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文人学者群体,它的出现和发展壮大,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一直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至今依然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这个群体,就是本书要评述的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及其门生——人称“章门弟子”。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章太炎及其弟子对20世纪中国文化所做出的巨大深远的贡献,庶几可以和数千年前的孔子及其弟子的功绩媲美。
那么,一个老师和他的一些弟子,他们是如何聚在一起,他们有哪些理论和学说?又是怎样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的呢?
在谈论章太炎及其弟子前,我们不妨先把目光转向19世纪初,看看章氏的同乡龚自珍的一些经历,因为一切皆有渊源。
1819年,时在京城的龚自珍,某一天站在北海南面眺望紫禁城,写下这样的诗句:
荷叶粘天玉蝾桥,
万重金碧影如潮。
功成倘赐移家住,
何必湖山理故箫。
诗中明显流露出一种渴望建功立业并因此获得帝王赏赐的心情。看来,在所谓的“三不朽”中,立功胜于立言,“说剑”重于“吹箫”,龚自珍就是这样来理解二者之关系的。可惜,他生不逢时,他所处的社会已经不是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时代。纵然表面看社会还是一派歌舞升平之象,但敏感如他已经感受到那日益临近的衰世脚步之声。而生逢衰世,对于龚自珍这样具有超前意识的人注定是一种悲哀,因为他不会再有施展才华大展宏图的机会。既不能凭一己之力为民众谋求福祉,也无法为自己之青史留名创造契机,这恐怕是龚自珍最大的遗憾与怅惘所在吧。也是在1819年,时年28岁的龚自珍在游览京城之名胜陶然亭后,又写下这样的诗句:
楼阁参差未上灯,
菰芦深处有人行。
凭君且莫登高望,
忽忽中原暮霭生。
这最后一句,不正表现出对当时社会的清醒认识?暮霭沉沉,大厦将倾,而试图力挽狂澜者如龚自珍,又能指望谁给他这样的机会?也许只有最高统治者有这个权力,但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这种可能,因为那是一个走向衰世的时代,君主要么眼睛已被奸邪蒙住,要么已成为不折不扣的昏君暴君。
何谓衰世?这个概念是龚自珍从今文经学引申来的,又赋予其新的内涵。
P2-3
这是一本被拖延太久才完成的小书,因为本来它问世的时问应该是在2008年的暑假前后。只是由于很多阴差阳错的因素——当然主要是因为我的懒惰,才迟至今日与读者见面。虽然晚了很多,但晚问世总比最后的归于消失要好,这是我唯一聊以自慰的理由。
对于章太炎及其著作,我本来不太熟悉。至于其门下众多弟子生平与学术成就,我更是知之甚少。但最终下决心来写他们——尽管很可能肤浅和粗陋,还是要感谢老友耿传明以及大象出版社的张前进兄,没有他们的鼓励和善意的宽容,本书早就夭折了呢。
我之所以最后选择了写作本书,用意首先在于——近年来我对百年来浙江籍文人学者的兴趣。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读者都知道,没有了浙籍文人学者,我们的这一段历史肯定就要重写了吧。原籍浙江或者说出生在浙江的文人墨客,在百年来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常常是叱咤风云的主角,尽管有时也沦为配角,但依然会上演有声有色的活剧,令人过目不忘。而且,我的感觉是浙籍文人在气质风度上、在命运结局上,似乎都很有些特点。而章太炎及其门下众多弟子,应该就是浙籍文人的最佳代表,也因此他们是最值得写也最值得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
当然,支撑我最后写出本书的,还在于章太炎及其弟子们的传奇经历以及他们那些开创性的学术成就——对此我以为自己既身在浙江高校任教,就有向读者绍介的责任,至少该为他们提供一个了解这些大师级人物的入门途径。还有一点让人伤感的是,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已经是真正的大师消失、而伪大师层出不穷的时代,令人在多少有些哭笑不得之余,也对那些已经逝去的大师,更增添了缅怀和追寻他们踪迹的怅惘。
不过,真的动笔写作时,我才发现难度之大超出了我的想象。且不说章太炎的文字艰深古奥和学识的广博令人叹为观止,也不必说其众多弟子涉及的学术领域过于宽广博大,仅仅是搜集写作资料就几乎是不可能做好的事情——需要的太多太多,而能找到的太少太少。俗话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我本不是什么“巧妇”呢!最后,我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决定,只有就米下锅,有多少米煮多少饭,至于最后的成品如何,味道是否还能为读者接受,只有读者看后再说了。不过,我自认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但愿读者还能认同我这个手艺不高厨师的烹饪技艺。
而且,在我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对章太炎及其弟子进行了出色的研究,他们的成果让我获益匪浅。因为本书之目的在于评述章太炎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以及学术成就,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我不可避免地使用了他们的一些观点和研究成果。对此,尽管我已尽可能以注释的方式在书中注明,但还是要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没有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我的这本小书很可能写不出,或者写成另外一个样子——更加不成样子的样子。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波澜壮阔的世纪,在这个现代百年里,涌现出为数不少的改变历史和文化的伟人和大师,他们的出现不仅重塑了中国形象,而且对此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信仰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丛书以“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为写作对象,力图以现代文化大师及其弟子们的文化、政治、学术活动为中心,梳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在对历史的回顾中,理解现在,展望未来。
本丛书可以说是对以师徒关系为中心形成的现代知识群体的研究。中国文化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所谓“道”者,意指“终极真理”、“一切的本原”,为师者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其所担负的社会文化角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而“重道”也就意味着“尊师”。现代中国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旧的一切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走向没落,而新的一切方兴未艾、势不可当。在此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中,出现了一些为现代中国文化奠定基本格局的具有开创性的文化大师,他们的出现填补了传统退位后留下的精神信仰的空白,成为现代人仰慕、尊崇的导师、传统“圣人”一般的人物。这些大师级人物大都带有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克里斯马”人物的神采和魅力,“克里斯马”(charisma)一词,最初用来形容宗教领袖,意思是指具有特殊魅力和吸引人的人,后来泛指各类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马克斯·韦伯认为“克里斯马”人物以其表现出的某种超凡的品质,所以“高踞于一般人之上,被认为具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是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①。“克里斯马”现象的出现在其时代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的表现,无论是认为“英雄造时势”还是强调“时势造英雄”,“英雄”与“时势”的关系是极为密切、不可分割的,它彰显的是一种人与时代的互动:一方面“王纲解纽”的时代使这类创世精英脱颖而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锐意求变、率先垂范,成为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先觉者、预言家和精神导师,吸引众人成为他的追随者;另一方面,新旧转型期的文化精神危机呼唤着这类人物的出现,以满足人们迫切的精神需求,使人们的心灵不因固有信仰的崩解而陷入空虚、迷茫,获得一种新的精神归宿感。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换之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政治、伦理、宗教、文化信仰的危机,人们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发生根本动摇,社会亟须一种新的信仰,来重新凝聚散乱的人心,这就为“克里斯马”人物的出现提供了众多的受众和适宜的时代土壤。“克里斯马”人物的出现,可以为人们的心灵提供一种导向,进而转变人们的信仰和行为,使他们“以全新的观点去看待各种问题”,因此,“克里斯马”可以表现为一种变革时代的“强大的革命力量”。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社会迄今共有三种权威类型,它们分别是:传统的权威、“克里斯马”的权威和法理的权威。“克里斯马”权威是介于传统权威和现代法理权威之间的过渡期的文化现象。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波澜壮阔的世纪,在这个现代百年里,涌现出为数不少的改变历史和文化的伟人和大师,他们的出现不仅重塑了中国形象,而且对此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信仰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丛书力图以现代文化大师及其弟子们的文化、政治、学术活动为中心,梳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
本书以“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为写作对象,力图以章太炎与章门弟子的文化、政治、学术活动为中心,梳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在对历史的回顾中,理解现在,展望未来。本书可以说是对以师徒关系为中心形成的现代知识群体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