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亲眼目睹，潜心记载，成功浓缩，涵盖惊人；如今——一书在握，心旌摇动，掩卷叫绝，无比震惊；版本——难能珍稀，是阅读、传播、收藏的上选精品。

文笔大胆、尖锐、激荡，作者以前所未有的勇气，真诚直面社会现实，数以百计的人物形象将怦然牵动一代人的心魂！

本书以文学创作的手法，从头至尾插入了相当篇幅的“补记”，文风朴实、细腻、新颖，既有“小家”充满了人性化的有趣的故事，又有“我的祖国”曲折而厚重的历史；既有对大中小城市社会风尚和各类人物的描写，又有色彩很浓的令人反思的有关政治的话题。

作者自序

《家国十年·1966—1976》的“出土”和出版

编者荐语

小抽屉里的大秘密

 1．荒诞滑稽的小革命家

 2．冒着冷汗的重温

第—章 暴风雨前(1966年6月5日至1966年8月1日)

 名家文章

 如入其境，毫发毕现

 1．这是可能的事吗？

 2．不要忘记自己

 3．知道后怕了，才有希望

 补记1 分到油饼交给老福姥姥

 补记2 为娶大姨买活期地

 补记3 给军烈属寄老三篇，是粪就捡

 补记4 小姨子给姐夫存入1000元

第二章 锋芒初试(1966年8月3日至1966年10月28日)

 名家文章

 价值所在：宏大的现场感

 1．置身其中的现场感

 2．时代潮流席卷下的小城社会

 3．红卫兵的精神史

 4．我与那个时代对话

 补记5 人前一站比谁都低

 补记6 两次离婚热

 补记7 母亲一出场，“王熙凤”变“平儿”

 补记8 蒯大富的今与昔

第三章 接受检阅(1966年11月1日至1967年3月18日)

 名家文章

 历史之谜一个层面的破解

 1．文革：20世纪中国最大的历史之谜

 2．真实而生动的佐证

 补记9 “小马列”想当一次“宋要武”

 补记10 给“三爷”拜寿和写错语录歌

 补记11 庙里的木鱼，天生是挨敲的货

 补记12 母亲和她的三闺女

 补记13 怕小人不算无能

 补记14 棋子“猫进”稻草垫

 补记15 聂元梓的今与昔

第四章 风狂雨骤(1967年3月19日至1967年11月24日)

 名家文章

 侧影，脚印，乐章，回音

 补记16 女性世界的骄傲——王海容访问记

 补记17 母亲的伟大与不朽——王光美老人印象记

 补记18 若云非云，郁郁纷纷——与关锋的会面与辞别

第五章 军训岁月(1967年12月8日至1968年9月19日)

 补记19 母亲与干娘(抒情诗)

第六章 广阔天地(1968年10月13日至1970年10月11日)

 补记20 邢燕子的“愚钝”与辉煌

 补记21 国民政府为爷爷立牌坊：“孝子不愧”

第七章 抽调回城(1970年10月15日至1973年7月1日)

第八章 “建工”生涯(1973年8月11日至1975年3月3日)

 补记22 熠熠生辉的“徐君宝妻”

第九章 临近毕业(1976年1月9日至1976年8月3日)

 补记23 秦教授与学员同住大板床

 补记24 看鳄鱼可不是看猪圈

 补记25 “常裴钱”与“张赔钱”

第十章 巨星陨落(1976年8月4日至1976年12月26日)

 补记26 毛选五卷最能说明父亲的一生——与李讷交往二三事

 补记27 李敏、李银桥印象

 补记28 张玉凤印象

姨夫随妻子人住小姨子家，11口人同吃同住一过就是几十年。这种组合在中国不敢说绝无仅有，也可以说极为少见。

爸爸的房问与大姨夫的房间离得很近。虽说同为男性，又咫尺相隔，但爸爸和姨夫来往不多，也较少涉谈家务私事。

父亲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万事顺由母亲裁断。下班后，爸爸在自己的卧室看书看报、抽烟喝茶，与母亲聊天。凡有家务琐事，概由母亲出面。届时，姨夫总是满脸谦谨，洗耳恭听，然后任劳任怨地去做。

大姨夫心里明白，在这个大家庭里，除了大姨是他的亲人外，对己知疼知热、能理解他、善待他、并给他生活温暖的人，也只有他的小姨子。

有天下午，我从外边回来，看见表姐的女儿小朵站在门外哽咽不止。再向里看，原来姨和姨夫正在吵架。

那年小朵正上小学六年级，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表姐给她买了张火车票，让她去姨姥家住些日子。

平日姨夫绝少与家人发生冲突，却免不了常跟大姨拌嘴。拌几句嘴倒没什么，但大姨_旦吼叫起来，场面就会变得异常可怕。

“娘了个×的，小朵要钱你就给，怎么就你有钱？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大姨扯开嗓门儿逼问，眼里射出凶狠的光。

姨夫说：“噢，我手里就不能有俩钱？我给老家寄信，买笔买纸，不得花个俩仨的？买张邮票还得花8分钱呢！”

“你个嘴歪，我说的是8分钱吗……”咣当一声，就见大姨踢翻了一张椅子，顿足道：“你存心想气死我，我死了，你也就称心了……由着你这么气我，你还不如嘎嘣—下死了的好！”

大姨夫手拿一把小铁铲，正蹲在门道口铲除鸡笼子里的鸡粪，听见老婆骂他，遂不紧不慢道：“你也别咒我，还嘎嘣—下死了的好。鬼子的炸弹没炸死我，让我活到了新社会，现在吃得饱，穿得暖，比打鬼子的时候强多了。你也不是不知道，老刘家自根就是长寿家族，别说我还没老，就是老了，身子骨也比别人结实……”

“你个没志气，没出息……丢了官饭还吃得饱，穿得暖。没我，你喝他妈的西北风！”

大姨夫边除鸡粪边嘟囔道：“丢了官饭我也是凭劳动吃饭，让你说说，我哪一天不劳动了？哪一天游手好闲了？”

“你个没良心的……你个没良心的……”大姨越嚷越气，嚷着嚷着就休克过去了。

大姨夫光顾低头拌嘴，猛一抬头见妻子突然躺倒在地，口溢白沫，心说坏了，老毛病又犯了。他丢下小铲，转头唤我和小朵快去房间铺床铺枕。大姨夫将大姨抱到床上，一手掐人中，一手掐大腿根，蜷腿蜷手地好一阵忙活，大姨才渐渐苏醒过来，醒后便是一阵嚎哭。

每当遇到姨妈和姨夫吵架，除了母亲可以掺和外，其他人断不可上前说三道四，那样只会火上浇油，加重事态。

“姐，消消气，消消气”，母亲下班回来，边近前赔笑，边将姐姐揽于怀中，命小朵拿进一条干净手巾，命我端来一大茶缸温开水，央求姐姐喝水服药。

“我姐夫认错咧，别涕乎咧！”母亲为大姨盖上被子，安抚道：“服完药好好睡上一觉，醒喽喝碗你爱吃的面片汤，再歇上一宿，明儿就会好的。”

当下母亲将大姨安抚入睡，稍事片刻，见无大碍，遂唤姨夫去了她的房间。

“我姐这人心眼不坏，她就怕别人对她说软话。那些年我姐照看那么多孩子，我和我哥只要回家探亲，给我姐买这买那，她一不高兴了，我们就忙着说软话，说央求她的话，这一软一央，啥事都结了。她再闹你，你就说：‘知道咧，知道咧，可不是呗，可别跟我一样，昂？’说几句软话也就过去了。可你不光不说，还辩理，跟老婆又能辩出个什么理来？”

姨夫不愠不火道：“你姐那性子不行，三句话不到，火气就来了'容不得别人讲话，你总得听我解释解释吧！你姐刚才的意思好像我做了什么亏心事，小朵不敢跟她姨姥姥要钱，跟我要，说想买双袜子买个零嘴什么的。长辈对小辈素讲慈爱，一要，我就给个块八毛的。噢，孩子朝我要，给还给出毛病了？！你姐嗔叨我，我刚说一句，她就发大火，说着说着，就休克了。”

母亲笑道：“都是随了我娘的性了，早些年也是太苦了她。你也都看到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让着我姐，孩子他爸也从不说成道淡，你是她男人，更得让着才行。”

至晚，母亲叫来小朵，正色道：“再要零花钱，管小姨姥姥要，不要再冲大姨姥爷要了0你没看见大姨姥姥发火吗？”说着塞给小朵5元钱。此刻，小朵早已吓得不知所措，忙不迭地点头应是。

翌日清晨，母亲早早来到大姨身边，她掖了掖4个被角，顺手拎过一个方凳，俯身劝道：“为小朵要零花钱的事，吵吵豁豁一场，倘若有个三长两短，这一大家子人怎么办？值么？我已把小朵说了…·忙别生气咧，昂，姐姐，别生气咧……”

大姨这边想起妹妹平日的好处，不觉泪珠满面，哽咽道：“小巧，你说我自打嫁给他，就没享过一天的福，就没省过一天的心……要不是哥和你……”说着说着，泪水如洗。

爸妈上班去了，两口子各自保持缄默。至9时，大姨欲进食，大姨夫端汤端水精心照料。至下午，大姨面颜转暖，绽笑如初。至此，大姨夫慢声慢语道：“你遇事忒爱动气，爱动气的人没有长寿的，三国的周瑜是怎么死的？不就是动气气死的吗？如果周瑜不生气，不大动肝火，也不至于年轻轻的就死了吧？马克思说得好，美好的心情比十副良药更能解除心理上的疲惫和痛苦……”

听这话时，大姨的火气早已烟消云散，见丈夫开始唠叨自己，只管笑道：“别再腻烦了！过会子人都回来了，快上街买点菜吧！”

1982年，平反冤假错案在全国展开，大姨夫当年被判一年徒刑的事儿获得甄别平反，不仅补发了少量工资，恢复了18级待遇，原单位还为姨夫购置了两室一厅的房子。自此，大姨和大姨夫便与父母亲分开居住，兰玲姐也陪着搬了过去。

【吴福辉考证：18级待遇，是指干部的级别和相应的政治、生活待遇。作者的大姨夫原来是第18级，1982年甄别平反后仍恢复了这个级别，标志着平反比较彻底。中共自苏区到延安、到建国后的1952年，一直沿用供给制。高级干部与一般干部的供给水平，虽有差距，但相对说来不太大。如伙食分大、中、小灶，连以下吃大灶，团营吃中灶，师以上吃小灶。1952年到1955年，是供给制(加津贴)和工资制并存的时期，当时干部分29级，从22级到17级为行政正副科长的级别，18级便包含其中。1955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一刀切了，干部分成30级，13级以上为高干，17级为县团级，18级在部队为正营级，在地方是正科级。剐开始执行工资制时，属于不小的变动，同样资历的干部会造成不周级别的差别，周是一个职务可能有许多级，工资是不一样的，所以引起了波动。当年毛泽东听说有的干部想不开，曾经在会上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一时传开。】

1996年明，母亲患了乳腺癌，准备赴京动手术，当下兰玲姐问姨夫：“我姨不在了'我妈都这样了'你不往外掏点钱啊？”P26-28

《家国十年1966～1976》写于文革时代，时间跨度为10年(1966年～1976年)，前半部分以记叙家庭、学校和社会为主；后半部分为进城工作和5年大学生活的所见所闻。

日记记述了作者在10年成长的过程中，如何以一个少女的眼光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历史、荣辱和灾难。日记以小见大，以短积长，既写到了“我的家”和“我的祖国”，也浸透着个人成长的一步一步的足迹。

为了冲淡日记写作的平铺直叙，《家国十年1966～1976》以文学创作的手法，从头至尾插入了相当篇幅的“补记”，文风朴实、细腻、新颖，既有“小家”充满了人性化的有趣故事，又有“我的祖国”曲折而厚重的历史；既有对大中小城市社会风尚和各类人物的描写，又有色彩很浓的令人反思的有关政治的话题；另请出金春明、吴福辉、何镇邦、张颐武、王海泉等诸位名家、教授，从考证、注释、点评、夹评、夹叙等多方位屡屡进场，在社会与人文、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的穿插中一展大家手笔，相信会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和收获。同时我也相信，因日记文稿的保留年限长达45年之久，其原汁原味的“田野史学”价值，也当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45年之后出版这本日记，说来话长。

有一天我有一搭无一搭地翻找旧物，突然翻出了一个又小又旧的日记本。于懵懵懂懂中一气呵成地读了一会儿，读着读着，我竟然开始怀疑日记的真假，因为毕竟几十年没有翻看过了，市场经济的喧嚣，早已将红卫兵时代的呐喊湮没得无影无踪，文革时代毕竟远矣！于是先搁置一边，过段时间再重新拾起，翻来覆去地阅读，最后确信日记的作者非己莫属。

有一天，我突然感觉有灵感降临——书房犄角处那个最不便翻腾的旧木柜至今尚未打开过。我迅疾奔向旧木柜，，结果另有4本日记安安稳稳地躺在里面，它们是红皮的、蓝皮的、黑皮的和浅粉皮的，在红皮的封面上，还刻有涂金的三个大字：“红卫兵”。

“红卫兵”仿佛会说话，也仿佛在跟我开玩笑：“哈哈，刚刚听说你在到处寻找我们，我们已经沉睡了半个世纪了，我们早就不该睡在这里啦！”此刻，连我自己也万分惊讶——小小见长、颜色各异的5本日记跟随我45年竟然没有走失。其间，上山下乡、抽调进机关、选送上大学、分配回四平、结婚去长春、迁调进北京……在跨越了近半个世纪之后，除了1966年上半年的日记至今无法找到外，其它5本均完整无缺。

2．历史的沉冤与英雄主义气概

在整理汇总旧文稿的那些日子里，5本日记宛如5个稚童，它们渴望娇宠，一个胜过一个地、争抢着向我的怀里扑奔。在极度兴奋的拥抱和依依不合中，奇迹慢慢地出现了——那些看似已经忘却的岁月，一经阳光和水分的光顾，40多年前，那些早已被时间的风吹散了的生活的记忆，一时间竟飘飘忽忽、由远及近地向我走来，而且一天比一天日渐清晰。

文革10年，我家住在四平地委家属住宅区，这让我认识了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一一能叫出他们的名字。从稚嫩可爱的少女之心出发，我同情爱戴他们，就像同情爱戴自己的父母一样。在本书前半部分的若干章节中，当年那个仅有14岁的少女，零零散散地记叙了他们的境遇和遭遇。如今，怀抱里“娇宠万般”的它们哭着对我说，你左邻右舍的那些当权派，后来的结局千差万别，某些干部的遭遇已经酿成了历史的沉冤，例如四平地委第一书记王××，于1966年10月1日国庆日的凌晨，在其工作楼层的厕所内自缢身亡；监委书记罗××，作为国民党特务被批斗关押多年，获重病而去……

文革结束后，很多老同志、包括上述提到的这两位含冤去世的老同志，虽然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但他们的家眷，比起那些熬过了寒冬、重新恢复领导岗位的干部们的眷亲来说，在各个方面已不可同日而语。记得八十年代我曾回家住了些日子，有机会走访并帮助过左邻右合蒙难干部的夫人及子女，当时她们极为困难的生存状况令我惊诧不已。

自1968年10月以后，全国所有的初、高中毕业生，分配去向一律上山下乡，奔赴村广阔天地。在之后的若干年中，历届中学生的毕业分配，仍依此政策而行，连续数年持续不衷。

当年，为了实践心中的理想和信仰，十六七岁的我们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献身农村，战天斗地，不怕苦不叫累，克己奉公，舍已为人，在精神领域，始终洋溢着一种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革命的英雄主义气概。

写出以上这段话，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湖，空谈什么理想和奋斗。我是想说，对于知青生活，我们确实经历过，体验过，我个人也曾登上讲台讲用过。直至今日，每每涉及知青话题，依然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迷茫笼罩心头，即不知该如何评价这一段不寻常的人生经历。纵观左右，自己后来混的还可以，但有不少的知青朋友，他们后来的境况因受到学历、知识面等方方面面的限制，—应被称为“时代的牺牲品”。

若干年来，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褒贬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管怎么说，它毕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之一。作为“时代的牺牲品”，我本应为之抱憾、抱怨、抱恨，可每每环视“知青经纬”，却禁不住上涌一种丰富而激越的思想的火花。

2006年12月，我第二次回访了“战天斗地”的故乡——梨树县喇嘛甸公社王家园子大队第二小队。为了迎接我，乡里特地组织起一个秧歌队，借用一位农民兄弟的话说：“为了欢迎老知青回家，一大早，秧歌队就开始化妆了，里面有不少上了年纪的老爷子和老太太，个个像过节似的浓妆艳抹，敲锣打鼓……”又据一位乡干部介绍：冷天，天刚蒙蒙亮，我们便接到通知，听说你要来，饲养员就手放倒了一头小笨猪……”

农民朋友的真挚与朴实，让我久久激动不已。

3．说说母亲

2005年9月，《红色少女日记》出版后，母亲和大姨夫这两个人物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反馈回来的信息令我感动。为此，在《家国十年1966～1976》一书中，作者增添了多篇补记，尤其充实了母亲和大姨夫的内容。补记5：“人前一站比谁都低？”细腻地描述了大姨夫的性格、为人处事的眼光和特点；补记1 5：“母亲和她的三闺女”，写出了人间的舔犊之爱以及母女情深和心心相印，读后让人抚卷感叹和回味绵长，但愿广大读者能喜欢。

母亲去世于2001年1月，转眼8年过去了。每一年的清明祭扫，我都泪流满面，啜泣不已。那些年家里多达11口人，在她那曾经丰满的羽翼之下，她把自己无私的爱，给予了家中每一位成员，同时也尽己所能，给予了老家所有她曾经接触过的亲友和奶娘，以及一起出生入死、抗击日寇的老党员，也给予了她曾经挚爱的同事、部属和老上级。

母亲从离休到临终，时间跨度长达15年之久。令人惊讶的是，在为母亲送行的那个上午，上至四平地委的老书记，下至厂矿企业的干部和职工，聚棺泣别者多至千人。伴随低沉的哀乐声，人们缓缓地经由她的遗体，时间长达近1个小时。由于人力、物力和路途的关系，我们没有给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城市、乡村发去唁函，否则送行的场面更会因气氛悲切而震撼人心。

4．很聪明很有特点的小姑娘

在此书出版之前，经多方打听，有一天我给中学的数学教师刘老师打通了电话。我先说出自己的名字，然后讲到出版《家国十年1966～1976》的初衷。远在上海的刘老师说：“张新蚕啊？我教过的学生，我怎么会不记得？！当年你是一个很聪明很有特点的小姑娘……我今年75岁了，已退休在家，每月享有退休金，身体还可以吧……”听后，我激动万分，刘老师他还活着！他居然还记得我！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刘老师是南方人，出身不好，父亲是上海一带的大资本家。刘老师的长相与众不同，他个头不高，脑袋却很大，要比平常人大出许多。虽然他由南方调至北方，不过是给中学生们上数学课，但听说他经常在国内知名的数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在国内数学界颇具知名度。

刘老师不仅数学出类拔萃，音乐、语文、英文同样呱呱叫。当时他正值青壮年，才华横溢，精力旺盛，周日或放学以后，他有兴趣、也有精力教一位地区专员的女儿学习手风琴。他教得不错，而且就在学校广场进行，不怕任何人说三道四。有时候他自作主张，悄悄地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听语文和英语老师上课。到了下午自习的时候，他能给学生们同时辅导三门课程，渐渐在学生中拥有了不少的崇拜者，后期学生们嚷嚷着要听他讲语文，讲英语，引发这两个科目的教师大为不满。

1966年6月至1968年10月，在近两年的时问里，中学生们破四旧，立四新‘，停课闹革命，揭批校领导，揪斗“牛鬼蛇神”。运动一来，刘老师便不再是才子和可敬的数学老师，而成了阶级敌人和革命队伍中的异己分子，遭到残酷斗争和备受折磨的体罚，所以当我得知他还活着，不禁佩服他的心胸和体能，比起那位自杀了的地委第一书记(情节请参见1966年10月1目的日记)，刘老师显然要幸运得多。在1966年9月12日的那篇日记里，作者扼要地描述了学生们批斗刘老师的场景，读来让人唏嘘不已。

5．红墙内外及文革风云人物

《家国十年1966～1976》涉及人物众多，里面有我的至爱至亲，有我熟悉的农村社员和知青同学，有全国劳动模范和社会名家，有红墙内领袖的后代、秘书及卫士长，有文革中的风云人物聂元梓和蒯大富。在写作中，我频频与这些人物对接，奋力捕捉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通宵达旦，沉浸其中难以自拔，于是一个叉·个感人的故事便由此产生出来。

当年，作为—名15岁的女红卫兵，作者曾用手中的笔做刀枪，猛烈炮轰了刘少奇和王光美。若干年后，正是这位增添了根根白发的女红卫兵，在北京又不遗余力地约见红墙内外的大量人物，包括拜访前国家元首的夫人王光美。在拜访中，作者用Is记录、收集每一个人的资料，提笔叙说他们的今与昔，尤其用心记叙了与王光美、李讷、李敏、张玉凤、王海容、李银桥、关锋等人会面的内心感受，以及光美老人为贫穷母亲们奉献爱心的高尚情操。

值得一提的是，十几年来，《家国十年1966～1976》的作者·直没有放弃跟踪、研究当年叱咤风云的5位学生领袖。他们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在《聂元梓的今与昔》1．何镇邦注释：“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文革初期，“破四旧，立四新”一度是大中院校红卫兵奉行的“革命口号”和“革命行动”。和《蒯大富的今与昔》这两篇文章中，读者可以了解到他们以往的经历和现今的生存状况。

聂元梓有幸在63岁那年保外就医，两年后获假释，现年88岁，是5位学生领袖中至今仍健在的惟一女性，现居住在北京；另外三位男性学生领袖，均有幸存活下来，获释后不仅组建了新的家庭，也养育了自己的亲生儿女。蒯大富、韩爱晶目前在深圳居住，王大宾居住在成都。

以上所述方方面面的人物，凡有兴趣的读者，可通过浏览本书目录、查找相对应的“补记”，便可满足您阅读的需要，既节省您的时问，又让您开卷有益。

与本书内容相呼应，书中放有照片，图片数百张，其中有一部分照片已珍藏了数十年之久，得之不易，珍贵异常，但愿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此书即将出版之际，我真诚感谢朋友们对此书的写作与出版所给予的关怀和支持，愿借此书的一隅，一并向大家深表谢忱！

于春蚕工作室

2009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