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第七艺术——电影,法国群星荟萃。如果说,欧洲是艺术电影的发源地,那些欧洲电影人以拍摄区别于美国好莱坞式商业电影为自豪的话;那么在欧洲之中,法国电影尤其引人注目,曾涌现出众多的电影大师。
本书通过对二十一部法国电影的内容、导演、表现手法的特点对法国新浪潮以来的电影大环境和特征进行了新的解读与分析。在剖析电影内容的层面上更进一步,挖掘导演所要表现的人物内心和当时的法国社会现状。涉及面广,角度新颖独特。从戈达尔时期、侯麦、《电影手册》派一直到“左岸”文学电影和实验性电影,将电影文化与当时的主流社会相连接,又体现其非主流的嵌入角度。
本书通过对二十一部法国电影的内容、导演、表现手法的特点对法国新浪潮以来的电影大环境和特征进行了新的解读与分析。在剖析电影内容的层面上更进一步,挖掘导演所要表现的人物内心和当时的法国社会现状。涉及面广,角度新颖独特。从戈达尔时期、侯麦、《电影手册》派一直到“左岸”文学电影和实验性电影,将电影文化与当时的主流社会相连接,又体现其非主流的嵌入角度。二十一部电影的选材也颇具代表性,有代表戈达尔最独立辉煌时代的代表作《筋疲力尽》,也有乔治克鲁佐的悬疑经典《密告》。内容上也不局限于曾经的经典,作者还选择了近几年来在国际上频频获奖的法国电影佳作《潜水衣与蝴蝶》和《课室风云》,并一一作了分析和赏析。让人们对法国电影的前因后果以及其演变的整个过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介绍影片的同时感悟到人性的方方面面以及人心的复杂性。
本片编剧与导演亨利-乔治·克鲁佐(Henri Georges Clouzot)是法国制作悬疑影片的高手。影片内容根据二战前曾轰动一时的一则法国匿名信案件的社会新闻改编而成。克鲁佐以侦探影片为构架展开叙述,结构紧凑,剧情紧张,严格遵循戏剧的审慎与严谨原则,又以营造阴森氛围来加强影片的张力,人物刻画细致人微,使《密告》成为法国影坛上一部影响深远的影片。然而由于影片混杂着悲观主义色彩、阴郁绝望的感觉和警醒意识,曾一度遭致误解,法国解放后的审查委员会曾将他的导演权暂时封禁。一九五三年他拍摄的惊悚片《恐惧的代价》才使他重新确立了导演声誉。
《密告》拍摄于一九四三年,那时希区柯克已从英国移居美国好莱坞,成为世界影坛悬疑类影片无可争议的大师,并已拍摄出像《蝴蝶梦》之类的经典影片。乔冶·克鲁佐应该明白此时再闻人悬疑类影片世界难以与希区柯克相抗衡。那么,乔治·克鲁佐为什么仍要坚持拍摄《密告》呢?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法国已今非昔比了。他看到沦陷后的法国人,已从过去的浪漫热情变得冷漠自私,就像乌云笼罩在每个人的心上,阴沉、消极、只求自保、无暇顾及他人,似乎成了那时人们普遍的心理写照。在危机降临之时,大众的庸常被凸显而出。美国学者托尼·朱特(Tony Judt)在《责任的重负》一书中专门谈到那时的法国:“最值得一提的是,人的战时经历——非‘合作’即‘抵抗’——之外,还有一系列无穷尽的妥协和否认,它们构成了一项有关生存的事业;这是一块‘灰色地带’,在其中,道德困境和道德责任被自利之心所取代,被一种精心策划的、对惨不忍睹的事实视而不见所取代。”
乔治·克鲁佐一定感受到那时法国弥漫着一股令人压抑气氛,他对沉默的大众感到伤心与失望。他觉得有必要通过一部影片来加以警示与提醒。从影片的内容、主题到所营造的氛围来看,无不显示出他的这种用意;至少他认为自己不能对此保持沉默。因此,与其说乔治·克鲁佐拍摄《密告》是要向希区柯克挑战,不如说是要给死水般的法国现状投下一枚石子。
一封突然而降的匿名信,就像突然降临的厄运,给小镇上的人们带来巨大的恐慌。匿名信上那个代替签名的大大的乌鸦,直接从视觉上给人们心理造成压力和带来阴影;同时它又是一种隐喻,隐喻着一种巨大灾难的来临。无需费力就可猜出,乌鸦带来的阴暗和那种巨大灾难感喻指沦陷。匿名信件的不断出现,加深了人们的恐慌,他们战战兢兢,谨小慎微,于是谎言肆无忌惮地蔓延。
人们不仅要疑惑,为什么当密告信件出现后,竟然没有人出面制止、反对或站出来表明立场?子虚乌有的谎言为什么竟然能够如此轻易地给人们带来灾难?这样的状况就像加缪在《鼠疫》中所描述的那样,在特殊情况中,人会在避害趋利的动机下本能地做出保护自己利益和性命的决策与行为。
而这正是乔冶-克鲁佐拍摄《密告》的用心所在。在乔治·克鲁佐看来,恰恰是出于人人自保的心理,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胆怯是伴随着自私而来的。然而,乔治·克鲁佐是在一九四三年的战争期间——而不是通过战后的反思——就能如此清晰地观察到民众心态,并运用电影手段加以表现,这不仅需要智慧,也需要十足的勇气。但是影片自上映后,遭到来自多方面——维希政府、抵抗运动组织和天主教派——的压力与谴责。甚至,在法国解放后,影片仍然一度被禁。维希政府的反对,我们可以理解;但为什么抵抗组织也同样反对这部影片?原本对立的双方(维希政府和抵抗运动组织)为什么在对这部影片的态度上会如此一致呢?
通常在看似矛盾的地方,正是通向问题关键的一个秘密入口。表面上,抵抗组织谴责该片过于悲观和绝望,看不到光明的前途,不利于鼓励和振发人们的精神。但其背后,真正理由则是乔冶·克鲁佐将一种原本被遮蔽的现状给揭示了出来。所谓“过于悲观和绝望”,其意思是不管现状如何总要正面倡导积极和乐观。然而这种倡导正是一种不自觉的伪装。对黑暗的存在视而不见,现实被宣传或空洞言辞所遮蔽——在这一点上,维希政府和抵抗组织的态度是相似的——尽管各自说辞不同。所以,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尖锐评论道:“当我们思考那些黑暗时代,思考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人们时,我们必须把这种伪装也纳入到思考的范围之内。”
汉娜·阿伦特还把“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状态,称为“黑暗的时代”。她进一步指认道,“在那个世界里,人们认识的人都是肮脏的无赖(salauds),而每件事都处于一种不透明和无意义的状态,充斥着迷乱并引人厌恶。”这样的状态正是乔治·克鲁佐在《密告》影片里所呈现给我们的。
《密告》影片反映了某些人利用了大众的怯懦和沉默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然而最终他还是功亏一篑,聪明反被聪明误。影片呈现的结局并非完全黑暗和绝望。“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汉娜·阿伦特说道。从这意义上看,《密告》就是这样一部经典之作,它通过自身的“黑暗”,将光亮透射到自身之外力所能及的范围。P24-32
曾有人这样描述巴黎:“欧洲中心是法国,法国中心是巴黎。”而我最初对巴黎的印象,非常奇怪,不是出自法国作家的笔下——我想起年轻时的阅读,那时对异国的了解只有通过阅读这一条途径——而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与经历。海涅对巴黎画展的漫不经心的描述,肖邦被迫移居巴黎后与乔治·桑的艳遇,屠格涅夫或者赫尔岑、里尔克或者茨威格在巴黎体会到的“这座使人心境开阔、最最开放的城市”的闲散。还有更令人迷惑的,19世纪和20世纪许多知识分子遭遇流亡命运时,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在巴黎逗留。彼时,在我的印象中,所谓欧罗巴,几乎就是巴黎的指代。
之后读到巴尔扎克、雨果、斯丹达尔、波特莱尔、福楼拜、莫泊桑的作品,对巴黎更是充满着一种喧嚣式的迷醉印象。再后,读到许许多多法国作家的作品,纪德、马拉美、瓦莱里、普鲁斯特、萨特、德·波伏瓦、芒迪亚诺、马尔罗、杜拉斯、雅姆、博纳富瓦、米歇尔·布托,甚至笛卡尔、帕斯卡尔、蒙田、巴塔耶、罗兰·巴特、福柯、德勒兹等(这份名单开出来会占据长长的篇幅),令我对巴黎乃至法国,更是产生了一种奇幻的感觉。
也许,正是出于我早期的对巴黎朦胧而又奇特的印象,促使我对法国文化心仪不已,较之于其他世界各地的文化而言,我一直喜欢沉醉在法国文化中,她总令我产生一种新奇意识。不说她的文学与艺术作品,即便是那些深邃的思想与哲学作品,通常都极富有艺术感。
一想起曾有多少文学与艺术的流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等),诞生在巴黎或巴黎街头的咖啡馆,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对那里心驰神往。巴黎街头曾游荡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落拓诗人、天才画家和无所事事的电影人,他们就像四散的珍珠那样“撒落”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上。巴黎,如此地灵人杰之处,就像个精英聚宝盆。我猜想,那是出于法国人生性自由、钟情于艺术的缘故。
至于说到第七艺术——电影,法国更是群星荟萃。如果说,欧洲是艺术电影的发源地,那些欧洲电影人以拍摄区别于美国好莱坞式商业电影为自豪的话;那么在欧洲之中,法国电影尤其引人注目,曾涌现出众多的电影大师。
当新浪潮发轫的时候,对于欧洲其他地区来说,从没有一下子出现如此众多的痴迷的年轻电影人,他们不仅合力推动了电影评论的事业,也开拓了电影艺术的实验领域,使得法国电影不仅像欧洲电影那样注重人文内涵,也更注重导演的个人风格,鲜明地倡导作者电影的理论。由此至今,法国电影长盛不衰,在影迷心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长期以来,我注入较多的时间沉浸在法国电影中。而这一本小册子,即是我对法国电影表示致敬的文本。
二〇〇七年,上海法语联盟的主任Eric Saldinger(夏金戈)先生邀请我每月一次在该处与法国年轻影评人Thierry Berthommier先生一同讲解一部法语电影。Eric的邀请,使我更有理由花时间去亲炙法国电影。
值此,在此书出版之际,我谨向Eric Saldinger先生表示我诚挚的谢意!同时,也向Alice(张洁之)小姐表示我的感谢,在电影讲解的活动中,她打理了许多事情为此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最后也向Thierry Berthommier先生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