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初期的远东，中国这条东方巨龙的复苏成为地球村里最引人注目的历史性事件。中国如何把握历史性的机会，实现国家振兴和复兴的目标，取决于内部自身的制度建设，也取决于今天中国对世界形势与中国和世界关系的评估，当然也取决于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战略意义上的判断，以及中国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最关键的是经过精密的战略定位和判断后，中国应该如何合理利用自身的实力逐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从而完成民族复兴和崛起大业。
一、谁统治“世界中心路”，谁将支配全球
欧亚大陆：最大的“世界岛”
英国著名地理学家、英国牛津大学地理系教授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于1904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他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提出了地缘政治学领域的全新课题。麦金德从世界整体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地理构成和世界历史进程，认为世界是由几个大岛构成的，其中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是最大的“世界岛”，美洲大陆是另外一个岛屿，澳洲则是较小的一个岛屿。由于欧亚大陆是世界上主要政治、经济力量的集中地，也是人口众多、面积庞大的连贯性区域，又是世界性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念的诞生地，因此欧亚大陆成为世界发展的地理枢纽地带。
麦金德非常敏锐地观察到在亚欧大陆的中部，主要是在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以西的区域，包括西西伯利亚平原、蒙古高原、中国黄河以西的区域、中亚草原、乌拉尔山脉以西的俄罗斯草原，在这片疆域广大的区域里水草肥美，适宜于放牧生活，气候上则是冬季寒冷、夏季炎热的大陆性气候。同时，这片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和封闭，其南边是蒙古高原、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西南部是伊朗高原和中东高原，西边毗邻的地区是欧洲山地，北边则是寒冷的冻港北冰洋，也无法航行出海，因此也不存在敌人从海上迂回进攻包抄的问题。独特的地理环境、广阔肥美的草原和丰富的资源使得这块地理区域在麦金德眼里成为世界枢纽区域——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
麦氏将人类历史分为前哥伦布时期和后哥伦布时期，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之前，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中轴线就是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与欧亚大陆边缘地区民族的争夺战。人类历史上的匈奴人、马扎尔人、阿尔瓦人、突厥入、蒙古人居住在这一世界心脏地带，他们往东可以与中国争锋，南下可以进入伊朗、中亚和南亚次大陆，向西则可以进入富饶的中欧和西欧平原。
地处“世界心脏”边缘的中国
用麦金德的“世界心脏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历史，我们就可以把中国历史简化为“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和边缘地带的农耕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反复拉锯战”。当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取得拉锯战的胜利的时候，游牧民族就如呼啸的海水一般侵入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华夏民族就会感慨“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在千年的“中心边缘争夺战”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多民族融合的局面。当农耕民族为主的中华帝国击退了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时，就如同海潮逐渐退却一样，游牧民族在边缘强国（如大唐、大汉）的压力下，或是在面临气候变迁、或是经历瘟疫流行的情况下，被迫退出亚欧大陆东部边缘，然后从心脏地带西向欧洲或是南下向伊朗和中东高原迁徙，从而给其他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张力，许多民族被迫迁移。游牧民族从中心发源，向东、西、南三个方向的迁移和入侵多次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是现代世界各国版图形成和确定的有力推动者。
麦金德认为，在哥伦布地理大发现后，游牧民族从中心的有利地位一下转变为不利地位，因为海洋民族可以通过航海绕到游牧民族的背后，从海上对游牧民族实施攻击，从而打破游牧民族“占据中心，侵入边缘”的千年人类历史局面，带来真正的世界历史转折。而后哥伦布时代真正的历史变局是：西欧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带来了技术和交通手段的新革命，铁路运输实现了长距离的交通联结，改变了广阔的地域观念，并且可以通过运输实现资源的有效运输、聚集和使用，。使得更大规模的工业化成为可能。麦金德于1905～1943年对世界心脏地带的位置作了一些改动，最终将东欧平原也包含在心脏地带范围之内。麦金德由此得出了震撼世界的重要结论：谁统治东欧平原，谁就控制了全球“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支配全世界。P3-5
直面“巨人症”：中国离头等强国还有多远？
（代序）
中国可能在今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论愿意与否，中国已站上国际舞台的核心地带。然而，要想成为世界头等强国，无论国内政经结构还是国际交往，都还要做巨大调整。近日，《大国策》丛书作者，政治、经济、文化与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在北京举行研讨会，激辩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诸多难题及破解之策。
中国处在现代国家构建初期，如何构建一个优良政体，处理好裹在一起的普世原则和国家利益两层关系？
政治文明就是限权文明，权力与权力间的不均衡是以权制权最重要的动力，而不是道德呼吁、社会呼吁和市场要求。
有无之间的大国
刘东（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这个大国一直在有无之间。GDP是大国，可人均呢？制造业是大国，产品创新呢？人口数量是大国，人口素质呢……昔日的文化大国，在我们这一代也已萎缩成文化小国。
中国在快速发展，如果骨骼不长，肌肉不长，突然一下变得很大，是巨人症。没有内部各种各样的发展，大国很难名副其实。
张宇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是想不想当，而是全世界都已把中国当大国，中国必须承担国际责任。
现在世界最重要的大事有三件：应对金融危机、清洁能源、气候变化。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能源消费量世界第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一，跟美国加一起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这几件事都很难解决。
陈明（《原道》主编）：我理解的大国，首先是在南海、台湾、新疆、西藏等问题上的核心利益能得到尊重；其次是在这个体系里的“法权”能够得到保障，不受各种超规则的指摘刁难。
跳出复仇心态
张宇燕：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时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几年前写了篇文章，对中国提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有多大；二是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应这种持续高速增长；三是如果中国成功地做到了前两点，30年便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那时，中国将向世界提出什么要求？
我觉得他内心深处关心的还是最后一个问题，中国真正强大后如何对待曾经侵略凌辱过自己的西方。在部分西方人看来，相当多的中国人所追求的，就是有朝一日向西方复仇。
刘东：“大国”首先有个“大”字。得道可以多助。德国不想当大国？没办法，被打败了。真正的“大国”不仅是中国人的福祉，也是世界的福祉。
乔良（空军指挥学院教授）：不能空谈正确的东西，许多听上去正确的东西，实际上行不通。比如全球资源就这么多，几千年来中国人用很低的成本养活了这么多人，按说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但西方崛起的模式是把全世界资源都采完用尽，中国怎么办？学西方，一块完，不学，自己完。这就是今天的悖论：别人都虎狼式发展，中国能洁身自好么？
刘东：道德是空谈吗？不是。儒家的信仰是，即使陷入到“资源就这么多，我不用你也会用完”的困境之中，我也要修正你。分歧就在这，政治学家已经把道德给阉割掉了，认为都是骗人。
尤其，道德是日常生活的基础，没有它，社会共同体都很难构筑起来，甭说跟别人打交道。苏联就是无法获得内部成员认同，解体了。
乔良：道德对社会内部非常重要，但到了国家层面就很难说。美国人的基督教道德水准比欧洲人还高，很保守，可到了国家层面，美国人最不讲道德。
张宇燕：但丁在《世界帝国》中说，强大的实力和崇高的道德是成为世界帝国的两大条件。道德问题非常复杂，用到个人或小群体时是一种情况，运用到国家层面往往是另一种情况。要多一个心眼，道德被用来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事例太多了。
以“软外交”化解威胁论
李少军（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确，中国现在面临两难：为了国家利益，必须进行“权力政治”的互动，特别是发展和使用军力，为了和平发展，又必须尽可能避免其不利影响。基于此，中国应开展三类不同的外交。
首先是与权力互动对应的外交，也就是“实力外交”：韬光养晦，适度发展和使用军力，要尽可能低调，不到万不得已，不显示武力。
其次要有与国际制度对应的“制度外交”，中国早晚要加入绝大多数国际制度和组织，可以更主动一些，对一些不利于中国的制度，只有加入才能改变。
第三是与观念建构对应的“公共外交”，用善意的行为话语，塑造本国良好的形象，改变他国政府和人民在一些领域的误解和偏见。中国必须增加投入，巧用软实力，与各种行为体对话沟通。三类外交中，应以积极的“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消解“实力外交”的消极后果。
反驳“新殖民主义”质疑
乔良：大国思维未必是帝国思维。有人认为中国利益在扩张，应该把别的地方当成殖民地，美国半个世纪前就已经抛弃了这种思维。美国人发明了“金融殖民”这种新模式。从1971年美元跟黄金脱钩，通过金融全球化，把全世界变成了它的金融殖民地：美国只生产美元，全世界用美元购买产品。结果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不占一寸领土，就完成了全球财富大转移。
任剑涛（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确实在把廉价产品销到非洲，也需要非洲宝贵的资源，但我们没有能力把它正当化，国际话语很苍白。中国应找到普世话语来讲这种关系，要重建国际政治理论。现在是模仿弱国的国际秩序观。谁呢？新加坡。
中国和非洲国家共同接受、而发达国家也无理由反感的国际话语，就是超越传统殖民主义，后发国家共谋发展。中、非两个曾被传统殖民主义欺凌的地区同时进入发展状态，绝对是对传统殖民主义的超越；非洲与其接受发达国家的不平等分工，不如与中国一起谋划相对低付出的发展路径；西方发达国家曾在非洲殖民，事实上丧失了推进非洲发展的历史契机，失去了指责别人的理由。
当然，中国在非洲如何更成熟地与执政者和民众共同打交道？如何在经济合作之余更好地展开政治合作、在政府互信之外实现社会互信？这必须自我调整。孤立主义的国家话语已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重大障碍。
在基本价值上要有重大创新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荷兰创建了国家主权体系的原则，英国建立了宪政体制、现代财政制度、政教分离与宗教宽容，加上工业革命以及自由贸易体制，成了显赫的世界大国。
头等强国的决定性条件，是具有世界历史演进意义的重大创新，否则只会昙花一现。中国能不能成为可持续的强国，取决于在人类基本价值上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在社会正义、全面发展、生态保护以及国际公约秩序方面能否突破。
陈明：一个古老文化要延续必须浴火重生。在为身心安顿、政治重建和文化认同设计方案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调整转换、公民社会的建构是当务之急，文化，尤其儒家文化是重要资源。
世界是以美国为轴心的帝国。软实力、文明的冲突等概念表明文化在大国博弈中有作用。和谐是不是普世价值？仁就是博爱啊！要学会用自己的文化符号而不是意识形态话语表述自己的利益。怎么让人家听得进？不能到处搞孔子学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却不信。人家难道就不会听其言观其行？
克服普世原则与国家利益的张力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的发展总被当作特殊案例。中国处在现代国家构建初期，面对新帝国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双重张力构成的挑战，如何构建一个优良政体，处理好裹在一起的普世原则和国家利益两层关系，是要面对的根本问题。
乔良：在政治话语上，中国和西方几乎是鸡同鸭讲。是不是一定要全套跟西方接轨？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理论，连他们都未必那么认真，我们有些人却奉若神明。比如这次金融危机，不少人按西方腔调认为一是华尔街贪婪，二是美国政府金融监管缺失，真这么简单吗？怎么解释美国政府几十年来从不真正下力气解决逆差问题、赤字经济？只有逆差、赤字，它才能多印美元，用绿纸换别人的实物。如果顺差，它就得用货真价实的实物去换别人手里的美元，哪个更占便宜？
民主是理念，也是手段。西方那套话语也不妨拿过来，但不是全盘接受，在自己脑子里过一过。
任剑涛：我也认同在具体做法上不要太较真。国际政治是艺术，国内政治也是。首先把国内基础夯实了，才艺术得起来。
可以跟欧盟、美国讲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要求获得相应待遇，但内部要清楚，很多要素完全国家垄断，怎么市场化？权力一定要让步。
张小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看来，国内政治学者比较悲观，而国际政治学者有些乐观。国内面临的问题的确很多，几乎每个领域、环节都有矛盾。
任剑涛：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习惯抢占道德制高点，通过软性逻辑来谈刚性的政治。政治文明就是限权文明，限权不是道德，是政治。对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寄予厚望，都是非政治思维。市场规范、社会规范，权力自然就规范，这是30年来非政治幻想的两部曲，而且是主旋律。英国不是先有公民社会的兴起，尤其是成熟状态的公民社会的兴起。权力与权力间的不均衡是以权制权最重要的动力，而不是道德呼吁、社会呼吁和市场要求。
（本文由苏永通整理，南方周末报发表）
100多年来，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国民都在为一个梦想而奋斗：以世界头等强国姿态，拥有与美英等世界强国同等的话语权，与世界大国共同制订游戏规则。
今天，中国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超日赶美：中国GDP很可能在今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众多权威机构的预测，中国将在2020—2040年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然而，纵观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成为头等强国并不容易，必须在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全球政治和文化影响四个指标中达到三个或三个以上“综合实力”才能真正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世界级大国，也就是头等强国。历史上真正的头等强国只限于美、英、法、苏四国而已。
毫无疑问，成为世界头等强国，是中国巨大的转型过程，是从执政体制、经济运行体制、社会结构、行为方式到国民素质等各个方面浴火重生的过程，是从“乡土中国”到“世界中国”的转变过程。
面对地缘困境，中国要不要迅速亮剑？中美：对抗还是共生？全球地缘格局中：为何“得伊朗者得天下”？同样崛起，为什么西方惧中国而不惧印度？西方为何不排斥日本人，而排斥中国人？
中国终于对西方话语霸权说“不”，本书为您揭秘西方媒体操纵世界舆论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