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湖北省作家协会、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刘南陔先生的第二本书——诗词、散文合集。其中,散文分为两辑:“故土录”和“岁月录”。“故土录”中的文章主要是描摹故乡的风俗民情、美食美景。过年时火塘的温暖和情趣,坐席时席俗的多样和纯朴,米子茶的清香诱人,农家菜的朴实可口,楠竹泡桐的青翠灿烂,荆条荆花的葱郁芬芳,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岁月录”中的文章更多的是叙写故乡的人和事,其实也是“故土录”。这其中,有往事的回味,有故人的怀念,有历史的沉思,有世味的品尝,有现实的投影,有未来的愿望。或即小见大,即事感怀;或平中见奇,别有会心。取材广泛,不拘一格,却又能有感而发,意到笔随。
本书是湖北作家刘南陔继《斯土斯人》后的第二部诗文集。全书分散文、诗词两卷。散文卷收故土录、岁月录散文37篇。诗词卷收游历录、咏叹录、感悟录、赠酬录、品读录诗词136首、诗论7篇。全书15万字。在序言里,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先霈评论这部作品记取作者少许屐痕脚印,流露真实的人生情趣,不作呼天抢地的激切之怒,不作哀怨愁苦的凄清之悲,不徐不疾从容道来,绎那些教训,引出何种结论,留给读者掩卷细思遐想,文章余韵悠然。著名诗词家周笃文盛赞南陔诗作自具面目,廻不犹人,有一种野树作花、生香远出的意味,在时下套话盛行的诗坛是比较难得的。
鸟声如诉
五一节前后,阴雨连绵,客居东湖山庄,不得外出游湖观景,只有呆在家里听鸟叫。天雨,鸟啼,闲居,也还和谐,多少有点诗意,古人不是也有“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的句子吗。
东湖山庄毗邻鸟语林。鸟语林是一个三十亩大的树林子,用铁丝网罩着,远远望去,像一座透明的煤山。它与我的住处仅一路之隔。凌晨四五点钟时叫醒我的是像猫一样的嚎叫,一声声,一阵阵,挺惨烈的。我纳闷了。鸟林子里是不会有猫的,它用天网罩着,小鸟插翅难逃,哪能容得狸猫进?为了看个究竟,花20元进到园中,连访带问,总算搞清楚了,猫叫的声音来自孔雀:这鸟有美丽的羽毛,声音却如此丑陋——人无完人,鸟也无完鸟呀!
除孔雀之外,叽叽喳喳唱得最欢的要算红嘴鸥了。这是一种较为常见的鸟类,就是农民犁地时跟在后面觅食的那种。它们在林子上空盘旋,一群群地飞来飞去,嘎嘎嘎地叫个不停,像是在给孔雀伴唱。
叫得动听的还是“豌豆八哥”。小时候,听大人讲:这种鸟是捻军将士转世,不停地叫唤:“豌豆八哥,山东赶我!”我不知道这种传说有多少根据,但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确有几位捻军首领是在山东曹州、茌平等地被害的。捻军英勇善战,至今仍被人们传颂。
与“豌豆八哥”彼此呼应的是“水鸪鸪”,它们不断地叫唤:“没得水哒,见到鬼哒!”这完全是家乡土音的变调。家乡人讲话,总把上声念成去声,句尾爱用“哒”。家乡又是旱包子,一年的收成全靠老天爷下雨。当然,鸟儿是不知道人间变化的。如今,天不下雨,大小水库也能旱涝保收。
然而,“豌豆八哥”与“水鸪鸪”算不上珍稀鸟类,它们没有被关进网子,在湖滨柳树林子里唱得此起彼伏,可你就是看不到它,更逮不住它。当然,它们也有自己的遗憾,至今名不见经传,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名儿。
让我震撼的是鹦鹉的叫声,在鹦鹉廊有数百只这种鸟吧!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来的白风头,是鹦鹉中的暴力族,不知是为贪食还是为迷路而落入了人的网中。它们在悬杠上拼命地扑打,不停地叫唤,就是我起床前常听到的那种“哎哎哎——哇哇哇——”。游人们听惯了“你好”、“恭喜发财”之类的学舌语,还真以为白凤头们是在故作欢迎状呢!待我仔细看来,发现它们一个个凤冠竖立,怒目圆睁,拼命地摇摆,啄打腿上的锁链,妄想飞回那遥远的林池之中去。我看得痛心起来,猛然想到刚才看鸟类表演时,红鹦鹉绿鹦鹉金刚鹦鹉在耍完单杠骑完独轮车进而算完算术题跳完迪士高并且钻出五彩环收回人民币之后,迅速被套上链环的情景。当然这是一种保护,防止意外伤害的保护。不过与暴力族、明星族相比,黄桃脸的小鹦鹉还是活得自在,尽管它们的活动空间不大,却可以免除许多皮肉之苦。
鸵鸟的声音我至今未听到。当我赶到鸵鸟园时,天色已晚,几只干净的黑鸵鸟,正高高地昂着头、长长地伸着脖子、不慌不忙地倒剪着双翅踱来踱去。它的整个身躯就像一帧超短裙,傲慢的贵妇人的架式,足以使欣赏者自惭形秽。我问驯鸟员:“鸵鸟叫吗?”驯鸟员说:“叫呢!叫起来像狮子吼一样。”我想,那恐怕是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怪不得人们称它为鸟中之王呢!
P7-9
竹影泉声诉沧桑
——陔馀散文序
王先霈
学棣胡均华来访,专程送来他的忘年好友刘南陔先生准备出版的诗文集《陔馀丛稿》打印件。我原本和刘南陔先生素昧平生,至今也还未见一面、未交一语,披览书稿,时时却有如若晤对乡邻故友之感。这种感受是怎样发生的呢?只能是来自书稿的内容,来自各篇诗文所流露的作者的人生情趣。
书稿的最前面是散文,散文部分的最前面是“故土录”专辑。道是“故土”,但所写的并不全是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故土。开卷第一篇《鸟声如诉》,叙写武昌东湖鸟语林里的鸟声,文中告诉我们,作者其时“客居东湖山庄”。客居所见所闻所感,发而为文,为什么置于“故土录”之首呢?我品读之后,不但丝毫不以为是文不对题,而且感到很是切合,并顿时拉近了与作者的距离。我想,书稿所说的“故土”,不限于他的老家湖北荆门柴家集,更深一层含意是指精神的故土、心灵的故土、情感的故土。人们精神上的故土,其要义不在于“土”是否“故”,而在于主体的心是否恬适、澄明、宁静、安详。陶渊明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刘南陔先生客居的东湖山庄,周围经常是车如流水、游人如织,他听的却不是车声、人声,他听的是鸟声,侧耳专注于倾听鸟儿的诉说。接下来的各篇所写,有听涛,有看泉,有闲坐清风,还有雨打阳篷滴滴蹦蹦之声、雨滴桐叶扑扑簌簌之声、竹影的婆娑之态、荆条叶子穿鼻的清香之气……就是到了新兴的特区城市珠海,钟情的也是树木——南国的榕树、木棉、椰子和扶桑。总之,无论在城在乡,在家在外,文人之心悠然杳渺,远离尘嚣。这样的散文,一并归之为“故土录”,不亦宜乎!
陶渊明《归园田居》说,“时复墟曲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在这本书稿的作者那里,天光的明晦交替比股市的涨跌变幻有趣得多,蝉鸣的宏细交替比职场的谋略算计有趣得多。陶渊明诗又云,“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我读书稿之所以如对乡邻,也就因为其中所说多属“桑麻”之事,而很少关乎鸡虫得失、追风逐流的“杂言”。读这样的文稿,俗心弱化、消遁,素心勃然而滋,不亦乐乎!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本书是远避人间烟火。作者少处贫窘,中经坎凛,深味人世之炎凉冷暖,他的心里自然有得意也有难堪,有欢乐也有苦涩,有振奋也有怅惘,有欣慰也有失落,而这种种思绪情愫,全都密切联系着外在环境、历史风云。只不过作者不去做宏观的正面叙述描写,而只记本人的少许屐痕脚印,不作呼天抢地的激切之怒,不作哀怨愁苦的凄清之悲,只是不徐不疾从容道来。《往往返返的几条路》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的一篇。那篇文章写的是上初中、高中六年中所走的七十里路,教书时要走的四十里路,进县城的七十里路。文章实实在在地写路、写走,列出了许许多多的小地名,什么楝树店、蔡李集、白冢洼、十里牌……我相信不少年长的人也或多或少有类似经历,走的路不同,那时的走和那走时的心情可以有很多的相通,因而会引起共鸣。更主要的,我们和作者一样,也是从少年“走”到中年和老年,从各种困境中走出来,都经历了人生的一个又一个驿站。回望来程,岂能不感慨万千!当年的苦事儿、破事儿,今朝的乐事儿、美事儿,都是我们亲历亲尝,对比之下,绌绎哪些教训,引出何种结论,毋须费辞,留给读者掩卷细思遐想,而文章则更余韵悠然。
书稿中诗词部分与散文部分性质有相近之处。诗词多为短制,怡情悦性,同道唱和,更为清浅轻松。文论部分则是作者诗词、文史研究成果,其中与荆楚地方文化相关者,尤有文献价值,颇足珍视。
粗读书稿,受益良多,谨缀数语,以表对书稿正式出版的祝贺。
2010年1月23日于武昌桂子山
记得上高中时,语文课本中有一篇课文叫《二六七号牢房》,是摘自捷克作家伏契克名著《绞刑架下的报告》的。文章开头这样写道:“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不知什么原因这话深深印人了我的脑海。近些年来,在梦中经常出现学生生活的场景,记起儿时的一些人和事,于是一篇题为《上学的路》就这样开头了:“我家在荆门城南的柴家集。13岁时到沙洋去读初中,上学时走楝树店、范家店、三家店、蔡李集、倒墙港、卷桥,回家时走卷桥、倒挡港、蔡李集、三家店、范家店、楝树店……”这是在模仿《二六七号牢房》的开头。话匣子一打开,那些历历在目的人和事就自然而然地汇集到文章里来。
《上学的路》一篇写好后自我感觉还不错,我又陆陆续续写出了《上班的路》《进城的路》,最后合成《往往返返的几条路》,发表在《散文》月刊2006第5期上。文章以五十年的社会变迁为背景,展示了自己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著名作家程宝林看了后在网上回帖说:“文章朴实,由‘路’写出了一个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生命历程,既有时代的悲情,也有人性的感恩,同时,社会的变迁也在其中,读来不免感慨复感动。”得到这种评价我是心满意足的。我反反复复地写、反反复复地改,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让青年一代了解父辈所走过的道路,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我始终认为文章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过去我们太强调文章的教化功能,但现今写的文章大多以追求娱乐性、世俗性为主要取向,有的作者一味追求低俗趣味,我认为这也未必妥当。
我认为情感的表达应该在明净如水的文字间流露出来,不必刻意追求,不必矫揉造作。写文章同写诗词一样是要讲赋比兴的,应该赋得真切,比得形象,兴得有味,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如果通篇是悱恻缠绵的个人内心宣泄,或是没头没脑不着边际的词藻堆砌,即使语汇再时髦华丽,我想也难以表达出自己的内心世界。那样的文章怎么能让读者看下去进而受到感动呢!所以,我是主张散文应该多一点“低调人文”,少一些无病呻吟的。
虽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就在学写旧体诗,但真正懂得诗词格律并且可以灵活运用还是近几年的事。自1996年以来,我先后参加了《中华诗词》杂志社组织四次金秋笔会,三篇古风《闻全国财政收人突破三万亿元感赋》、《看第六届珠海国际航展飞行表演有记》、《乙酉上九日踏雪登山歌》被《中华诗词》采用,中华诗词杂志在评述全国性诗词活动的文章中曾两次提到了本人的名字。我的两首七绝《为务工兄弟立照》在《光明日报》文荟副刊上发表(见2008年7月4日),两首《水调歌头·晴川阁》参加武汉市作家协会等单位举办的晴川中秋诗会获得二等奖。这些成绩对我来说是鼓舞,更是鞭策,促使我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创作实践告诉我:诗是“拣”来的,凭一时的灵感与冲动加上反复的推敲与修改撷取的,这是我在公开诗词刊物上发表第一首诗作《神农溪漂流》时的体会。那是一篇古风,有32句,是在一个早晨就写成的。漂流时并没有想到要写诗,动手写也是在半年之后,写成后寄到《东坡赤壁诗词》,不久就发表了。从2003年起,我在《中华诗词》、《当代诗词》、《长白山诗词》、《东坡赤壁诗词》、《湖北诗词》、《九州诗词》、《长坂坡诗词》这些全国有影响的诗词刊物上发表诗词作品数十首之多。我感到非常欣慰,体会到写作的艰辛与喜悦。
在即将迈入古稀之年的时候,我把2004年后陆续写成的散文、诗词包括发表的、未发表的选录成集,取名为《陔馀丛稿》,一是说明全是闲暇之余的自我消遣,二是说明这些东西极不成熟,只是一种草稿,拿出来只不过是对生我养我、教我爱我的故土有个交代。有幸这一想法得到了著名诗家、评论家、《中华诗词》杂志主编、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杨金亭(鲁扬),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国新闻学院教授、中国韵文学会及中华诗词学会创始人之一的周笃文先生,著名文学评论家、原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华中师大教授王先霈先生的大力支持与热情鼓励,杨老为集子题写书名,周老、王老拨冗作序,令我十分感动。荆门名流王怀庭先生、杨世进先生为拙作指谬改错,湖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王建槐、青年读物编辑室主任郁丹为之审稿编辑,更多相识不相识的诗友为之赋诗祝贺,使文稿终于付梓、发行,借此机会我要慎重道一声:谢谢你们了,谢谢各位读者了!
作 者
2010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