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经典著作《资源战争》的作者迈克尔·克莱尔的又一力作,迈克尔·克莱尔是卓越的能源地缘政治专家,他在充分研究了正在改造国际格局的能源驱动力后,预言了一个由不可思议的新同盟与爆炸性危机所构成的未来。全球的领导人正面对这一冷酷的认知,即,对于现代工业社会运转而言至关重要的所有的原料(不仅仅是石油和天然气,还包括铀、煤炭、铜等等)都是有限的,而且正在以一种越来越快的速度被消耗。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大国之间的角逐已经演化成了对分布于全球各主要区块的能源的争夺,在这场争夺中,各国政府几乎代替了企业,在能源的第一线冲锋陷阵。作者指出,在这样一个彻底改变了的世界中,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就是进行国际合作。
对于现代工业社会运转而言至关重要的所有原料(包括石油、天然气、铀、煤炭、铜等)都是有限的,而且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消耗。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大国之间的角逐已经演化成了对分布于全球各主要区块的能源的争夺,在这场争夺中,各国政府几乎代替了企业,在能源的第一线冲锋陷阵。
在新的地缘政治秩序中,国家的等级已不再由核弹头数量、军舰与军人数量等所决定,而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或取决于以其他财富形式购买或占有富油国资源的能力。
没有人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1990年当冷战结束时,美国的决策者普遍认为从此以后美国将享有毫无争议的优势地位。由于其公认的军事优势和竞争对手的消失,“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将确保美国的安全。在过去,军事力量一直被证明是评判世界霸主的决定性因素——当然在未来也将如此。1999年9月,那时的得克萨斯州州长乔治·布什断言:“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有着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经济前景和文化影响力的时代。”他声称,鉴于我们压倒性的力量,美国拥有非同寻常的机会将其支配地位延长到“遥远的未来”。但是一旦他想凭总统的权力利用这一强大力量时,却发现,在这个杂乱无章的新时代,军事优势并不是构成全球最高权威的决定性因素,甚至不一定是首要因素。另外一些因素的重要性与军事力量不相上下,而其中之一的能源更有着出人意料的重大意义。
在这个崭新的、充满挑战的政治局面中,威力巨大的军火库有可能被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主要能源抢了风头。因而,俄罗斯在从疲弱凋敝的冷战时代中解脱出来后,借助于其庞大的能源资源,已然再次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主要演员。相反,美国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有时也不得不对外国石油供应者连哄带骗——包括沙特阿拉伯这样的长期盟友——劝说他们提高石油产量以减慢油价螺旋式攀升的速度。简而言之,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发现自己在战场上、交易所内和外交密室里手忙脚乱——莫名其妙地要向被参议员理查德·鲁格称为“石油超级大国”的国家做出让步,这些国家由于拥有宝贵的能源储备,因而可以行使与其国力不相称的权力。
其他一些能源消费大国同样不得不做出调整,以适应这个变化了的局面。中国本来因其令人艳羡的贸易顺差而享有极大的经济影响力——2007年下半年时其外汇储备达到了惊人的1.4万亿美元,现在却变得更加依赖进口能源,从而必然在全世界搜寻可供能源。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其依赖进口能源的程度更甚于中国——发现自己在试图获取同样的海外储备时卷入了与北京的激烈竞争。
在账本的另外一边,像哈萨克斯坦和尼日利亚这样的富油国,开始对世界事务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吸引着能源消费国的高层访客们源源不断地前来拜访,后者通常带着金融投资、军事援助或其他形式的慷慨馈赠。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在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都备受称赞,而他的国家同时接受这三国大量的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援助——这无疑是军事外交记录中罕见的“壮举”。公平地说,口无遮拦的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尽管常常在口头上攻击布什政府,并与“不可接触国家——如古巴、伊朗和叙利亚——的领导人关系密切,却似乎对美国的报复免疫。(虽然两国互相谩骂,委内瑞拉仍然继续向美国供应石油,大概占到后者石油进口总量的10%,即每天140万桶。)
为什么能源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着如此关键的角色?首先,对于全球经济的健康运行,丰富的、可持续供应的能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工厂开工,为世界上不断增长的人口所需的住房提供动力,以及生产养活这个地球的粮食,等等这些都需要能源。最重要的是,石油生产对全球化的国际源动力是必不可少的——飞机、火车、货车和轮船要靠石油才能将货物和人从一个地区运送到另一个地区。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计算,世界能源生产必须在下一个25年中增长57%——即大约从45亿亿英国热量单位(BTU)增加到70亿亿英国热量单位——才能满足预计中的国家需求。没有这些增加的能源,世界经济将进入衰退或者萧条时期,全球化设想也将告吹,地球将陷入一片混乱。
如果没有充足的能源供应,工业生产不是唯一会放缓的车轮;军事力量也同样依赖于丰沛的关键性能源的注入。对于像美国这样依赖空中力量和现代化地面部队在作战中获胜的主要大国,武器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带来能源需求的成倍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队的石油消耗量是每人每天1加仑(约等于3.79公升);1990~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增加到了每人每天4加仑;而当布什政府与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时,则跃升到每人每天16加仑。由于五角大楼必然会提高对高科技武器的依赖程度,而包括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在内的其他大国在这一点上也必然效仿美国,全球能源需求中已然十分贪婪的军方需求只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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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2005年6月22日,一家国有的中国石油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CNOOC Ltd,下称中海油)宣布出价185亿美元收购加州联合石油公司(下称Unoeal),后者是一家有115年历史之久的美国能源公司,在北美及亚洲拥有可观的石油及天然气储量。这一迄今为止中国公司对外国公司最高的主动报价震惊了整个国际商业社会。它以数十亿美元的差额使之前所有的中国收购投标都黯然失色,显示出中国首次想拥有一家重量级美国能源公司的企图,并使中海油与雪佛龙(Chevron)公司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竞争——后者是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同样也对Unocal提出了收购报价。尽管双方都大肆宣扬自己的报价在财务上的优势,但最终是地缘政治而非最高报价决定了Unocal的归属。因为害怕重要的能源储备落入有政府背景的中国公司手中,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成功地发起了一场旨在阻止中国收购Unocal的立法活动。
过去,外国企业是被准许购买主要美国能源资产的。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委内瑞拉的国有石油公司——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etroleos de Venezuela,SA)收购了城市服务公司(Cities Service,即现在的雪铁戈(CITGO)石油公司),以及后者的炼油厂和加油站。但是中海油的出价正赶上美国人对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越来越担心,并且天然气的价格不断攀升的时刻。这两个因素在大众的头脑中合二为一,因为中国已经作为主要的石油消费国登上了舞台,并与能源价格的持续走高密切相关。
围绕着Unocal的争夺也反映出美国对于世界范围内石油供应不足深感不安。在整个20世纪,由于全球能源储量充足,价格也负担得起,石油产量大体上与国际需求的增长同步。实际上,正是廉价的石油支撑了美国的全球优势。随着上一时代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消失,这一优势在1991年达到了顶峰。然而仅仅10年后,美国就开始看到其统治受到了挑战——不是来自某个新兴的超级强国,而是来自于一种全新的局面。尽管仍然对自身的军事优势充满自信,但是就在它更加依赖进口能源的同时,美国却要面对即将来临的全球石油供应的萎缩。这种形式迫使它寻求不友好或者不可靠的外国石油供应者,并与其他石油匮乏的国家——比如中国——进行残酷的竞争。按照许多能源专家的说法,全球石油产业已经无力提高产量以跟上不断增长的需求;一些专家甚至预言石油产量即将下滑。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的物理学家、《石油耗尽》(Out of Gas)一书的作者大卫·L·古德斯坦(David L Leonagd Goodstein)教授警告说:“世界将很快用完常规生产出来的、廉价的石油。”尽管其他分析家们对这一悲观的展望表示怀疑,但古德斯坦的观点得到了足够多的专家认可,因而加剧了关于Unocal的命运之争。
到2005年时,unocal公司——所有这些争论的目标——已经不再是美国国内石油市场的主要成员,因为很早以前它就将其特有的联合76连锁加油站卖给了康菲石油公司(ConocoPhillips)。但是,它在亚洲和北美仍然拥有大量的、未开发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这使得它对于那些正在寻求额外碳油气贮备、未雨绸缪的公司(或国家)来说,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目标。由于可供开采的未开发油气田相对较少,能源巨头们扩张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收购小型公司的油气资产。而声称拥有17亿桶已探明储量的“石油等价物”的Unocal公司——大约五分之二的石油、五分之三的天然气——吸引了多个渴求能源的美国和美国国外的公司。Unocal公司最大的储备位于亚洲这一全球能源市场中增长最快的区域,这一点又增加了它的吸引力。
就在Unocal公司的未来似乎要尘埃落定时,中海油出手了。2005年4月,雪佛龙公司以165亿美元的报价参与进来,高于之前所有的竞争者,一些分析家认为此项交易将很快完成。一些人甚至暗示雪佛龙的出价超出了unocal的价值。雪佛龙的报价显示出,它愿意为得到新的油气资源付出任何代价,因为此时雪佛龙公司每年从现有储量中开采的油气超出了新油田所能补充的储量。在2005年2月的一场被视作美国石油工业历史转折点的演讲中,雪佛龙的首席执行官大卫-奥雷里告诉公司的主要合伙人,假定全球油气储量已经不可能无限增加,而雪佛龙已老化的油田必须被足够的新油田所取代,考虑到这一点,雪佛龙对Unocal的夸张报价就是完全合理的。
就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雪佛龙的出价很快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批准。然而,就在Unocal股东就并购事宜进行最后投票仅仅六周前,中海油出现了。许多在雪佛龙加利福尼亚圣雷蒙总部以及华盛顿政府部门的人的震惊是可想而知的。《纽约时报》到标题这样写道:“中国的出价让华盛顿几乎失语。”文章中还写道:“政府官员和议员对这一交易的含意语焉不详。”当美国官员还在老生常谈地提及中美贸易增长时,《时代》杂志却指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认为中国公司会寻求对美国能源资产的所有权,而此种资产对于美国经济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从自身立场出发,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强调的是该交易的纯商业方面。其母公司及子公司都被称为中海油的国有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寻求与外国能源企业建立合作纽带,并且以其西式管理方法而自豪。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傅成玉在写给Unocal董事会的信中,强调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他的公司所提出的“友好的、纯现金的提议是Unocal股东们应该优先考虑到的。”傅还承诺保留所有Unocal在美国的员工,并向Unocal股东做了其他的让步。
突然被卷入与一家财大气粗的外国公司的竞价斗争,雪佛龙公司立即试图使中国人的报价失效。它没有提高报价,因为那样将由市场规则发挥作用。雪佛龙转而发动了一场政治反击。首先,它要求联邦政府认真权衡将Unocal卖给一家中国国有公司的政治后果,而对这种后果的评估肯定会旷费时日;接着,它又告诉Unocal的股东,接受中国人的报价后将展开的这一评估过程将长达数月,其结果很可能是中海油没有资格进行此项收购,而Unocal的股价贬值。
为了向华盛顿施压,雪佛龙公司召集了一个强大的游说团和公关专家团。其中有韦恩·波曼(Wayne L Betman),联邦主义者集团(the Federalist Group)里的关键人物,该集团是一个与布什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游说组织;德鲁·马龙尼(Drew Maloney),顶级说客兼前任共和党立法主任;以及汤姆·狄雷(Tom DeLay),他在因不当筹款而遭到起诉并辞去职务前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得克萨斯州议员。该公司还求助于国会里的同情者,特别是共和党的理查德·庞博(Richard Pombo),庞博后来成为美国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House Natural Resourees Committee)主席,同时也是雪佛龙公司政治捐款所偏爱的接受者。
随着Unocal收购大戏的展开,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它不同于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场公司斗争。尽管中海油的报价并没有超出一个外国公司向美国公司曾经提出过的最高报价,不过政治因素而非财务因素才是这场争夺之所以占据了报纸头条的原因。中海油的报价被形容为中国决意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强国——以美国为代价——的危险的征兆,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是很容易将一场企业斗争演化成攸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国家安全”事件的。有人指出,既然确保能源的充足供应对于美国经济来说非常重要,那么一切可能抑制这种供应的行为都将自动地形成对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威胁。
6月28日,就在中海油宣布其报价6天后,众议院第一次提到了“国家安全”因素。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主席乔·巴顿(Joe Baaon),致信布什总统,呼吁总统阻止这一交易。信里写道:“我们强烈要求您确保重大的能源资源不会卖给中国政府,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两天后,一些民主党人和众多的共和党人都加入到了这场争论之中。他们签署了众议院第344号决议案,以一种非约束方式要求总统全面地考虑中国人报价背后的经济和安全意义。该决议案指出,石油与天然气是“战略资产”,且全球对能源的需求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该决议案还声称,中海油很有可能将Unocal关键的能源资产转移给中国政府,从而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接着,这笔交易的反对者开始寻求一种更有效的、有约束力的方式:鲜为人知的1988年“埃克森一佛罗里奥(Exon—Florio)修正案”,曾授权行政部门对与国家安全有潜在关联的任何外国在美国的投资进行调查,并阻止那些被认为会损害国家利益的交易。为了使政府有借口进行干预,7月13日,此项并购交易的共和党反对者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举行了一场听证会。会上提出了很多议题,如:石油与天然气资源是有限的,而且很有可能不足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美国及国际需求;在保护世界上未开发油气储备的争夺战中,中国正在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对手;中美能源争夺战有一天可能会导致武力冲突。这些议题后来成为美国公众讨论国家能源政策的热门话题。五角大楼顾问弗兰克一加弗尼(Frank Gaffney)作证时说:“在这样一个(能源)资源毫无疑问是有限的、并有可能是逐渐萎缩的世界上,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身处与共产党中国的持续冲突之中,尤其是当全世界石油需求的增长在20年后逼近预测中的60%时,将更是如此。”
面对这种煽动性的雄辩之辞,寥寥无几的呼吁遵循自由贸易原则的声音被淹没了——在其他情况下,布什政府倒是热心地拥护这些原则。7月底,国会积压了大量的未决议案,足以给中国人的投标设置任何能够想象出来的障碍。而被耸人听闻的媒体报道点燃了的公共舆论,全部导向反对交易的一边。“我没有预料到有这么多的人对此如此敏感。”傅成玉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道。他指出,毕竟,他的公司“遵循的是由先进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所建立的体系。”傅指示他自己在华盛顿的说客加倍努力游说,但收效甚微。
2005年7月26日,议员庞博给《能源政策法案》(Energy Policy Act)——布什政府高度优先的立法动议之一——添加了一个修正案,要求能源部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在开始进行埃克森-佛罗里奥法案所授权的调查之前,就中国的能源政策进行一项为期4个月的调查。考虑到Unocal的股东将在仅仅两周后就对雪佛龙的出价进行表决,这一修正案基本上粉碎了中海油的投标。意识到不再有机会在这场残酷的地缘政治争夺中取胜之后,中海油表示认输:8月2日,它宣布将撤销报价。8天后,Unocal的股东投票接受雪佛龙的报价。
美国与中国的分析家们至今仍然将Unocal事件视为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该事件给美国与中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设置了一个容忍限度,但其影响远不止如此。这场斗争让人们第一次瞥见了资源紧缺带来的全球性恐慌及其伴生的新能源地缘政治。在这种正在形成的国家权力体系中,我们可以预见,围绕着能源的争夺将凌驾于其他所有事务之上,各国的领导人将最大限度地确保本国得到充足的能源供应,而国家的权力将在国内及国际能源事务上得到扩张。石油将不再是一种在国际市场上买卖的贸易商品,而将成为这个星球上首要的战略资源。石油的开采、生产和分配将越来越多地占据高层政府及军事官员的时间和精力,成为他们关注的目标。
当Unocal战役打响时,这一新的体系——可以称之为国际能源新秩序——已经开始形成。这一新秩序中的选手们也已扮演起自己在21世纪中的角色:俄罗斯这个曾经伤痕累累、穷困潦倒的冷战输家,已经发展为一个傲慢的强国兼欧亚能源供应掮客;而美国不久前还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世界性超级大国,现在却要备受煎熬地依赖外国石油供应者,而后者用布什总统的话说是“与我们的利益不一致”的;中国和印度作为正在崛起的强国,有着全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搜寻全球重要能源储备时正勇敢地向老牌大国发起挑战。中海油在国家安全背景下的失败表明国际政治史的新篇章已经开启,寻求并控制能源资源将成为国际事务中的核心动力。较之于私人企业和机构,各国政府将扮演发号施令的角色。
前景令人担忧。在这个强国正在崛起而资源正在枯竭的世界,为了控制这个星球上剩余的油气储量和其他关键的工业原料,扩张中的能源消费国之间不可避免要产生激烈的竞争。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地位,那些缺乏能源的国家将与友好而富有能源的国家达成战略性的伙伴关系,通常是以大量的武器转让、新签订或恢复旧有的军事联盟,以及向不稳定的能源产地部署军队等方式来巩固这种关系。这些在政治舞台上已经出现的活动,是为各类型冲突开出的处方,任何这样的冲突都有可能在某一天失去控制。
对能源的激烈竞争也改变着决策者看待我们这个能源紧张的世界的方式。那些曾经拥有充裕的原材料,但是已经耗尽其原始自然财富的地区,正在失去它们的地缘政治意义,而那些拥有未开发能源及矿物储备的地区,突然间具备了全球性的意义。中亚,曾经除苏联外谁也不能进入,现在却是国际上疯狂追逐石油和天然气的地区;非洲,曾经一度因其橡胶园和铜矿受到世人瞩目,但后来却几乎被遗忘,不过现在它又再度受到主要能源生产者的热烈追捧。
全球的气候变化与剧增的油气能源消耗密切相关,但当Unocal事件爆发时,却几乎不在决策者考虑的范围之内。不过现在这一问题也已经进入人们的视野。当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海水泛滥、正在加剧的土地荒漠化以及越来越频繁的强风暴对地球的危害已经成为共识时,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气候的变化也危及能源供应的链条:强飓风和台风活动将危害远离海岸的油气钻井平台;降雨量的下降以及冰川融化所形成的河流的消失将减少进入电站水坝的水量;而高温将刺激人们对空调的需求。最终,所有这些都将给国家领导者带来更大的、要求不惜任何财务及军事代价满足本国能源需求的压力。
显然,美国和雪佛龙赢得了2005年的Unocal战役。不过,美国及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充分地认识到,这只不过是21世纪世界秩序形成的过程中许许多多的冲突之一。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两国都将Unocal事件视为双方围绕重大能源资源所进行的长期的、很可能是残酷的争夺的首次遭遇战。两国政府都明白,美国会赢得一些争夺,而中国则会赢得另外一些,但是竞争本身将是无情的,特别是自从能源匮乏国家,包括印度、日本和欧洲各国也加入到这场竞争当中之后,其所导致的不折不扣的权力斗争,必将成为新世纪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