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孚——香港文学界的伯乐，金庸梁羽生武侠小说的催生婆，大陆文人眼中的两栖作家，董桥风靡大陆的推手。

《香港人和事》是罗孚邀请二十多位能文之士写下了他们怀念中的香港人与事，这些故事的描述唤醒的不仅是那代人深藏的记忆，也使后来者理解历史平静之下的曲折与生动。

一九九七年，在香港从事文化活动超过半个世纪的罗孚，邀约二十多位香港作家，写下他们怀念中的人和事，所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且都是名家写名家，不作虚构，但在表现的方式上，个别可能像小说，原则上还是实事求是的写实。

有些东西原来都存在在我们的历史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时间令人遗忘，但也是时间提醒我们记住历史，令我们有了记忆。

编者的话

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

话说金庸

一段护书往事——记陈君葆先生

吾家翁——记陈梦因

“云姊姊”和《新儿童》

复观先生与香港

梁厚甫首创怪论

素描黄永玉

统战高手费彝民

嘉道理勋爵二三事

“人间国宝”饶宗颐

香港半世忆群师

我的早年广播生涯

巴金在香港发表《随想录》期间一批信件注释

往事模糊芦花岸——香港九华径的一些回忆

记邓尔雅先生

李先生的迷宫

我的义父和老师林风眠

那天晚上

香港的红酒

说不完的马照跑

狗尾续貂话古龙

旧信封藏逐客令

少芳的故事

李秉仁办《书谱》

钱穆先生——忆旧游之一

《香港人和事》后记

《香港人和事》重要启事

梁羽生

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

正文之前的闲话

金应熙似乎是一位颇有争议性的学者。比如说他是否“背叛师门”，又比如说他在学术上的“定位”等。

但有一点应无异议，他是地道的“港产”学者。中学读的是“名牌”的英皇书院。在香港高中会考中名列榜首；大学读的更是港人公认为最高学府的香港大学，年年都考第一，获奖学金。用“港话”来说，即Made in Hong Kong，货真价实。

或曰：“货真”我无异议，他确是“香港制造”的“好嘢”！但说到“价实”呢——尚无“定价”，“价实”又从何说起？

这是内行人的话。金应熙在学术领域涉猎之广，收获之多，单以史学而言，正如“金门”大弟子陈华(暨南大学退休历史系主任)所说：“几十年来，他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哲学史、印度哲学史、中俄关系史、东南亚史、华侨史、菲律宾史、香港史等许多领域都写下大量论著，作出重大贡献。”且还有外文专著《中国古代史纲》、《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等等。但方面虽广，却又似乎都未达到“成家”的地步。

但也并非全无定评，最少在“香港学”方面，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纵然说到“成家”，言之尚早。整个“香港学”都还是“新生事物”呢。这里顺便说说“香港史”和“香港学”这两个名词。“香港史”是总称，包含有研究香港的各门专史在内(经济史、社会史、政制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化史、教育史等)。这些多元化的发展，就构成了今天的“香港现象”。香港学是研究“香港现象”的一门学问，它和香港史的研究范围一致。这是依据“历史编纂学”所作的注释。若就一般人的观念来说，把“史”只限于“历史事件”的话，前者的范围就窄得多了。不过对金应熙来说，不管“通史”也好，“专史”也好，每一方面，他大概都可以应付裕如。尤其在香港经济史方面。这有《香港概论》可以作证。

他生前有许多衔头，最后一个衔头是《香港概论》的编撰员。

“香港为何这样香？”自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以来，许多学者都在探讨“香港起飞的奥秘”(借用中国早期的“香港学”学者黄标熊、梁秩秋编著的一本书名)，香港在战后的经济发展很快，经过五十年代的恢复期，六十年代的工业大发展，到了七十年代，就几乎全面起飞了(多元化和现代化)。种种“奇迹”，令人目为之眩。一般人对“香港现象”的着重点，也在经济发展方面。

《香港概论》分上下卷，上卷集中在经济方面，主要的编撰员就是金应熙。下卷(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出版时金应熙已去世。编后记最后一段说：“在本书下卷编撰完成的时候，我们特别怀念为《香港概论》的编撰工程鞠躬尽瘁的金应熙教授。金教授是国内和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学识渊博的香港学专家。作为本书的一位主要编撰员，他为本书编撰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古稀之年，不计名利，不避艰苦，夜以继日，默默耕耘，务求高质量地完成极其繁重的任务，不幸因急性心肌梗塞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与世长辞。”《香港概论》的编撰，可以说是香港学的奠基工程。

金应熙在人生的旅途中本来可以有许多选择，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接班人就是其中一个。如果在学术界作民意调查，相信大多数人会认为这应是金应熙的最佳选择。虽然创建香港学的价值是否就逊于“陈学”的继承，见仁见智，也是难说得很。不过，价值纵难言，心愿终未了。或许金应熙本人也会兴起一点“人生无奈”的感觉吧。  但无论如何，这位Made in Hong Kong的学者，得以为香港而终其一生，也总算是和香港有特别的缘份了。

金应熙和香港有缘，我和金应熙似乎也有点特别的缘份。

我在学术上毫无成就，但平生有幸，倒也曾遇过不少明师。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位，一是简又文，另一就是金应熙(为了行文简洁，请恕我省去“先生”二字)。

简又文和香港关系之深，恐怕远在金应熙之上。虽云“宦海飘流二十年”，最后还是在其香港老家——九龙施他佛道的“寅圃”，完成其名山事业。在学术成就上，他是应无遗憾的。

两位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相同之处不是没有，但相异之处，却更大更多。

首先是辈份不同。简又文和金应熙的老师陈寅恪是同辈。我拜他为师时(一九四四)，他早已是名满全国的太平天国史学者；而金应熙在岭大历史系开始当上讲师之时(一九四六)，还只能算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虽然这位年轻学者，已足以令老一辈的学人刮目相看(简又文和冼玉清都曾向我提过他)。老一辈的学人颇重辈份，所以当后来(一九四九)冼玉清为我引见陈寅恪时，她只介绍我是简又文的学生，却没提及我上过金应熙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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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我素我罗孚

在网上搜索“罗孚”这个词，往往可以搜到的是一个名贵的汽车品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罗孚”，却是一位文人，一位有名的文人，一位颇有来历的文人。

罗孚是他的笔名，他本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

他是一位报人。1941年在桂林参加《大公报》，从练习生做起，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的《大公报》馆工作，一共干了41年。徐铸成说他文品皆优，胡政之也说他头脑清楚。他做到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香港《新晚报》(即《大公晚报》)的总编辑，还编过《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和《海光文艺》月刊等。

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位报人。

1947年，他作为进步知识分子，参与了重庆地下党的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反攻》的领导人正是当时还没有被称作江姐的江竹筠。1948年，他在香港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以后长期在廖承志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廖公称他作“罗秀才”。

上世纪50年代，叶灵凤寓居香港，在他和朋友们的鼓动和帮助下，为左派报刊撰文，一时间凤兮归来，霜红正晚。70年代末，聂绀弩从沁园回到家，一副病躯，满脑子都是诗。他在香港以野草出版社为名，出版了聂诗《三草》，如今，老聂的诗成了一代人的心灵史。更早一些时候，查良镛还是一位编辑，写了几部电影剧本也没找到感觉，他鼓励这位同事在《新晚报》上开天辟地写武侠小说，以后，我们就看到了“金色的金庸”；类似的，还有梁羽生。再晚一些时候，他在《读书》杂志上写文章介绍香港作家，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桥》，使得这位经济学出身的编辑，更上层楼，名满大江南北……

其实他还是一位作家，首先是一位散文家，他把发表过的文章汇集成册，有《风雷集》(1957)、《西窗小品》(1965)、《繁花集》(1972)和《香港文丛·丝韦卷》(1993)。作为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他不遗余力地为主旋律讴歌，似乎其中也有那么一点“风花雪月”。有人称他是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一支健笔”，他却说，早年的文章不忍猝读，“四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案如山，无地自容”。萧乾评论说：“这是巴金的《真话集》问世以来，我第二次见识到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良知，这样的自我揭露。”

1982年起，由于一个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原因，他在北京蛰居了十年。从此，罗承勋改名为史林安。可是，黄苗子和郁风一定要管他叫“史临安”，临安者，南宋偏安之地后来的杭州是也。

北京十年，其实不是蛰居，是谪居。走了罗孚，来了“柳苏”。柳、苏，当是柳宗元和苏东坡。他说，我安敢自比柳、苏，只是取了其中的贬谪之义罢了。话虽这么说，事实上他成了“专职”的作家，也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这期间，他写了介绍香港形形色色的《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和《香港文化漫游》，描绘了一幅97以前香港文坛的画卷，他肯定香港是有文学的，也有很多好的作家。他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散文和随笔，见诸大陆和香港的报刊。他还读诗、写诗、解诗，自己写了许多首旧体诗，编辑了聂绀弩的诗集，写了《燕山诗话》。柳苏比起罗孚，又多了一点冷峻和老辣，好像还有一点忧伤和无奈。

当然，他还不止是写作，还有交游。和他作忘年交的有：沈从文、夏衍、冰心、启功、钟敬文，他的密友还有舒芜、舒湮，和他一起吟诗作赋、唱和作答的有：黄苗子和郁风、丁聪和沈峻、吴祖光和新凤霞、杨宪益和戴乃迭，还有黄永玉、王世襄、范用、邵燕祥……这些也都成了他的创作题材。他为新组建的三联书店写作并出谋划策，沈昌文曾说：“柳苏先生熟谙港人港事，许多人、书、事都是他亲历、亲闻。文章不仅生动而富文采，而且具有史料意义。他还帮助我们扩大了自己的出版范围，开辟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

1993年，他回到了香港。他说，我对香港，未免有情，我恋香港。余年无多，“岛居”最久。这些年，他又在报刊上以“岛居杂谈”和“岛居新语”为栏目，写了大量的散文和随笔。年事虽高，笔锋仍健。出版了《文苑缤纷》、《丝韦随笔》等书，还编了一个专辑《香港的人和事》。

主持《新晚报》后，他以“罗孚”登记了身份证，也不再用其他笔名。几十年来，他用过十几个笔名。也许是留恋家乡的山水，他用过“石发”；抗战时崇尚罗斯福，同事们管他叫了这个“花名”，他就做了“史复”和“罗孚”；写革命文章时是“封建余”；办报时作“辛文芷(新闻纸)”；抗战时期在重庆替宋云彬主编的《民主》周刊写“无花的蔷薇”专栏时为“丝韦”；上世纪60年代为文时又称“吴令湄(勿令迷)”。当然，还有“柳苏”。现在，罗孚，既是本名，又是笔名。

罗孚“岛居”以来，他的作品似乎也被“岛居”了起来。今天，我们整理出版罗孚的著作，就好像迎接一位长者的归来，也应了聂绀弩写给罗孚的诗：“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罗孚先生所编《香港的人和事》一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于1998年出版繁体中文版，2001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本次出版受作者委托作了修订，校正了部分讹误，删节了部分内容，书名改为《香港人和事》。

沈昌文先生多次建议并积极推动罗孚著作的出版，提供了许多第一手材料，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还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给予了具体指导；黄苗子先生在住院期间为本书题写了书名；陈子善先生热情地撰写了推荐信并提出了一些建议；陈平原、李怀宇二位先生也给予了许多支持；田珅、董曦阳二位先生在前期做了许多重要工作；罗海雷先生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照片。在此深表感谢。

范用先生生前一直关心罗孚著作的出版。在本书付排期间，范用先生不幸去世，在此谨表哀悼。

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史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

——陈子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