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字鹭宾。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整整半个世纪（1861年－1911年）。著有《中国论集》等。

赫德作为一个英国人服务于中国海关，任总税务司长达50年之久。他恪尽职守，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新建了沿海港口的灯塔、气象站，为北京政府开辟了一个稳定的、有保障的、并逐渐增长的新的税收来源，清除了旧式衙门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赫德主持的海关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

中国历史上不乏客卿。元明以来，就有马可·波罗、龙华民、邓玉函、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诸人。但真正为中国政府长期聘用，有职有权，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起了举足轻重影响的，则非19世纪来华、掌控中国海关几近半个世纪的鹭宾·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莫属，洵为中国第一客卿。

前言

第一章 来华之前

 一、幼年时代

 二、大学生活

第二章 “抓住了幸运女神的衣裙”

 一、香港一上海一宁波

 二、在广州

 三、进人中国海关

第三章 登上高位

 一、北京廿六日

 二、周游通商口岸

 三、获利于“阿思本舰队事件”

第四章 中国海关霸主

 一、集权于一身的两个文件

 二、海关内幕种种

第五章 内政外交顾问

 一、在李鸿章与戈登之间

 二、《局外旁观论》

 三、第一次回欧

 四、“发自赫德的头脑”

第六章 《烟台条约》前后

 一、伦敦办事处的建立

 二、条陈“改善商务关系”

 三、促成《烟台条约》

 四、第二次回欧

第七章 并非业余的“业余外交”

 一、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二、“厨子太多坏了汤”

 三、“进和议者二赤”

第八章 辞谢了公使职的“公使”

 一、辞谢公使职

 二、谋吞缅甸

 三、计赚澳门

第九章 保位之战

 一、成了邮政总办

 二、另一种“旁观”

 三、英德借款

 四、英德续借款

第十章 大劫与大忙

 一、乍暖还寒时候

 二、活着读到自己的讣告

 三、“这些从秦国来”

 四、“海关又出头了”

第十一章 末了十年

 一、终于走了

 二、他能笑到最后吗？

英文文献

英国北爱尔兰亚马郡的波泰荡，在19世纪初是一个大约有2000人的小城。城虽小，市面倒也还繁荣。城里的顿干诺大街上。零零星星地开设了几家酒坊和杂货铺子，远远地可以望见大街尽头高耸的教堂尖顶；每逢弥撒的日子，这里很热闹。夹街两排疏落的居民住宅中，有一幢嵌着绿百叶窗的白色小屋，稍稍有些惹眼，这是酒商亨利·赫德的家。1835年2月20日，亨利的长子鹭宾·赫德就出生在这里。

鹭宾·赫德的祖父詹姆有三子一女，亨利是他的长子。詹姆士父子俩都是当地的酒商，兼营杂货，这是亚马郡一带很普通的职业。赫德出生时，亨利家境贫寒，为了生计，几度搬迁。赫德刚满周岁，全家迁往波泰荡北面的米尔顿，亨利在这个滨湖的小镇上和人合伙开了一家小酒厂，但是不到一年，一场大火毁了这家小厂，亨利不得不四处寻找工作，最后举家搬到希尔斯堡(Hillsborough)。

赫德的母亲安妮·埃德加(Ann Edgar)是亚马郡巴雷伯利的一个农民的女儿。埃德加家族原来是苏格兰人，14世纪初迁徙到爱尔兰。安妮从幼年起就和在波泰荡经商的哥哥住在一起，因而得以认识亨利·赫德并和他结婚。

赫德虽然出身于英国一户寻常百姓家，但赫德家族却相信，他们有过一度荣耀显赫的历史。据赫德家族的传奇故事说，赫德的祖先原是荷兰人，名叫凡恩·赫德，是一个勇敢善战的船长。1690年，凡恩随军威廉三世，在渡海征服爱尔兰的波义姆战役中建立奇功，威廉王因此给他加爵封赏，把爱尔兰的基尔摩利阿第(Kilmoriarty)封作凡恩的领地，赫德家族开始定居爱尔兰。后来，凡恩挥霍放荡，不事家业，结果负债累累，潦倒以终。他的子孙们最后不得不把基尔摩利阿第出卖，赫德家族败落了。

这本来只是一种传说，它的唯一旁证，是赫德的祖父詹姆士是从基尔摩利阿第的一处小农庄搬到波泰荡来的。后来赫德出了名，海关中有人在欧洲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专门对赫德的远祖进行了考证，结果发现在波义姆战役的名将录中，并没有姓赫德或与此姓类似的人名，而基尔摩利阿第虽然几易其主，其中也有姓赫德的主人，却又不是从荷兰来的，而且，在北爱尔兰，尤其在亚马郡北部，“赫德”是一个极普通的姓，往往同一地区可以找出许多并无血统关系的赫德家来，单是同姓并不足为凭。

鹭宾·赫德却对这段家史很感兴趣，他曾在父亲的帮助下，企图寻找这位祖先的踪迹。他花了不少力气，排出一张赫德家族世系表，从詹姆士起上溯了五六代，结果除了知道他们的祖先来自基尔摩利阿第外，并不能证实什么，所以赫德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他对于那位光荣祖先“并无精细明确之概念”。

但是，重要的不是这段家史的有无，而是它对赫德的深刻影响。

祖先的业绩虽是这样的虚无缥缈，赫德家族却对这种无稽传说信奉不疑。凡恩船长的故事在赫德家族中代代相传，赫德在童年时代就受了它的影响。6岁的时候，赫德唯一的姑母玛格丽特常在午后晚间，拥侄膝下，向他讲述凡恩·赫德如何随同威廉王从荷兰来，如何在波义姆战役中英勇善战，立下功劳，如何获得威廉王的恩宠，得到了基尔摩利阿第的封地和爵位，赫德家族后来又如何衰落了，以至到了亨利这一代，不得不四处奔走衣食，甚至求雇于人……

闲暇的午后，宁静的月夜，玛格丽特姑母用半是骄傲、半是伤感的语言讲述的昔日光荣的故事，在童年赫德的心中激起了无限的想象力，他似乎早熟了。听完这段并无凭证的赫德家族盛衰史，赫德用一种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表情严肃地说：“我长大后，要重新买回基尔摩利阿第，我还要获得一个爵位！”

玛格丽特姑母静静地笑了：当时英国已进入产业革命时期，国内财产与权力的分配已趋向稳定，一个稚儿宣称要恢复祖业是狂妄的——也许岁月将消磨此儿之野心！然而，这时英国正在远东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赫德的长辈们谁也不会想到，这场战争会与六岁的赫德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战争为英国在远东打开了通道，赫德日后正是通过遥远的中国实现了他在英国无法实现的童年时代的雄心。

赫德在希尔斯堡开始上学，他的蒙师安诺德兄弟是两个颅相学者。所谓颅相学，就是以脑壳的形状、大小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能力等，当时在北爱尔兰颇为流行。有些颅相学者还将这种理论引向教育，以此来选择和培养学生。北爱尔兰的颅相学者往往在冬闲时节，穿村过镇，寻访他们认为合适的儿童组班教育。

安诺德兄弟就是这类人物。他们与赫德家略有旧交，受亨利的嘱托，入学前仔细地丈量了赫德的脑壳，认为满意，然后将赫德吸收为他们在希尔斯堡办的“安诺德兄弟学校”的学生。这是一所很普通的乡镇小学，赫德在那里受到了最初的教育，除了一般语言文字和简单的数学外，还学了一些零星的史地知识。P3-6

中西作人物传记之思维和方法有所不同。中国以评价褒贬人物为主，所谓文以载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中国久远的史学传统。运用到人物传记上，则表现为传记作者有意无意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臧否人物，对传主进行点评，传记作者似有为历史人物盖棺论定的责任感。西方，特别是西方学术界，传记作者对传主的道德品行、功过是非虽也有评价，但这种伦理评判往往不是立论之本，学术界写传记的目的主要是要通过一个人物来看一个时代，或者是通过一个人物来看一种现象。拙作《赫德传》原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虽已开始借鉴、一些西方的史学方法，但基本上尚未脱离中国传记月旦人物的传统。差可自慰的是本书出版20余年来，书中对赫德一生的描述和评价，似乎仍然经得起史实和时代的考验。

80年代初，万象更新，史学界也开始反省过去长期当政治附庸的不幸经历。但经过几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文化禁锢和文字狱，许多人劫余重生，还是战战兢兢。当时最常用的一个词语就是“心有余悸”。对赫德这样的人物，通常只需用“帝国主义侵略者”一言以蔽之，除了谴责(有时是谩骂)外，无需多加讨论，更不必为之作传。所谓反面人物的传记，多年来只有《窃国大盗袁世凯》和《人民公敌蒋介石》属许可范围，这是因了现实政治斗争需要。但即使是这样的著作，也都写于民国年问，1949年后也不大提起。另一部有名的传记《朱元璋传》一开始就是影射史学，后来根据政治需要先后修改了20年，结果作者吴晗却仍不免以文取祸。

所以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叶亚廉先生收下这稿子，还是稍稍冒了一点风险的。拨乱反正刚开始，前途未卜，如政治空气有变，编辑和作者都有可能被指责为帝国主义侵略者树碑立传。现在年轻的一代学人，大概很难想象过去的文网之严了。所幸后来的形势发展很快，到了1986年《赫德传》出版时，改革开放已有不可逆转之势，出版这类传记已没有政治风险了。熊月之兄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书评，扩大了本书的影响。我本人则因此书出版时已在国外，研究兴趣也有所改变，在海外汲汲于新领域的探索，对拙著未有很多关注，只是在偶然的机会读到台湾学界的一些介绍，也知道美国史学界的费正清(John K.Fairbank)、司马富(Richard J.Smith)等人很快就注意到此书，并在他们研究赫德的著作中引为参考书目，称为大陆学界研究赫德的最新成果。这大概是因为拙作出版后十多年内，一直是国内唯一的一本赫德传记。此次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社长承载先生不弃，认为此书尚有再版之价值。这个修订版，除了在文字上作了一点润饰修改外，全书结构和观点未作重大改动。修订版增加了八十多幅珍贵的历史照片，每幅照片都附了说明。西谚云“一图抵千言”(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这些照片相当生动地反映了赫德一生的逆旅屐痕。另外，修订版加了一个英文文献资料目录，书名也有改动，定为《中国第一客卿：鹭宾·赫德传》。

“客卿”一词最早应出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客卿”，都是中国人，或者说都是汉人。孔子周游列国，希望说服诸侯接受他的学说和治国理念，实际上就是想要当个客卿，以图施展他的抱负，实践他的政治和伦理思想。到了战国时代，外来人士在秦国得到卿之爵位者，通称为“客卿”，秦国也是靠广纳天下有识有才之士，才能振兴这个西陲小邦，击败六国，完成统一大业。此后“客卿”一词很少见于史料。到了13世纪，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自称曾受元始祖忽必烈之聘，任职于朝廷和在扬州当地方官，可称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客卿。不过这是极具争议的问题，从现有的史料看，这基本上是杜撰的。直到明代，才有欧洲人应聘为中国政府官员担任专职，如明代崇祯年间政府聘用意大利人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1559—1654)、瑞士人邓玉函(Johannes Terrentius Schreck，1576—1630)修天文历法。但他们只是一些技术官僚，为时也短，仅在科技史上留下一页。有名的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虽受明神宗信任，得以居住北京多年，但他实质上并未受聘于明朝政府。明清之在华的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l一1666)和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虽被御封为钦天监监正、监副，受皇帝器重，但其影响也仅止于天文历法。真正为中国政府长期聘用，有职有权，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起了举足轻重影响的，则非鹭宾·赫德(RobertHart，1835—1911)莫属，故称赫德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客卿，不为过也。

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评价不同是不足为奇的，重要的是不要因政治环境盼变化而将赫德随意贬低或拔高，给他带上诸如“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代表人物”或者“中国近代化之父”之类的好好坏坏的帽子。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指出，恶在一定条件下对历史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当然不会有赫德这样的客卿。但有了赫德这样的客卿，中国也多少进步了一些。赫德精明能干、胸有丘壑、一生办事勤勉，未敢稍暇，一个五万五千余人的大清海关给他整得井井有条，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清政府雇佣外人掌管海关虽是不得已之举，却也与当时掌权的恭亲王奕、文祥等人的开明有关。奕{斤、文祥乃至后来的李鸿章，对赫德都有不同程度的好感。奕诉更亲切地称赫德为“我们的赫德”，并常感叹“我们如有一百个赫德就好了”。在皇室内排行第六的恭亲王被时人虐称为“鬼子六”，就是与他这种对洋人开放的态度有关。此语使人联想到香港回归谈判时中国领导人的一句名言，即“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吃掉香港，而是要在内地建立一百个香港”。如果20世纪下半期的“一百个香港”代表着现代化的一种模式，那么同光时代的奕{斤心目中“一百个赫德”所代表的，就是近代化的理念、人才和工作效率。

赫德以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人的背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应聘到清政府任海关要职，在势力上既有列强作后盾，在见识上又高出一个时代，加上他既雄心勃勃、运筹帏幄，又谨慎缜密、事必恭亲，所以能有所建树。赫德在中国海关清除腐败，建立和行使一套近似西方的章程制度。海关每年的税收从1863年他刚接手时的700万两左右，到1899年已将近2700万两，几乎占了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此外赫德开办和兼管新式邮政、在沿海建立灯塔、改善引航，这些都是他作为清政府官员所作的政绩。费正清甚至认为，没有赫德领导的中国新式海关，就没有近代中国；海关是中国近代化的核心(central core)。但赫德所处的时代，是列强凌辱欺负中国的时代，赫德作为英国人，他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帝国主义的烙印。例如海关收益虽丰，后来大部分充当了赔款或赔款抵押；关务引航虽先进，全由洋人控制，则中国门户洞开。赫德权力意识很强，常揽事于海关之外。他协助清政府购买军舰，做北洋水师之滥觞，就有觊觎中国近代海军之嫌。在中外交涉中，赫德本人也并不讳言他是将英国的利益放在首位。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涛(1818—1891)曾尖锐地问赫德中英之间如果有事，他会站在哪一方，赫德回答，“我固英国人也”，可谓实话实说。

《清史稿》称“赫德久总税务，兼司邮政，颇与闻交涉，号日‘客卿’，皆能不负所事”。这段话言简意赅，对赫德在华事业作了基本的总结和评价。其中税务、邮政两项是不言自明的，因为赫德在华的正式职务便是总税务司兼邮政总办。第三项“颇与闻交涉”则大有讲究。赫德以总税务司之职，多次越俎代庖，插手中国外交。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对外交涉都与赫德有密切的关系，如中法战争、澳门问题、缅甸问题、烟台条约、庚子赔款等，赫德都有直接的影响。换言之，如无赫德的参与，这些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情的经过和结果都会有所不同或大不相同，历史就要改写。本书对赫德参与的近代中外交涉着墨较多，也是为此。

赫德参与中国外交事务的一个主要思想就是要中国了解西方，有所激励，进而作出改革。赫德强烈主张清政府向洋看世界，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外交使节和使团的派遣都是赫德极力促成的。他也大力参与培养有世界知识人才的同文馆和散播西方文明的广学会。曾任同文馆总教席25年，后来又任京师大学堂总教席的丁韪良(WilliamA.P.Martin，1827—1916)就称赫德为同文馆之父，说自己只是同文馆的一个保姆。赫德也是广学会第一任会长，长期关注广学会的活动。赫德作为清政府高级客卿，他本人的利益是和清政府的利益连在一起的。赫德希望中国改革，但他的立场基本上停留在自强运动的范围内，甚至对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也持谨慎态度，更不必说“体制外的改革”了。但他懂得中国文化，并深信中国必将凤凰涅口，浴火重生，有强盛再起之一日，在这一点上赫德可称先知。赫德对清政府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慨，虽然他对近代中外交涉中的一些具体事务或条约有影响，但他对清廷所提的有关改革的大政方针大多未被采纳，或采纳了却敷衍了事，效果甚微。

例如，1866年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官方出访使团斌椿使团是赫德一手促成的。赫德是希望中国官员能通过访问欧美各国，直接了解西方，处理内政外交就会有世界眼光。它比日本明治维新后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个使团岩苍具视使团还早了五六年，但两者的结果却不可同日而语。1871年的岩苍具视使团由发动明治维新的最高领导者组成，50余人，占了当时明治新政府的一半成员，而且个个年富力强，带队的岩苍具视最年长，也不过46岁。这个使团兵分几路，历时630多天，对欧美先进国家作了主动的，几乎是地毯式的考察。这些领袖人物回国后马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直接促成了近代日本的强大。清廷派出的使团却由斌椿这样一个年逾花甲、退休的县官领团，寥寥数人，带着传统中国人出使绝域的心理，走马观花，结果未完成预定访问计划就打道回府；回国后对西方作了一点浮光掠影的介绍，在当时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几乎毫无影响。同样是第一个使团，中日之间这种巨大的落差，反映了两国对学习西方的不同态度，实际上是预报了两国后来不同的命运。赫德在19世纪60年代向清廷提出许多改革图强的建议到30年以后才引起改良派的共鸣，有些则是100多年后中国人仍在探索的。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赫德既然是先知先觉，也只能以失望告终。当然，从另一方面说，中国一旦崛起，可能也就容不下赫德这样的客卿了。

最后，这本小书在我个人有一段弥足珍贵的生活纪念。当时我住在上海静安区常德路正明里，这本书就是在家中一个亭子间里写出来的。从正明里出门沿常德路往北，走过两个街区，有一个神秘兮兮的大院，门警森严，不挂牌子，但本地不少人知道这里就是上海警备区司令部；然而知道这里原来是中国海关办事处的人则不多，只有里面颇具气派、带着花园草地的欧式建筑透露出一点消息。常德路原名赫德路(HartRoad)，选了这条原英租界西区的僻静小路来命名，就是因海关官署设于此的缘故。此路建于民国初，抗战期间(1943年)改今名，但此后多年上海的一些老市民们和这一带的居民仍习称其为赫德路，至我幼时对这旧路名仍耳熟能详。我选赫德作研究，是否在潜意识中与这段经历有关，不得而知。不过，当年的写作、出版蒙历史研究所同仁熊月之兄的鼓励和帮助甚多；先师唐振常先生曾挑灯夜读，一口气审完书稿，嘉勉有加；我的新婚妻子琳琳，也在那亭子间里读过我的手稿，这些事情都仍历历在目。书出版后，还住在常德路的母亲来信说，读了赫德传，文笔很流畅。病中的母亲，一定是倚在床上读这本书的。我写作的书中，这是唯一一本母亲读过的书。

卢汉超 2008年5月11日母亲节  识于美国亚特兰大北郊之中西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