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以政治家和书法家著称于后世。他忠烈刚正，与邪恶势力做坚决斗争，成为时代正气的代表。他继承书法传统而加以变化，楷书雄伟端庄，开创新的书风。严杰编著的《颜真卿评传》展示了颜真卿赖以成长的文化家世和盛唐时代面貌，完整而生动地叙述其一生事迹，全面而公允地评论其政治、思想、文学、书法诸方面活动，凸显其在政治活动中履行儒家道义的伟大人格，以及其在书法创作中通变创新的极高艺术品格。

严杰编著的《颜真卿评传》注意政治思想背景、重大政治变动、重要人物的活动等传主与时代的关系，并且力求加以动态的表现，展示宽广的历史舞台。颜真卿的书法艺术是《颜真卿评传》论述重点之一，展示了颜真卿赖以成长的文化家世和盛唐时代面貌，完整而生动地叙述其一生事迹，全面而公允地评论其政治、思想、文学、书法诸方面活动。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家世与早年生活

一、文化家世

二、早年生活

第二章 壮伟人生

一、仕途早期

二、平原太守

三、正色立朝

四、外州一纪

五、主持礼仪

六、蔡州殉国

第三章 时代思想背景

一、唐代的三教调和

二、恢复儒学的努力与儒学的衰微

第四章 忠君与恪守儒家道义

一、士族家教的积极影响

二、开元时期重视儒学的积极影响

三、忠孝观念转变时期的政治需要

四、竭诚直谏与恪守儒家道义的伟大人格

第五章 热衷佛道而奉儒

一、服药与道教养生

二、接受佛教与家族传统

三、结语

四、附说与祆教的关系

第六章 礼为政本

一、礼治与开元礼

二、以礼仪增强朝廷权威

三、以礼正俗

四、以礼行教化一

五、结语

第七章 官员道德的思想与实践

一、宽简惠民

二、公正无私

三、清廉律己

四、尽职敬事

第八章 通达的文学观念

一、湖州诗会与以文滑稽

二、文质并重

第九章 划时代的书法成就

一、重视书法的时代

二、楷书登峰造极

三、行草书从心所欲

四、多方面的艺术渊源

五、持续创新的创作阶段

六、掣鲸碧海的雄浑美

第十章 书法艺术的影晌

一、润泽唐五代书坛

二、宋人对书品人品的并行推崇

三、启发宋代书家的创新精神

四、促成明清书坛的繁荣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文献索引

附录

颜真卿简谱

颜真卿主要传世书法作品表

参考书目

后记

一、文化家世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在幼年执毛笔习字时，颜真卿这个名字是以书法家的身份出现的；再以后，渐渐知道他的忠烈事迹，仰慕他的崇高人格。实际上，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颜真卿都有重大影响。

时代与家世，是造就历史人物的基本条件。颜真卿成长于繁荣昌盛的盛唐时代。在这一中国古代社会的黄金时代，英才辈出，而每个英才所经过的人生历程又各自不同，这种种不同起始于他们呱呱坠地时的家庭、家族。

颜真卿字清臣，号应方，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生于京城长安。颜氏祖籍琅琊临沂（治所在今山东临沂），西晋末举族随晋室南渡。颜真卿五世祖颜之推仕梁，梁亡于西魏军，乘隙奔北齐，北齐亡又入北周，定居京兆长安，至此已有一百三十多年。颜真卿后来为家族中人作碑文时，或称琅琊临沂人，或称京兆长安人，而称前者居多。琅琊临沂，这是颜氏郡望。唐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可谓士族政治的时代，世家大族地位尊崇，以门第、郡望相高。到了唐代，士族地位渐渐下降，但是社会上仍然重视郡望，因为这显示一个家族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有过大名鼎鼎的列祖列宗，有着数百年的政治、文化积累，声望显著，子孙引以为骄傲自豪，外人则羡慕尊敬。因此，旧士族中人必自称郡望，尊称他人郡望，有关宗族世系的谱学在唐代也长盛不衰。颜真卿晚年也作有颜氏家谱。

颜真卿在为亡父所作碑文中写道：“洪惟累祖之耿光丕业，有若子泉、弘都之德行，巴陵、记室之书翰，特进、黄门之文章，秘监、华州之学识，肇自鲁国，格于胜代。”这里充满对祖先的崇敬。

子泉，即子渊，颜回之字，唐人避唐高祖李渊讳，改称子泉。颜回，鲁国曲阜人，是孔子最钟爱的弟子，《论语》中多有称赞。如“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最能显现其乐道忘忧。魏晋以来，凡祭奠孔子，以颜回配享，分别尊为先圣、先师。唐贞观起，尊崇一如前代。颜氏后人则尊颜回为远祖。

弘都，颜含之字，颜真卿十三世祖，有传在《晋书·孝友传》：颜真卿为撰《晋侍中右光禄大夫本州大中正西平靖侯颜公大宗碑铭》。东汉末，有颜盛仕曹魏，历任青州、徐州刺史，自曲阜徙居琅琊国临沂县，号所居为孝悌里（今山东费县方城镇诸满村），自此为琅琊望族。颜含为颜盛曾孙，西晋末琅琊王（即后来的晋元帝）司马睿辟为参军，随之南渡，侨居上元（治所在今江苏南京）的长干，所居称颜家巷，历任高官，史称其“少有操行，以孝闻”，“雅重行实，抑绝浮伪”，由此可见颜氏家族所具有的齐鲁士族家风。自颜含起，颜氏居江南历九世，家风不坠。

巴陵，即颜腾之，字弘道，官宋巴陵太守，颜真卿九世祖。善草书，受到梁武帝《草书评》的称赞。

记室，即颜协，字子和，曾任梁湘东王（即后来的梁元帝）记室，颜真卿六世祖，有传在《梁书·文学传下》，传曰：“博涉群书，工于草隶”。

特进，即颜延之，字延年，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卒后赠官特进，颜真卿十世叔祖，《宋书》有传。颜延之以文辞与谢灵运齐名，并称颜谢，影响及于后世。

黄门，即颜之推，字介，曾任北齐黄门侍郎，颜真卿五世祖，有传在《北齐书·文苑传》。颜之推初仕梁，金陵破，梁元帝萧绎自立于江陵，以之推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西魏兵破江陵，不欲仕西魏，乘隙奔北齐。仕齐二十余年，承光元年（577年），齐亡人周，定居长安，始为京兆长安人。隋文帝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不久病逝。著述颇多，《颜氏家训》盛行于世。《家训》内容广泛，根本目的在于“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此外对于经史小学有深入研究。颜之推的《家训》及其学术对颜氏后人影响深远，家学形成传统。

秘监，即颜师古，字籀，唐太宗朝官至秘书监，颜真卿曾伯祖，新旧《唐书》有传。少传家学，博览群书，尤精训诂。太宗命颜师古考定五经，多所厘正，作为定本颁行天下，是儒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注《汉书》与《急就章》，盛行于世，《汉书》颜注成为最权威的注释。又著有《匡谬正俗》八卷，是训诂学名作。

华州，即颜昭甫（本名显甫，避唐中宗讳改），字周卿，为晋王（即后来的唐高宗）侍读、曹王侍读，卒后赠官华州刺史，颜真卿祖父。精训诂，工各体书，特受伯父师古赏重。高宗朝，有人进献古鼎，上有二十余字，举朝无人能识，唯颜昭甫全部读出。后来唐肃宗对颜真卿谢表有批答，称赞曰：“卿之乃祖，尝为硕儒，既高倚相之能，遂有臧孙之后。”所谓“倚相之能”，即比喻其博学如春秋时楚国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德行、书翰、文章、学识，是颜真卿所认识的家族传统，应当说，这是一种文化传统，自颜氏北归第一代颜之推以来得到有意识的继承发扬，对他以下的几代有显著的影响。

颜氏家族居琅琊临沂时，重视儒学，颜盛子颜钦即“精《韩诗》、《礼》、《易》、《尚书》，学者宗之”，颜含少时以孝行闻。永嘉南渡，以琅琊王氏为首的齐鲁士族大多举族迁徙，影响了江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东晋之初，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北方士族的代表王导于军旅不息之时考虑到文治的重要性，提出兴办学校，上书曰：“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易》所谓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化成俗定，莫尚于斯。”他希望通过儒学教育而促进教化，移风易俗，使儒学得以兴复。这实际上是提出了文化建设的方向，士族于此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以儒学传家。然而东晋南朝的思想文化领域已不是儒家正统思想的一统天下，玄学流行，佛教、道教都有强大势力，文学艺术的自觉意识增强。在此局面下，本以儒学为家学教育的北方南迁士族普遍采取了灵活变通的作法，不排斥其他思想学术，而以儒学为根本，保持家族文化传统。颜氏家族就是保持传统而又适应时代的家族之一。《颜氏家训》虽然作于北方，却代表颜家在江南两百多年的文化积累，也表现出继承传统而不失创新的取向。

在注意颜氏家族文化传统的时候，不可忽略他们施行的儒家道德教育中对忠义的重视，家族中也出现过以忠义著称的人。颜真卿称颂祖德时也曾说：“其后忠义孝悌，文学才业，布在青史，粲然可知。”颜真卿七世祖颜见远仕齐和帝，为治书侍御史，兼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禅代齐，颜见远绝食，发愤而死。梁武帝知道后说：“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也。”在南朝，颜见远这样忠于君主的行为实属罕见。颜见远孙之仪（之推兄）仕北周，为御正中大夫，隋文帝欲代周，颜之仪斥责朝臣：“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隋文帝欲杀害他而中止。多年后，隋文帝当面赞扬颜之仪：“见危授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人所难，何以加卿！”从颜见远与颜之仪的事迹来看，颜氏家族的忠义之风在南北朝时代非常可贵。那时士族对政权更替常置若罔闻，率先顾及的是家族利益，因此，士族的普遍作法是“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

现在看颜之推以下至颜真卿这一支的世系：

颜之推生思鲁、愍楚、游秦。思鲁字孔归，博学善文，尤工训诂。隋司经校书、东宫学士。入唐为秦王府记室。“初，（温）大雅在隋与颜思鲁俱在东宫，彦博与思鲁弟愍楚同直内史省，彦将与愍楚弟游秦典校秘阁。二家兄弟各为一时人物之选。少时学业，颜氏为优；其后职位，温氏为盛。”愍楚卒于隋末战乱，撰有语言学著作《证俗音略》一卷。游秦人唐官廉州、郓州刺史，撰有《汉书决疑》十二卷，后颜师古注《汉书》曾取其义。

P1-6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