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主义固然由专业知识建构出来，但专业知识不是普世工具，而且愈是信奉专业主义的人，应该更加谦卑，明白到专业范畴的局限，遑论去奢言攫取不相称的权力。全身文化人的意念，一直与个人对专业主义的思考藕断丝连。

由汤祯兆编著的《全身文化人》共五部分，主要内容为“创作人”、“足球人”、“文学人”、“电影人”及“香港人”。

《全身文化人》以“创作人”、“足球人”、“文学人”、“电影人”及“香港人”五部分划分，用来统涉过去的创作历程。本身对足球不特别感兴建的我，却特别被其所吸引。一场足球赛事，除了是廿二人在球场中走来走去的活动以外，报道的手法镜头的取舍其实正是社会的另一个缩影，在阿汤笔下，自自然然的便成为一个个的文化解读。

《全身文化人》由汤祯兆编著。

创作人

　序：文学作为影子

　某天，又一个大学生自杀了

　《倩女幽魂》的人与鬼

　不长进者的兵器与罩门

　生病志愿

　我和久美子

　大雄与静怡

　爱的教育

　天下无双

足球人

　序：啄木小记

　食波饼的日子

　杀入小西湾

　“隐蔽球迷”的思考

　“读者反应批评”下的球迷世界

　关于5·25的文本分析

　作为喜剧的切尔西

文学人

　序：疑似同门

　So　Black——关于谢晓虹的电影语法札记

　《鱼咒》的”合体”与疯癫

　黄碧云·香港

　阅读桑塔格，学习桑塔格

　所以美好的爱情埋伏

　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

电影人

　序：读汤桢兆的影评有感

　漂流之男

　梦里不知人间世

　《冷血》的写作本质探索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日常政治风景

　“新写实主义”风格下的“闲逛者”

　杨德昌的餐桌两性角力战

香港人

　序：生活在他方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Tsz Wan shan?

　香港“八卦”系统vista版

　我想跟大佬，而非做大佬

　十年商场两茫茫

　Of Gazing at Mall

　假如我想做一个记忆夹心人

简体版后记

生病志愿

生病后的母亲仿佛变得太过陌生，或许是因为自己出国念书的缘故，她的衰老速度快得已经和以前的印象无法衔接，据说年少是在外跌跌碰碰的日子，陌生的母亲恰如一面镜子照出风尘仆仆的自己——久未相见的友人重遇劈头第一句：你和以前不大相像。病了的母亲和失重的我，同样焦距模糊，在播放粤语长片的电视机前，久违了的对白却耳熟得如幽灵在血脉管道中游窜。

母亲的病不是在今天突然涌现，但两年前的病体和眼前的却恍如隔世。是因为她身旁多了一支拐杖？是因为颤巍巍站不直身子？是因为再不能独自下楼散步游走？我回家后瞬即发觉她的行动不便，枯坐于椅子上纹风不动，一旦渴睡至闭上眼睛时，常叫我从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恐惧——她的离去可以是完全无声无息的。

在记忆中依稀有一个晚上，半梦半醒的我被传呼机惊醒，郁闷的友人醉倒街头，是因为我将要离去吗？年轻的岁月总是界限不清，即使不一定复杂，纠缠之中常包含诸种难以启齿的关系。症状是一张灰色的脸孔，情绪的起落也无定向。好不容易为友人安顿调理一切后，大清早踏进家门却空无一人。知道母亲在医院后，我一直坐在窗前。那是怎样的一天？晴或雨？在脑海中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想或许因为害怕生病，匆匆逃离这个城市。据说人口过多的时候，疾病会很容易滋长扩散。

无论用任何语言粉饰虚掩，离去总有当逃兵的一种压力。我们习惯了不用逃避责任来形容，因为可以抚慰说还有众多兄弟姊妹来分担职责，但其实源生自更深一层的无奈——去或留实际上均无意义。在母亲没有染疾之前，我们也常有机会两人呆坐于电视机前，任由重复又重复的内容对白，代替互通的话语。偶尔也谈到一些尚未尘封的事，如怎样逃难来香港，渔船上的凶险，家庭成员的被迫分散两地，木屋区的艰苦岁月………但每次均如电视肥皂剧般，因为久远了，也就不愿多提。在流离的日子里，如此或如彼的难处令人不愿再回望过去的自己，因为从未脱离柴米油盐的煎熬，再谈超越的什么渴想便好像有点不近人情。

我想因为她的劳累吃苦，而容许今天选择前路的机会降临到孩子眼前。我忆记起一出曾看过的纪录片，谈香港人在政治变化压力下的心态，身为儿子的叙述者提到母亲留在香港，而其他亲人却纷纷登上飞机迎接新生活。留下来的叙述者，只能暗地里明白和欣赏母亲的坚强。在镜头前甚少出现的叙述者，隐晦地说到即使留在家中陪伴母亲度日，其实对老人家面对剩余的孤独日子也无大帮助，这一种隔膜叫我深受感动，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如果勉强去追求一些语言上的理由或诠释，大概并不难为，然而我想世界已经过度纷扰，倒不如留一些空间，这样台乎健康原则，有些问题是注定存在下去，不解决并不代表怯弱，卑屈或不负责任；反之先要懂得学习尊重每个人在世上有其各有所占的位置，不以旧日的光景来统制今天，也不以当下的观念来评议逝去的岁月。否则琴弦拉得太紧，一旦断了就只有哀悼的份儿。

我们这两代人是如何被联系起来的？我看较自己年长四十多岁的母亲，偶尔会涌起类似的疑惑。免于吃苦的我，曾屡度于梦中碰上母亲的尸体。她安详地躺卧在床上，胖得有点不动如山。那不是她希望如此的，只因血管的退化及局部堵塞造成行动不便，在缺乏运动的情况下而导致躯体肥肿。我幻想她心中有自杀的愿望，不过因羞于启齿而放在心里。我从异国回来后的第一个周末，一家大小十五六人云集团聚。仅因人气鼎沸母亲便不愿并列同席进膳。她对躯体退化发胖心怀介意，令我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来表达关怀。如果可以选择中止生命，我和她或许可超越隔世的距离，同样给予愿意的她，缺乏药物治疗的手脚动作日益迟缓，然而母亲犹自希冀奇迹的出现，在痛苦稍舒缓时继续减量服药。她学会和自己身体妥协的一天，正是我准备离开她身边往别处念书的时候，巧台地同时标志了一个段落的休止。  我想因为普遍的生病先于死亡，母亲对疾病的轻视令她尝尽苦头。这其实源自于对自己高估过甚，或是要求自己太多，以致陷入不切实际的生活境地。在趺跌撞撞的翻滚着，终于理解到妥协的重要性，妥协而非对抗，先明白身体和心理有各自运作的规律，偏重哪一方，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暴力。幸好自己永远是自己最公道和不客气的朋友，在别人出言惊醒之前，先告诉你自己生活是怎么的一回事。

在一次聚会里，全家人再度云集于一所酒楼。母亲在父亲的搀扶下，极度缓慢地走在行人路上。这一次我清楚记得是晴朗无云的一天-我一直在约一百米后的距离跟随他们。直至红绿灯前，我才急步冲前扶上一把。母亲的左手却紧握着父亲的右手，缓慢而稳重地横渡这条宽阔的马路。

我终于不再害怕疾病。这个城市仍旧拥挤，但当我告诉朋友有一个生病志愿的时候，我相信是对不严峻及不浪漫的生命所作出之回应。P11-13

今天想起的二、三事

汤祯兆

1

对于香港的主流价值，我大体上不同意的时候较多。这确是实情，对一位长期漫染于人文精神领域的写作热爱者而言，面对香港单向且事事以物质主义为先的态度，委实难以有如鱼得水的切身感受。只不过在芸芸一众主流价值中，我倾向较为认同专业主义，可是肯定的角度又与通俗的应用方法稍有出入，看来还是需要再加以说明一下。

香港社会一向非常肯定专业主义。由SARS时期医护人员舍身忘我的牺牲精神，乃至律师不畏政治强权敢于依循法律观点去紧守信念等等，都是我们由衷赞颂且全力拥抱的美好价值。可是我们明白凡事都有两面，僵化的专业主义态度，同样会变成为了捍卫专业工种的利益，因而透过建构以及诠释不同美其名的专业守则，从而保障圈子延伸出来的阶级稳定性。更令人忧心的是，因为香港经过数十年来上下一心对专业工种的盲目崇拜，专业形象已不仅牢不可破，甚至扩展成为社会地位的迷思。我们随时可见一位杏林国手，忽然可以主宰全香港学生的生死，含着金钥匙出世的商贸界翘楚，亦可摇身一变成为本土语文政策的指路明灯。筒言之，香港对专业主义的肯定，我认为同样受功利主导的态度掣肘——社会从来对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的专业价值阳奉阴违，不少人心底里仍嗤之以鼻，所以才会不断有专业精英跨界出来大言不惭地诳言、说三道四。

由衷而言，那是一种凭知识去追求更大权力的想法——专业主义固然由专业知识建构出来，但专业知识不是普世工具，而且愈是信幸专业主义的入，应该更加谦卑，明白专业范畴的局限，遑论去奢言攫取不相称的权力。

2

全身文化入的意念，一直与个人对专业主义的思考藕断丝连。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道，那时候的文化界只要你有拼劲及上进心，差不多什么文稿都会有机会撰写。年青人面对眼前浩瀚的可能性，固然会无比兴奋，但当全情投入其中，便会陆续发现个人的局限——对自己想成为一个怎样的香港人，正好是刺激反省的契机。

2007年自从吕大乐的《四代香港人》面世，香港文化界刮起一股代际议题的讨论，由对立矛盾到沟通共融不一而足。不过看到邓小桦提出“共生力量”，来作为对吕大乐婴儿潮思维的响应，我认为有需要补充一点看法。吕大乐对第三、四代人提出忠告，建议后来者寻找前人的空白领域，加以自立门户、阐述已见，而邓小桦则以“共生力量”修正——她想强调走前人之所未行之路，某程度仍是一种竞争角力性的思维逻辑，为了避开婴儿潮思维的桎梏约制，反过来强调新世代人追求的是代际融和及对话，而非传统上非黑即白的对抗性诠释，因为抗衡关系只会加剧分化，对本土文化发展肯定有损无益。

我明白她的苦心，因“四代香港人”而生的代际怨气的确清晰可感。只不过我认为“共生力量”只属美好的愿望，到落实的层次仍需要讲求互相补足——我会把吕大乐的思维理解为一种对追求质素的肯定。共生也好，单打独斗也好，我们反叛的不是存在的形式，而是实存的质索高下。我对专业精英的微末要求，不过是——请用质素而非职权来说服我！回到刚才谈及年轻时对无尽机会在眼前的兴奋，自己迅即发觉那是天大的陷阱——什么文章都能写，那即是对专业主义的最大侮辱！正因为此，无论共生是多么美好的期盼，前提仍在于共生的任何尝试，都要有一定的质素支撑，否则便会陷入五十步笑百步的窠臼。

无论是融和或是反叛，那都不过属一种态度的表达方式，正如有人激进有八沉潜，那肯定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认为对跨世代共生的终极愿望，就是一起对质素有永不停步的探求，在这个意义上，回顾整理以及强化做好自己，其实就是共生根源所在，也是对专业精神的贯彻实践。

3

“全身文化人”之名生于2003年一次读书会，几年来的变化，连自己也无暇追认。我保留了读书会的构思方式，拜托了几位好友赐文鞭策，他人之眼恰好相助戳破镜中幻象，也因为你们而令此书成为不一样的选集。特别要感谢袁兆昌，要说共生力量以及专业精神，一切都可以从他身上看到。我从来都是幸运的人，由是更加对身边一切无尽感激。

《全身文化人》是一本奇特的书，我从来没有想过它有机会以简体版面世，在此先要感谢文化工房的袁兆昌及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张罗及支持。

翻开《全身文化人》的目录，大家不难发现它是一本百分百“作者论”的作品——如果你对“汤祯兆”兴趣不大，那彻头彻尾肯定不属你要喝的一杯茶。如果当初没有文化工房的无限信任，它根本不可能有机会以如斯面貌示众。是的，自选集之名本来就已经很不香港。念书时期所接触的自选集，全属大陆及台湾的文学大家撰作，堂堂系列横陈，气势好不吓人。我尝试从读者角度，去思考究竟想着一本怎样的自选集，得出的结论是——肯定是以汇聚作者最出色的文章为终极期盼。也正因为此，我原先打算以“The Best 0f”的编选逻辑，从而去组织谋篇，即把自己最喜欢的文章共冶一炉汇集成书，作为一个阶段的总结——我一直坚信写作必须先娱己后才能娱人。不过迅即发现构思并不可行，因为基于既有版权上的合约限制，我无法把所有自以为最出色的文章聚合成一书。后来退一步去思量，终于得出另一想法，就是以reader(读者)的概念出发，即以建构成一本“汤祯兆读本”为务——那就是说从《全身文化人》入手，读者应该可以明自到我这二十年来的写作生涯，是怎样走过的。而且我也担心自选集在香港的市场非常有限，于是把未收录成书的文章编修进去的念头也益发愈炽热，终取平衡而成了眼前的成貌。

“创作人”，“足球人”、“文学人”、“电影人”及“香港人”，是我归纳出来的五个身分，用来统涉过去的创作历程。邓小桦劈头便问我为何把文学创作置于卷首？我不假思索便回答那是写作的根，怎能不立此存照思源为证！曾有内地读者询问，为何在《命名日本》后记中，那么强调中文系出身的影响？我得承认今天看来，以《全身文化人》为名正好代表了出入无门的理想境界(可参看叶辉在书中对“疑似同门”的诠释)——“无门”，就是无门无派，那确是民间书写的自由自在世界，不过要进入“无门”，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写作历练，而我就是凑巧从文学开始，仅此而已。

是的，那绝非你惯常认识专擅日本文化书写的。场祯兆”——后者其实可能更接近市场定律建构出来的形象角色。但由于大家容易接触到我的日本文化书写，所以是书便刻意让这一种身份缺席。在《全身文化人》所展示的，其实不难说明每个人都有广闽的兴趣范畴，而且内容表面上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但仔细一看自然会得出文理互通前世今生的脉络印象。再加上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才有契机可把意念落实转化成书并得以刊行。

内地读者容或对书中内容，例如香港杰出的文学作家谢晓虹、王良和及罗责祥等不一定熟悉，又或是对一些香港的地景(沙田第一城)乃至热门焦点话题(《四代香港人》的争议)不甚了了，甚至对一些肆意把弄的语言实验(把广府话口语乃至粗言秽语也挪用至文中)心存反感，然而我深信背后的谋篇定势，其实还是中文铸造天下融通。

是的，《全身文化人》是我迄今为止最偏爱的一本书，希望大家可以看出滋味。

汤祯兆表达思想，语言上就奔腾野马，电影、俚语、歌词、英文、佛语、古文……挟世态炎凉之间的面冷心热的感触，万般说尽……

——邓小华

我想说，阿汤要是生于中古时代的京都，合该是个“京童”（闲游于都市时尚的半熟文化人）；要是在晚明杭州，可能是喜啖方物、逛庙看戏的“市井诗人”张岱；要是在20世纪初的巴黎、或许就是本雅明笔下的flaneur。

——叶辉

台北、香港、东京、巴黎，不管是哪一个阿汤，困局皆一样。

——房慧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