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学基础教程”丛书子部的一种。荀子是儒家继孔孟之后的又一位大家，对儒家学说有进一步的发展，主张人性本恶，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荀子》一书既是荀子思想的集中反映，其文章更是以说理见长，谨严绵密，议论风生，在中国散文史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书以人性篇、劝学篇、君子篇、社会篇、礼法篇、君臣篇、王霸篇、道名篇这些专题选讲《荀子》原文，配以今译、述评，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评，行文朴实严谨，论理精辟独到，不失为一本全面了解《荀子》的入门读物，也可以作为教授《荀子》的基础教程。

荀子是战国末叶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也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与孔子、孟子一起，被称为是先秦儒学最重要的三个人物。荀子也是中国儒家主张“性恶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需要靠道德与教育使人为善，并且以法治约束人的恶性。他极力破除迷信，相信以人的智慧和力量能够克服大自然所带来的灾害，是一位极具科学精神的前卫思想家。

《荀子》一书既是荀子思想的集中反映，其文章更是以说理见长，谨严绵密，议论风生，在中国散文史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出版说明

前言

第一章 人性篇

一、人之性恶，其善者伪

二、情欲难免，但可控制

三、化性起伪，人性改造

第二章 劝学篇

一、青出于蓝，改变人生

二、锲而不舍，用心专一

三、学问有道，贵有师法

四、治气养心，致诚慎独

五、始乎诵经，终乎为圣

第三章 君子篇

一、君子人格，后天形成

二、君子小人，区别何在？

三、圣人君子，治世之宝

第四章 社会篇

一、人生以群，群必有分

二、明分使群，各得其所

三、社会等级，维齐非齐

四、批判墨子，平均主义

第五章 礼法篇

一、隆礼贵义，礼以正国

二、节欲止乱，礼之所起

三、既得其养，又好其别

四、礼乐之统，管乎人心

五、只有治人，没有治法

六、礼法并用，刑赏不过

第六章 君臣篇

一、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二、为君之道，源清流清

三、谏诤辅弼，道重于君

第七章 王霸篇

一、义立而王，信立而霸

二、道德之威，成乎安强

三、先王后王，道贯古今

四、王者富民，霸者富士

第八章 道名篇

一、天人相分，各有其道

二、先王之道，比中而行

三、何以知道？虚壹而静

四、名定实辨，道行志通

篇目索引

人性问题，是先秦诸子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它是其他有关人和人类社会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先秦诸子各家，都有关于人性问题的论述。但是究竟什么是人性？人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在先秦时期，不仅各家看法不一致，即使在儒家内部也有不同的观点。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孟子则持“性善论”，而荀子则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孟子和荀子这两位先秦儒家大师在人性问题上的立场，构成了他们之间最显著的分歧。而在后代儒家主流思想中，性善论似乎是占主导地位的，特别是在宋明理学中，天命人性的本然之善，乃是儒家仁义道德的本源和基石。如果没有人性中本然的善，仁义道德似乎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因为如此，荀子及其性恶论颇受后代儒家人物诟病。如宋代理学家二程就说：“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明代儒生胡居仁也说：“荀子只性恶一句，诸事坏了。是源头已错，末流无一是处。……在本原上见错，故百事皆错。”

只因为荀子说了“人性恶”，就把他否定得“无一是处”，并把他剔出儒家正统之外，未免有点太过分。其实如果我们把荀子与孟子的言论作一番总体比较，就不难发现，他们的思想主张还是同的方面多，异的方面少。荀子说人性恶，目的还是要人们改恶从善，接受儒家的仁义道德，努力成为儒家所要求的君子，这个根本目标跟孟子还是一致的。

但是孟、苟在人性善恶的问题上毕竟是有重大分歧的。也有人指出，孟子所说的人性，主要是指人的社会属性，而荀子所谓人性，是指人的自然属性，他们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儿。然而即使这样理解，还是回避不了孟、苟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因为如果说孟子讲人性善，是说的人的社会属性，他的用意就是要证明仁义道德这些东西是人性中所固有的。而荀子恰恰也就是要否定这一点，认为人性中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仁义道德是“伪”的结果。

顺便说一下，这个“伪”字，并不具有后来所谓“虚伪”、“伪造”的否定性价值评判的含义，它的词义不过是“人为”、“人造”的意思，是说仁义道德是要靠人为的努力来培养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由人后天建构起来的，丝毫没有说仁义道德虚伪的含义。同时，这个“人性恶”的“恶”字，在这里也并没有后来“邪恶”、“罪恶”等词语中的强烈价值否定色彩，只不过就是一个对“善”字的否定性词语，意为“不善”。荀子的主要意思，不过就是说，人性“本始材朴”，里面没有孟子所说什么“善端”，人性本身不是“善”的，如果任其发展，结果会很糟糕。

那么，在人性善恶这个源头问题上，荀子跟孟子的分歧，是不是真的如后儒所指出的那样，事关重大，后果严重呢？应该说，事情是比较重大，后果是比较严重的。虽然，人性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即使到了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也还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因为这不是一个科学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没法用科学的方法，比如用统计或者基因分析等等，来证明人性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但是，在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却是涉及一个根本信念或信仰的问题。

这个问题要细说起来，的确很复杂，不过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来说。假如一个患病的人，分别去看两个医生。一个医生对他说：你的身体本身基本状况还是很好的，有免疫和恢复能力，我的治疗不过是因势利导，所以你只要配合，就康复有望。另一个医生对他说：你的身体真的很糟糕，病入膏肓，我必须给你加大矫治力度，你必须准备忍受一番折磨，结果如何，还得走着瞧。试想这两个医生的话，会对这个病人心理产生怎样不同的效果呢？在接受同样的治疗方案的前提下，病人自身的信念和信心对于其康复无疑也是十分关键的因素，这就是人们有时会说的“信则灵，不信则不灵”。

在社会和个人道德培养问题上，其实也有与此相类似的情况。西方文化中不相信人性本善，但他们有个外在的超越的上帝，承担着道德之善的源头、信念之所在和终极希望的功能。而在中国文化中，自春秋战国人本主义理性思潮兴起之后，“上帝”或“天”的地位衰退，已经不再能扮演类似于西方文化中上帝的角色。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失去信仰和信念，一个没有信仰或者信仰无所依托的文化会是很糟糕的。孟子一脉的儒家，要人们在自己天生的人性中去体悟“善”的不证自明的存在，确有为道德信念树立根基的文化功能。否定了人性中具有本然的善端，仁义道德就有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危险。这就是问题严重性之所在。

荀子为什么会得出“人性恶”的论断？原因也许是复杂而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跟他所处的战国末年的社会现实有关。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圣王不作、礼崩乐坏的时期，也是一个社会失控、秩序混乱的局面愈演愈烈的时期。跟前代相比，这个时期人们受到的控制相对较少，行动有相对的自由，因此有较多的选择来实现个人内在需求，换句话说也就是人的本性有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但是无序自由和制度失控的环境，并不是对每个人同样有利的，对社会群体的总体的影响也未必完全是正面的。强凌弱，众暴寡，争城以战，杀人盈野，也就是这种失控状态中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荀子所说的：“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跟孟子相比，荀子的时代，社会现实离儒家“仁义”、“王道”的理想是越来越远，荀子虽然还在坚持儒家的理想，但是他也不能不正视眼前的现实，不能对他认为是人性中某些方面在礼崩乐坏、自由失序状态下自然发展出来的现实后果视而不见。这或许是荀子认为“人性恶”的一个时代环境方面的原因。

也许问题本来就具有矛盾性和两面性。孟子更多一些理想主义的热情和“万物皆备于我”的自信，以“浩然之气”和“舍我其谁”的气魄为儒家高扬善的理想和信念；而荀子则更贴近现实，更冷静清醒地看到推行儒家道德原则、实现儒家社会理想的艰难，以及所要付出的艰巨努力。二者相反相成，相得益彰，都对儒家思想体系做出了贡献。由于本书是讲荀子的，所以我们以下便主要沿着荀子的思路，来看荀子是怎样在“人性恶”的前提下，主张改造人性，培养君子道德人格，又是怎样论证人为的礼义法度的必要性，构建理想社会，从而实现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的。P4-7

“国学”一词，如果仅按照语词来解释，“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见1999年版《辞海》)。但如将“国学”作为一个体现中国独特而古老文化的专用名词的话，其内涵则历来未有权威的论断。如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著名学者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胡适则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现代一般人对“国学”的理解，大多沿革于胡适。

然而，不管学术界如何争议，构建国学的基础为国故，也即中国传统文化，却是明确而不变的，那就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及历代史学等一套我国所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这个基础体系如果用我国传统的分类法来区分，便是恢弘而灿烂的经、史、子、集四部。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国学”在经历半个世纪的被冷落后，近来却又以“国学热”的形态兴隆起来。“国学热”，已成为当前中国文化发展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然而追本溯源，当今的“国学热”与“五四”运动前后对国学的提倡却有所异同。当时“国学”概念的提出与确立，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就此而言，现在的“国学热”与百来年前一脉相承。然而，如果说当时的国学提倡，更多地体现于严肃的学理、学术层面上，那么当前的“国学热”却具有明显的普泛性。这种普泛性有其深刻的底蕴：不仅是学术界，上至中央、下至百姓的整个中国社会都在苦苦地探究，在世界视域的今天，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究竟应向何处去？然而凡事一经普泛，尤其在普泛以至形成“热”潮之际，便需要一份冷静，以免 “热”潮流于浮泛，堕于时俗。在“让历史文化走向大众”的潮流中，我们认为有一个“如何走向”的问题。要言之，也就是深化和浅切的统一，就学术层面而言是富于现代意识的深化，而就表述手段而言，则要求学术思想的社会性的浅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暂不必再就“国学热”这一名称的学理性是否科学聚讼不休；重要的是，须从其社会实践的本质意义，也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以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体系的建构提供一方面的营养，来做一些必不可少的工作。要言之，有两件事情：

一是精选。即用最小的篇幅，介绍国学中最精彩、最有生命力的精华。虽然，所谓的“最小的篇幅”只是相对而言，但无论如何，我们这套由三十本左右的小册子组成的“国学基础教程”，相对于汗牛充栋的国学典籍来说，实在是精选到极致了。

二是解读。既用通俗而不失学术内涵的文字来填平横亘在现代汉语和古文之间的鸿沟，更须在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对文化现象作具有世界视域的现代人的解读。

总之，让广大向往国学的读者更方便、更快捷、更正确地了解国学的基础知识，从而在初涉国学这座辉煌的文化殿堂时产生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并激发个性化的思考，就是我们编撰这套“国学基础教程”的宗旨；而“基础教程”四字，则标志了我们企图将学术性与浅切化统一起来以“提升阅读”的努力。

本《教程》的作者，都是于某一经典有积年研究心得的专家；而同时，我们又请作者或其他专家于各书每一章节的最后，给出一至两道思考题，以期多元化地启发读者在阅读各书内容后，再结合其他的知识和当今社会的现状作出自己的思索。这也是我们对孔子“学而不思则罔”这一教诲的礼敬。

最后要说明的是，为了体现国学传统的原味，这套“国学基础教程”也将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为四小套。同时为了读者购买和收藏的方便，每套的封面我们也将以四种颜色——绿色(经部)、红色(史部)、蓝色(子部)和灰褐色(集部)以示区别。当然，这种做法并非我们的发明，清代乾隆年间编成的赫赫有名的《四库全书》就是这样做的。而经、史、子、集四部的具体内容，则请参见每一分部各书封底的书目。

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