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大人物，但是却被束缚在一具小人物的躯体里。
以“阿拉伯的劳伦斯”闻名于世的这个人，身高只有5英尺5英寸。但是，蓝色的眼睛和坚毅的下巴为他增加了几分刚毅的男子汉气概，再加上坚定的面部表情和镇定自若的神态，不禁给人一种恢弘得多的印象。他不喜欢身体的接触，在需要握手的场合，他总是本能地把两手背在身后，微微哈腰。他的嗓音柔和，带有英国上层社会的色彩，但是难得浪费自己的语言，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
1888年8月16日，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出生在威尔士的特雷马多格，在威尔士、苏格兰和法国的圣马洛度过了幼年时代。1896年，劳伦斯一家返回英国，在牛津定居。小劳伦斯常常花上几个小时在牛津这个中古小镇里搜索挖掘文物，寻找古代陶器和玻璃器皿的碎片。他的爱好是阅读历史书籍和中世纪伟大骑士们的传记。年轻的劳伦斯对骑士时代的荣誉和英雄事迹产生了共鸣，并以此作为他人生的最终目标。
大约八九岁的时候，劳伦斯根据种种蛛丝马迹，独自拼凑起了自己家庭令人震惊的事实：他和他的四个兄弟都是非婚生子。劳伦斯的父亲托马斯·劳伦斯的真名叫托马斯·查普曼，是一个英国血统的爱尔兰贵族，第7代威斯特米思从男爵。这个家族先世显赫，在爱尔兰有上千英亩的庞大地产，在都柏林还有宅邸。老托马斯从他早逝的哥哥那里继承了爵位，还继承了他叔叔12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8707~‘英镑)的巨额遗产。但是，他的婚姻却十分不幸。与妻子生了四个女儿后，他抛弃了家庭和财产，同女儿的家庭教师萨拉·琼纳一起私奔。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上层社会不啻为一桩丑闻，所以这对情人只得以“劳伦斯夫妇”的化名四处搬迁，依靠每年300英镑的家族年金生活。
这个发现对于劳伦斯来说是一种耻辱。他事后回忆说：“他们本不应该要孩子的。”从此之后，劳伦斯决心为自己树立起更高的道德和行为准则。
1896年，劳伦斯进入牛津公立男子学校就读。一份该校校长写于1901年的品行评价报告这么描述八年级的劳伦斯：“文静，功课成绩较好，但是不热衷于同龄男孩子的体育运动……幽默感很强，使他在与同伴的争吵中免于麻烦；冒险陛很强，表现出机械方面的天分……睡得很少，吃得也很少，似乎试着在锻炼自己的身体和意志……表现出超乎其年龄的高度自制，性格坚韧。”
对于一个13岁的孩子来说，这样一份评语实在是很少见。在别的学生学习((圣经》的时候，他却在研究((圣经))里讲述的中东历史和地理。1904年，劳伦斯在牛津自行车比赛中赢得了第二名。在同年的牛津郡地方考试中，他的数学、历史、地理、文学、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和宗教成绩都取得高分，在该郡6720名考生中名列第79名。但是那年秋天，他在一场学童混战游戏中折断了踝骨，不得不在家休养一年。劳伦斯的小个子显然遗传自他的母亲，但是他母亲却坚持说，是这次骨折导致他变成了一个矮子。
1906年，康复后的劳伦斯骑自行车游历了法国。在这次旅行中，劳伦斯带着照相机，考察英法百年战争时代的古堡。1907年，19岁的劳伦斯获得了牛津大学耶稣学院每年50英镑的奖学金，主修现代史。为了表示对提供这笔奖金的“威尔士人基金会”的感激，他在入学前又骑车游历了威尔士的古城堡。
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劳伦斯用斯巴达式的生活磨练自己。他每天只吃干面包喝白水，在其他学生热衷于划船和橄榄球等年轻人的运动时，他却独自在图书馆埋头钻研考古学和古代战争的资料。1908年夏天，作为现代历史研究课程的一部分，劳伦斯骑自行车在法国进行了第一次考古旅行。他参观了克莱西、阿金库尔等古代战场遗址，并考察了建造于罗马时代、西哥特时代和百年战争时期的众多古堡遗迹，行程达4000多公里，遍及整个法国。
1908年9月，劳伦斯带着两大箱照片、手稿和素描从法国满载而归。新学期开始后，劳伦斯搬出了耶稣学院的宿舍，回到家中居住。此时的劳伦斯已经是英法古堡的一位专家了。为了准备四年级的论文，他决定去中东考察十字军城堡遗址。从此，他将与中东结下不解之缘，并且这将影响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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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人
对战争事务稍有了解的人，都背得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金句：“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倘若我们对照德文原著，就会发现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克劳塞维茨的本意是，战争是政治交往“混合以另一种手段”(mit Einmischunganderer Mittel)的继续。它至少包含两层意旨：其一，战争这种存在与政治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政治：其二，战争还包含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另一种手段”，它神秘莫测，深入人性的最底层，难于诉诸言说。
无人能确定人类第一场战争发端于何时。它早于农耕文明，早于部落社会，甚至早于“战争”这个概念本身。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西方传统中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伊利亚特》和第一部政治史《伯罗奔尼撤战争史》都是关于战争问题的，而中国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中也有“兵家”一门。不朽的希腊人修昔底德还着重指出，战争是一种如此巨大的运动——一种力量和财富的顶峰在其中渐趋消耗殆尽的运动，它的对立面“和平”则是一种静止。
我们应当这样理解这种运动：当一场战争开始后，所有日常生活的规则、范畴、组织和秩序都会退场，由战争本身来充当至高无上的立法者。最惊人的勇气、最可贵的忠诚、最残忍的暴虐、最廉价的牺牲，都会在其中一一展现，并一次次地超越自身。当我们简单地把人视作理性的支配物、视作“文明”的代表者时，战争以最怪异的方式提醒道：还存在着差异如此之大的“另一种手段”，并且不受控制。也正是在这种不受控制的非常态中，我们重新获得对人之可能性的认识，并将其应用到作为“常态”的和平状态中。无怪乎托尔斯泰要以这样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作为他最伟大作品的标题——《战争与和平》。
与这种“可能”相对，我们也从战争中看到了人之“不可能”。精明的战略算计往往为突发的偶然状况所破坏，未来失败的阴影时时隐匿于当下胜利的荣耀中。“祸患积于忽微，智勇困于所溺”；而人们依旧不肯放弃驾驭它的努力。战争如同最宏大的希腊悲剧，在最激烈的碰撞中展现命运之无常，人之伟大与渺小。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暴力一激情、不确定性一偶然性(“摩擦”)、政治目的一理性规划乃是三位一体的，它们共同构成战争之神的全貌。此时之人则有如亲见耶稣的罗马百夫长，于敬畏中油然叹出：”我亦是权下之人。”
战争是这样一种“可能”与“不可能”的混合体，以至于我们不可能脱离它来理解人类生活的整体。相反，只有对战争事务进行广泛的研读，才能获致关于人类生活的完整知识。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从第一期《战争史研究》面世到现在，已然七年矣。七年前，国内民间军事刊物的开创人陈朴先生为战研厘定了办刊主旨与题材特色，即以历史眼光与人文关怀为出发点，在关涉技术、战史、人物、战略等战争问题诸层次文章的撰述中，增进读者对军事和历史研究的兴趣，尤其要杜绝简单化、片面化的“唯军事论”、“唯武器论”思维。有赖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海量新资讯的流通，特别是海内外民间军事爱好者依托电子社区展开的广泛交流讨论，《战争史研究》在赢得一批忠实读者的同时，自身的办刊质量也不断地再上台阶，跻身于国内有影响力的军事历史类书刊之列。
虑及战争研究在西方史学界尤其是欧洲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性，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战争史研究》也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放到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冲突历史上。针对中国读者兴趣浓厚的近代中日关系及日本海军发展史，战研推出了“明治以来的日本与日本海军”系列连载，详尽地叙述旧日本海军的装备、战略、其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及兴衰演化的全过程，反响热烈。而由战研首创的“近世的小国与战争”专题文章，围绕近两个世纪以来冲突多发的敏感国家与地区(如南斯拉夫、伊朗、以色列等)，从军事视角检视这些地区的历史变迁，纵论与之相关的内政、外交、经济、民族、宗教等诸种要素，在增进读者阅读趣味、开阔历史眼界的同时，也使人推古及今，获致“穷存亡之际，通兴衰之变”的功效。
《战争史研究丛书》，精选《战争史研究》创刊七年来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及专题，依内容的不同编为七卷：三种小国战争专题及《塞尔维亚的轮回》是战研“近世的小国与战争”系列文章的精选，从巴尔干、波斯湾讲到东北亚、南美洲，其中“近世的泰国与战争”、“近世的海地与战争”等章节为国内首次刊载。《欧洲最危险的男人们》是近世欧洲几位传奇军人的传记，国内读者耳熟但未必能详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等均列入其中。《被遗忘的较量》属于“历史群像”系列，对纳粹黄金、原子弹发明、1944年华沙起义等军事史上极富传奇性但又疑窦重重的事件做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武神与将军》则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的“二战”时期德国内部抵抗运动史。阅读过这一百余万字的选文后，相信读者会对历史上的战争有一番全新的观感。
就我个人而言，《战争史研究》远不仅是一份刊物，更是一种感情。在它初生之时，我是它的读者，如同许多热心国防问题、贪婪地找寻一切相关书籍来阅读的年轻人一样，翘首期待着每一期杂志。也因为它在高三的艰难岁月中带来的慰藉，我报考大学时选择了国际政治系，以更多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对战争事务的关注。嗣后蒙前辈章骞先生引荐，得以拜会阎京生兄，开始为战研撰文，最初为撰稿人之一，而后为主笔、副主编。四五年间，参与了全部三十余册刊物中超过半数的编撰工作，得偿夙心往志。放翁云，纸上得来终觉浅，年轻时经历过从爱者到任事者的渐变，体味过数年焚膏继晷撰稿的艰辛，感慨过历史缪斯克利俄(Clio)质朴而庄严的魅力，对世事与人生自会有不寻常的观感。
我们生活在广义的和平时代。上一次世界大战已是六十余年前的旧闻，发达的传媒则将伊拉克、巴勒斯坦、阿富汗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日常发生的一切包装为可资猎奇的肥皂剧。似乎和平本属天经地义，战争倒是不多见的病态。然而我们终究无法否认，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是经由流血的独立造就的，同样由战争塑造的还有现存的国界及版图。在人类标榜“科学”与“理性”的时代来临后，战争的残酷性反而显得愈加突出，造成的破坏也更为恐怖。而尽管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最近六年国际军火贸易总额却仍在直线上升。人类陆续征服过天花、结核病与脊髓灰质炎，但在可见的岁月里，我们仍必须适应在一个时时有战争的世界上生存——这便是阅读与思考战争的起因。
我不敢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小书足以使人“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伯罗奔尼撤战争史》1.22)。它仅仅是一种助产术，旨在唤起关于正见的思索，以便让人更好地面对生活，面对作为持剑武士与和平召唤者双重角色的人类自身。在此，我愿以美国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在14卷《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战史》中的结语为本序作结：
“如果说对日战争的胜利除却变更了国际均势外还有些别的内涵的话，那便是始自希腊的永恒价值与恒常道德的复归。这些信条常遭折损，当人们为生存拼杀时，往往对其视而不见。但人类终将复归于斯，且诚然复归于斯，以期安享造物主之伟大馈赠——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之权。”
刘怡
2010年春 于西坝河
阿拉伯的劳伦斯、党卫军特种部队领袖斯科尔兹内、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德属东非指挥官福尔贝克——这些穿梭在一战和二战硝烟中的身影，浓缩了欧洲历史与传奇的精粹。他们曾是叱咤战场的风云人物，是影响世界的战争参与者，他们是影响历史进程的最危险的男人。
本书《最危险的男人们》为我们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些男人，由阎京生和刘怡合著。
《最危险的男人们》为战争史研究丛书之一。
在欧洲，一群危险的男人影响了战争与历史的进程。翻开由阎京生和刘怡合著的这本《最危险的男人们》，你将知道：年轻的英国军官劳伦斯成为阿拉伯的无冕之王，在与之并肩战斗的阿拉伯朋友和国家利益之间如何抉择；德国党卫军特种部队领袖斯科尔兹内制造了怎样的恐怖气氛，连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都要被迫转移；现代法兰西海军的缔造者达尔朗和他的法国舰队如何顺应历史潮流，改写了法国的历史；德属东非天才指挥官福尔贝克创造了怎样的传奇，使德国在东非战役中虽败犹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