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是柔石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写于1929年的《二月》,反映了大革命失败以后青年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和彷徨。作为主人公的萧涧秋,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到了芙蓉镇以后,面对陶岚和文嫂两个女性,他卷入了痛苦的漩涡之中。现实如四布的陷阱和黑洞,使他寸步难行,甚至无法立身。他同情文嫂的悲惨遭遇,竭尽全力救助她的一家,然而流言四起。孩子病死,文嫂自尽,使他人道的愿望如幻影破灭。聪明而美丽的陶岚爱他,他本可接受这上天的安排,而纫绔子弟钱正兴因看中陶岚而与他死皮赖脸百般纠缠,脆弱的他便落入了悲哀的迷茫之中。
《二月》描写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轻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社会。小说主人公萧涧秋善良、高尚,是一个想有所为、怀着热爱的青年,可是寻找纯洁理想而处处受挫,在一次偶然的情爱纠葛结束之后,黯然远走。对于这个大时代里的边缘人,小说有所批判,有所省思,也有所顾惜。
诚如鲁迅先生所评,作者“用了工妙的技术”,对主人公及其周围人物的生动塑造,使小说成为现当代文学中难得的佳作。
二月
柔石
是阴历二月初,立春刚过了不久,而天气却奇异地热,几乎热的和初夏一样。在芙蓉镇的一所中学校底会客室内,坐着三位青年教师,静寂地各人看着各人自己手内底报纸。他们有时用手拭一拭额上的汗珠,有时眼睛向门外瞟一眼,好像等待什么人似的,可是他们没有说一句话。这样过去半点钟,其中脸色和衣着最漂亮的一位,名叫钱正兴,却放下报纸,站起,走向窗边将向东的几扇百页窗一齐都打开。一边,他稍稍有些恼怒的样子,说道:
“天也忘记做天的职司了!为什么将五月的天气现在就送到人间来呢?今天我已经换过两次的衣服了:上午由羔皮换了一件灰鼠,下午由灰鼠换了这件青缎袍子,莫非还叫我脱掉赤膊不成么?陶慕侃,你想,今年又要有变卦的灾异了——战争,荒歉,时疫,总有一件要发生呢?”
陶慕侃是坐在书架的旁边,一位年约三十岁,脸孔圆黑微胖的人;就是这所中学的创办人,现在的校长。他没有向钱正兴回话,只向他微笑的看一眼。而坐在他对面的一位,身躯结实而稍矮的人,却响应着粗的喉咙,说道:
“哎,灾害是年年不免的,在我们这个老大的国内!近三年来,有多少事:江浙大战,甘肃地震,河南盗匪,山东水灾,你们想?不过像我们这芙蓉镇呢,总还算是世外桃源,过的太平日子。”
“要来的,要来的,”钱正兴接着恼怒地说:“像这样的天气!”
前一位就站了起来,没趣地向陶慕侃问:
“陶校长,你以为天时的不正,是社会不安的预兆么?”
这位校长先生,又向¨外望了一望,于是放下报纸,运用他老是稳健的心,笑眯眯地诚恳似的答道:
“那里有这种的话呢!天气的变化是自然底现象,而人间底灾害,大半都是人类自己底多事造出来的;譬如战争……”
他没有说完,又抬头看一看天色,却转了低沉的语气说道:
“恐怕要响雷了,天气有要下雷雨的样子。”
这时挂在壁上的钟,正铛铛铛的敲了三下。房内静寂片刻.陶慕侃又说:
“已经三点钟了,萧先生为什么还不到呢?办谋,照时候计算应当到了。假如下雨,他是要淋的湿的。”
就在他对面的那位方谋,应道:
“应当来了,轮船到埠已经有两点钟的样子。从埠到这里总只有十余里路。”
钱正兴也向窗外望一望,余怒未泄的说:
“谁保险他今天一定来的吗?那里此刻还不会到呢?他又不是小脚啊。”
“来的,”陶慕侃那么微笑的随口答,“他从来不失信。前天的挂号信,说是的的确确今天会到这里。而且嘱我叫一位校役去接行李,我已叫阿荣去了。”
“那末,再等一下罢。”
钱正兴有些不耐烦的小姐般的态度,回到他的原位子上坐着。
正这时,有一个十四岁的小学生,快乐地气喘地跑进会客室里来,通报的样子,叫道:
“萧先生来了,萧先生来了,穿着学生装的。”
于是他们就都站起来,表示异常的快乐,向门口一边望着。随后一两分钟,就见一位青年从校外走进来。他中等身材,脸面方正,稍稍憔悴青白的,两眼莹莹有光,一副慈惠的微笑,在他两颊浮动着。看他底头发就可知道他是跑了很远的旅路来的.既长,又有灰尘。身穿着一套厚哔叽的藏青的学生装,姿势挺直。足下一双黑色长统的皮鞋,跟着挑行李的阿荣,一步步向校门踏进。陶慕侃等立刻迎上门口,校长伸出手,两人紧紧地握着。陶校长说:
“辛苦,辛苦,老友,难得你到敝地来,我们底孩子真是幸福不浅。”
新到的青年谦和的稍轻地答:
“我呼吸着美丽而自然底新清空气了!乡村真是可爱哟,我许久没有见过这样甜蜜的初春底天气哩!”
陶校长又介绍了他们,个个点头微笑一微笑,重又回到会客室内。陶慕侃一边指挥挑行李的阿荣,一边高声说:
“我们足足有六年没有见面,足足有六年了。老友,你却苍老了不少呢!”
新来的青年坐在书架前面的一把椅子上,同时环视了会客室——也就是这校的图书并阅报室。一边他回答那位忠诚的老友:
“是的,我恐怕和在师范学校时大不相同,你是还和当年一样青春。”
方谋坐在旁边插进说:
“此刻看来,萧先生底年龄要比陶先生大了。萧先生今年的贵庚呢?”
“二十七岁。”
“照阴历算的么?那和我同年的。”他非常高兴的样子。
而陶慕侃谦逊的曲了背,似快乐到全身发起抖来:
“劳苦的人容易老颜,可见我们没有长进。钱先生,你以为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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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小说”一词使用已久,最早见于《庄子》,《汉书·艺文志》说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之所造也”。小说的雏形是神话传说的简略记录,后来发展到《搜神记》一类志怪小说和《世说新语》一类志人小说,结构都很简单。及至出现唐人传奇,宋元话本,小说乃由粗具梗概变得枝繁叶茂起来。鲁迅指出:“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就是说,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直到这时方始建立,结果是:小说有了中篇的规模,题材有所拓展,最突出的是情节性大大加强,而语言也趋于通俗,更富于表现力。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制作,标志着古典小说趋向成熟;随着清代《红楼梦》的出现,达致巅峰状态。盛极而衰,紧接着,变革时代也就适时而至了。
宋元“说话”中有一类名为“小说”,指的是话本中的短篇故事,与我们现今使用的概念相去甚远。我们说的“小说”,实际上是晚近的舶来品,可以说,是由欧洲的小说观念再命名的。
在欧洲,小说发展的道路与我国大体相似,即由神话而传奇而故事,由短篇而中篇而长篇。至十九世纪,长篇小说十分鼎盛,致使黑格尔断言极限来临。及世纪末,现代主义小说很快出现,传统的主题和写法被打破了。其实,十八世纪末以前,欧洲小说的体式已经相当完备,只是小说之名(novel)迟至此时才正式流行起来罢了。
几乎与此同时,有了中篇小说(novelette或novella)的名目。中篇小说是中型的叙事散文作品,一般而言,以篇幅的长短划界,但因此也就有了相当的弹性,需要把所叙的事件的规模、时间长度、结构的复杂与完整的程度同时作为参照。绥拉菲摩维奇的中篇《铁流》,论结构,可以算作长篇;莫泊桑的《俊友》本是中长篇,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却是把它当作注水的短篇来看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把中国文学分为前后两截。语言由文言改为白话,表面上是语言层面的变革,实质上是一场带根本意义的文学观念的革命。胡适写《白话文学吏》,所说的白话,仍是古典的白话,与五四时期语法相当欧化的白话很不相同。五四的小说,一、凸显文学的主体性,自觉性,叛逆性,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成为小说的主旋律;二、题材和主题有所扩展,社会问题进入小说。“神圣劳工”及知识分子形象组成了新的人物画廊。三、小说结构基本上是西式的,块状的,自由组合的,而非线性的、连环组接的传统章回体。除了思想观念,还有形式技法,都是现代的,面向西方,学习西方,而有了东方式的创造。
现代小说仍以短篇先行,几年后,中长篇相继产生。1922年,鲁迅的《阿Q正传》正式发表。以中篇的篇幅容纳了一个革命的时代,统摄了一个民族的灵魂,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出现在新文学的发轫期。当时,郁达夫、庐隐、废名等都有中篇问世,但多流于粗浅。
直到三十年代,一批作家和作品挣脱自叙传性质而向广大的社会面开拓,开始走向成熟。茅盾除了长篇《子夜》,又以中篇《林家铺子》、《春蚕》反映中国社会的变动。乡土题材聚集了众多作家,萧红、沈从文、王鲁彦、吴组缃、沙汀,还有废名,都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其中《生死场》和《边城》,或凄厉,或幽婉,更富于鲜明的艺术特色。左翼作家蒋光慈、叶紫、丁玲,均著有反映革命斗争的中篇,对于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且往往有着“大团圆”结局的传统小说来说,本身也不失为一种革命。其中,蒋光慈较早揭示革命与人性的冲突,并因此遭到内部批判,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很可注意的。柔石的《二月》,写大时代里的边缘人,有所批判,有所省思,也有所顾惜,是另一种笔墨。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水》,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宿命般地显示了中国现代作家群体角色的演变过程。上海一批作家,如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不重现实而重审美,重感觉、重印象、重情调,以中产阶级趣味烹制都市文学。在此期间,巴金、老舍、张天翼都是有影响的小说家,且都有中篇制作。巴金后来写的《憩园》,一种挽歌调子,似乎与他早年激越的文字颇异样。
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是一种新型文学,但是实质上,在“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背后,却混杂了不少传统主义、民粹主义的因素,意识形态代替了个人思想,形式——所谓“民族形式”——比较单一。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当时可以看作是一种具有方向性的作品。此间,丁玲的《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对个人理想和女性主义作最后的坚持,可谓弥足珍贵。在“国统区”,包括抗战时的“沦陷区”,张爱玲写下《金锁记》、《倾城之恋》,以第三只眼看人世,着意经营现代传奇。还有师陀,他的《落日光》、《果园城记》,在艺术上非常讲究,很有特色。青年路翎异军突起,写作《饥饿的郭素娥》,从形象、情节到语言,则明显地带有一种野性,富含力的美。
1949年以后,小说家同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创作,隶属于这一过程而基本上成为被改造的产物。一些著名小说家停止了小说写作,如进入领导层的茅盾、巴金;一批“国统区”作家对新政权心存疑惧而逃逸,如张爱玲;而沉默,如沈从文;而改变作风,如老舍。“解放区”作家一路高歌猛进,柳青的长篇《创业史》名重一时,还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等;然而到后来,也遭到了批判,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小说,主题基本上是“写中心”的,因此很难具备优秀的品质,中篇的数量也不大。
五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中短篇作品,主题有昕开拓。其中,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有代表性的。青年作者是严肃的,敏锐的,小说揭露官僚主义者的丑恶,闷耀着一个“少布”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宗璞的《红豆》,忠实于对校园知识分子爱情生活的描写,无意中涉入禁区。但是,这些颇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和作品,很快销声匿迹。像路翎、丁玲这些出色的小说家,在“肃反”及“反右”斗争中,先后遭到整肃,给中国文学带来很大的伤害。
至七十年代未,一场浩劫过后,社会思想包括文学思想活跃一时,一批作家解除了荆冠,恢复了写作的权利;男一批青年流放者从农村归来,正式练习笔耕,小说家队伍于是迅速壮大。这时,西方大批思想文化读物及文学经典,包括现代小说被介绍进来,大型文学刊物纷纷创刊,这就给中篇小说的繁荣准备了温床。
继“重放的鲜花”之后,一批带有创伤记忆的作品问世,其中有《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绿化树》、《一个冬天的童话》、《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叙述知青生活的小说不断涌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浪潮。其中大多数把上山下乡运动当成一场人生劫难来描写,像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骏马》这样作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回顾,表达对土地和人民的灵魂的皈依者为数极少。王小波属于明显的异类,他的《黄金时代》表现“文革”的禁锢与荒诞,想象大胆、奇特,在形式上有很大的独创性。至于阿城的《棋王》,体现一种道教传统文化的逍遥心态,恐怕是唯一的。很快地,小说开始向现实生活掘进,一类着重于生存困境的揭示,如描写技术知识分子的《人到中年》,描写农村青年男女的从生》;一类倾力表现中国面临的社会变迁,包括农村的责任承包,城市的企业改制,等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压记》,可以作为代表。此间,一批描写民俗,表现人性的作品出现了,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另外还有一些无法归类的小说。
比起前三十年,这个时期中篇小说的数量陡增,题材变得更加丰富多样,然而在主题的发掘方面,多满足于形象地复制意识形态结论,整体风格“温柔敦厚”,缺乏作家个人判断的独立性和社会批判的深刻性。关于改革,未及完全跳出长期以来形成的“歌颂”与“暴露”二元对立模式,对现实中的黑暗面、矛盾与冲突的复杂性缺少充分的揭示,主观意识往往与现存秩序相妥协。即便如此,喧哗一时的中篇小说,仍然显示出为五十年代以来所未有的突破性成就。
及至八十年代中期,小说界的风气很快偏移了被称作“思想解放运动”时期所确立的关于人的历史命运的悲剧主题,出现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在此期间,有两大创作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寻根文学”,即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类学、文化学的源头。从表面上看,“寻根”是现实问题的深化,实际上大多数作品都脱离了现实政治,否弃了对现存体制的实质性追询,公式化、符码化。王安忆的中篇《小鲍庄》,在国民性的探寻中依然保持了生活的饱满的汁液,是这一路文学中少有的佳作。还有一个现象是“先锋小说”,旨在形式上做实验,内容相对单薄,有不少西方现代主义的赝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个别小说活跃着新的思想元素,如刘索拉的绯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但是大体上,这些实验小说颇类三十年代的“海派”,作品不求大,不求深,但求领异标新,多少丰富了中国小说的叙事形式。
九十年代小说整体乏善可陈。当此艰难时世,有人倡言“新写实主义”,“躲避崇高”,“分享艰难”。应运而生的这一类小说,可以说是正统文学的代表,政治力求正确,艺术追摹宏大;个别作家貌似解构正统,如王朔,实质上是一种“别裁”,一种补充。由于有着各种权力资源的支持,潜在势力是雄厚的。但这时,一种相反的文学趋势也起来了,就是所谓的“个人化叙事”。叙事的个人性,在这里竟成了反社会的一个遁辞;正如有人标榜“女性主义写作”,却置换了这个源自西方用语中的自由、平等这样带政治学、社会学的内容,而从事纯个人题材的写作,琐碎、淫靡、空洞,甚至充满色情描写。此时,又有所谓“新生代”群体顺次登场,批评家为之鼓吹,出版界推波助澜,呈崛起之势。其实这批青少年作者普遍缺乏社会生活方面的体验,也缺乏文学训练,浮嚣有余而坚实不足。
新世纪以来,又有人提出“底层文学”的口号。倘若能够正视现实,关注底层,对于有着几千年“瞒和骗”传统的中国文学来说,应当说是一种根本的转变。但是,以我们的作家目前的素质和状态,要高张并坚持一种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一些被称为“大腕”的人物继续编造冗长的故事,即使抓住“苦难”作题材,也是随意编织材料,违背生活逻辑;而且在主体方面,也缺乏起码的诚爱与同情。作品的“酷”,不仅仅在于技术上的冷处理。具有一定的底层生活经验的作者,作品大多显得粗糙,因此在总体上比起八十年代,中篇小说创作不见得有长足的进步。较为优秀的作品,有尤凤伟的《小灯》和林白的《回廊之椅》,两者对土改历史都有颠覆性的叙述;描写矿工生活的,有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反映农村题材的,有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以及徐则臣写农民工的“北漂”系列小说。此外,像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路程》,钟晶晶的《第三个人》,则以其哲理性和诗性,在众多以故事性见长的小说中显出一种罕有的杂色来。
近百年间,中篇小说从题材、主题、体式、技巧等各个方面,不断地有所开拓,有所发展。但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是,最早出现在现代小说史上的《阿Q正传》,至今仍然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比起二三十年代的小说来,当代小说虽然在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等手段方面,相对显得娴熟,但是艺术个性并不突出。首先,表现在文学语言本身,就缺少个人笔调;在现实生活中,长期的集体主义教育,使个人性受到遏制,或许是根本的原因。同时,语言也缺少优雅的气质,缺少精致,缺少韵味,这同长期推广“工农兵文艺”,以文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不无关系;扩而言之,同汉语语境遭到破坏,同整个社会语言的粗鄙化有关。在形式上,中国小说满足于讲故事,讲究“好看”,缺乏西方小说的那种精神性,缺乏思想深度。
中篇小说的繁荣,从根本上说,有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的繁荣。道路是漫长的,但因此,前景也未尝不可能说是开阔的。单就现代小说发展来说,从五四到现在也不过一百年的历史,具有经典性价值的作品极少,而真正堪称优秀的作品也不会很多。在此,我们编选了这套《中篇小说金库》,旨在集中这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以利于流播;反过来,也可以充作进一步滋养小说创作的一份泥土和养料。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个别作品,编者并不认为属于最优秀的部分,但是不可否认,它们自问世之后在文学界和读书界中造成的影响,从文学社会学的意义上考虑,这也未尝不可以算作是一种“含金量”,因此一并予以收入。
《金库》分辑陆续出版,希望得到作家、批评家、文学史家及广大读者的大力推荐,以确保它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文本系统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