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描述了已故老一辈革命家入党的经历。他们出身各异，参加革命的时间有先有后，但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汇集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面对党旗作出自己庄严的承诺。从他们的入党经历中，可以看到一个人究竟应当有怎样的理想与追求，人生究竟应当怎样去奋斗才有价值和意义。

从老一辈革命家的自述、自传或回忆录中选取了讲述入党经历的片段，展示了他们是如何选择人生道路，选择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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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我在长沙的中学读书时，我第一次读到报纸，报名《民立》，是民族主义派的革命的报纸，里面有反抗满清的广州起义及在一个湖南人领导下的七十二烈士就难的情形。我读了以后，极为感动，并发现《民立》里面充满了有刺激性的材料，同时我也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和同盟会的会纲。这时，长沙正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异常，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有点糊里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崇拜，我不很明了他们和新领袖的区别。所以在我的文章中，我主张应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并以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其时“反对外资”建筑川汉铁路的运动开始，成立议会制度的要求也普遍地展开，但结果皇帝只是下诏组织“谘政院”。于是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了。他们以反对留辫的方式来表示他们的反满的情绪。我和一个朋友毅然剪去发辫，但约好相继剪去的一般人却不履行他们的诺言。因此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击他们并强力剪去他们的发辫，结果有十个人做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者”。这样，在短期内，我已经从嘲笑“假洋鬼子”的假发辫进步到要求普遍地剪发了。政治观念是如何地可以转变_个人的观点啊！

关于蓄辫我和一个法律学校的朋友发生争论，各人执持了相反的理论。这法科学生引用经书上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等话来辩论。可是我和反对蓄辫的人们在反满的政治基础上造成了相反的理论，使他开口不得。

武汉起义(1911年10月)之后，湖南宣布戒严。政局在急遽地变动。一天，有个革命党得了校长允许，到一个中学里面作煽动的演讲。当场有六七个学生起来声援他，痛斥满清并号召大家起来建立民国。每一个人都专心一意地听着。

听过这个演讲四五天之后，我决心加入革命军，决定和几个朋友到汉口去，同时我们向同学募一些钱。听说汉口非常潮湿，必须穿雨鞋，我就向驻扎城外的一个军队朋友那里去借。我被卫兵拦住，这个地方已经变成十分活跃了，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大批地在开到街中去。

当时，叛军正在沿着粤汉路进窥长沙，战事已经开始。在城外发生一次大战。同时城内也起了叛乱。城门被中国的劳工们攻了下来。我靠了其中一个劳工的帮助，重新回进城中。然后站在一块高地上观战，直等到最后看到衙门上飘起了写着“汉”字的白旗。我回到自己的学校，那里已在军队的看守下了。

第二天，一个都督政府成立，但新都督和副都督并未做得长，一般地主和商人不满意他们。’不到几天后，我去访问一个朋友时，看见他们的尸首横陈街上。作为地主和军阀们的代表，谭延闿打倒了他们。

现在有许多学生参加军队了。学生军已经组成，不过我不喜欢学生军，认为他们的基础太复杂。决定还是参加正规军队来帮助完成革命。清帝尚未逊位，这正是奋斗的时候。

我的饷银是七元一月——不_过，已经多于目下我在红军的饷银了——其中我每月要用去两元吃饭。我还要买水，因为士兵都要从城外挑水进来，而我是学生，不屑做挑水的工作。

此外多余的饷银都用在报纸上，我变成它们的热心读者了，在当时与革命有关的报纸就是《湘江日报》。其中讨论到社会主义，我从这上面初次知道这个名词。我也和其他学生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几本关于社会主义和它的原理的小册子，并热心地写信和同班的同学讨论这个问题，但只有一个人的回答表示同意。

我同队中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极欢喜他们。其余的人都是平庸之辈，而且有一个是流氓。我又劝了两个学生参加军队，我和队长及一般弟兄都合得来。我能写，读过一点书，他们很佩服我的“博学”。我能够帮助他们做写写家信之类的事情。

革命的结局还没有决定。满清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国民党内部又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在湖南听说战事是不可避免的了。当时有许多军队都组织起来反对满清和袁世凯。湘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湘人准备起事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成立了协定，预计的战事停止，南北“统一”，而南京政府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决定继续求学。这时，我已经做过半年兵士了。

我开始留心报纸上的广告——彼时有许多学校开办，而且都用广告来吸收新生；我并没有特别的标准来判断学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一个警官学校的广告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就去报名。但是，在受试以前，我看到一个制皂“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而且还可以有一点津贴。这个广告是动人的。它指出制造肥皂有巨大的社会利益，可以富国富民。于是我变换了进警官学校的念头，决定做一个制皂工程师。我又在这里交纳一元报名费。

这时，我有一个朋友做了法科学生，他怂恿我进他的学校。我又读了这法律学校的动人广告，里面保证了许多了不得的事情。它答应在三年之内教完一切关于法律的学科，保证学成可以立即做官。我的朋友不断地对我称赞这个学校，直到我最后写信回家，详述广告上的保证并请家人寄学费给我。我将自己的前途画成一幅光明的灿烂的图画给家人看，将自己画成一个法律学家和大官。于是我付去一元向法律学校报名，同时等待父母的回音。

但其中忽然又有了变动。这回是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另一个朋友劝我，以为国家正在作经济战争，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够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得胜了，我再花一元到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去注册而且录取了。不过，这时我还继续留心广告，有一天看到广告，描写一个高等商业公立学校的优美。它是政府开办的，课程繁多，听说里面教员都是极能干的人。我断定还是到那里学成商业专家比较好，出了一块钱去报名，随后将我的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父亲很知道有了商业智慧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而且留在那里——有一个月。

我发现在这新学校中的困难就是一大半课程都是用英文教的，而我和一般同学一样，英文程度很坏，简直只认识字母。此外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校中没有英文教员。我讨厌这种情形，就在月底退学，并继续阅读广告。

我在学业上的第二次冒险是在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应了入学考试，以第一名被录取。这是一个大学校，有许多学生，毕业的也很多。校中有一个国文教员十分地帮我，因为我有文学的倾向。这位先生借了一本《御批通鉴辑览》给我，其中有乾隆的诏谕和批评。

这时，一个政府办的刊物在长沙出版。这是一个巨大的烽火，我们学生觉得它非常有意味。不久，谭延闿被袁世凯赶走了。现在袁执掌着民国的政务，同时准备他的登基。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并且，在我读过《御批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宝贵的。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中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士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和约翰·斯陶德·密尔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混合起来。  那时，我住在湘乡县同乡会馆里。那里还有许多士兵——都是“退伍”或被解散的人，没有事做，也没有钱。会馆中的学生和兵士总是在吵架，有一夜，他们之间爆发了武力的冲突。兵士们攻打学生并且要杀死他们。我逃到洗澡问里去躲避，一直等到打完。

这时我没有钱用，因为家里不给我金钱，除非我进学校。又因为会馆不能再住下去，我开始寻找新的托身之所。同时，我恳切地考虑了我的“职业”，并以为我最适宜于教书。于是我又开始留心广告了。现在我注意到湖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动人的广告，我高兴地读了它的优点：不收学费，膳宿费很便宜。两个朋友也劝我进去。其实是他们要我帮他们预备入学论文。我将自己的意志写信给家里，得到他们的同意。我代两个朋友做了论文，自己做了一篇。结果一齐录取——实际上，是我被取了三次。那时我并不以为枪替是一件不好的事，这仅仅是一种友谊。

在这个师范学校中，我做了五年学生，并且居然拒绝了此后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真的毕业了。在湖南师范学校中，我的生活上发生许多事件。在这一时期，我的政治观念开始确定，并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会行动的经验。

新校中有许多规则，只有极少几条我是同意的。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中的必修课程。我希望专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我并无特殊兴趣，我不读它们，于是这些课程的分数大都很坏。我最讨厌的就是必修的静物写生。我以为这是透底的愚笨。我总想画简单的东西，快快画完就离开课室。记得有一次画一幅“半日半石”(是李太白的一句名诗)，我用一条直线和上边半个圆圈来代表。还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就算数了，我称之为鸡蛋。结果画图得到四十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的分数都非常好，这样和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扯平。

这里有个国文教员、绰号“袁大胡子”，他揶揄我的文章，并斥为新闻记者式的作品。他看不起我的模范梁启超，以为他只是半通。我只得改变我的风格，攻读韩愈的文章，和熟记经史中的典故。所以，谢谢“袁大胡子”，必要时我现在还可以做一篇清通的古文。

教员中给我最强烈的印象的就是一个英国留学生杨怀中，过后我和他非常友好。他教伦理学。他是一个观念主义者，同时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心力》。那时我也是一个观念主义者，我的文章大受杨教授的赞赏。给我那篇文章一百分。

另外有一个教员常给我看旧的《民报》，我总是十分高兴地读它。从这上面我愈加清楚同盟会的活动和会纲了。一天读《民报》，看到一篇记述两个中国学生漫游中国的文章，并说他们已达(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使我大为感动。我要学他们的榜样，不过没有钱，我想还是先游历湖南。

次年夏，我开始以步行游湘省，走了五个县城。有一个同学叫萧瑜，陪伴着我。我们一文不名地走了这五县，乡下人给我们吃饭和睡觉的地方。不论我们到达什么地方，总是受到欢迎和善遇。这个和我一起旅行的家伙，萧瑜，后来变成了南京国民党的职员，在一个以前做湖南师范学校校长，后来变成南京高级官吏的人手下做事，并被委做故宫博物院的管理。后来萧被人告发盗卖故宫中最宝贵的东西，并且在1934年带了这笔款子潜逃。现在他避居大连。

P1-7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阅读这一组老一辈革命家入党的故事。

这些故事朴实无华，却能使我们激动不已。

故事把我们带回八十年前、九十年前，甚至将近一个世纪以前。

那是黑暗的中国，国家在任人宰割，人民在痛苦中煎熬。新中国的影子还看不见，共产党或者还没有成立，或者还只是很弱很小的团体，也很难找到。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这样一群革命的先行者，在黑暗中探索，追寻，毅然组织和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从此奋斗终生，历尽千难万苦，终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的解放，建立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今自的民族腾飞奠定了基础。

他们走上这一条革命道路，不是为了个人打天下，而是为了救国救民，他们当时大多是青年人，手里并没有雄厚的资本、显赫的权力，甚至学问也并不多。有的只是一腔热血，一定要找到一条正确的救国救民的道路。找到了，就投身进去，从此不回头。

找到共产党，也并不容易。社会上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只有经过反复的比较、实践、思考，才能最后认定这是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

为了找到这样一条革命道路，他们努力读各种各样的书，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长途跋涉，远离家乡，甚至远涉重洋。其辛苦不亚于唐僧西天取经，甚至甚于西天取经。因为许多人事先并不明确知道究竟在哪里才能取到真经。

找到了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党，并不能因此获得任何个人利益。只有义务，没有报酬，有的是颠沛流离，有的是被捕牺牲，有的是不被人理解，有的是不断失败，有的是要从事本来自己并不喜欢、并不熟悉的工作，有的还要连累亲人。他们入党，只是把自己交给党，从此服从党的利益，以党的利益为生命，我们现在能够读到的材料，只是当时一起献身的同志中的一小部分人的材料。更多的人牺牲了，连姓名都不为后人所知。然而这些革命者的生命却永放光辉，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永远融入整个民族的革命大业，化为整个民族蓬勃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他们的人生价值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

成为共产党人，并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人生道路的问题。引诱或者逼迫他们离开这条道路的因素每天每处都有。高官、厚禄、美女、名声，都不能使真正的革命者动摇，他们永远忠于自己面向党旗的誓言。坚定的意志，坚定的信仰，才使他们百炼成钢。

光辉的人生道路，就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的道路，就是把自己的一生融入和人民一起共同奋斗的事业中的道路。时代在变迁，我们面临的课题也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但这样一条道路还在向前延伸，呼唤着后来的勇士踏上征途。

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是每一个已经加入或希望加入这个组织的人，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加入共产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它所意味的，不但要面对无数的艰难困苦，而且还要舍弃个人利益乃至牺牲个人生命。但是，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一批又一批的先进分子，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共产党的行列，党的队伍也就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天，那种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革命虽然已经远去，但老一辈革命家投身革命时表现出的坚定信念，以及为实现自己心中理想而体现出的坚忍不拔意志和奋斗精神，却是共产党人永远的精神财富。为此，我们从已故老一辈革命家的自述、自传或回忆录中，节选了他们入党的经历，编成了这本书稿。这些老革命家出身各异，参加革命的时间有先有后，但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集合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面对党旗作出自己庄严的承诺。从他们的入党经历中，可以看到一个人究竟应当有怎样的理想与追求，人生究竟应当怎样去奋斗才有价值和意义。编选以其入党的时间为序，同一时间入党者排序无先后。

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无法与部分文章的作者或相关著作权人取得联系，就收录他们的文章，为此深表歉意。希望他们见到本书后，与选编者联系，以便办理稿酬事宜。

编者

201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