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俄罗斯批评家帕·瓦·巴辛斯基的这本传记《另一个高尔基》,是为着纪念高尔基(1868—1936)逝世七十周年而撰写。进入这本书的阅读,我们就会发现,著者没有像一般传记作家那样,严格地沿着高尔基生活历程的自然顺序,如同编年史般地再现他的生平经历,而是显示出独特的观照视角。注目于高尔基的精神世界,致力于挖掘他的整个性格和命运之所以如此形成和出现的心理的、思想的根源,成为巴辛斯基这本书的一大特色。本书还详细描写了传主与自己那个时代最熟悉的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列夫·托尔斯泰、伊翁·喀朗什塔茨基、弗拉季米尔·列宁、约瑟夫·斯大林、亚戈达、季诺维耶夫等等。书中还收入大量未发表过的照片。
《另一个高尔基》由著名文学批评家帕维尔·巴辛斯基完整全面客观地重塑了真正的高尔基,对传主一生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细致传神的描写,观点独特,是近十年来难得的好作品。
这位杰出的作家、思想家、政治活动家的整个一生充满了秘密和疑问。在从阿列克谢·彼什科夫向马克希姆·高尔基的进化的过程中,是什么思想影响了他?为什么他会数次自杀?
他得到的巨大荣誉——迅速走红和名噪天下——都是老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有生之年未成经历过的,这可是个谜团。为什么“革命的海燕”要离开革命刚刚成功的国家?为什么又迟迟不归?“铁娘子”玛利亚·布德伯格在他的一生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他儿子的意外死亡和他本人的去世到底发生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另一个高尔基》在早先不为人知的材料和文件的基础上填充了苏联时期关于高尔基的神话式传记留下的大量空白,但还是将高尔基作为预言家和关于“大写的人”的新宗教的创造者来呈现的,也详细描写了传主与自己那个时代最熟悉的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列夫·托尔斯泰、伊翁·喀朗什塔茨基、弗拉季米尔·列宁、约瑟夫·斯大林、亚戈达、季诺维耶夫等等。书中还收入大量未发表过的照片。
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是个怎样的人呢?要知道她是喜欢阿列克谢的。而且她也不姓卡希林。她姓穆拉托娃。她心地善良,是名圣徒。老师傅格里高利忠告阿列克谢要依靠她。
高尔基在打造外祖母形象的神话时,格外小心细致,充满了深情厚谊。因此,他作为一名艺术家,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越了自我。在小说《童年》的所有人物中,她最具柔情和诗意,在高尔基的文学创作中,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人物形象。有了这篇小说,即便他不再写其他作品,这位天才作家同样也会跻身世界文坛,不过这部杰作就会成为一个极为难解的谜团——不仅是艺术上的,而且是心理上的。
她的外表具有某种多神教的“蒙昧”特征。难怪家里人管她叫“老妖婆”。
“老妖婆,看你生的这群野兽!”
这句话是瓦西里·卡希林厉声说出的,当时亚科夫和米哈伊尔就在饭桌上有失体统地大吵大闹起来。我们可以不去关注外祖父的这声怪叫,而简单地把它理解为,这是被激怒的一家之主随口骂出的一句粗话。然而《童年》是一部充满了林林总总的“符号”、暗示和象征的小说,其中几乎不存在随意的偶发现象。因此我们就得思考一下:外祖父瓦西里为什么会责怪自己的老伴是造成家庭破裂的祸首。只因为她是“娇惯者”(用瓦西里的话来说),她赞同把卡希林家族的产业分给孩子们?可为何要说“老妖婆”和“野兽”呢?这是《童年》的另一个谜团,如果不把它解开,那么这部小说中就有许多地方令人困惑不解。
我们可以给自己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在瓦西里·卡希林(虽说他有点吝啬,但却是诚实的、忌酒的、勤劳的、敬畏上帝的人)的家庭里怎么会出现如此缺乏理智的孩子们?亚科夫和米哈伊尔两兄弟都是嗜酒之徒,而且总是厮打。既不听话,也不关心家事的女儿瓦尔瓦拉在失去第一个丈夫以后,就把小孩丢给了父母,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对孩子一点也没有尽责。
“孩子们都不成器,不管从哪方面来看,”外祖父抱怨说,“我们的精力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和你都想把他们装到筐子里,可上帝却偏偏交给我们一个坏筛子……”说到孩子们的种种缺点时,他又把母亲给数落了一通:“都是你把他们给惯的,惯成了一群小贼,都是你娇惯的!你这个老妖婆!”
如果用阿廖沙的眼光看外祖母,那么她着实是照进窗户的光明,世界的良心,不啻为尘世间的圣母,这是可以理解的。对阿廖沙而言,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外祖母是他童年所接触到的第一处,或许也是唯一的一处“温暖”之地,尽管他的心灵已经受到了无法愈合的创伤。这甚至不是爱,而简直就是拯救,——在这冷冰冰的,缺乏关爱的世界中,小男孩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要死亡。自从有了孩童那模糊不清的自我意识起,他的周围就布满了尸体,阴森森I的。死去的父亲装殓在棺材里,还有死去的弟弟。甚至就连船上的母亲——从阿斯特拉罕开往下诺夫哥罗德的船上——看起来也是一副虽生犹死的样子: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总是躲着我们(指阿列克谢和外祖母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本书作者注)。她——母亲,总是沉默不语。她身躯高大而匀称,结实的脸膛黑黝黝的,梳有辫子的淡色头发犹如沉重的王冠盘在头上——她的整个身体显得硬朗而有力……
小阿廖沙对生活的最初印象是:
在昏暗而狭小的房间里,我的父亲躺在窗下的地板上,他穿着白衣裳,身子显得特别长;他那双赤脚的趾头奇怪地张开着,可亲的双手安详地叠放在胸脯上,指头也弯曲着;那双快乐的眼睛被两枚圆圆的黑铜钱严严地盖着,和善的脸黑黝黝的,难看地龇着牙,样子怪吓人的。 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阴雨绵绵的天气,基地上空旷的一角;我站在光滑的黏土小丘上,看着父亲的棺材放入了坑穴;坑底积了好多水,还有几只青蛙,——有两只已经跳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墓穴旁有我,外祖母,浑身湿漉漉的墓地看护人和两名手拿铁铲、满脸不高兴的乡下人。温暖的雨水像一串串细小的玻璃珠似的纷纷落了下来,把我们都浇湿了……
“埋吧。”说完,看护人就走开了。
外祖母哭泣起来,用头巾的一角捂住脸。两个乡下人弯下腰,急忙往墓穴里填土,坑里发出吧嗒吧嗒的溅水声;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了下来,开始往坑壁上跳,一铲铲土块把它们打落到了坑底。
《童年》通篇充满了复杂的象征符号。在父亲的棺材上有两只青蛙,它们遭到了灭顶之灾。后来当殓有弟弟尸体的小棺材被抬出船舱时,阿廖沙·彼什科夫在船舷上又回忆起它们。阿列克谢向一名水手讲述了这两只不幸的青蛙,而那名水手却对他说:
“用不着可怜那些青蛙,上帝会保佑它们的!倒是可怜可怜你的母亲吧,——痛苦把她折磨得真够戗!”
父亲、弟弟,甚至青蛙都被上帝给“召回去”了。接下来,他就该“召回”母亲、弟弟科里亚和继父了。阿廖沙·彼什科夫之所以后来留在了人间,只是因为外祖母的缘故,她“一下子就成为我终身的朋友,成为我最贴心的人,我最了解、最珍贵的人,——她对世人的这种无私的爱丰富了我,使我获得了坚强的力量来面对艰辛的生活(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如果没有她,他就全然没有生活的力量。
外祖母对阿廖沙来说不仅担当起母亲的角色,而且还成了他在人世上的唯一支柱——上帝把他扔到人世间,让他遭受多舛命运的随意摆弄。阿列克谢不喜欢这个上帝,“外祖父的上帝”,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梅列日科夫斯基把这个上帝称做魔鬼,但这是不对的。外祖父的上帝是真正的,也是真实的上帝。小男孩感觉到世上有上帝的存在,但他感到上帝委屈了他。不管是否有意为之,高尔基反正在《童年》中利用伊凡·卡拉马佐夫关于“小孩子的眼泪”的话大做文章,伊凡因为这滴眼泪而准备把进入天国的门票“恭恭敬敬地”退还给创世主。只不过《童年》中的这个男孩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角色。他犹如第三只青蛙,被扔了进去,不过不是积水的墓穴,而是装有酸奶油的细颈罐子,就像民间寓言所说的那样,此后就得在一片冰凉的异质空间里不停地搅拌下去,直到它变成黄油为止,而且其间还不能让它溢出来。
可他有足够的力量吗?
力量来自外祖母。
她“就像大地一样”。
关于外祖母形象的神话大抵如此。虽然鲜活,但却是神话。那么现实中的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的任务并不是要破除神话——更何况是如此充满诗意的,亦即具有艺术内涵的神话,而是要探究马克西姆·高尔基那颗非同一般的心灵的根源(依照科尔涅依·楚科夫斯基的观点,他有“两颗心灵”),对其心灵的形成产生影响的并不是作家后来创造的外祖母形象,而是活生生的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卡希林娜。
首先,她是个酒鬼。P32-35
打开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另一个高尔基》(原名直译为《高尔基》),它是俄罗斯出版史上的一套历史悠久的丛书“名人传记”中的一种。这套以俄罗斯和世界各国著名思想家、活动家为传主的传记丛书,最初由俄国出版家弗·帕夫连科夫(1839—1900)筹划,自1890年起在彼得堡陆续出版,十月革命前共计出书一百九十八种,其中包括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和列夫·托尔斯泰等著名俄罗斯作家、批评家的传记六十余种。后来由于历史风云变幻,丛书的出版中断多年,直到1933年高尔基从意大利最后回国,提议继续出版这套曾经有过广泛影响的丛书,“名人传记”才得以延续下来。起初承担这一出版任务的是苏联报刊联合出版社,从1938年起,丛书由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统一出版,至2010年底已累计出版各类名人传记一千三百余种。
当代俄罗斯批评家帕·瓦·巴辛斯基的这本传记,是为着纪念高尔基(1868—1936)逝世七十周年而撰写,于2006年出版的。七十年来,描述高尔基生平的书籍已有多种问世,而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的专著更是汗牛充栋,因此人们难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巴辛斯基的这部著作究竟有何新意?进入这本书的阅读,我们就会发现,著者没有像一般传记作家那样,严格地沿着高尔基生活历程的自然顺序,如同编年史般地再现他的生平经历,而是显示出独特的观照视角。注目于高尔基的精神世界,致力于挖掘他的整个性格和命运之所以如此形成和出现的心理的、思想的根源,成为巴辛斯基这本书的一大特色。这一特点表明,著者显然是认同并实践了黑格尔和柯林武德的观点——前者曾主张以精神发展的线索来叙写历史,后者则更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于是,尽管读者依然可以顺着著者的描述,大致把握到高尔基一生的活动轨迹,但频频出现在书中的穿插、跳跃、回溯和联想,以及作为所有这些“插笔”之依托的历史文献、档案资料、作品文本、来往书信、谈话记要、各类文章、回忆录片断,乃至一则报刊上的新闻、一份电报、一张便条、某一书刊篇页边缘空白处的一行批注等,却不时地打断这一纵向的叙事脉络,把读者引入高尔基的某些见解、某一倾向、某种心理或情感开始萌芽、逐渐形成或发生变化的具体情境中。如该书第5章“力量与荣誉”写到高尔基和布宁的关系,从20世纪初高尔基开始主持彼得堡“知识”出版社那一时期谈起,却没有局限于叙述这两位作家在当时的交往,而是突破了历时性叙事的框架,联系1920年布宁出国后所写的《该死的日子》中关于高尔基的评说文字,随后他在俄国流亡者报刊上陆续发表的多篇谈及高尔基的短评,一直到高尔基逝世后布宁随即写下的《回忆录》(巴辛斯基称之为独特的“讣告”),以及1933年布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俄国流亡知识界对这一现象的评价,等等,笔意纵横地漫谈两作家交往史中的若干要害之处,从而既恰到好处地勾勒出这一交往的基本轮廓,又画出了高尔基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在紧接着这一章之后的第6章“友谊和敌意”中,巴辛斯基又把读者拉回到20世纪初,仿佛返回到了全书的主线上。在这里,他要讲述的是高尔基和另一位俄罗斯作家安德列耶夫的来往。不过,著者仍旧没有按时间顺序进行历时性书写,一如他谈论高尔基与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夏里亚宾、勃洛克等人的关系那样。整部传记犹如纵横交错、粗疏有别的枝叶构成的一株浑然天成的繁茂大树,在巴辛斯基的看似随意剪辑、芜杂零乱的文字中,高尔基的思想史、心灵史获得了较为清晰的呈现。
著者试图如实地描画出高尔基的精神风貌,但又深知这位伟大作家漫长的一生中存在着许多长期以来未能搞清的“秘密”和问题。比如,究竟是什么样的动因促使当年的阿列克谢·彼什科夫(高尔基的原名)走上了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道路?为什么这位后来享有盛誉的作家在自己的青年时代曾有过一次未遂的自杀?他早早就获得了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列夫·托尔斯泰生前都不曾领受过的那些来势凶猛、轰动一时的荣誉,其原因究竟何在?1921年,这只在20世纪初就呼唤暴风雨降临的“革命的海燕”,为什么断然离开革命取得了胜利的祖国?他又为什么一再拖延,迟迟没有回国,在国外滞留了十二年之久?那位多才而神秘的、被称为“铁女人”的玛利亚·布德伯格(穆拉)在高尔基的命运中到底起过什么作用?高尔基唯一的儿子和他本人究竟在怎样的情势下去世的?……巴辛斯基正是以诸如此类的问题为切入点,展开了一幅幅历史画卷,力求探明高尔基漫长生涯中的一个个关键问题,从而在总体上勾画出作家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虽然由于当年的某些当事人颇有先见之明的反追踪意识,许多第一手资料早已经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致使巴辛斯基无法清楚而完整地揭示出所有问题的真相,但是,那些保存在同时代人的言论、文字和记忆中的一切,彼此呼应,相互映照,却足以显示出整个时代氛围和一个个问题的症结所在,使人们能够透过重重的历史烟云,经由那一特定时代的遗留话语,发现制约高尔基思想和命运的各种因素,在个性与环境的复杂联系中“回访”那个时代,并进行深入思考。可以说,巴辛斯基的这部著作正是以对诸多问题的提出、辨析、思考和探讨为基本线索,建立起整个论述结构的。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力求以历史真实本身为据来回答与澄清种种问题和困惑,成为这本新传记的又一重要特点。
这本高尔基传记的著睹巴辛斯基1961年出生于伏尔加格勒,曾先后就读于萨拉托夫大学外语系和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1986年以论文《高尔基与尼采》通过答辩,获得副博士学位,毕业后留高尔基文学院工作十年,现任职于俄罗斯《文学报》,为该报俄罗斯文学部专职评论员。他已出版《情节和人物》(1993)、《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第一移民潮中的俄罗斯文学》(1999)、《列夫·托尔斯泰:逃离乐园》(2010)等著作多部,并有多篇论文在俄罗斯重要文学期刊上发表。巴辛斯基还是权威性的“科学院版”多卷本俄罗斯文学史之一《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1890—1920年代初)》(2000,2001)中的高尔基专节的执笔者。在评介高尔基不同时期的思想和创作时,他善于紧密联系当时和以后的诸多批评家的不同见解,在和这些评论观点的“对话”中阐明自己的意见,从而不仅揭示出对高尔基的“接受的历史性”,也使读者能够在广泛接触各家评论观点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启发。这样的学术背景和深厚积累,决定了他不仅能够在这部关于高尔基的新传记中提供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而且能提出自己的一系列新颖而独特的见解。例如,由于巴辛斯基的描述,我们得以知晓:高尔基这位直到三十岁时还“几乎不懂正字法”的自学成才者到了晚年,竟然能够和普希金专家尤·奥克斯曼、生物学家巴甫洛夫、东方学家谢奥尔登堡、象征主义诗人和理论家维·伊凡诺夫等高水平的学者轻松自如地交谈,而最初在俄文正字法方面给他以具体帮助的恰恰是当年《萨马拉报》的校对员、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叶·巴·沃尔任娜(彼什科娃);青年时代他膂力过人,常忙于搬运一袋袋沉甸甸的面粉,然后径直坐到这些袋子上阅读叔本华的深奥著作,而这个健壮的面包作坊工人也就是后来那位在俄罗斯历史发生剧烈变动的岁月里一面咯血,一面逆着时局试图拯救文化的老人。在巴辛斯基看来,任何一位俄罗斯作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像高尔基那样为活着的文学家们做过如此之多的事情,从来也没有哪一位作家像他那样善于珍视“别人的”作品。但是,著者始终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将高尔基单一化、符码化或脸谱化,而是力图揭示出作家的复杂个性和真实人格。他指出:高尔基具有现代解体时代和广义颓废时代的人格,在他身上存在着许多矛盾,而其中最重要的矛盾之一就是诗人与哲学家之间的矛盾;他总说自己是“异教徒”,而且一生都喜爱那些不惜以自己的不幸和死亡为代价,把不安分的精神带到生活中来的“异教徒们”,这就使他在不同的圈子中常常觉得自己是“外来人”、“过客”,他常有的精神感受是身处一片旷野上,“在并非无人的旷野上”。巴辛斯基认为,高尔基的这种内在精神,又使他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接近起来,这也就是著者把高尔基和加缪笔下的那位不断推巨石上山的西绪弗斯进行比照的原因所在。
通读这部传记,可以清楚地看到,巴辛斯基显然不赞同以任何一个概念、术语或“头衔”来对高尔基及其思想和创作进行定位,而事实上,以往虽然有不少评论者有过这样的尝试,但却总是难以自圆其说。巴辛斯基认为高尔基从来就不是属于某一派别或某一阶级的。他怀抱着人道主义思想,但是,这种人道主义却有其独特的内涵与实质:它既是文艺复兴时代要提升作为被造物的“大写的人”、将其与造物主并列的那种意向的现代回声,又是对歪曲和禁锢“大写的人的思想”的一切方式和企图的断然反叛,并且经过了尼采悲剧哲学的变容而达到了某种极端的形式。巴辛斯基敏锐地注意到了高尔基思想的发展变化,甚为准确地指出:1905年1月9日“流血星期日”的景象和1905至1907年间的残酷事件在许多方面改变了高尔基对革命、对人民参加革命的可能性的看法。正是这一转变使得作家的整个思想与创作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十月革命爆发、人们卷入你死我活的较量之中时,他却感到眼前发生的一切和自己信奉的作为“集体理性”的社会主义理想发生了极其尖锐的矛盾,于是便“不合时宜”地呼吁各阶层人们、党派和组织为了“文化建设”而实行广泛的联合;在异邦漂泊十几年后\也是为了这种“集体理性”,他不惜牺牲自己的自由回到国内,要同斯大林做一场一争高下的“精妙”游戏;然而,他直到最后也仍然没有能够真心实意地接受一种无可争辩的事实,即他的理想的现实体现正在导致对个性自由的扼杀。巴辛斯基断言:高尔基根本不是斯大林的牺牲品。更确切些说,他是自己命运的逻辑、自己的“反抗神祗”的理性的牺牲品。这些评说和判断,广大读者未必都能完全赞同,但是它们将引发人们对于高尔基的个性和意义、对于知识分子在俄罗斯的命运、对于20世纪人类生活中出现的许多类似现象的沉思,这是确定无疑的。
作为一部作家传记,巴辛斯基的这本书并不承担对高尔基的全部作品进行一一解读的任务,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著者在勾画作家的精神探索历程时,每每联系他不同时期的创作,在两者的联系和映衬中凸显他的心灵轨迹。著者在此书中不仅论及高尔基的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多篇流浪汉小说、剧本《底层》、小说《母亲》、自传体三部曲等这些为我国读者所熟知的作品,也努力从《三人》、《马卡尔生平一事》、《忏悔》、《老板》和《回忆列夫·托尔斯泰》等著述中发掘作家思想的源头、动向或演变,顺带对这些作品进行了阐释。巴辛斯基还很有见地地指出:从1921年出国到20年代末,高尔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以至于无论是严厉的俄国流亡批评家费·斯捷蓬、德·米尔斯基、格·阿达莫维奇,还是最挑剔的苏联本土批评家维·什克洛夫斯基、科·楚科夫斯基等,都一致给高尔基这一时期的作品以高度评价。不过,著者只是简略提到了《日记片断》、《1922—1924年短篇小说集》以及《论俄国农民》等高尔基写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却未能对其作出具体评介;对于在高尔基的全部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也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发展的《奥库罗夫镇》、《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和晚期重要作品《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等,书中也未能论及。这或许会使读者稍觉遗憾。与此相对应的是,这本传记中论述十月革命后高尔基的经历和思想的内容只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也给人以某种结构不平衡之感。
当然,这一切并不妨碍巴辛斯基撰写的这部传记获得成功。著者以近十年时间的潜心研究、慎重落笔而完成的这本书,确实是画出了为许多读者(特别是我们中国读者)所不熟悉的“另一个”高尔基的形象。但是,这“另一个”高尔基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就是真正的高尔基。相信广大读者能够通过阅读这本书,认识这“另一个”、也就是真实的高尔基,并最终走出以往长期的庸俗社会学评论给我们所造成的认识误区。 另外,书中的某些评说和判断只是这位作家的一家之言,并不代表译者和出版者的观点,所以对于读者来讲仅仅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相信读者自会识得。
2011年初于南京
“您是一位无边的人!”米·普里什文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曾这样赞扬他。这既是最高的赞誉,同时又是对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句名言的暗示,这句名言是:
俄罗斯人的胸怀是多么广阔啊!我真想把它变窄一些。
高尔基是一位胸怀无边的、无法被完全理解的人。我们说的是他具有不可思议的、几近幻想的广博的知识,广阔的交际范围,与同时代人广泛的通信联系以及对他自己少年时代起就决定“不与合作的”周围世界的巨大影响力。
本书作者在《文学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过一种乍看起来不可信的高尔基本人出身的说法。想象一下吧,高尔基不完全是人。是的,他这位“大写的人”的崇拜者自己就是另类的出身。想一想吧,他是比我们的世界更为发达的另一个世界的使者,他“出差”到地球的目的是化身为人,并在内部研究人的天性。
这就是他对“大写的人”有强烈兴趣的原因,他感兴趣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人的本质。这就是他为什么不理解人怎么会这样生活,互相折磨,相互争斗,并因为自己而不断受苦的原因。这对他来说是不习惯的。
化身为人的过程进行得颇为疼痛。他曾多次想通过自杀从凡间的面目中“解脱出来”。但是,“出差”就是“出差”,而他所在星球上的大学者们极为严厉地命令:在没有弄懂人的本性之前不要抛弃人的面目。
最后,他终于忍耐不住并开始干预人的生活了。伟大的理智和迅速获得的广博的知识使他成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领袖,他曾在《丹柯传奇》中描写过这一领袖的形象。他曾漫游于他“被抛入”其中的国家——俄罗斯,他认真地研究俄罗斯,并爱上了俄罗斯。
作为人形的他有一些怪诞特点:感觉不到肉体的疼痛,具有非人的工作能力,过于经常地摆弄自己的外貌(其大量照片都见证了这一特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使他彻底失去了对人类理智能力的信心。这是他多年“出差”的最“痛苦的”总结。在他的“出差”中他一直用自己的文学创作作为报告,最后他将这份“报告”留给了人们……
当他被“放开”之后,他感到多么轻松啊!当他在回家的路上投入无边无垠的宇宙之前,他是怎样自由地,像舒展翅膀一样地舒展自己的双臂的呀!他的灵魂是多么自由啊!
但是,才走到半路他又思念起地球和人们来了。他在他们中间生活得太久了,他已经习惯他们了,习惯这些“衣衫褴褛的鬼们”了……
在他最终“回家”之后,那个星球的大学者们都聚在一起问他:
“见到‘大写的人’了吗?”
“是的……”
“他怎么样呀?”
“噢!”他充满激情地嘟囔道。“太雄伟了!这说起来很骄傲!这就是我,你,穆罕默德,拿破仑——我们大家合在一起!,'
“他看上去怎么样?”
他只是叹了一口气,像话剧《底层》中的萨金那样在空中比画了一个怪诞的图形。
“你怎么了,老弟?”大学者们问,“你变得不像你自己了。你的眼睛里流出的是些什么液体呀?”
“人们管这叫‘眼泪’。”他痛苦地回答道,然后合上自己的翅膀,离开了这些大学者们。
高尔基是俄罗斯名作家中最耀眼的一颗星,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亮度、密度和影响力,对于传记来讲,他是最为复杂的传主……总之,这部传记是历年来最好的。
——叶夫格尼·多布连科,俄罗斯权威语文杂志HJIO
巴辛斯基的《另一个高尔基》则因为提供了许许多多以前的高尔基传记中不可能有的资料,并作了以前的研究者们所不可能做的深刻分析,而能够较成功地向读者们展示出高尔基那独特而鲜活、丰富而复杂的个性。
——余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