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精选著名史家张荫麟、吕思勉的著作中的经典内容,分十六讲叙述了从上古时代直到近代的中国历史。文笔洗练,生动活泼,在述事的同时重点叙述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性格,同时又富有思想内涵和理论深度。从中可以领略名家讲史的恢宏气度。
本书中第九讲之前的内容选自张荫麟先生的著作,第九讲以后的内容选自吕思勉先生的著作。编辑过程将吕著部分原文由章变节,几节又合为一讲。讲之题目为编者自拟,但节中文字,除错讹之处外,一仍其旧。为保持原貌,对“满族占据中国”等表述也未做改动,相信读者自能明晓。张著部分只是将章改讲,题目、内文一仍其旧。
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广东东莞人。自1923年,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自1934起,先后在清华、西南联大、浙大任教。1937年,受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之托,撰成《中国史纲》,以选材精审、结构谨严、文笔优美,备受学界赞誉。此外,在科技史、宋史、清史、历史哲学诸领域,亦多创见。他与同时代文史哲界优秀学人多有交往,商量学术,极获推崇。他主张理想的历史写作应具备两个条件:正确充备之资料,及忠实之艺术的表现,并特别为通史撰述制定“笔削”与“综贯”的标准。他继承自司马迁以来的中国史学传统,又能汲取西方历史哲学的经验,是20世纪“史界革命”的中坚人物。
吕思勉(1884—1957),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他的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就说过:“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本书精选著名史家张荫麟、吕思勉的著作中的经典内容,分十六讲叙述了从上古时代直到近代的中国历史。文笔洗练,生动活泼,在述事的同时重点叙述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性格,同时又富有思想内涵和理论深度。从中可以领略名家讲史的恢宏气度。
本书中第九讲之前的内容选自张荫麟先生的著作,第九讲以后的内容选自吕思勉先生的著作。编辑过程将吕著部分原文由章变节,几节又合为一讲。讲之题目为编者自拟,但节中文字,除错讹之处外,一仍其旧。为保持原貌,对“满族占据中国”等表述也未做改动,相信读者自能明晓。张著部分只是将章改讲,题目、内文一仍其旧。
我们在上文叙述奴隶的生活时,保留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奴隶和农业的关系是怎样?换句话说,大多数农民的地位是怎样的?关于这一方面,记载很残缺,现在可得而说的多半是间接的推论。我们可以悬想,周朝歼国之初,无数战胜的族长分批地率领子弟来到新殖民地里,把城邑占据了,田土瓜分了,做他们的侯伯大夫,他们于所占得的田土当中留出一小部分,直接派人去管理,收入完全归他们自己,这种田便是所谓“公田”;其余大部分的田土,仍i日给原来的农夫耕种,却责他们以粟米、布缕和力役的供奉;他们的佃耕权可以传给子孙却不能转让或出售给别人。这种田即所谓“私田”。大部分的公田当是由耕私田的农夫兼尽义务去耕种的。他们“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但也有一部分“公田”是由奴隶去耕种的。所以西周的《大克鼎》铭文里记周王赏田七区,其中有一区注明“以厥臣妾”。但由此亦可见奴隶附田的制度在两周已不很普遍了。耕私田的农夫皆是所谓“庶人”。他们的地位是比奴隶稍微高贵些:但他们的生活殊不见得比奴隶好。粟米和布缕的征收同有定额,但不会很轻;什一之税在东周末年还是可望难即的理想。除正税外遇着贵人家有婚嫁等喜事他们还有特别的供应。力役之征更是无限的。平常他们农隙的光阴大部分花在贵人的差使上。若贵人要起宫室、营台榭、修宗庙或筑城郭,随时可以把他们征调到在鞭子底下做苦工。遇着贵人要打仗,他们得供应军需,并且供献生命。遇着凶年饥馑,他们更不如奴隶的有依靠,多半是“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
西周传下来的《七月》一首民歌描写豳今陕西郡县地农民的生活很详细。根据这诗,可以作一个农民的起居注如下:正月把农器修理。二月开始耕种,他的妻子送饭到田里给他吃,督耕的“田唆”也笑嘻嘻地来了。同时他的女儿携着竹筐到陌上采桑。八月他开始收获,同时他的女儿忙着缫丝,缫好了,染成黑的、黄的,还有红洒洒地预备织做公子的衣裳。十月获稻,并酿制明春给贵人上寿的酒。农夫们把禾稼聚拢好,便到贵人家里做工,白天去采茅,晚上绞绳。是月酹神聚饮烹宰羔羊;大家到贵人堂上献酒,欢呼万岁。十一月出猎,寻觅狐狸,为着贵人的皮袍。十二月农夫们会同受军事训练。是月把养肥了的猪献给贵人,又把冰凿下,藏好,预备明年春夏天贵人需用。
《七月》这首歌是贵人用作乐章的,自然要合贵人的口味。诗中的农夫是怎样知足安分地过着牛马生活。但农夫和别的庶民也有不安分的时候,假如贵人太过忽略了他们的苦痛。第一讲里已经说过,周朝的第十个王,厉王,就因为久积的暴虐,被民众驱逐出国都,失却王位。和厉王同命运,甚至比他更不幸的封君不断地见于记载。举例如下:前六三四年,当晋、楚两强交争的时候,卫君冈为得罪了晋国想转而亲楚。但卫国离晋较近,亲楚便会时常招惹晋人的讨伐。在这种当儿,首先遭殃的便是人民。他们即使幸而免于战死,免于被俘,他们回到家中,会发现禾稼被敌人割了,树木被砍了,庐舍被毁了,甚至井也被塞了。因此,卫君的亲楚政策是和卫国人民的利益根本冲突的。他们听到了,便大闹起来,把卫君赶到外国去了。同类的事件有前五五三年蔡国的公子燮因为想背楚亲晋给民众杀了。蔡是邻近楚的。经过这些事件的教训,所以前五七七年,陈侯当外患紧急时只好把国人召齐来,征求他们的意见,来决定外交政策。因直接残虐人民失去地位或性命的封君,为例更多。前六○九年,莒君因为“多行无礼于国”被他的太子率领民众杀了。前五六一年,畿内的原伯,因为现在已无从知晓的暴行弄到民不聊生,被民众赶走了。前五五九年,另一位莒君冈为喜欢玩剑,每铸成一把剑便拿人民来试;又因为想背叛齐国;被一位大夫率领民众赶走了。前五五。年,陈国的庆氏据着首都作乱,陈侯率兵来围,庆氏督着民众修城。是时,城是用土筑的,筑时用板夹土。督工的看见一两块板倒了,便把旁边的役人杀死。于是役人暴动起来把庆氏的族长通杀了。前四八四年,陈大夫某,因为陈侯嫁女,替他国人征收特税;征收的太多,用不了,他把剩下的为自己铸了一件钟鼎之类的“大器”。后来国人知道,便把他赶走了。他走到半路,口渴,同行的一位族人马上把稻酒、干粮和肉脯献上,他高兴得了不得,问为什么这样现成?答道:大器铸成时已经预备着了。
上述厉王以后的民变,全发生在前六世纪当中和附近。这些见于记载的暴动完全是成功的,影响到贵人的地位或生命的,其他失败而不见于记载的恐怕还有不少。这时候民众已渐渐抬头,许多聪明的卿大夫已认识民众的重要,极力施恩于他们,收为己助,以强其宗,以弱公室,甚至以得君位。例如当宋昭公前六一九至前六一一年昏聩无道的时候,他的庶弟公子鲍却对民众特别讲礼貌。有一回宋国大闹饥荒,他把自己所有的谷子都借给饥民。国中七十岁以上的人他都送给食物,有时是珍异的食物。他长得很美,连他的嫡祖母襄夫人也爱上了他,极力助他施舍。后来襄夫人把昭公谋害了,他便在国人的拥戴中继为宋君。又例如齐国当景公前五四七至前四九二年的时候,当公室底下的人民以劳力的三分之二归人公室,而仅以三分之一自给衣食的时候,陈氏却用实惠来收买人心。齐国的量器,以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十釜为钟。陈家特制一种新量,从升到釜皆以五进,仍以十釜为钟,借谷子给人民的时候,用新量,收还的时候,用旧量。陈家专卖的木材,在山上和在市上一样价,专卖的鱼盐蜃蛤,在海边和在市上一样价。这一来民众自然觉得陈家比公室可爱。后来陈氏毫无阻力地篡夺了齐国。此外如鲁的季氏,郑的罕氏都以同类的手段取得政权。
上文所说参加叛变和被强家利用的民众自然包括各色的庶人。当中自然大部分是农人,其余当有少数商人和工人。庶人和奴隶的重要差别在前者可以私蓄财物,可以自由迁徙。但农人实际上很少移动,除了当饥荒的时候,虽然在前六世纪时人的记忆中,有“民不迁,农不移”的古礼。这似乎不是绝对的限制,礼到底与法禁有别。P22-24
进入21世纪,中国迎来了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经济的崛起,要求中国文化、精神的复兴。回顾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技等一直领先世界,直到19世纪末。
在19世纪末年以来兴起的以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民族振兴运动中,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世界末日”,几乎被彻底否定。然而,全盘西化并没有带来民族的复兴。
痛定思痛之后,一些西化的代表人物纷纷回归,用比较理性、客观的态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19世纪20年代,国内兴起了“国学”热潮。一时间,大批研究传统文化的书籍得以出版。
今天,我们面临千年不遇的大变局,民族文化的复兴,是重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需要,是中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思想文化基础。可以说,没有传统文化的积累和熏陶,中国很难在文化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对此,中央领导同志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胡锦涛同志多次要求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并坚持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带头示范。温家宝同志说:“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醇厚中和、刚健自强的人文品格和道德标准,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影响,也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它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习近平同志说:“优秀传统文化书籍作为古今中外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文化典籍蕴涵着做人做事和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国学经典藏书》根据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为读者展示大师们的著名成果。这些可贵的文化精品,是承续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火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读者从中可以体味大师们的文化追求,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培育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
《国学经典藏书》立足于:
一、为大中学生及传统文化爱好者提供权威、实用、通俗的普及性读本;
二、为研究人员提供学术积累和参考资料;
三、为广大领导干部提供治国理政的决策参考、修身养性的行动指南。
本丛书尽可能地选用最初的版本,以保留学者大师著作的原貌。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原版本中尚存在一些错讹之处,对其中确系误写、错排的个别文字,参照其他版本和部分学者研究成果,确有把握者,予以改正。为了方便年轻的读者,本套丛书采用横排简体字,并作了标点整理。编选这样国学精品,一定尚有疏漏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指正。
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广东东莞人。自1923年,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自1934起,先后在清华、西南联大、浙大任教。1937年,受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之托,撰成《中国史纲》,以选材精审、结构谨严、文笔优美,备受学界赞誉。此外,在科技史、宋史、清史、历史哲学诸领域,亦多创见。他与同时代文史哲界优秀学人多有交往,商量学术,极获推崇。他主张理想的历史写作应具备两个条件:正确充备之资料,及忠实之艺术的表现,并特别为通史撰述制定“笔削”与“综贯”的标准。他继承自司马迁以来的中国史学传统,又能汲取西方历史哲学的经验,是20世纪“史界革命”的中坚人物。
吕思勉(1884—1957),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他的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就说过:“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本书精选著名史家张荫麟、吕思勉的著作中的经典内容,分十六讲叙述了从上古时代直到近代的中国历史。文笔洗练,生动活泼,在述事的同时重点叙述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性格,同时又富有思想内涵和理论深度。从中可以领略名家讲史的恢宏气度。
本书中第九讲之前的内容选自张荫麟先生的著作,第九讲以后的内容选自吕思勉先生的著作。编辑过程将吕著部分原文由章变节,几节又合为一讲。讲之题目为编者自拟,但节中文字,除错讹之处外,一仍其旧。为保持原貌,对“满族占据中国”等表述也未做改动,相信读者自能明晓。张著部分只是将章改讲,题目、内文一仍其旧。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漏注及错误之处恐所难免,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胡锦涛
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醇厚中和、刚健自强的人文品格和道德标准,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影响,也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它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温家宝
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包括历史经典、文学经典、哲学经典、伦理经典等多个方面。领导干部要通过研读历史经典,看成败、鉴是非、知兴替,起到“温故而知新”、“彰往而察来”的作用;通过研读文学经典,陶冶情操、增加才情,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通过研读哲学经典,改进思维、把握规律,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通过研读伦理经典,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辨善恶,培养健全的道德品格。总之,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习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