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继西丰事件后，中国媒体对中国企业以及企业家的运命最集中、最系统的关注。从牟其中、褚时健到顾雏军、陈同海，从渴望东山再起的李东生到踌躇满志的朱新礼，从默默无闻的传统行当到前途无量的高新产业，从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到风云激荡的全球化舞台——围绕这些创富者的成功或挫败、失意或迷茫，围绕一个个财经事件的真相或迷雾、探索或争论，这一切都将在《西丰事件后》中得到清晰而独特的展现。

“西丰事件后”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它折射出的是国内唯一一本财经法律类新闻杂志的角度和立场：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日益严峻的挑战？建设成功的市场经济必需的法治环境又该如何付出努力？

从牟其中、褚时健到顾雏军、陈同海，从渴望东山再起的李东生到踌躇满志的朱新礼，从默默无闻的传统行当到前途无量的高新产业，从寻求改变的苏南到不断变局的温州，从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到风云激荡的全球化舞台——围绕这些创富者的成功或挫败、失意或迷茫，围绕一个个财经事件的真相或迷雾、探索或争论，这一切都将在这本书中得到清晰而独特的展现。

第一章 迷雾中的楼市：王石

 即使是多姿多彩的生物链也无法与这种错综复杂相提并论

第二章 苦涩的并购：从李东生到朱新礼

 缴纳“学费”是正常的，但“学费”总不能白交

第三章 换一种方式增长：苏南、温州变局

 必须经历的成长烦恼

第四章 财富之劫：顾雏军

 谁会是下一个落马富豪

第五章 法治的阵痛：从年广九到张荣坤

 我们需要有理性的社会，更需要有智慧的企业家

第六章 扩张的代价：张继升

 寻找前进的方向

第七章 成长的歧路：金东、百度与微软

 谁在忽悠民众

第八章 维权路上：厦门PX事件一周年沉思录

 有序才能救济无序

第九章 企业家犯罪透视：黄光裕们

 真正的企业家永远不会落马

后记 我们依然在坚持中前行

 ——西丰事件与《法人》杂志的成长

为权贵代言

2007年12月13日，在“海螺行动Ⅱ”的新闻发布会上，王石抛出“我承认楼市确实出现拐点”的言论。同年12月24日，在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王石建议民众“三四年后再买房”。2008年1月27日，王石做客新浪直播间时说：“有一种说法，万科发展这么大会不会吞并很多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房地产怎么发展？实际上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中国现在加起来和房地产相关的企业一共是7万家，美国是20万家，所以中国现在的房地产市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但是专业化分工还远远不够，所以我相信在这一次宏观调控当中，中国市场会进一步健康地向上发展，所谓健康向上一定是价格和家庭的收入相一致起来。”同时，王石甚至建议40岁之前可以先租房。

王石的言论，宛若一颗颗重磅炸弹，对本已奄奄一息的楼市，给予了致命的打击。舆论和市场迅速作出了反应，80％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暂时不会考虑买房。王石的言论，无疑使楼市雪上加霜。

作为房地产商的王石，为什么会有这样貌似“壮士断臂”的惊人言论？王石是路见不平的侠客吗？抑或慷慨大方的慈善家？都不是！王石，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逐利者，一位权贵资本代言人。

在中国，权贵资本从来就不是道德家、慈善家，也不是救世主。吴敬琏等有识之士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指出，中国的改革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的危害。纵观中国，从早期的国企改革、公共建设，到后期的金融证券、地产投资，不一而足，在每一次对国家财富和社会财富的疯狂掠夺和分利中，权贵资本始终都是最大最主要的参与者和共谋者，也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时至今日，多少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垄断企业、业界龙头和上市公司，特别是房地产巨头，不是流淌着权贵资本的血液和血统？在掠夺的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美国10％富人贡献80％税收形成强烈落差的是，掌握主要社会财富的中国富人的纳税额仅仅占税收总额的30％。和茅于轼一样，很多人因此开始明白一个真相：中国穷人税负比富人高得多。在缺乏分配正义和市场法则的时代，草根企业和普罗大众，最终都是丛林中的天生弱者。

这一次也不例外。在王石参与制造的彻骨寒冬里，唯一的赢家，就是王石、王石们，就是权贵资本。而可怜的房产投机者、普罗大众，草根房地产商，统统都是输家。可悲的是，王石的言论一出，竟受到了舆论和消费者的追捧和喝彩，以为王石是在为社会弱势群体主持公道。殊不知，这正是典型“被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呢”的事例。人们造了神，却心甘情愿被神所愚弄。善良的人们啊，请擦亮眼睛吧！

背后的阴谋

王石的惊人举动，是有着深谋远虑的，也是处心积虑的。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信贷紧缩政策之后，房价开始回落，楼盘开始积压。在很多房地产商还沉浸在地产盛世的幻想中，依然大肆扩张买地、捂盘惜售的时候，万科像一个隐藏在丛林中虎视眈眈的冷静猎食者，迅速地降价抛售清空了积压的楼房，掌控了数额庞大的现金流。这时，王石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随后，二场血腥的猎杀开始了，王石利用其拥有的巨大话语权和影响力，开始了对中国房地产业的最后一击，于是“不买房论”、“租房优于买房论”等论调先后抛出。

这时，很多草根房地产商终于感受到了这个冬天彻骨的寒冷。楼房迅速积压滞销，楼价不断下滑，或者有价无市，而银行——出太阳的时候借给你伞，下雨的时候向你追伞，开始勒紧套在房地产商脖子上的资金绳索。笔者了解到，很多中小房地产企业，甚至一些规模较大的草根地产企业，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资金链条断裂的严重危机。于是，草根房地产企业开始割肉，向资本大鳄低价抛售之前天价竞拍获得的地块，以维持企业的资金链条。而那些权贵资本们，此时正穿着貂皮大衣，围炉举杯弹冠相庆——对他们来说，永远没有冬天，资金更加不是问题，他们的圈子中，有的开银行，有的制定政策，唯一的问题仅仅是还可以圈多少土地。

其实，单单从逻辑上分析，王石的话就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特别是其在新浪网的言论，更加莫名其妙。一会儿说中国的房地产企业数量少了，一会说不会形成垄断，一会说将更加健康发展，简直语无伦次。

实际上，对于万科等地产巨头的垄断，人们是有理由“过虑”的，如按王石所称，中国与房地产相关的企业是7万家，美国的是20万家，且不说这两个数据的巨大落差，那么在目前民营资本进人房地产业越来越困难、垄断越来越集中的情况下，中国房地产行业经营主体的结构性失衡就将更加显而易见和不可避免。同时，就价格而言，众所周知，中国的国民住房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没有意外的话，中国房地产业必将在不久的将来迎来一个新的爆发式增长时期。就以被指为炒风最炙的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而言，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人口极端密集城市，其土地供应与需求的巨大矛盾，将是～个长期的难以缓和的难题，这将直接导致巨大的住房需求不可避免地引发下～轮的发展高潮。同时，国内二、三线城市，并没有太多的炒作，住房需求也远没有被充分释放，房地产行业的巨大发展空间显而易见。可以预见，如果中国经济能够顺利发展，有朝一日，中国的某些核心城市的房价、房租比肩曼哈顿也许并不是天方夜谭。

谁是猎食者

我们来看看，王石如何在这个食物链中，最终成为平民阶层和社会财富的猎食者。

首先，第一批死掉的是草根房地产商，这些房地产商基本是民营企业，大多起点低、规模小、资金链条脆弱，在这样的寒冷中根本不堪一击。与权贵资本不同的是，草根民营企业往往创业艰难，而正是那些来自平民群体的草根企业，本来天真地希冀可以代表平民阶层在这个资本狂欢时代分得一些残杯冷炙，二十多年来却在接踵而至的冬天中一批接一批地夭折了，真正幸存到最后并取得利益的只是极少数。这些草根企业的消亡，表明了在缺乏合理制度安排和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平民阶层参与分利行动的高昂的机会成本和巨大的失败风险。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史，也是一部草根企业的兴衰史。

其次，如果按照王石的逻辑——先租房再买房，那么，接下来死掉的将是最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当然，他们不会马上死掉，他们会被王石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在几年后慢慢地煮熟。那些轻信王石忽悠的人，将在几年后想买房的时候付出代价。那时，王石们将趁机低价圈到更多的土地——这些土地本来属于那些已经死掉或者即将死掉的草根企业和失地农民。同时，这些地产权贵大鳄，将形成垄断程度更高的寡头，并因此获得了更加牢不可破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几年后，经过积累的房价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个时候，所有的民众，都将无一例外地被集体绑架和勒索。那时，王石们、权贵资本们，将完成对平民阶层和社会财富的最后洗劫和剥夺。

《圣经》说：审判终将到来。1855年，当美国总统皮尔斯提出购买西雅图酋长所属部落的土地时，西雅图酋长回答说：“我们知道，大地并不属于人，而人属于大地……。”没有感恩、敬畏和悲悯，贪婪和不义的人们最终将被土地所埋葬。

春天终将到来，只是，很多人可能将永远无法醒来，等待看到春天到来的那一天。

P4-7

我的面前摆着一摞厚厚的书稿，与当下市场上流行的吃喝玩乐、风花雪月、生活情感、时尚潮流、历史秘籍、名人轶事、生财宝典、社会黑幕等“快餐”类书籍相比，它的主题似乎显得“沉重”了些，而惟其“沉重”，在如今浮躁喧闹、急功近利的社会时风下，方显出这摞书稿的“厚重”与“分量”。

《西丰事件后——中国企业家成长中的一部警世恒言》是《法人》杂志2008年报道的精品集萃。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30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惊人进步和骄人成就，与市场经济相生相伴的法治建设亦有了长足发展和突出业绩。而企业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和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的推动者，无疑在这一波澜壮阔、搏风击浪、探寻舷．路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担当起先行者、开拓者、探索者的重要角色，上演了一幕幕叱咤风云、荣辱相倚、跌宕起伏的“活剧”。

《法人》杂志是法制日报社创办的一份面向海内外企业高层经营管理者的经济法律类月刊。创刊5年来，以其“企业家的法务参考”这一精准、独特的定位和视角，在企业家类杂志林立的期刊市场中，自成一格，独树一帜，影响渐广，声誉日隆，受到了海内外企业高层经营管理者及相关法律界人士的赞赏和喜爱。

此次结集出版的精品报道，以中国企业家成长命运为主线，以中国市场经济演进发展为背景，以中国市场经济法治进程为切入点，真实、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企业家的奋斗历程，全面、深刻地剖析了中国企业家的成败得失，冷静、透彻地反思了中国企业家与法制的复杂纠结。

于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法律制度变迁重要节点中的标志性人物及其引发的事件、话题，鱼贯地走进我们的视野，他们的经历令人欷歔感叹、掩卷沉思。

致富光荣时代的探路者年广久，曾因“傻子瓜子”名闻天下，也因所谓“经济问题”身陷囹圄，其坎坷起伏的“戏剧性”经历，让开放之初的国人逐渐认识到，“投机倒把”不是罪，雇佣工人也不是罪，发家致富更不是罪。

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最具个性、最富争议的牟其中，由于其超前思维和行为方式与社会实践及法律制度的冲突、断裂而三入牢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悲情探索者”留给时代的孤独身影。其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生，给予社会特别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以深刻警示。

有“中国烟王”之称的风云人物褚时健，曾以年上交数百亿元利税的骄人业绩而声名赫赫。然而，在他59岁即将退休，并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圆满“句号”之时，却因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作为国企老总，褚时键领导的红塔集团18年间为国家贡献了1000多亿元利税，而其18年的收入加奖金不过80万元，这与他对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严重不成比例。然而，法不容情。褚时键贡献与待遇的反差巨大，似乎不尽合理，但法律不可违，游戏规则不可违。褚时键案引发了国企经营管理者薪资待遇的争议和讨论。其后，I$1企经营管理者薪资待遇及激励机制不断完善、渐趋合理。时过境迁，褚时键如今早已淡出公众视野。这位曾经创造辉煌业绩的优秀企业家，以其惨痛经历推动了国企经营管理者激励机制与薪酬制度的建立、完善。也许，这就是经济社会与法律制度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代价。

坚定的“人民公社”信仰者孙大午，怀抱带领农民“共同富裕”的理想，以其创办的大午集团，在河北省徐水县高杯镇朗五庄村，开始了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试验区”探索。为解决融资问题，孙大午以农民式的“狡黠”和“智慧”，开创了一种既可解决资金问题，又能使农民获益的融资模式——“金融互助社”，而这一做法却于无意中触碰了“非法融资”的雷区；加之其个性倔犟，始终不买市场“潜规则”的账，地方人脉并不“兴旺”的孙大午因此被有关部门羁押候审。有评论认为：“孙大午的行为既符合传统大同理想的标准，又符合传统社会主义的追求，与今天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亦高度契合，但他却违了法，犯了罪，这实在尴尬至极。”

在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下，一场关于民间融资困境的大讨论曾经成为当时的舆论热点。尽管借贷双方动机良好，诚信默契且均获得较高利益，也未出现欺诈和信用纠纷，但孙大午的行为毕竟触犯了法律。于是，他最终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获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的判决。孙大午由此成为“挑战”融资制度缺陷的踏雷者。一句“我无罪，但我服法”的慨叹，道出了孙大午的无奈，也道出了中国民营企业面对融资困境的无奈。也许有一天，孙大午极具挑战性的“融资实验”及对他的审判，最终会催生合法的民间借贷方式。果如此，孙大午们推开“融资困境”巨石的抗争，才不致成为“西西弗斯”式的徒劳之举。

没有一个案件像由唐万新、唐万里、唐万平、唐万川四兄弟领军的德隆这样，给法律界带来如此的震动。德隆曾在中国资本市场辗转腾挪、风光一时，在其2004年的巅峰时期，号称拥有总资产400多亿元。德隆以其“堂·吉诃德”式的近乎疯狂之举，在中国金融体系、证券市场法律缺位、监管乏力的特殊背景下，上演了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神话”。不过，德隆这个所谓的“金融帝国”、“庞然大物”终于轰然倒下。与其说德隆死于银根紧缩或产业链漫长，不如说其死于体制失控下的玩火自焚。诚如有关专家评析：“正是中国章法无度的金融管理体系造成了德隆的昨日，也导致了德隆的今天。”最终，德隆总裁唐万新和6位高管及其相关企业以变相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操纵证券价格罪分别获刑并被处巨额罚金。

德隆的覆灭，是一个制度逐步完善的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德隆的“死”是必然的，今天即使没有德隆玩火自焚，也会有另外一个企业试探雷区。令人欣慰的是，2006年1月1日，德隆案尚未审结，新《公司法》和新《证券法》已经正式施行。新法的出台阻止了更多类似德隆的冒险，也抚慰了更多中小股民受伤的心灵。如果说，德隆之死尚有一定意义的话，即是其以自身的消亡换来了法律制度的相对完善。

曾被誉为商界旷世奇才的格林柯尔统帅顾雏军，因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成平的一场著名论战，而身陷舆论的风口浪尖，“郎顾之争”也演化为一起影响巨大的公共事件。顾雏军由于涉足了风险性极高的国有企业重组，又被郎咸平质疑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过程中侵吞国家财富，最终被拖入一场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审判。2008年，历经多次开庭、审理，顾雏军终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等罪名获刑。

“郎顾之争”以及对顾雏军的调查、审判，加速了国有资产法的立法进程。2007年12月23日至29日，顾雏军案一审判决公布一个多月前，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国有资产法草案首次提交审议，该草案历经多年酝酿后终于象征性地破茧而出。对顾雏军的这场审判，对于以“国退民进”为核心的国企改革，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既影响了“国退民进”的改革进程，也使得国有企业改革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国有资产流失的法律缺位和法律执行问题。

社保基金因其老百姓的“养命钱”性质，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触发全社会的敏感神经。2008年因“公路大王”张荣坤引发的上海社保基金大案，不仅导致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一批高官相继落马，而且引起了中央及全社会对社保基金安全性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关注。

现行社保基金监管体制将社保基金管理与监督的双重责任，共系于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这种自己监管自己，管理者只听命于地方行政领导而不必向广大受益人负责的行政架构，是当前一些政府官员贪污挪用老百姓“养命钱”屡屡得逞的法制漏洞。而张荣坤正是因长袖善舞，被这些腐败官员看中，最终成为挪用巨额社保基金、进行投资与“洗钱’’的代理人。“这是一个公共制度安排的陷阱，谁坐在那个位置，都可能掉进去”。此论一针见血地揭示了社保基金屡遭挪用、贪污的体制根源。

上海社保基金案给我们的警示是：应尽快成立独立于社会保险主管部门之外、具有权威，并切实承担基金安全责任的社保基金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时，要抓紧制定一部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筑完善、科学的监管体系，防止“张荣坤们”再次肆虐。

此外，变幻莫测的“红黑楼市”，盲目扩张的海外并购，屡禁不止的非法集资，温州、苏州的突围转型，汇源引发的并购风潮，百度竞价排名的持续争论，PX项目的缓建风波……客观、详尽的实录报道，宏大、厚重的背景解读，深入、专业的法律剖析更是本书特色。

在中国，企业家“出事儿”的概率离奇的高，因无视法律或触犯法律而“翻车”的企业和企业家可以说不胜枚举，我们还可以列出一连串“出事儿”富豪的名单：郁知非、黄光裕、周正毅、戴国芳、仰融、袁宝璟……他们无不是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在创造了非凡财富的同时，他们也曾经是无数创业者的楷模。然而，昨天还是万人敬仰的成功人士，今天便沦为阶下囚，反差之大，变化之快，令人咋舌。个中缘由，沉痛教训，引人深思，予人警醒。其人其事，无不印证着“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论断。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市场经济发展与市场法治建设始终如影随形、密不可分。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家，无论是功成名就还是没落沉沦，事业常青还是昙花一现，风光无限还是身陷囹圄，无不与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变迁、完善息息相关。我们在为成功企业家“立传”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为那些失败企业家“留档”。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拓荒者，他们都用自己的奋斗经历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和教训，都用自己的亲身实践为未来市场经济的持续推进铺平了前行道路，甚至用自己的自由和生命为中国法律制度的进步和完善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深刻借鉴。也许，这即是《法人》杂志之所以编撰此书的初衷吧。

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投身其中的企业家如缺乏基本的法律素养，要想成功，恐怕很难，本书中的精典个案即是例证。前车之鉴，当引以为戒。因此，一个成熟的企业家，除了应具有敏锐的市场意识、丰富的经济知识、出色的管理水平、科学的决策能力等素质外，还应该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当然，我们不能苛求每一位企业家都拥有扎实的法学教育背景和完备的法律知识，但基本的法律素养不可或缺。

所谓基本的法律素养为何？

法律精神为首要素养。在企业运作过程中，每一位企业家，都应认同、遵循公正、公平、秩序、程序、规制、规则这些基本公理和准则；同时，对法律、司法制度和法律权威、司法权威，心存敬畏、信仰、尊崇、服从之心。

法律智慧亦不可或缺。其一，能够指导自己的企业，最大限度地运用现行法律，在市场博弈中为企业的发展争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其二，确保自己企业的合法利益并避免其受到损失、侵害；其三，在受到不法损害和侵害时，能够依法依规、有效地、低成本地维护、捍卫自身企业的合法权益。

法律信誉需精心维护。一个成熟的企业家，要努力通过依法、规范运作及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树立自身和企业的诚信形象和品牌形象。在市场经济行为中，企业卷入民事、经济纷争不可避免，但一旦自己的企业涉足法律纠纷，都应依法运作，无论胜诉、败诉，都应遵从司法调解或判决结果，维护自身及企业的法律信誉。

法律责任要勇于承担。作为市场主体，企业在运作过程中，要对自身及企业的行为承担应尽的法律责任。首先，要确保自己的企业依法依规地开展生产和经营活动，避免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其次，在与其他市场主体、单位及个人的合作、交易中切实履行法律承诺，不逃避应尽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再次，一旦违背法律承诺和有关法律规范，损害、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或相关企业、社会其他主体及个体的合法权益时，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作出必要的补偿和救济；最后，进入诉讼后，要遵从法院依合法程序作出的有效判决，依法履行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本书新闻价值、史料价值兼备，而其中留给我们的教训反思和经验总结，虽然“沉痛”，但“价值”厚重，值得一读。是为序。

二○○九年十月

最开始的震惊在过去20个月之后，我们再来梳理西丰事件与《法人》杂志的成长关系，显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2008年1月份，《法人》杂志如往常一样推出了多篇有关企业家的调查文章，其中就有《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对我们来说，关注企业和企业家的生存状态一直都是《法人》默默坚守的办刊宗旨之一，在这一过程中，除了要求我们的记者在采访报道中必须追求真相、接近真相外，还要远离无中生有的诽谤和人身攻击。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正是这篇常规的报道招致了一位县委书记的鲁莽行动——指派多名警察到北京拘传《法人》杂志的当事记者，所谓涉嫌的罪名是“诽谤”，一场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也由此酝酿而至爆发，这就是在中国新闻媒体成长记录中注定会写下重要一笔的西丰事件。

西丰事件已经过去了快两年，当事记者也早已侥幸脱身回到了生活的常态。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有把握地说，西丰事件之后，当舆论及大众因为那位县委书记被免职而拍手称快的时候，很少有人能预见到这个事件的真正后果。但我们作为《法人》杂志团队中的一员，无法置身事外，我们必须独自面对并抓住这一刻，沿着既定的方向——围绕企业和企业家的生存与发展，继续前行。毕竟，《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这篇报道的主角赵俊萍至今仍陷于困境，令我们深感痛惜——不管她是否有罪，这位女商人的遭遇让我们进一步发现了一个记者肩负的使命和一个媒体应该开掘的价值：我们创造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却并不完全具备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一个完善的法治环境。这一切，无疑值得有责任的媒体去努力、去付出。

无论对哪家新闻媒体而言，介入商界的涉法报道永远是把双刃剑。这样足以引起轰动的报道对于本来黯淡无光的媒体来说会是救命稻草，但在很多情况下也会把一些媒体带入一个两难的境地——若没有把握好报道的尺度，就可能会面临关门大吉的风险；若是害怕断送锦绣前程而退至谨言慎行的地步，那么失去的将不仅是这类报道的锋芒，还有读者和全部的影响力。

西丰事件作为2008年影响最广泛的新闻之一，它的确为仅仅5岁的《法人》杂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名声，但随之而来的压力也同样罕见。当事记者朱文娜即便在西丰事件渐渐远去之后，每每提起那些日子依然会流露出伤感之情。然而，《法人》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从法制日报社高层到《法人》杂志的普通编辑记者的立场并未改变，那就是要把《法人》杂志打造成名副其实的“企业家的法务参考”。

规范的市场制度、公平的竞争规则、国际化的商业环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公正高效的司法系统——这是所有企业和企业家走向卓越不可或缺的土壤，而《法人》的努力就在于为这种土壤贡献属于自己的养分，哪怕这种养分看上去有多么微不足道。我们有勇气把西丰事件后的一系列报道编成这样一个集子，就是一个明证。

在这些鲜活而详尽的报道中，稚嫩和遗憾显而易见，但横亘在许多财经记者面前的产业边界在这里并不存在，我们始终以法律的认知和视角，凭借追求真相的无畏与执著，深入财经事件背后细致挖掘，试图找出企业成长与衰败、社会进步与彷徨的内在逻辑，从而带给企业家获得历练的题材和参考经验。

从牟其中、褚时健到顾雏军、陈同海；从渴望东山再起的李东生到踌躇满志的朱新礼；从默默无闻的传统行当到前途无量的高新产业；从寻求政变的苏南到不断变局的温州；从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到风云激荡的全球化舞台——这些创富者的成功或挫败、失意或迷茫，一个个财经事件的真相或迷雾、探索或争论，都将在这本书中得到清晰而独特的展现。

关于企业和企业家，多数人看到的是与他们相关的金钱、权力和名声，而我们看到的是脆弱。在一个法制并不完全健全的环境里面，企业家所拥有的财富并不能让他们所向披靡，金钱的威力也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强大。某个行业政策的突然改变，地方政府的一项错误决策，某位官员随心所欲的一道指令，甚至是偶然的投资失误，只要有其中之一发生，哪怕只有一次，都有可能让一位中国企业家一生的努力和希望化为乌有。这正如成千上万的企业家感同身受的那样，每个人都渴望按照游戏规则办事，但当你需要规则的时候，规则却变了。

面对如此不确定的环境所引发的企业家的脆弱、悲伤、无奈和愤怒，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之一。我们深知，我们所处的时代尽管充满了躁动、不安和混乱，但一些坚韧的力量每天都在寻求改变，并不断地推动着法治的进程。

改革开放的确给中国带来了富有和很多好处，中国许多企业和企业家的成功显然扎根于20年的经济迅速增长和全球化所塑造的世界。对于那些依仗官商勾结、来路不明的财富，我们尽可以嗤之以鼻，并且予以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但保障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同样至关重要。只有我们的社会自下而上形成一个企业家阶层并使其基本权利得到维护，这个社会的繁荣和创造力才能保证永久持续。从这个意义上说，“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种情绪化的表达也许并不完全是哗众取宠，它只是看上去有点嫌贫爱富而显得没有骨气。事实上，这个备受争议的说法从世俗层面揭示了一个有序社会所遵循的某些规则。

关注企业和企业家的权益，并不意味着这本书对企业家群体和法治的龃龉会视而不见。相反，我们选择了一个开放的立场：不仅揭露少数企业家违法犯罪的真相，从而为另外一些企业家祭出前车之鉴；而且以我们的理念尽可能推动更多的企业家拥有抵抗法律风险的能力。当然，不管他们是否违法犯罪，对他们的商业智慧和洞见，我们不会轻易忽略。

依靠权力的庇护或者与权力结盟获取财富——就像一个泥淖，30年来多少企业家在此折戟沉沙；它也是一个毒瘤，不仅损害着整个社会的肌体健康，也使我们迫在眉睫的社会和经济转型变得更加复杂。《法人》真正无畏的行动是：拥抱一个急剧转型时代的复杂性，坚守“企业家的法务参考”，积极吸取一切成功经验，无论这种经验是来自我们的过去还是我们的同行。

二○○年十月八日

《西丰事件后——中国企业家成长中的一部警世恒言》是《法人》杂志刊登精品文章集萃。这些文章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重点事件和人物之集大成。无论是敏感的房地产和股市等领域，还是国际并购中的重大事件和民营企业发展荣辱成败的历史缩影，无不触及。此书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敏感事件和话题的系统总结，无疑将为未来我们在金融制度、企业产权变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等高风险区的深入探索开辟深度的想象空间。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 刘纪鹏

任何企业和企业家陷入困境的内因与外因、个人因素与宏观逻辑，都值得深刻地反省。在所有不断追求成功的企业家面前，都存在着无数的风险，懂法的和不懂法的企业家们都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财经作家 吴晓波

我相信，中国企业正处在分水岭上。一方面，我们目击着计划经济与僵化的传统观念的终结；另一方面，企业以赚钱为导向，以业绩为英雄，只问结果，不问过程与方法的发展模式，也正在走向它的尽头。任何不把上帝称为上帝的人，就必然投身于魔鬼的怀抱！而这个上帝，就是科学发展规律。

——企业战略专家 姜汝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