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写给所有想“赢”的人！本书是呕心沥血十八载分享缔造百年企业的管理心得！革新现代企业基业长青的本土策略！终结全球华人富不过三代的历史宿命！以法治的权威破除人治的盲从，这是中国企业“赢”的起点！

中国式“赢”——赢在眼光，赢在方法，赢在执行！

一部中国企业变革的必读本！全书立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汲取古今中外、各国企业有益的变革智慧，高瞻远瞩地找出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分析全球化的形势下如何进行系统性地思考和变革，并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

中国企业，一万次“变革”，九千九百九十九次败，败在目标模糊，规划失误，急功近利，缺乏系统思考，败在未经充分的文化理念、干部人事准备，以及没有合格的变革主体等。

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糟粕摧残的中国企业，如何才能切入良性的动态管理轨道？欧美企业是规范的法治和法治文化，中国企业是随意的人治和人治文化，中国企业先天的条件不足，当然要败下阵来。那么中国企业怎么办？如何去参与全球化竞争？

本书立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汲取古今中外、各国企业有益的变革智慧，高瞻远瞩地找出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分析全球化的形势下如何进行系统性地思考和变革，并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作者把它归为中国式“赢”，因为它从根本上颠覆了我们传统的观念和想法，告诫中国企业彻底抛弃自我优越感和好大喜功的想法，看到自己的先天不足和劣势，真正地去行动，从而推动中国企业的大赢。

前言

第一部分 赢在眼光：“站得高，看得远”

第一章 高瞻远瞩的力量

 一、自身实力与外来冲击

 二、创新指导下的制度与体系

 三、貌合神离的现象

 四、力争上游的中国企业之路

第二章 善学异邦的拿来主义

 一、嘴上学习骨子里不变

 二、他山之石

 三、真正的拿来主义

 四、中国式管理的内核

第三章 “赢”的管理模式

 一、为什么要倡导中国式“赢”

 二、赢的第一观念：做造钟师

 三、赢的境界：三阶梯管理

 四、赢的思维：以变应变

第二部分 赢在方法：“自己就是救世主”

第四章 纵横对比，谁输谁赢

 一、孝公与光绪两家“国企”

 二、杜邦与科龙，一成一败

 三、赢的基因总是相似

 四、输的要素各有不足

第五章 企业进化与优胜劣汰

 一、怀疑一切权威

 二、所谓“亚洲价值观”

 三、随波前进是新趋势

 四、进化是可以传承的

第六章 没有赢商，就没有结果

 一、绝对权威的后果

 二、以“毒”攻毒

 三、一元“服”始

 四、老板来顺水推舟

第三部分 赢在执行：“和而不争，破而立道”

第七章 “不争论”的智慧

 一、绵里藏针

 二、凡事预则立

 三、项目管理的借鉴

第八章 大海航行靠罗盘

 一、上上下下的感受

 二、骑驴看唱本，老调要新谈

 三、大海航行谁来指引方向

第九章 惟一不变的是应变

 一、连接导线

 二、和而不同

 三、赢在循序渐进

 四、以权威破除权威

附录 赢在借鉴：他山之石学起步

 一、浙江经济，不进则退

 二、张瑞敏与李东生换位

 三、企业整合，赢在文化适应

2006年，一部名为《大国崛起》电视政论片的热播曾在风平浪静的国人中间掀起了波涛阵阵。谨此，我特别采撷了其中几段有关日本如何对待西学的解说词，与读者共赏共探：

横须贺，位于东京湾入口，日本近代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2003年，这座依山傍水、清秀怡人的小城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纪念活动，被纪念的是一个叫佩理的美国将军。从这些轻松友好的笑脸上，人们很难想象，150年前，正是这位将军用武力迫使日本打开了自己的国门，让这个岛国走上了一段充斥着悲剧和奇迹、混杂着屈服和刚强的历史。

1853年7月8日，刚刚跻身于强国之列的美国，派出东印度舰队司令佩理率领四艘全副武装的黑色大船，闯入了横须贺港。

为了开辟太平洋航线和抢占东方市场，佩理代表美国总统提出了开港通商的要求。这位不久前在美国和墨西哥的海战中大获全胜的将军十分自负，他对前来交涉的日本使者说，你们最好不要抵抗，因为一旦开战，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必胜。

面对冒着黑烟的蒸汽战舰和盛气凌人的美国将军，日本人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此时的日本，已经度过了两百多年闭关锁国的时光，但是，它对外面的世界并非一无所知。在唯一的窗口长崎，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富强的国家，中国与荷兰被允许往来通商。17世纪的世界霸主荷兰，让这个两千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的岛国兴起了“兰学”。日本的士族阶层纷纷用荷兰语，来研讨欧洲近代的天文、地理、医学等新兴学科，并由此了解到西方世界的发展。

而13年前(即1840年)在鸦片战争中受到英国军舰攻击的邻国大清帝国的遭遇，从另一个角度给了日本统治者一个新的信号。

几千年来，日本几乎都在向中国学习，连中国都败给了对手，那么这样的对手，应该是非常强大的，这样对手的出现，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冲击。

因此，当美国黑船压境时，尽管日本国内对选择抵抗还是屈服有过争论，但最后还是做了很实际的考虑，日本人几乎是以欢迎的态度接受了佩理的要求。

佩理将军在展示武力之余，用电报机、钟表、望远镜、蒸汽机车和大炮向日本人展示了工业革命的成果。当一部小型蒸汽机车在专门搭建的轨道上开动起来的时候，围观的日本官员从飞转的车轮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和大洋彼岸那个世界的差距。

1871年，一支近百人的政府使节团从横滨港出发，前往欧美各国。使节团中包括49名明治政府高官，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政府官员总数的一半。为了支撑这次庞大的出行，刚刚成立三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当年财政收入的2%。

在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写下了长达百卷的考察实录。政府投入之大，官员级别之高，出访时间之长，在日本乃至亚洲国家与西方世界交往的历史上，岩仓使节团的出访都可称得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动。

日本的最高领导阶层，以岩仓为首的，访问欧美的这样一个代表团，最后用的是“始惊、次醉、终狂”三个词来概括，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始惊”就是他们到了欧美，看到了西方发达的文物制度以后，那种吃惊的程度；“次醉”就是陶醉在西方这种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中；“终狂”就是下决心发疯似的学习西方一系列的文物制度，要使日本跟西方一样强大。

为什么同样面对的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日本人能够把审视的目光主要放在自己的落后上，而中国却不能，依旧在妄自尊大？  为什么自然资源和人口资源均不如中国的日本，不但在东方世界第一个摆脱了西方大国的欺凌，顺利实现了现代化，而且至今依然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

因为日本不只感受到落后挨打的外侮，更看到欧美先进文明不可阻挡的汹汹来势，所以不愿做无畏的牺牲，不愿去以卵击石，而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为重，放下一时小辱，拜先发者为师，发愤图强。

因为日本没有对外来文化的先人为主，没有在学习之前就怀揣着一根落后文化的标尺，去对比它先进的欧美文明进行一番似是而非的“扬弃”，没有“体”与“用”之分。因为日本的向先发者学，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学，是全心全意、满腔热情地学。人家才是真正的拿来主义！

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和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式变革无疑是日本迈入现代国家行列的两道门槛。明治维新施行的《帝国宪法》，虽然在日本开启了民权、民主的先河，但并不彻底，特别是其中确认了天皇制的神圣不可侵犯，赋予了天皇拥有统帅军队和对外宣战的大权，结果明治维新在基本达到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目标的同时，也将国家拖入了穷兵黩武的境地。二战后，麦克阿瑟在日本主导施行的《和平宪法》，明确宣示了日本的主权属于国民，天皇只作为日本国的象征存在，把明治维新开启的民权、民主向前推进了一层，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再度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两次成功的跨越表明，日本向西方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靠得越近，社会发展的步伐越快，也越持久、越稳定。

反观我国社会那些愤愤然的狭隘爱国者，只知道咬牙切齿地恨日本，恨日本人侵犯我们、看不起我们，似乎除了恨日本外，就再无自我批评的必要。国恨家仇，深仇大恨确实要记住，不能忘记，但除了恨别人，我们该不该恨自己？恨自己的夜郎自大，抱残守缺；恨自己不能见“先”思齐，从“先”如流；恨自己一如既往地抓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陈词滥调不放！这种恨往往变成一种狭隘，而不是变成一种激励。历史没有偏爱日本，机会也没有给予日本一丝一毫的特别恩宠，日本人后发而崛起，中国仅有的觉醒者却被镇压或弃之不用。“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千真万确啊！

时光回流到二千年前，今天人杰地灵、物产丰饶的江南水乡在当时的中原人眼中是老少边穷的蛮荒之地。

时光回流到一千年前，今天工厂林立、百业兴旺的广东珠三角、长江金三角在当时的北方人眼中是罪犯发配的南蛮之地。

时光回流到十五年前，今天精英荟萃、群雄逐鹿的上海浦东国际金融中心在当时的浦西人眼中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问房”。

对比自明，我们主要是做好自己的事，多拿出几条让别人不可小视、不敢非礼自己的理由。

对国耻我们的确要没齿难忘，但对带来国耻的内在原因也要有勇气正视，要在恨别人的同时不忘向别人学习，学习别人由弱到强的经验，不忘他山之石可攻玉。当年的日本向欧洲学习现在走在了欧洲前面。这样的恨才有价值，才有扬眉吐气的希望。

不是说中国人没变，没有向先进学习，那些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确实是在向西方学习，可惜力量太弱了，收效甚微。下面这段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与伊滕博文二人围绕中日两国变革的对话(括号加了一点我的注解)，你看后一定会感叹不已。

伊藤博文：“中堂之论，甚惬我心。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中堂之论指变革，抱歉是遗憾的意思)

李鸿章：“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P31-34

全球化情境中的中国企业“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企业变法的种类虽然可以因“法人”而异，但所有的变法都离不开一个前提：规范的法治。没有规范的法治，新法、老法都得不到真正的实行，都不过是废纸一堆。如此，由人治到法治就成为中国企业链接世界的头道难关、第一变革，或者说中国式“赢”的起点。

知道中国企业第一变革的重要性是一回事，在中国企业成功地推行第一变革又是另一回事。

从不同角度谈论中国企业第一变革的文章很多，对中国企业第一变革进行全面系统的思考，并提出一揽子解决办法，且写成一部专著的人却只有我一个。

故作高深地向本书表示轻蔑很容易，令人信服地将本书驳倒则很难。

虽然我无法做到像企业一样聘来保险公司，为本书的“和谐演变路线图”提供百分之百的可行保证，但我可以底气十足地讲，如果你切实地沿着本书的“和谐演变路线图”慎始善终地走上一趟后，仍不能如愿以偿的话，那么，就请你将我牢牢地钉在中国企业发展史的耻辱柱上吧！

细想起来，我为本书的写作已整整耗费了十八年的光阴。

十八年前，为了生活，我开始和形形色色的老板打交道。他们的年纪有老有少；性别有男有女；地域有南有北；学历有小学有博士；行业有做日用百货、有做建材机电、还有做培训、做咨询、做贸易；规模有大有小，大的有几十个亿，小的几百万。十八年的零距离接触，我先是在某一位老板、某一家企业身上看到像专权独裁、用人唯亲、急功近利、职责不清、有令不行、小富即安等怪状，后来又在另一位老板、另一家企业身上重复看到，再后来差不多在所有接触过的老板、企业身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他们间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不同而已。于是我就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有着不同年龄，不同性格，来自不同行业和地区的老板，说着如此相似的话，做着如此相似的事，有着如此惊人的一致呢？

早先，我也曾爱不释手于古典书籍的阅读，像四书五经、《道德经》、《孙子兵法》、《史记》、《太平广记》、《东周列国志》，经典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几乎尽收眼底，甚至还包括了最基本的《三字经》、《女儿经》、《千字文》。我不只是一般地读，而且喜欢做笔记、喜欢思考、喜欢随时随地把读书心得写下来。如此，时间稍长，阅读的古典著作稍多，就会形成一个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总体印象，就会发现虽然古人留给我们的书籍非常非常多，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但核心的价值理念却只有那么几条：三纲五常，忠君报国，知足常乐，退一步海阔天空等。自古至今，这些核心的价值理念从来就没有变，变来变去的只是它们的外在形式，万变不离其宗。

很显然，当我心中围绕中国企业和中国传统文化，而进行的两种思考不期而遇时，中国传统文化糟粕是中国企业的病根子的一个闪念便油然而生。于是，就有了我的《中国企业的病根子》一书。

找到了毛病通在什么地方，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想办法解决，探求中国企业的“赢”之路。进而，又有了我的《三阶梯管理》一书和手头这本《中国式“赢”》。前者是我针对全球化情境中的现代企业，而提出的一个良性的动态管理模型。后者是我就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糟粕摧残的中国企业，如何才能切入这个良性的动态管理轨道的一个系统思考。

从《中国企业的病根子》到《三阶梯管理》，再到《中国式“赢”》，我总算完成了有关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一个完整系列，总算可以轻轻地舒一口气了。谢天谢地，谢谢所有关爱我的读者朋友，没有你们的鼓励和期待，我不可能坚持到今天。

两个人决斗，相隔一百米，一个拿剑，一个拿枪，拿剑的先天条件不足，当然不是拿枪的对手。两个人都拿剑或拿枪，同等条件下决斗，那就看谁的剑术高、枪法准、动作快。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欧美企业是规范的法治和法治文化，中国企业是随意的人治和人治文化，中国企业先天的条件不足，当然要败下阵来。怎么办？趁早按我的“和谐演变路线图”去推行中国企业的第一变革，奋起直追。

我的《中国企业的病根子》、《三阶梯管理》、《中国式“赢”》分别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必不可少的一架望远镜、一只罗盘、一支枪。没有这套行头，中国企业只能关起门来自己人跟自己人练中国功夫；有了这身行头，虽然拥有了出国的“证件”，但能不能成功，还得靠枪法、身手。

往远处想，中外民族、企业的竞争，总不过两条，一条是机制，一条是人才。

机制相当于枪，人才相当于枪法、身手。

没有枪根本不行，有了枪未必就行。

那么，枪，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呢？

你的事情你做主！

如果你觉得要，你就沿着我指定的“和谐演变路线图”坚定不移地向前、向前、向前！

如果你觉得不要，那么，就请你转过身去，让我默默地祝你好运！

作者：赵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