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厚是晚清历史上相当重要的人物，在同光年间相当活跃，官至署直隶总督、盛京将军，当过三口通商大臣，参与中国与普鲁士、葡萄牙、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的约章签订，创设天津机器制造局，购买并制造军火，参与著名的天津教案的处理，参与中俄伊犁交涉，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其地位之崇，历事之多，影响之广，为满人官员中之翘楚。本书以传记手法呈现崇厚大荣大辱、大起大落的人生，使读者对其人其事有全面的了解；并就其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活动，考察当时的历史真相，探析其对历史和社会的正、负面影响。

崇厚是晚清历史上相当重要的人物，而长期以来，对其研究的成果却非常稀少，与其地位很不相称。本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专门论述崇厚的学术著作。

崇厚从一名举人，迅速成长为三口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盛京将军，后被派赴沙俄交涉伊犁问题，回国后锒铛入狱，定“斩监候”，成为臭名昭著的“反面”人物。作者根据大量的原始资料，认真整理，去伪存真，以传记手法呈现崇厚大荣大辱、大起大落的人生，使读者对其人其事有全面的了解；并就其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活动，考察当时的历史真相，探析其对历史和社会的正、负面影响。崇厚缺乏经世之才却强作经世之事，有其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从他的个案中，可看出中国走向近代化初期的坎坷和艰辛，可认清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和掠夺的罪恶及本质，寻求发人深省的经验教训，给人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本书另附有崇厚生平大事年表、清廷对若干中俄条约的签注、中俄改订条约、参考文献等。

序言

绪论

第一章 名门之后

 第一节 厚实养心，诗书传家

 第二节 金源世系，珂里名门

 第三节 科名起家，仕途顺畅

 第四节 “再至堂”读书识字

 第五节 深知大体，移孝作忠

 第六节 “清晏园”兄弟受业

第二章 家事多变

 第一节 母亲病故，父亲免职

 第二节 兄弟名起，须知父志

 第三节 祈求康复，回天乏术

 第四节 整理图记，兄弟分途

第三章 初涉“夷务”

 第一节 捐资鬻官，襄理海防

 第二节 英法进犯，协防津门

 第三节 奕举荐，扶植亲信

第四章 独当大任

 第一节 筹办夷务，首任“通商”

 第二节 上任伊始，拟定《章程》

 第三节 普国订约，初开眼界

 第四节 坐镇天津，恪守圣旨

第五章 洋务先锋

 第一节 不识洋人用意，急购外洋火器

 第二节 师夷长技，以图自强

 第三节 加强海防，拱卫京畿

 第四节 津门练兵，假洋资用

 第五节 评议《局外旁观论》

第六章 天津机器制造局

 第一节 南方先行，北方急赶

 第二节 聘用外员，征地购件

 第三节 外师指教，上海协办

 第四节 奉命使法，移交直督

第七章 天津教案

 第一节 洋教传人，禁而不止

 第二节 积怨生愤，教案突发

 第三节 自请治罪，降级留用

 第四节 临危受命，带病赴津

 第五节 曾、崇联手，坚保和局

 第六节 案无头绪，迫如星火

 第七节 保和媚洋，曾遭怨恨

 第八节 拿犯赔款，鸿章结案

 第九节 裁撤“通商”，委以重任

第八章 出使法国

 第一节 亲赍国书，代达衷曲

 第二节 离京赴法，任重道远

 第三节 倍受轻慢，潇洒“出走”

 第四节 风光返法，递书修好

 第五节 成功外交，教案终结

 第六节 衣锦回京，加恩受宠

第九章 治理盛京

 第一节 载荣载誉，兄弟重逢

 第二节 两宫重托，再返内政

 第三节 兄终弟继，整饬吏治

 第四节 革新除弊，力挽颓风

 第五节 调兵遣将，维持治安

第十章 收复伊犁

 第一节 西北屏障，古今重地

 第二节 趁火打劫，贪心未餍

 第三节 侵占伊犁，交涉无果

 第四节 收复失地，再索伊犁

第十一章 出使俄国

 第一节 特权大使，权重隐患

 第二节 海道赴俄，通好修约

 第三节 得意忘形，深陷迷惑

 第四节 善结他国之欢，重损国家利益

 第五节 贪得无厌的“分界说”

 第六节 《里瓦几亚条约》

第十二章 处罚风波

 第一节 朝野骇然，众谤沸腾

 第二节 革职拿问，治罪受阻

 第三节 暂免斩罪，平洋疑愤

第十三章 改约艰难

 第一节 纪泽赴俄，肩负重望

 第二节 为促改约，加恩开释

 第三节 故伎重演，虎口夺食

第十四章 宦海余生

 第一节 俄事暂平，清议再起

 第二节 安居乐室，儿孙满堂

 第三节 韬光养晦，复出无望

附录一：崇厚生平大事年表

附录二：清廷对若干中俄条约的签注

附录三：《中俄改订条约》

参考文献

就在崇厚与普鲁士反复交涉的同时，清廷内部发生了重大变故。

咸丰皇帝体质素弱，久病咯血，每天饮鹿血治疗。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占领天津，进逼北京，咸丰帝于9月22日逃往热河避暑山庄，不到一年时间，病情加重，危在旦夕。1861年8月21日用罢晚餐，皇帝突然晕厥，经御医急救后，恢复意识。

22日子时三刻，皇帝召见御前诸大臣，宣读两道谕旨，其一是：“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其二：“皇长子载淳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怡亲王)、端华(郑亲王)、景寿(御前大臣)、肃顺(协办大学士)、穆荫(兵部尚书)、匡源(吏部左侍郎)、杜翰(礼部右侍郎)、焦佑瀛(太仆寺少卿)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大臣们聆听后，请皇帝用丹毫手书，以昭慎重。此时皇帝已无握笔之力，遗诏是由大臣代笔的。寅时，御膳房送来冰糖煨燕窝，一口未进。到了卯时，咸丰皇帝去世，终年三十一岁。

咸丰皇帝病逝的当天，朝廷有令：恭亲王奕等人“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皇帝病重时，留守京城的奕曾奏请探病，遭到阻拦。皇帝驾崩了，连奔丧都不准，奕坐立不安，又手足无措。他心里明白，这是八大臣在作祟。

八大臣低估了慈禧太后。表面上，她听从肃顺等人发号施令，不露声色；暗地里，遣密使回北京，请奕来热河共商大计，发动政变的计划在密谋中诞生。

如遵咸丰遗命，明年应改元为“祺祥”。奕在京城控制了军队，乘皇室人员从热河回京之际，发动政变，将辅臣八人分别处死、革职和遣戍，拥两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祺祥为同治。“祺祥政变”一举成功，真正掌握大权的慈禧太后连发数道谕旨提拔自己的亲信，感谢他们的忠诚和效力。功勋卓著者莫过于恭亲王奕，授奕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复授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再委派管理宗人府银库。奕集政权、军权、族权、财权于一身并非没有道理，如果没有他的赞同和协助，慈禧再有本事，也掌不了大权。

奕被繁重的事务压身，外交、洋务领域的要事、琐事，则委托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等人承办。

同治元年五月初六日(1862年5月29日)，法使馆代办哥士耆替大西洋国公使基玛良士代递照会一件，说到该国住居澳门，由前明至今，几及三百年，与中国甚为和好，近因英、法各国俱已换约，该国亦愿一律照办。照会“词气尚属驯顺”。

奕等人与普鲁士交涉时，曾听哥士耆谈到大西洋国，说它亦系大国，“旧在澳门居住，二百余年，极为安静。道光二十二年，虽经在江宁换约，但八年间因未在天津换约，该国不恳约束其众，以致漏税滋事，诸弊丛生。如与之换约，则可令其稽查漏税，严查滋事，颇于中国有裨”。总署也曾接旨：“布路斯国之外，尚有大西洋，难免恳求换约，将来亦可照此办理。”五月十七日再接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大西洋国现议通商事宜，请特派大员等语。著派恒祺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会同驻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办理。”

“已而丹(麦)使踵葡萄牙例，拒如初。复奉命与该使定约五十五条，通商章程九款。自是而后，又有荷、日、比、意、奥等国，皆遣使，并为延款，语具《邦交志》。”欧洲诸国仿效英、法先例，纷纷要求遣使驻京及签订通商贸易条约，崇厚受命交涉、办理外务，先后与葡萄牙、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订立通商条约及章程。

在与西方各国交涉中，充分暴露出中西文化的差别和清朝官员对外交事务的无知。

《中美天津条约》是1858年6月18日(五月八日)签订的，规定一年后互换约。美使华若翰于次年7月20日(六月二十一日)自北塘前往北京换约。“这样人们会注意到，中国人并没有把在既定日期交换批准条约，看成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也并不认为一种无法避免的搁置耽延会对承当的义务起什么伤害作用，在这些细微末节上，他们还不曾懂得西方的风俗习惯”。他们说的“西方的风俗习惯”显然是相互的守约。耽搁误期，对于清朝官员来说，不算什么大事，可是作为外交规则，外国人可以此大做文章，甚至是起衅的借口。P80-83

崇厚是晚清历史上相当重要的人物，在同光年间相当活跃，官至署直隶总督、盛京将军，当过三口通商大臣，参与中国与普鲁士、葡萄牙、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的约章签订，创设天津机器制造局，购买并制造军火，参与著名的天津教案的处理，参与中俄伊犁交涉，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其地位之崇，历事之多，影响之广，为满人官员中之翘楚。

但是，长期以来，对于崇厚的研究成果却相当稀少，与其地位很不相称。考其原因，主要是他所历诸事，在近代学术评价体系中，多属负面，包括办理天津教案，交涉伊犁利权，特别是其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在当时与后世，均为人所诟病。彰善挞恶为中国史学一大传统，对于这样一个贬多于褒、基本上属于反面的人物，肯下功夫进行研究的人自然稀少。

然而，纸上的历史与事实的历史毕竟不是一回事，纸上的历史也终究要以事实的历史为依据。出于清理历史事实的需要，不但要研究那些在传统学术评价体系中的正面人物，也要研究那些在传统学术评价体系中的反面或灰色人物；不但要研究那些血染疆场的抗敌英雄，也要研究在谈判桌上与列强周旋的外交人士；甚至对那些误国之人、卖国之徒也要进行研究与剖析，找出其错误之处、失足之点，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复原历史真相。在这个意义上，秦桧、汪精卫都有研究的价值。当然，评价体系自身也会变化，数十年间，孔子、秦始皇、洪秀全之一会儿上天，一会儿下地，就是显例。放宽视野，放长眼光，一切在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重要人物都值得研究。本书研究的崇厚，在近代学术评价体系中，按照作者的说法，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也就是褒贬不一、莫衷一是的人物，对这样的人物进行深入研究，更有必要。

崇厚出身名门，家族中五代进士，显赫一时，父麟庆、兄崇实均为进士出身，均官至总督。崇厚祖母、母亲均为汉人，知书达理，崇厚自幼所受教育，均为儒家诗云子日一套，青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衙门里。这样的家庭背景与教育背景，为崇厚进人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崇厚这样的家世学养，假如生在承平时代，读书做官，平静地度过一生是很正常的。但是，他却遇上了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他十五岁那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战争、英法联军战争不断袭来，空前的内忧外患，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严峻地摆在国人面前，摆在一切有着修齐治平理想的士人面前。崇厚受命于动乱之秋，危难之时，作为洋务大员，处理、办理其父祖辈未曾遇到的时代难题。这时候，他以往的知识储备显得远不够用，他以往的显赫家世、豪门生涯反而成为他办理洋务的负面因素。他办理伊犁交涉、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都与他公子哥儿的阅历有关。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官僚是同时代人，相对于崛起于草茅之间的曾、左、李，他对复杂世事的理解，对人心惟危的体察，要逊色许多，纵横捭阖的能力也相形见绌。他最后因外交措理失当而身败名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大变动时代那些没有经世之才却强作经世之事的官宦子弟悲剧的写照。

仁泽兄是著名历史学家汤志钧先生的哲嗣，子承父业，大学本科即为历史系，后负笈日本，研修历史学多年，回国后专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本书是他多年精心研究的成果。他广泛而细致地查阅了有关崇厚的资料，查阅了海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使用了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崇实的《惕庵年谱》、崇厚的《鹤槎年谱》等重要材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写成这部完整、系统而翔实的崇厚传记。书凡十四章，以时为经，以事为纬，除了研究崇厚亲历的众多重要事务，诸如担任三口通商大臣、办理天津机器制造局、办理天津教案、出使法国、治理盛京、出使俄国等，还对其父、兄等家族成员的历史，对其日常生活细加研究，内容相当丰满。这是一部填补晚清人物研究中重要空白的力作，对于人们丰富、加深了解晚清诸多人物事件均有重要价值。我与仁泽兄同事多年，得以先睹为快，特此郑重推荐。

2009年5月1日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我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关注和“兴趣”由来已久，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上大四时，撰写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康有为向西方学习》。1996年留学归来，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不久，参加了刘修明先生主编的《话说中国》的编著，数年间广泛研读近代史相关资料和著述，著有《枪炮轰鸣下的尊严》。当时的感觉是，现有的忠臣英烈的研究成果不少，而“反面人物”或有“负面影响”之人则不多。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崇厚是一例，如不去深人探究，有关晚清史，特别是外交、洋务等领域的历史真相，有被忽略或掩盖的可能。

长期以来，缺乏对崇厚的研究，一是崇厚的负面影响，二是资料的分散、零星。崇厚经营洋务、出访外国等，《清实录》、《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东华录》及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的全集中有记载，中国史学会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的《洋务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有辑录。至于台湾地区出版的《海防档》、《教务教案档》等中国近代史资料，是上世纪60年代或改革开放后才见流传。作为传记的重要史料如崇实的《惕庵年谱》、崇厚的《鹤槎年谱》、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等，却很少为人注目。资料的分散，给研究带来不少困难。

经过认真寻找史料，仔细核对虚实，在占有详细资料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终于将崇厚起伏传奇的一生记录、整理成册。

在书稿即将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复旦大学沈渭滨先生，曾指点和鼓励我去探究崇厚，使我受益匪浅。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杨国强先生曾与我长谈他对崇厚及其时代的独到见解，给我启迪良多。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所所长熊月之先生在百忙中审阅书稿，提出宝贵意见，并为本书写了序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承载社长仔细审阅书稿，提出修改意见，为书稿增色不少。沈志明、何泉达、罗苏文等同仁为我提供资料和线索；天津古籍出版社刘文君社长、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季秋华主任为我查找资料提供方便，都有助于书稿的完成。借此机会，谨向给我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的有关专家、同仁致以诚挚的谢意。

汤仁泽

2009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