是名家云集，宏论叠现，高潮蜂拥，比如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吧，真是盛及一时，洛阳纸贵，成千上万的读者一夜之间成为“乙醚”(意为易中天“粉丝”)，搞得“沉醉不知归路”。这种盛况固然与大众传媒——主要是央视“百家讲坛”的刻意“打造”有关，但无疑也是对易先生文化情怀和学术智慧的高度肯定。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写作《纵横三国》，就似乎注定要面对一种挑战：如何突破既有研究的“束缚”，以求开拓创新，别开生面！毋庸置疑，这同样将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记得当年胡适写成世纪宏文《(水浒传)考证》，开现代小说研究的先河，鲁迅先生佩服之至，盛赞“极好”，并声称有此珠玉在前“将使我永远不敢献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谪仙式的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连李白、鲁迅两位占今文化圣人都有这般困惑，遑论常人。所以，与前述欣慰之情相伴相生，一种忐忑不安的情绪袭上心头，深怕这本小书不能达到读者的要求与期望，唯恐辜负了出版社的信任与错爱。对于这种复杂的情感，我仿佛听到了笔下心爱的主人公诸葛丞相的声音：我早就料到你要走向这一步啊！当然，忐忑并不意味着胆怯，更不是逃避，我们的文化追求和取向，理应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还是那句话：来自“上帝”的声音永远是我们所渴望聆听的。

最后要说明的是，田艳妮、李莉和周长艳(按姓氏笔画排列)三位在读研究生参加了本书部分篇章的写作。这些年来，我常常邀请我的学生参与一些他们力所胜任的科研项目。我想，这一方面可以增进师生间的互动、合作，加深感情，相信眼下这一点并不起眼的研究成果将会成为大家一生中值得永远珍藏的美好记忆；另一方面，这对他们的成长也大有裨益，这次写作正好作为日后撰写学位论文的预演，积累必要的文献资料和操作经验，同时，有一册在手，或许还有助于他们不久的将来在职场应聘就业，起码可以增加一点自信和实力吧！一旦果真能够成为他们一生事业的契机和起点，那真是太美妙了！不过，这只是我的一些额外的期待罢了。

竺洪波

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