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一本，初版荣获第5届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本书在介绍郭嵩焘生平事迹时，着力揭示其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并纠正了前人关于其生平事件的某些误记；首次系统考订了其著作、出版和存世流传情况。

本书在介绍郭嵩焘生平事迹时，着力揭示其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并纠正了前人关于其生平事件的某些误记；首次系统考订了其著作、出版和存世流传情况。对学术界过去研究较多的郭氏政治、自强、外交等思想，本书作者有新的开拓；对前人研究较少或未曾涉及的领域，如郭氏的军事、经济、哲学、经学、考据、伦理、教育、科技、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思想，则设立专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研究中，除了分析其独到的思想学说和文化学术贡献外，还特别注意探讨传主在这些领域，如何首开中外文化交流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之风气。

本书初版荣获第5届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绪论 时代、思潮与郭嵩焘

 一、两对根本的社会矛盾

 二、两股鲜明的时代思潮

 三、两重不同的历史地位

第一章 家庭、师友及青少年时代(1818—1851年)

 一、先世源流，家族概况

(一)源远流长的家世

(二)各具个性的祖、父辈人物

(三)才华出众的兄弟子侄

 二、师友交游，学术承受

(一)主要师承关系

(二)在本县的交游

(三)读书岳麓时的交游

(四)在京师的交游

 三、科举仕途，馆幕生涯

(一)艰难的会试征途

(二)忧国忧民思想的形成

第二章 与太平军相终始的国内官场生涯(1852—1866年)

 一、筹建湘军，充当高参

(一)说曾、左，出山

(二)为湘军筹饷

(三)建议创办水师

(四)为曾国藩奔走

 二、天子近臣，僧王幕僚

(一)入值南书房

(二)办理天津海防

(三)清查山东沿海税务

 三、苏松粮道，署理粤抚

(一)任职江苏的政绩

(二)任职广东的政绩

(三)矛盾重重的r巡抚生涯

第三章 从通知洋务第一人到出使西方第一人(1867—1879年)

 一、虚实结合，精研洋务

(一)从“旅獒不入王都贡”到赞美西方器物之精

(二)从赞赏西方器物到深入研究中西关系

(三)从研究洋务到办理洋务

 二、八载闲居，著书执教

(一)严定课程，潜心读书著述

(二)掌教城南书院

(三)继续关心洋务

 三、重新出山，首任公使

(一)任职福建和总理衙门

(二)首次出使英法的意义

(三)使英过程中的矛盾

第四章 晚年生活、后人评论及平生著作(1879—1891年)

 一、赋闲家居，忧国忧民

(一)建中俄条约补救之策

(二)中法战争中的态度

(三)铁路之争的态度

(四)在湘倡办洋务而未成

(五)倡立禁烟公社

(六)热心湖南教育事业

 二、死而不朽，积久弥辉

(一)逝世时各方的评论

(二)民主革命时期的评论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评论

 三、著作繁富，有存有亡

(一)已刊著作情况

(二)未刊著作情况

第五章 “君与民交相维系”的政治思想

 一、振厉朝纲，和辑人民

(一)对朝纲之失的剖析

(二)从维护民本到倡导民主

(三)主张“君与民交相维系”的原因

 二、严以驭吏，宽以抚民

(一)对晚清吏治腐败之抨击

(二)主张治吏以严为尚

(三)反对治民以严为尚

 三、鼓舞人才，全赖赏罚

(一)人才胜则国家富强

(二)以识、德、才品评和衡量人才

(三)选拔、培养和使用人才之道

第六章 穷究本末、全面学习西方的自强思想

 一、知己知彼，评断中西

(一)痛斥朝臣和士大夫虚骄自大

(二)西洋入中国为天地一大变

 二、学习西方，须辨本末

(一)以通商为本

(二)以政教为本

(三)以人心风俗为本

(四)郭嵩焘本末论的历史地位

 三、学习西方，要有分析

(一)东西文化各有所长

(二)既要知彼，更要知己

第七章  以理制胜、以礼相待的和平外交思想

 一、驭夷之道，存乎运量

(一)立足国家长远利益确定对外方针

(二)为国家稳定创造外部环境

 二、知时审几，以理制胜

(一)知时审几

(二)以理制胜

(三)以礼相待

 三、外交战略，联英拒俄

(一)对世界两极分化形势的认识

(二)主张利用英、俄间矛盾

(三)关注日本的侵略动向

 四、出使事宜，亦多考究

(一)论使臣的条件

(二)论使臣的职责

第八章 兵政“同源而异用”的军事思想

 一、政教为本，人才为本

(一)政教为本，军事为末

(二)用人为本，练兵为末

 二、三军之事，气之积也

(一)“招勇是今日第一弊政”

(二)练兵之道为兵家第一要务

(三)漫然无纪者将必亡

 三、战略战术，亦有特色

(一)行军之法，因敌制胜

(二)用兵贵合不贵分

(三)自古边防莫要于守

第九章 “以通商贾、阜财用为本图”的经济思想

 一、反对轻利，批评重士

(一)以天下万世之利害自任

(二)四民惟农商二者为常业

 二、工商为本，力主民营

(一)最早提出行商为本

(二)反对闭关自守，主张开放对外通商口岸

(三)反对工商业官办，极力主张民办

 三、财政税收，亦有考究

(一)为厘金辩护

(二)尽心研究西方税制

(三)对比中西钱法，企图改良中国货币制度

第十章 “求实效不为虚语”和“得几则势如破竹”的哲学思想

 一、平视诸家，初探西哲

(一)平视诸家

(二)推崇濂溪和船山

(三)比较各教异同

(四)初步接触西方哲学

 二、提倡务实，推崇实学

(一)痛斥虚骄之气

(二)尊实有，务实行，讲实效

(三)对中国传统实学与西方近代实证科学的统一理解

 三、极深究几，明乎理势

(一)对“几”内涵的界定

(二)知“几”之重要性

(三)因时度势，定之以理

第十一章 调和汉宋、坚持致用的经学考据思想

 一、调和汉宋，一准之经

(一)调和汉、宋的理论根据

(二)评论汉学与宋学的得失

 二、通经致用，立身制行

(一)力主通经史以致用

(二)通经史以治身心

(三)读经治史以为政

(四)引经证史论对外开放

 三、训诂考订，成就斐然

(一)训诂、注疏求准求通

(二)考证史地求真求实

(三)首开中西汉学交流

第十二章 “人心风俗为立国之本”的伦理思想

 一、修身为本，人心为本

(一)修身为居官之本

(二)人心风俗为自强之本

(三)养成“特别独立之根性”

 二、立志为先，读书养气

(一)立志要如饥渴之于饮食

(二)以学问变化气质

(三)修养当从自胜气质始

 三、君子出处；一揆之义

(一)入流俗波靡之，中而不失其守

(二)忍饥耐苦则去处进退有余裕

(三)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第十三章 政教、制造无不出于学的教育科技思想

 一、人心风俗，成乎学校

(一)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

(二)中国人才日下，由学校之不修

(三)别立书院，讲求征实致用之学

 二、首重德教，强调实用

(一)西方学校课程务实

(二)首重德教，以明伦广识

(三)以数学为主的格致之学

 三、讲究师道，提倡留学

(一)教师能否，不在笔墨优劣

(二)旁推交通，使之反隅的启发式

(三)出洋就学为益多

第十四章 “有我性情学问”的文学艺术思想

 一、上通政教，下尽人事

(一)诗文非徒敷文玩辞理性情

(二)诗文当有我性情学问

(三)增阅历，蓄道德

 二、人乎桐城，出乎桐城

(一)桐城一湘乡派之巨子

(二)对桐城文论的继承

(三)对桐城文论的某些突破

 三、艺术理论，亦有特色

(一)对诗歌创作的评论

(二)对不同诗派的评论

(三)对西洋文学艺术的评论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重要参考书目

后记

九月二十五日，郭嵩焘从天津出发，李湘棻开始就故意拖延不与同行。一路上，郭氏严格按皇上指示办事，不仅轻车减从，而且不扰动州县。他在九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此行每日约费六七金，未敢一扰动州县。沿途见设立公馆，探差四问，惟以李大人为言。仆人语以郭姓，皆去不顾。漕使旧显贵，故能动人，而此行为奉旨严密查办之件，殊未宜也。”十月初五日，郭嵩焘一行经过黄县。县令鲍瑞麟是郭嵩焘弟弟郭岜焘的丁未教习同年，迎候道左。且“忽枉程仪之馈，俗所云过山礼者，并小礼四分。并命却之，且传集戈什哈、仆夫等，剀切晓谕。虽皆唯诺听命，而不能无愠色。因传谕前途，不准再有此举。”由此，郭嵩焘想到李湘棻所以不愿与他同行，大概就是因为怕他要求太严格。后来，许乃普对他说：“君不住公馆，不受饮食，历来钦差所未闻也。”

郭嵩焘一行，从当年十月初至十一月二十日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沿着山东半岛沿海的崎岖道路，将海边的各个县城和海口都走到了。“周历海口二十余县，拒绝包苴。后闻明观察奉中丞扎委，所过几得五千金，门包亦千金。王壬秋(闽运——引者)乃相咎日：君何为若是，是特重中涤公(曾国藩——引者)之毒耳。吾笑日：涤公自中古昔圣贤之毒深也。”这说明郭嵩焘、曾国藩等人自守还是相当严谨的。这次山东之行“所至清查出入款目，提出谷米豆麦归地方官经理，以资津贴。凡分八大口，附近各小口由各大口派员经理，每岁可得税银二百余万。烟台一口，与东抚会商先行试办。时方隆冬，每日犹得二三千金，留三日征及万金。”郭嵩焘在烟台期间，与地方官商定，同时知照山东巡抚，于十月十五日开厘局，由蓬莱太守张健封和郭嵩焘道光丁未科同年进士萧铭卣总司局事。这就是郭嵩焘说的“烟台一口，与东抚会商先行试办”。可是不久，因厘局绅董额外加税，以致商民怨声载道，激而生变，萧铭卣甚至被殴致死。这时，李湘棻便写信给僧格林沁告密，僧氏将此事上奏朝廷，十二月初七(12月30日)奉旨，着将郭嵩焘交部议处。这样，便使郭嵩焘“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各海口情形一一具载，并文移书檄及所定章程，凡七巨册。两次焚疏告天，忍苦耐寒，尽成一梦”。后来，郭嵩焘在总结这次山东之行失败的原因时，认为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自己无知人之明。“湘棻柔恶又加以阴鸷，能谄能骄，其树根固，其趋利尤猛。”“湘棻劣迹著闻天下，予与同处僧邸幕下，亦久而始知其奸。予之不足以语知人之明，远矣，奚所论于僧邸诸人哉。”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吸取教训，后来出使英法期间，他又再一次犯了缺乏知人之明的错误。其二，是僧格林沁的打击排挤。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初十日，郭嵩焘在致陈孚恩的信中说：“夷祸(指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引者)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指大沽战役——引者)，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诱致夷人，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语瑞秋帆(瑞麟，时任内阁学士——引者)学士云：在军无所赞益，安危大局，稍能见及，不敢不言。夷人之来有辞，当求折冲樽俎之方，不足与用兵。即势穷力战，要使理足于己，庶胜与败两无所悔。圣心忧勤如此，岂可乘骄愤以贸天下之名哉。学士取顺僧邸之意，不能用也。僧邸所以搏击小臣不遗余力者，其根源在此。”郭嵩焘这一分析是有根据的。当他离开山东两个月之后，王闽运自山东来信，告以僧邸近有咨查一件，言郭氏在福山取银二千，不知作何使用。又说福山地方本元土特产，由于郭氏勒派，四家只好各出银五百，以应所求云云。对此，郭嵩焘在日记中说：“此老构患无已，直欲以‘莫须有’三字被之鄙人之身矣。可为三叹。”

山东之行的失败，是郭嵩焘进入官场之后所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思想上所受刺激很深。他尝言：“自粤寇起，不敢复存利禄之志。自有山东之役，即办事之心亦隳。”所以，尽管他从山东返京之后，仍人值南书房，但其退志已决。郭嵩焘于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十七日具折请病假回籍。当时军机大臣彭蕴章(字咏莪)在咸丰问及郭嵩焘病情时，曾说过“两书房艰苦，势不能久处”的话，对此郭嵩焘颇不以为然。他说：“其间最不相宜者，彭中堂以书房清苦为言，一若小臣专唯利是视，以为进退者。”讲到利，即在军营，如果光靠薪水，不捞外快也是没有的。郭嵩焘在咸丰十年三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作过统计，他从咸丰九年正月二十六日赴天津起，至九月二十日，共用银315两8钱，由九月二十一日从天津赴山东沿海至济南，共用银206两6钱。济南制备衣服及回京盘费，又百余金。期间计支薪水八个月，月支14两零，得钱112两零。两者相抵，“赔垫约五百金，大抵亲友寄助及恒月川制府诸君帮款，而孙琴泉观察处挪移至二百余金为独多”。这说明，在封建时代，一个稍能廉洁自奉的官吏，并无多少利可言。正因为如此，所以郭嵩焘才对彭蕴章说他“以书房清苦为言”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对他人格的贬损。

P88-91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本书自1988年5月在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召开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会议期间确定选题，到1995年5月写出书稿，经历了整整七年时间。个中原因，除了因本人担任了行政职务及其他科研任务较重等客观因素之外，主要还在于传主郭嵩焘的研究难度比较大。要完成这样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既要对传主的生平、思想及所处时代环境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又要对“思想家评传”这一综合性的多学科相结合的著述方式有所把握。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匡老和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在此期间让我还承担了《丛书》中另一部《贾谊评传(附<陆贾、晁错评传>)》的撰著任务。此书的写作，不仅使我比较系统地学习和了解了中国思想史的主要脉络，而且在写作实践中初步领会了如何把握匡老提出的“熔‘本义’、‘他义’与‘我义’于一炉”的思想。这也就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本书的写作始终得到了匡老和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加快《丛书》写作、编辑和出版进度的决定，鞭策着我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加快写作的进度；“中心”经常寄来的《动态信息》提供了很多写作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宝贵意见。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将此课题列入湖南省1993—1995年全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为此课题的顺利完成提供了物质保证。郭嵩焘的后裔郭重光先生以及台湾政治大学曾春海教授、湖南省博物馆欧金林同志为我提供了若干资料或图片。清华大学王晖在北京为我搜集了一些资料，萧力为我誊抄了全部书稿，并在文字上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吴兴勇研究员替我翻译了本书英文内容简介和目录。

本书书稿完成后，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又请专家认真审定，徐雁同志担任本书责任编辑，顾广涛同志担任责任校对工作，大家为编审出版此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对于以上各个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

1996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