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二十四节气文化，可进入中国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大门，触摸到我们民族的心理、性格和情感脉搏。沈泓编著的《春分冬至》追踪二十四节气及其民俗图案的源头、特点，对二十四节气进行通俗性趣味性的描述。包括清明时节雨纷纷、龙舟竞渡端午节等二十四节气逐一介绍。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独特的创造，沈泓编著的《春分冬至》对每一个节气的来龙去脉及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挖掘和描述，是我们打开中国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大门的一把钥匙。二十四节气不仅是工具，更是一种文化，任岁月的流水千年流淌，也不可磨灭它的文化智慧之光辉。

序

第一章 追踪溯源探节气

第二章 节气文化滋味长

第三章 一月小寒接大寒

第四章 二月立春雨水连

第五章 惊蛰春分在三月

第六章 清明谷雨四月天

第七章 五月立夏和小满

第八章 六月芒种夏至连

第九章 七月小暑和大暑

第十章 立秋处暑八月问

第十一章 九月白露接秋分

第十二章 寒露霜降十月全

第十三章 立冬小雪十一月

第十四章 大雪冬至迎新年

后记

二十四节气是古代一组节令的总称。即自立春至大寒共二十四个节气，以表征一年中天文、季节、气候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它反映季节的变化，指导农事活动，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

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在黄道(即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位置来划分的。二十四节气中反映日照长短的有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反映温度的有小暑、大暑、处暑、霜降、小寒和大寒；反映温、湿度的有白露、寒露；反映降水的有雨水、谷雨、小雪和大雪。其余则是反映自然物候和农业物候的。

那么，二十四节气是如何形成的?又起源于何时呢?

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人民中就有了日南至、日北至的概念。

二十四节气最初只有夏至、冬至，在春秋时代，定出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等四个节气。随后．逐渐增加了春分、秋分及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到战国后期成书的《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中．有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八个节气名称：这八个节气，后来成为二十四个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气。

这八个节气标示出季节的转换，清楚地划分出一年的四季。

随后，人们根据月初、月中的日月运行位置和天气及动植物生长等自然现象，利用之间的关系，把一年平分为二十四等份，并且给每等份取了个专有名称，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制定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

以后不断改进与完善，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人们根据节气候时而行，很多汉画像石上的画面上有飞鸟、动物、树木和大自然中的一些物象，这些都是当时人们判断节气的重要物候：

到了西汉《淮南子·天文训》中，始有完整的二十四节气的记载，它是以北斗星斗柄的方位定节气。《淮南子》一书中对节气的记载，和现代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完全一样。

二十四节气诞生后，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报节气的风俗，如西安鼓楼就有二十四节气鼓。

西安钟鼓楼位于西安市中心。钟楼与鼓楼东西对峙。钟楼初建于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鼓楼始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三年(1380年)，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和清乾隆五年(1740年)先后两次重修。楼上原有巨鼓一面，每日击鼓报时，故称“鼓楼”。

西安鼓楼是目前所存在全国最大的鼓楼。楼的外檐和平座都装饰有青绿彩绘斗拱，使楼的整个建筑层次分明，浑雄博大。

鼓楼里最具有历史感的东西，就是二十四节气鼓。流传千年的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二十四节气鼓被制成了一面面威风凛凛、震撼世人的大鼓，让人感慨赞叹。

P2-3

小时候，老师就教我们背诵二十四节气歌诀：“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首歌诀成为很多读书人温馨的记载。

二十四节气是古代一组节令的总称，即自立春至大寒共二十四个节气，以表征一年中天文、季节、气候与农业生产的关系。节气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相关，节日也大多和二十四节气有关，二十四节气其中有些节气本身就成了节日。

中国节气文化博大精深，每一个节气都有诸多知识，除了形成的大量民间传说和民俗风情，还有一些具有科学思想的观念，如古人将每一个节气都以三种物候来概括，以立春节气为例，立春的十五天分为三候：“一候东风解冻，二候蛰虫始振，三候鱼陟负冰。”

东风解冻：冻结于冬，遇春风而解散，不日春而日东者。《吕氏春秋》日：“东方属木。”木，火母也，火气温，故解冻。此一候说的是东风送暖，大地开始解冻。

蛰虫始振：蛰，藏也；振，动也；蛰藏之虫，因气至而皆苏动之矣。古人解释：“动而未出，至二月乃大惊而走也。”意为立春五日后，蛰居的虫类慢慢在洞中苏醒。

鱼陟负冰：原为鱼上冰，《元史志》改之为鱼陟负冰。陟，升也；鱼当盛寒，伏水底而逐暖，至正月阳气至，则上游而近冰，故曰负。鱼陟负冰的意思是，从立春的第十天开始，河里的冰开始融化，鱼开始到水面上游动，此时水面上还有未完全溶解的碎冰片，如同被鱼负着一般浮在水面。

《中国民俗文化探幽》丛书，是一套通过笔者收藏的民间年画、剪纸、纸马、拓片、藏书票等民俗艺术品原作，透视中国民俗文化的丛书，是一套通过流传千百年的民间图像，解读民俗文化的丛书，每一本书从一个侧面和一个角度对中国民俗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介绍、分析和描述。

近20年来，笔者收藏和研究兴趣转向民间年画、剪纸等民间美术，每收藏一件民间艺术品，都要探究其意味和来龙去脉，于是大量查阅资料，向民间艺人请教，最后发现，这些民间艺术品都或多或少地与民俗有瓜葛，或直接来源于民俗，乃至成了民俗的载体。我感到，抓住了民俗文化这个大纲，所有的民间美术品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所谓纲举目张也。

于是，收藏的同时，我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民俗文化，最后成为兴趣所在和兴奋焦点。

知识的获得按古人言不外是读书和走路。读万卷书，可以了解民俗知识的宏观脉络；行万里路，则是从民间获得民俗的原生知识。这是细节微观的知识，是源头的知识，是原始的知识，是来自大地和泥土的知识，因而它是最真实、最可靠的，也是最权威的知识。

书本上的民俗知识，不过是民间沃土上开放的花朵，失去了泥土大地生长的土壤，书斋中构造的所谓知识不过是缘木求鱼，空中楼阁。所以，任何专家学者的论述都离不开源头。

走进民间，就是走向田野，民俗文化就是一门生长在田野上的学问。作为专门学科术语，“民俗学”是由英国学者汤姆斯首先提出，后逐渐被世人所接受。民俗学走进中国学术界，始于1918年，当时中国出现了早期的民俗学组织——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和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还出版了有影响的刊物《歌谣》周刊、《民俗》周刊等。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和组成部分，1918年北京大学的歌谣运动在中国民俗学史上影响深远。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征集运动”，激荡起了中国学术界“到民间去”的思潮。新文化运动先驱如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鲁迅等都曾参与其间，从而造就了第一批中国早期的民俗学家，如顾颉刚、周作人、黄石、江绍原、张清水等。

20世纪初的那场以歌谣征集带动起来的民俗学革命，吸引了大量热衷于走进民间的学者参与，他们迫切需要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投身新文化运动，使得民俗学成为当时的显学。

尽管中国第一批民俗学家在当时还没有充分熟悉民俗学这门科学的性质、理论和研究方法，但他们到民间去、到田野去的行动，他们用脚写书而不是用手写书的创举，为民俗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阳光大道。

值得庆幸的是，收藏将我无意中带到了这条阳光大道。这十多年来，笔者为收藏濒危的或正在消逝的民间木版年画，利用休假数十次行走在中国大地和东南亚华人居住区，在偏僻乡村和田野阡陌，寻访民间年画艺人，在深山古寺和寂寥老巷，收集民间年画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