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广东惠阳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的“党外亲密战友”。马烈所著的《农工先驱(邓演达)》以丰富的材料，全面地反映了邓演达的革命历程，阐析了他的国民革命论和平民革命论，叙述了他领导军队政治工作、创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和从事军事运动的革命实践，以及他的革命爱情和高尚人格。

马烈所著的《农工先驱(邓演达)》首先在材料引用上，力图扩大选择范围，注意采用此前各种邓演达传记未曾充分运用的图书资料。

其次，此前有关邓演达的著作都着重分析了邓演达的思想，包括哲学、历史、文艺、伦理等。因此，《农工先驱(邓演达)》在这方面力求避免雷同，一是非写不可的，二是与其他著作不同的，方才落笔。剩下的，则着重分析传主在各个时期、各种环境中的心态。

第三，邓演达一生的主要活动，几乎都是与蒋介石密切相关的。本书在邓演达与蒋介石的关系方面着墨较多，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最后，本书在有关邓演达的几个有歧见的问题上，进行了辨析，如：1927年初在南昌遭遇兵变的事；陈诚与第三党的关系；邓演达去东北是否会见了张学良，等等。此外，还考证了若干问题，如：邓演达的出生时间(此问题得益于戴季邑的文章)；他担任同盟会交通员的年龄；结婚时间；他是否是黄埔军校筹备委员；1929年在欧洲时护照上化名“石生登”的含义等。

前言

一 立志报国 少年从军

 名字的由来

 小同盟会员

 与叶挺军校同窗

二 投身粤军 追随中山

 邓铿的得力助手

 护送徐树铮到桂林

 反对陈炯明叛变

 孙中山题赠照片

三 执教黄埔 学兵楷模

 赴奉化劝说蒋介石

 黄埔军校教育长

 在“中山舰事件”中

四 随军北伐 领导政工

 钦佩周恩来的能力

 要枪毙郭沫若

 接受朱德的建议

五 主政湖北 反帝先锋

 武汉城里的“长头发”

 独闯汉口英租界

 蒋介石指责政治部

六 支持农运 力主讨蒋

 与李济深产生分歧

 与毛泽东合作搞农运

 拒绝蒋介石拉拢

七 进军河南 反对分共

 对冯玉祥大失所望

 两劝汪精卫

 中原大地独行人

八 流亡海外 探索新路

 向共产国际做报告

 与宋庆龄在德国

 在印度会见尼赫鲁

九 组建新党 宣传革命

 组建第三党

 《我们的政治主张》

 北京紫禁城议事

 陈诚参加第三党

十 策划起义 血洒金陵

 鼓励孙科反蒋

 因叛徒出卖而被捕

 与蒋介石当面交锋

 紫金山麓洒碧血

十一 烈士英名 彪炳史册

一、立志报国 少年从军

名字的由来

东江是珠江的三大干流之一。当它流经粤东广大地区时，汇进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支流。在干流和支流的沿岸，有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惠州城。从惠州城往南，在淡水河的中段，有一个小小的乡镇，叫永湖墟。邓演达的家乡鹿颈村就座落在永湖墟北面不远的淡水河畔。

为了维持生计，淡水河畔的农民们大多是农忙时在家乡的田问耕耘收割，农闲时则在淡水河上撑船背纤，运送货物。邓演达的祖辈也同周围乡亲们一样，兼做农民和船工，过着辛劳而又贫困的日子。所不同的是，到了清朝光绪年间，邓家居然出了一名秀才，他就是邓演达的父亲——邓镜人。邓镜人在村里办了个私塾，为人热心又随和，村里人都叫他“好好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邓镜人对当时中国的险恶国势十分关注。这里靠近香港，往来于香港、广州、惠州的旅客、商人会带来各种新闻和小道消息，而且香港出版的报纸杂志以及有关西学的书籍也容易传来。邓镜人授徒之余就仔细阅读这些书籍报刊，每每叹息国步维艰，认识到中国的变革势在必行，因而思想颇能跟得上当时的进步潮流。

19世纪末，正是中国面临外患最为严重．的时期。1894年开始的中日甲午战争最终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结束。堂堂天朝大国居然被东瀛蕞尔小国打败，割地赔款，这种耻辱感强烈地震撼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中国再不变革，就要亡国亡种，这已成为上起皇帝、下至士商的共识。一些最先进的分子，如孙中山，已经开始组织革命团体，酝酿革命；而更多的人则主张变法维新，通过改良来达到富国强兵，振兴中华。介绍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书籍，翻译刊行的越来越多，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实践方法和变革内容。这其中影响最大且久远的，当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书。

《天演论》译自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半部分。所谓“天”，即大自然、自然界；“演”，即演进、进化。赫胥黎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重点讨论的是自然进化论。他认为，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进化的；其所以进化，是由于“物竞”和“天择”两种原因。“物竞”，就是生物的“生存竞争”，“物争自存”；而“天择”，则是“自然淘汰”，“存其最宜者”。严复在翻译此书时，有意识地融入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并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每译完一段即加上按语评说，着重强调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等思想。

1897年12月，《天演论》在《国闻汇编》上发表，第二年单独结书出版发行，立即风靡全国。知识阶层人士，尤其是莘莘学子，竞相争购此书，无不以先睹为快，一时各地为之纸贵，私塾和新式小学的先生们甚至将此书作为幼学教材。《天演论》不仅成为当时维新派变法的重要理论之一，而且在此后一二十年间，一直是激励中国人发愤图强、抗击外侮的精神武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曾受过《天演论》的启迪。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毛泽东等一代伟人、名人，都曾是进化论的忠实信徒。

孙中山在其《孙文学说》中指出：进化论使“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矣。夫进化者，自然之道也。”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抵抗力》一文中说：“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李大钊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的《青春》一文写道：“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陈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清末在南京水师学堂求学的鲁迅读《天演论》烂熟于心，几十年后仍能背诵其中的篇章。他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而年轻时曾受过进化论影响的毛泽东，在其晚年曾说过：“落后就要挨打。”这句用来警醒中国人的名句，显然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最新版本。

正如胡适所回忆的：“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

事实正是如此。当时胡适正在上海公学读书，“有两个司学，一个叫做孙竞存，一个叫做杨l天择”，都是受《天演论》的影响而改的名字。而且胡适“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胡适原名胡洪驿，清末在上海公学时，根据“适者生存”之意，取表字“适之”。1910年他参加留美考试时，又正式更名为“胡适”。此外，著名的广东军阀陈炯明，表字“竞存”，显然也是源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身居惠阳永湖墟鹿颈村的私塾先生邓镜人，一向追求新学、追求进步，当《天演论》风靡当世之时，也不禁随潮流而动。其时，他已有了两个儿子，大儿子生于1888年，小儿子生于1897年。邓镜人于是根据《天演论》的思想，为大儿子起名邓演存，字竞生，二儿子起名邓演达，字择生。因此，邓演达的名和字，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时代潮流，也体现了他自幼所受到的进步的家庭教育。

关于邓演达的出生年代，此前国内出版的有关邓演达的文章、书籍、回忆录等，均作1895年，并据此编写出其年谱或活动年表，中国农工民主党也据此举行邓演达的诞辰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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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除了关心历史的人之外，知道“邓演达”这个名字的，恐怕不会太多了，也许南京人不能算在内，因为邓演达的墓园就在南京东郊中山陵园的附近。但在20年代至30年代初，特别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邓演达却是一个知名度甚高的人物。当时，国民党中的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冯玉祥、于右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戴季陶、吴稚晖、李济深、孙科、陈公博、张发奎、陈诚等人，共产党中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聂荣臻、谭平山、张国焘、恽代英、包惠僧、叶剑英、叶挺、郭沫若等人，都与他共过事，有过交往。

从1931年冬邓演达牺牲至今，尤其是80年代中共中央高度评价邓演达之后，有关邓演达的回忆录、文集、传记、年谱、画册，已出版了近二十种。它们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展现了邓演达的生平活动和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要再写一部邓演达的传记，可谓是既容易又困难。说容易，是因为上述不同体裁的著作，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材料，可供选择；说困难，则是要想不与别人雷同，写出新意，得下一番工夫。当然，邓演达只有一个，他的生平活动线索也只能有一条，不可能“创新”，因此要写出新意，必须在材料、方法、侧重点和史实方面下功夫。

本书首先在材料引用上，力图扩大选择范围，注意采用此前各种邓演达传记未曾充分运用的图书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和《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两本档案资料内容相当丰富。特别是前一本书，有许多关于邓演达与蒋介石的记录，从未被以往有关邓演达的著作引用过。此外，曾宪林、万云主编的《邓演达历史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胡兰畦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尚明轩、唐宝林合著的《宋庆龄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等图书也提供了大量极可宝贵的新材料。其中《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虽出版较早，却未被任何一种有关邓演达的著作引用过。包惠僧对邓演达的大量具体而生动的回忆及分析，使这个人物的形象、活动、思想，完全凸现出来。而季方在《白首忆当年》中关于“中山舰事件”的回忆，也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在本书中也是首次被引用。

其次，此前有关邓演达的著作都着重分析了邓演达的思想，包括哲学、历史、文艺、伦理等。因此，本书在这方面力求避免雷同，一是非写不可的，二是与其他著作不同的，方才落笔。剩下的，则着重分析传主在各个时期、各种环境中的心态。这种心态分析，是基于对邓演达的出身、所受教育、经历以及所处环境等情况的研究之上的。历史人物的心态、性格往往会影响人物的活动，甚至会影响他周围的人群、社会乃至时代。因此，研究历史人物的心态、性格，同样是史学工作者的必要课题。这种被称为“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有时需要研究者把自己设身处地地置于被研究者的环境、地位，将心比心，因此有唯心之嫌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讥，所以过去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很少问津。但是，我们现在承认，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是可以兼容并存的。这种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或许可以成为我们传统的实证史学的一种必要的补充。本书尝试着在这方面做一些研究，是耶非耶，有待方家指正。

第三，邓演达一生的主要活动，几乎都是与蒋介石密切相关的。本书在邓演达与蒋介石的关系方面着墨较多，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此前一些有关邓演达的著述，大多把邓演达对蒋介石反革命面目的认识，在时间上写得提早了很多，在程度上也写得深刻了许多。本书对每一个阶段的邓演达与蒋介石的关系都进行了分析，认为邓演达对蒋介石的认识，是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的：从尊敬蒋介石的资历、同情蒋介石的遭遇(如办黄埔军校时的困难)，到服从蒋介石的指挥、对蒋虽有批评(如对“中山舰事件”)但在重大问题上仍支持蒋(如对待唐生智问题)。他真正认识蒋介石反共、反工农的面目，应当是在1927年初的南昌之行。而且尽管邓演达后来公开反蒋，并准备以武力倒蒋，但实际上他仍未看透蒋介石的残忍性格，否则他就不会在被捕后一直认为蒋不可能杀他。

最后，本书在有关邓演达的几个有歧见的问题上，进行了辨析，如：1927年初在南昌遭遇兵变的事；陈诚与第三党的关系；邓演达去东北是否会见了张学良，等等。此外，还考证了若干问题，如：邓演达的出生时间(此问题得益于戴季邑的文章)；他担任同盟会交通员的年龄；结婚时间；他是否是黄埔军校筹备委员；1929年在欧洲时护照上化名“石生登”的含义等。是否有当，也请读者评说。

本书对邓演达的历史定位是，对他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具体是首先反蒋的革命精神，予以充分肯定；同时。也指出他在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始终未能跳出旧民主主义的局限，这一点实际上也是导致当时共产国际排斥他的根本原因。而历史告诉我们，以农民阶级来领导革命、掌握政权，最终是没有不失败的。因此，邓演达的牺牲是悲壮的，但他的失败也是必然的。这句话率直地讲出来，似乎太残忍，但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谁也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