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两岸三地中国人熟悉的作家，其创作生涯大致可分为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历史，十年通鉴；他不仅是一名著作等身的作家；同时也是思想家，社会观察家和文化评论者；他不但是历史见证人，也是文化改革的行动者。如此丰富的人生不容易说得清，还是看他写的书吧！

《柏杨谈话录》，收录了柏杨几十篇文章。

柏杨在《对话战场》一书的前言中说：“经过思考的谈话，就是表达出来的思想。讲和写都一样。”《柏杨谈话录》，即收录了柏杨几十篇这样的谈话。

《柏杨谈话录》中的这几十篇访谈所涉的话题甚多，从柏杨自己的生命史到民族的文化史，从两性关系到两岸关系，从历史纠葛到现实冲突，柏杨时而高亢，时而低沉，随记者笔尖所流泄出来的是国族大愿与人间大爱，把读者带回到对话的现场，聆听着一位智者对于恶政的怒吼，对于人性尊严及人格的呼唤。

序

历史的镜子

亵渎君主的柏杨

士大夫和中国人

炉边漫谈

台湾海峡两岸的对话

很难绝对客观

怎么看中国历史

从人治到法治

怎么看法律

恨铁不成钢·不满都是爱

了解变幻莫测的中国

我很高兴在这里生根

塑像之岛

两性之间

女权与人权

华文与华人

华人才是真正的经济动物

中华文化的反省与重建

中华民族是不是受了诅咒？

两岸之间

不一样的念头

民主的实践与挫败

生活真相

人权与人生俱来

中国往何处去？

走过死荫幽谷

见书就读的人

从历史看未来

中华文化缺少了些什么？

“老庄稼汉”呼唤“尊严”

建新跑道·换新骑士

一个野生的知识分子和饲料的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是，饲料知识分子有师承，有师承的学者，难免不被纳入学说流派和社会利益团体，使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受相当约束，但他们也建立了一个保护网，保护他们自己的学说和地盘，荣耀和生活。野生知识分子则不然，他是孤独的动物、寒冷的动物，没有保护网，没有避难之处，但是，他的思想不受任何师承局限。

具体地说，在这种野生的生态情况下，我读书简直是没有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见书就读，只要能够消化吸收，世界上几乎没有负面的书，每一本书、每一个字，都有足够的营养。

问：您认为读者该如何读您改写的《资治通鉴》？

柏杨：这个问题是否可改为：读者们如何读《资治通鉴》，我实在不敢以教师自居，厚颜地告诉读者先生，应该如何读一本书。我只能就我自己读《资治通鉴》的感受，也就是在读《资治通鉴》过程中，我所得到的益处，举出几点跟各位朋友分享。

第一，每一个人都知道，毛泽东先生的案头，数十年如一日地都放着一部书，就是《资治通鉴》，他曾经告诉别人，说他翻阅过四十几遍。政治人物中，毛泽东先生是最熟悉《资治通鉴》的一位。专制时代，对年轻人而言，已成为过去，但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看来，专制时代就在昨天，而专制时代的政治斗争既惨烈而又精密，当斗争白热化不能转弯的时候，有权力的一方一定抛出终极武器，这项终极武器一旦出笼，再坚强的对手都会瓦解，被斗成一团血肉，这项终极武器就是“诬以谋反”。历史上多少首领赐给他的部下免死铁券，向他保证无论犯任何罪(包括杀人)，都可以赦免，除了谋反。这就使事情变得简单明了，当他想杀你的时候，只要说你“谋反”，就一切搞定，像刘邦杀韩信、像赵构杀岳飞、像蒋中正的白色恐怖。

第二，《资治通鉴》将近一千万字，人物千万，有帝王有将相，有盗匪有小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然而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只要在他名下出现“骄傲不可一世”之类的句子时，你就可以压下赌注，再往后翻三五页(大家伙也不过三五十页)，就会发现他一定覆亡。如果不是身败名裂，一定是全族屠灭，最幸运的(这种幸运很少)，也是狼狈下台、丢人砸锅。

第三，古人说“物先必腐，而后虫生”，这句话曾经被科学家(包括聪明的我在内)认为是不可能的，任何有机体一定先感染了滤过性病毒，然后才腐烂，可是如果你把《资治通鉴》多看几遍的话，你会发现这句话真可以说是金科玉律、万世永存。不仅《资治通鉴》上所显示的史实，即令在西方世界，也是如此。当一个国家(包括政府、政权、政治实体)，只要它内部不先腐烂，任何外来的力量都不能把它摧毁。外来的力量，最多可以催化内部的腐败，但它不能代替内部的腐败，而内部的腐败包括：头目的骄傲颟顸、官员的贪污说谎、武装部队的向心力瓦解、人民普遍的怨愤，以及中央政府错误的决策。当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免疫系统就整个破坏，而染上了政治性的艾滋病，一个小感冒，就可能夺命。《资治通鉴》记载了六十七个国家(包括政府、政权、政治实体)的兴亡，字字行行，可以作为例证。

第四，专制帝王和独裁领袖，最恐惧的是叛变；最喜爱的是忠心耿耿，认为那是大节。不错，大节建立在忠心之上，但是《通鉴》上可以看出：忠心似可分为四等，最高层次的忠是神性的忠，忠于以全体人民(有时候也包括统治者)幸福为依归的理念和责任。神性的忠异化而成为第二层次的人性的忠，追求正义、公平，这是大多数人逗留的阶层；以各人的性情和品格，决定自己的位置，而终极的目标是忠于事。人性的忠继续异化而成为第三层次的狗性的忠，只忠于特定的人，诸如“领袖”“帝王”“头目”之类，这类人物最大的特征是：当主人把它绑住，准备宰杀它时，它还舔主人的手。狗性的忠终极异化的结果，成为最低层次的狼性的，只忠于有权的大爷，谁的权大就忠于谁，谁能给他官做就忠于谁，历史上每当狼性的忠大行其道的时候，政治上一定有惊心动魄的场面，使人汗流浃背。

第五，有一件事不知道是不是中国所特有？历史上，一个强人总是喜欢在主流体制外，另行建一个更主流的体制，反过来钳制主流体制，使自己称心快意。主流体制的结构和政治生态，都将因之发生巨变。大多数帝国衰退时，强人就会另建一个崭新王国，结果不是摧毁了帝国，就是代替了帝国，或者帝国反扑，社会一团混乱。

以上五点是我临时的感想，当然不限于这五点，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从《通鉴》中得到灵感，我不认为历史会产生什么样大的教训，但是如果历史的旧照片和现实行动的新画面重叠的时候，熟悉历史的知识分子，会特别惊恐，特别无奈。

问：你认为现代人应该读什么书？

柏杨：现代人当然天经地义的应该读他专业的书，假定说你是一位肠胃科医生，而竟然不知道一年以前才发现的“幽门螺旋杆菌”，你一辈子就治不好胃溃疡，你就不是一个好的肠胃科医生，这一点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也用不着我们强调。我们强调的是，无论你是哪一种专业，无论你读了多少专业的书，都必须另外阅读人文方面的书，来培养自己的EQ，你可以读小说、可以写诗、可以绘画、可以雕塑、可以演唱，也可以拉小提琴——像爱因斯坦那样的拉小提琴。中国人的所谓专业，大多数都会把自己专业成一部赚钱机器，以致患了一种“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不通人情”的EQ痴呆症。

我可以推荐很多书给读者，但推荐太多等于不推荐，于是很自然的，我推荐《资治通鉴》。因为它是故事书，连小孩都喜欢听故事，历史就是很多小故事、大故事集结起来的长篇故事，而现在竟然有很多学生最怕上历史课、最讨厌历史书，使我由衷佩服过去的史官，和现代的历史学者，竟然把这么有趣的长篇故事，写得人人生畏，可谓武功高强。《柏杨版资治通鉴》至少做到了这一点，就是它保持着历史应有的趣味，而在这些历史的长篇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千古不变的人的善良，和千古不变的人的邪恶。熟读历史，不会使我们成为一个预言家，但是，当失火的警铃响的时候，我们会知道那是失火的警铃。更主要的是，历史使我们有一种归属感，一个没有归属感的个人和民族，不过是一根漂泊的草。P205-208

1983年9月，开始写《柏杨版资治通鉴》，写到1993年3月第七十二册，也是最后一册问世。十年辛苦，催人衰老，根本没有时间和体力，再去从事其他创作。1993年后，我全神投入人权教育，筹建绿岛人权纪念碑，又是十年辛苦，除了九十年代稍后，为香港《明报月刊》每月写一篇千余字的短文外，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期，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和体力，从事创作。然而，悠悠二十载，倒也接受不少媒体的访问，大多数都在报章杂志上刊出，留下记录，如今把它们重新寻出，有些已纸烂字霉，有些已残缺不全。

作家看自己的作品，犹如母亲看自己的儿女，充满了感情，所以，我还是尽量收集成册。这些作品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期的访问，思考的、欢喜的、忧虑的以及盼望的，都包括在内。“重读昔日笔下字，一字一情已惘然。”今天看来，都是往事，但也有不少是杂毛老道式的预言！

我国历史上，有几次重要的“对话”，简称为“对”，最有名的当然是诸葛亮的《隆中对》，诸葛亮在隆中自己家中，和刘备纵谈国家大事，预知天下三分。另一次同样重要的《灞上对》，王猛和桓温，也是纵谈国家大事，预知天下要继续大乱，晋帝国无法重回中原。其他还有很多这一类的对话，每一次都发人深省：即令乱世，也有清醒的人！

媒体对我的访问，多数都在台北花园新城社区寒舍，谈论的虽不是国家大事，也没有什么深远的观察，但是如果称这本书为“新城对”，似乎也不算自我膨胀、犯上作乱。不同的是，历史上的“对”，都是小民对大官，而“新城对”，则是写作人对媒体。

人，越老越眷恋过去，希望我们的过去，值得眷恋。

2003年1月12日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