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农民的翻身史与革命史，也是一部惊世骇俗的中国女性的自由史与解放史。

本书的叙事是质朴而灵动的，但质朴的语言向人讲述的却是一个家庭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而这个家庭的传奇折射的恰恰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近代农村史，或许也可以说得上是一部沂蒙山区的风俗史。叙述视角的不断变换不但使过去了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具亲切感。

作者以不同叙述视角的转换和没有修饰的朴素语言，回溯着沂河边苗家庄的革命岁月，沸腾斗争。抗击土匪的奇胜与老爷爷的死去、村庄的衰落，沂南民众抗日与爷爷的离家从戎。革命时代与父亲的少年时光同刚到来，从儿童团长的翻身解放和文化运动中成长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照耀下的解放区孩子诗人，在解放的第一个春天里去北京见到毛主席，离家工作，南下上海。小脚的老奶奶、奶奶，年幼的姑姑，她们智慧而坚韧，对生命充满渴望激情，如同千万个同样的沂蒙家庭，她们坚强地撑着没有男人的家庭，经受多少不堪回首的饥饿、寂寞、恐惧，留下对我们这些后辈无尽的深深疼爱、期待。滚滚历史变迁，多少真正英烈走过。一个沂蒙家庭的几代寻常男人、普通女性点点滴滴的幸福记忆与歉疚创伤，每一个字都令人泪水落满脸颊，揪心不已。那些亲人的音容笑貌，其实并不久远。让我们心灵经受炼狱，微笑面对着今天一切的幸福美好。

引子

第一章　孤独承受的奶奶

第二章　聪明过人的老奶奶

第三章　父亲的第一个春天里

第四章　父亲学习写作

第五章　牺牲者的故事

第六章　父亲的少年成名

第七章　父亲的爱情

第八章　通往故乡的路

第九章　我家那个年代的四个女人

第十章　我们的苗家庄

第十一章　爷爷第一次参军

第十二章　爷爷第二次参军

第十三章　我有一棵榆树

第十四章　爷爷回到沂河岸边

二姑苗得荣在她的散文《奶奶》中写道——

奶奶、母亲、姐姐和我，在我的记忆中，奶奶是我们家的第一位女主人。奶奶娘家姓高，个头长得也高，身材匀称，长得不丑，长方脸，双眼皮，头发有些自来卷。我记事时奶奶已把头发全向后梳了，盘了个鬏儿，头发有些花白，耳朵上戴了一对“豆芽菜”式的银耳环。

后来从家谱上，才知道奶奶的名字叫高秀英。虽说奶奶是小脚，也是出类拔萃、精明能干的女中强人。可奶奶命苦，我爷爷44岁就撒手人寰，那是黄金难买的年龄，带着无限牵挂被无常鬼索走了。我奶奶及家人那是怎样的呼天抢地，大放悲声。真所谓天塌了，地陷了。在万般无奈中，我奶奶挺了过来，带领我父母坚持撑下去。我父亲年轻体高力薄，识文解字的事内行，出力的庄稼活不是拿手的。他和我母亲结婚，有我姐姐以后，父亲生了一场大病，不得不把宅子的前半院典当给邱姓，得大洋80块，以后再无力赎回。1939年，惟一的弱男劳力父亲才25岁参加抗战打鬼子去了，惟一的男孩我哥哥当时只有7岁。我奶奶和我母亲像打翻了五味瓶，酸辣苦涩无不俱全。惟一的甜头全寄托在我哥哥身上。我奶奶和我母亲坚强地撑起这片破碎的家，家里、地里、场上摸爬滚打，因此一家老小不至于挨饿。虽说常年吃的是最粗的粮食子煎饼，咬一小口，嚼一大口，又难吃又难咽。还有地瓜秧子小豆腐，喝的是红秫秫稀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村生活就已经不错了。我奶奶常说：“穆子是农民的养家粮，有子吃就饿不死。”子这种农作物现在很少有了，它不好吃，可高产、稳产，旱涝保收。

奶奶的智慧是少有的。也许是长期的磨炼，我奶奶不论家务活还是坡里场上的农活都了如指掌。场上活会打草苫子，垛垛，打场扬谷，编架篱笆帐子，这些活看起来简单，其实内中都有技巧。扬场扬不均匀，空中面积不大，粮食不会扬干净的。垛垛垛不好，垛会塌的，特别是麦秸垛发滑更难垛。这些活都是奶奶耐心地教我们掌握技巧。熟知哪块地适合种哪种作物长势好，利用效率高，收成多。哪块地种什么都胸有成竹，哪块地上什么肥。当时我们家是地多肥少，就炒些烂豆子，上碾一碾，再加一些碎豆饼，像撒芝麻盐一样撒在沟里。村东八分地是好淤土，能保水、保肥，适合种各种农作物，于是奶奶常把这块地种棉花或秧地瓜。种棉花是技术活，奶奶懂得用草木灰搓种、催芽、插种，还有施肥、锄草、灭虫、打头、拿权、去底叶，还懂得什么时间拾棉花，轧棉花、纺棉花样样精通。

村北一亩多沙土地种绿豆，间作芝麻，高矮互不争夺阳光，充分利用地利。村西一块涝洼地常种穆子，一大垛穆穰冬天喂牛，粮食人吃，虽说粮食粗劣，总比饿肚皮强。

中耕锄地，奶奶指导母亲、姐姐及我，用多种方法。不干不湿用锄锄，苗高地湿就拔草，每次拔草都带着小板凳。棉花地里还得拿蝼蛄，把棉花棵周围用脚踏结实，不让蝼蛄去拱。

农闲时家里两辆纺线车，奶奶一辆，母亲一辆。奶奶手巧纺得线细，均匀，光滑，她纺线时拿棉花的左手食指伸得长一些，这样纺出的线光滑好看，我奶奶也常这样教导我们。拐线也是奶奶最拿手的，她把拐子上的线，用毛刷蘸一点点水，朝一个方向轻轻一刷，线毛毛就不见了，再拧成麻花式样，又光滑又好看，买主一看就上眼。因此奶奶纺的线总是卖个好价钱。差不多一个集空能纺二斤棉花，捆成四捆，当时都是那样捆着，已成为规格。

这辆纺车后来就成为我和姐姐的了，我和姐姐白天纺，奶奶和母亲夜间纺，每晚点着豆粒大小的油灯，坚持纺完一个线穗子才睡觉，否则母亲是不敢睡的。我和姐姐还享受早睡的待遇，母亲纺着线，往往困得像磕头虫。

我奶奶50来岁就积劳成疾，得了庄户人说的痨病，一到严冬就犯，一犯就卧床不起，什么活都不能干了，光喘气都喘不过来，有时蹶蹶地跪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有时像虾米一样蜷曲着咳嗽。我和姐姐、母亲侍候她，捶捶背，收拾痰物等。每天早晨冲蛋茶，放点白糖，有时给她煮梨、煮山楂，咳嗽了就吃几口压压。那年代有病从不看医生，干受罪，农村没有什么好吃的，也没钱买，我家没有暖水瓶，每晚烧好半瓦壶开水，夜间奶奶口渴了，我披着棉袄起床，用柴草再把凉水热一热给奶奶喝几口。我和奶奶一床睡，每晚给奶奶暖脚。长期的艰难生活，我的抵抗力也增强了，多么冷的天，夜间起来侍候奶奶也从没感冒过。有时我做面疙瘩汤给奶奶喝，那面疙瘩汤是用簸箕滚荡成豆粒大小，放点油盐葱花，很好喝，奶奶最爱喝，常夸奖我做得好吃，那是我跟姥姥学的。奶奶还爱吃小豆腐，除了地瓜秧子小豆腐，我和姐姐常去地里挖些苦菜或萋萋菜，这些野菜做成小豆腐很好吃，老年人吃了败火，不便秘，还有营养。

奶奶常说：“萋萋菜俩荚荚，饿不杀80岁的老妈妈。”

奶奶的痨病十几年也没好过，听说乌鸡能治痨病，也曾炖过乌鸡，还放些天麻，不放盐。哪里是真正的乌鸡呀，鸡爪有些乌就算它是乌鸡了。有时病得厉害了，奶奶还请来女巫婆，摆供、焚香、烧纸，求神指点保佑。因此我奶奶还许愿供着一对神仙夫妻，名曰：夏得友、胡金婵。常给他们做花插花瓶，做绣花鞋供在神位上。那些活都是奶奶教会我做，那全是心理上的慰藉，从未见显灵。

痨病一直折磨着奶奶，也折腾着家人，一到春暖花开才算又熬过了一冬。那些年夏秋季雨水特别多，常常半月十天老天不开晴，有时大雨点下个几天几夜，沂河的涨水威胁着苗家庄。前街南大门外也曾用麻袋装沙土堵水。站在村南往南看，滚滚的沂河水一眼望不到边际，浑水卷着冲刷物，河边的钻天杨只露着半截，村民们心提到了嗓子眼。有惊无险，苗家庄从未大淹过。有一年夏天滂沱大雨下个不停，奶奶住的西屋禁不住雨水浸泡，倒塌了南山墙，大半个屋暴露在露天里。幸好奶奶睡北间，雨水直往屋里灌，我和姐姐就一瓢一瓢往外舀，一盆一盆往外端。我和姐姐赤脚挽裤浑身弄得像落汤鸡，外头不下了，屋里还滴答。几年积攒的麦秸草，又请人打墙，墙刚打好又塌了，不得不费二遍工夫，费劲巴拉地把房子修缮好。当时请人干活只管饭不拿工钱，饭也并非大鱼大肉，一般比家常饭好一点就行，那是村情。奶奶常操心房子，再一年的努力把北山墙用石灰、沙土，掺一些麦糠，按比例和成泥墁一层，保护着土墙。

哥哥走之前，奶奶、母亲真是好不容易熬到了哥哥说亲的年龄，心里有了甜蜜，脸上绽出了笑容。因为哥哥长得高大帅气，皮肤白皙，很有男子汉气魄，走起路来砸地有声，不乏东邻西舍的来说媳妇。过了彩礼，选好了娶亲的日子，我和姐姐扳着指头数着盼着新嫂嫂过门，听说女方非常重视，还做了满堂鞋，我和姐姐多么盼望新嫂嫂及新嫂嫂那双鞋。

可村里干部非动员我哥哥脱产不可，说我哥哥有出息，难得的优秀人才，上级看准了的，有培养前途，是株“好苗子”。还许诺许多优惠条件：家里代耕、代种，庄稼代收割等等。我奶奶和母亲是明事理的人，搁不住村干部轮流坐庄动员，再也不好意思拒绝，可不光家里惟一的男劳力又走了，那么过门的新嫂嫂也成了别人家的了。

那20世纪四五十年代脱产的人也很艰难，父亲很少寄钱来家，直到1962年腊月我奶奶去世后，才把手表卖了几十元寄来家。哥哥算是最疼奶奶的了，曾给奶奶买了羊皮袄，洁白的羊毛一卷卷像短烫发，柔软而暖和，还有一床大红毛毡毯，奶奶珍惜得像宝贝似的，用手摸摸，往脸上贴贴，往身上穿穿。后来那床大红毛毡毯传给了我，伴我寒窗十几年，后又传给重外甥。那件羊皮袄传给了母亲又传给了姐姐，都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

我奶奶去世前曾牵挂地说：“三根肠子八下里牵。”挂念独根儿子多年不在眼前，挂念惟一的孙子远离家乡，挂念我在外地上学，挂念出了嫁后的姐姐生活艰难。夕阳中的奶奶在望眼欲穿，70多岁的她再也抵抗不过病魔的缠身，在自然灾害严重的1962年，在恐惧寂寞中永远闭上她那疲惫昏花的眼睛。我和母亲在痛不欲生中把奶奶葬到黄土底下。哥哥来家，顶替父亲为奶奶使劲摔碎了“牢盆”，随着碎盆声，哭声一片。

奶奶和命运拼搏了一辈子，奶奶虽不识字，可聪明过人的奶奶懂得很多道理。自己再苦再累没拖儿子的后腿，也没拖孙子的后腿，尽管一万个舍不得。记得每年无偿交纳公粮时，奶奶总是拿最好的大豆小麦，总是簸得干干净净的。我家曾多次住过自己的部队，奶奶总是让出堂屋给部队住，腾出堂屋存放军需品。我还清楚地记得满屋子的军衣和粗毛线军袜。我奶奶和母亲做过军鞋，缝过军衣，我奶奶也是名副其实的军人的母亲。

我奶奶一生勤劳肯帮助别人，奶奶会剪裁衣服，她帮助本村及娘家不知载过多少大人小孩的衣服，有的人不会缝，她总是帮着指导着人家缝。奶奶还会点小医术，有人磕着碰着，划破口子出血，都让奶奶包扎。她拿一二分米见方的烧纸叠成四层，在僻静的阳光下念叨几遍，说也奇怪，经她包扎的伤口从未复发过。

奶奶赢得了人们的好口碑，奶奶的一生是燃烧的。

……

P20-27

1949年，为解放战争做出决定性奉献也付出最沉重牺牲的沂蒙山根据地，是特别充满激情的一年。国民党军队已被打到长江以南，再也没有敌人或还乡团来侵扰我们的家乡。大批参了军的人都南下了，去夺取全国胜利。在地方工作的人也一批又一批北上南下，向北去即将成为我们省会的济南，去即将成为我们首都的北平，向南去那些刚刚解放的地方，南京、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岛、大西南，去担负各种职业或领导工作的干部。然而，对于那些要与亲人分别以及亲人已经为革命牺牲的千万个普通沂蒙家庭而言，他(她)们今后日子里所要承担的一切重负，以及面对个人和家庭命运转折所要进行的一切抉择，那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刻。

我父亲苗得雨就是那一年离开家乡的。我爷爷则更早，抗日战争中的1939年，就离家参加抗日队伍走了。1949那一年，我父亲走了以后，家里就剩下四个女人：老奶奶、奶奶、两个比父亲年龄更小的姑姑。父亲离家后的一些情景，以及之后她们经受的种种生活辛酸和命运磨难，都是近些年从我二姑苗得荣退休后写的文章以及信件中看到的。

在我父亲调往报社走的那一天，二姑在文章里这样写：

我哥哥是1949年夏走的，记得走的那天，正是打高粱叶子的时候。全家人都哭成了泪人。奶奶就带着母亲、姐姐和我，祖孙三代四个女人去村西约五里的大桥一块高粱地里打秫秸叶，晒干了好喂牛。地南端靠水，岸上有我家的两棵高大粗壮的柳树，枝叶茂盛。奶奶和母亲无心干活，干一阵，哭一阵，在地头上躺一阵，谁也不说话，谁也没有笑容，如同掉了心肝一般。看看天晌了，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家，谁也不吃不喝，一家四口一个劲哭，失魂落魄地多少日子也缓不过神来。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庄户人盼的是有地、有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对脱产外出不感兴趣，有的人当兵得动员，哪像现在争先恐后……

在二姑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又是如此描述了那一年的情景：

哥哥你知道你走的那年，是春末夏初吧，可能你是17岁，出去开了一次什么会，回来时从北岭那条路来的，我在那路边撸“家雀子头”，是一种草种子。从那以后庄里的干部非得动员你出去不可。奶奶经过多次动员以后，也是不情愿地让你走了，全家人都哭成了泪人，天天哭……思想上的压力，生活的艰难就不用说了。下雨了，刮风了，屋草刮了，地冲了，墙倒了，水直往屋里灌，我们就不住地往外舀。奶奶病重躺在床上，奶奶的父母去世，那是大年初一，天下着雪，母亲代奶奶去北官庄哭丧。那些庄稼活，虽说是由庄里代耕、种、收，可是落二撇三，还得管饭。母亲都是用煎饼筐子送饭，你想想什么时候就得起来推好(磨)，摊一大摞煎饼，送到地里，我和姐姐是监工，那有什么用，咱家一割麦子，拾麦穗的人全拥到咱地里，又不好意思说，可是人家好意思拾，当时纪律还好点，还没有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