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是英国作家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的作品。该书较为翔实地记述了蒋介石从出生到去世的生平事迹,和此期间所涉及的中国命运的大事件,解读了蒋介石发迹并掌控中国、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揭示了其最终丧失中国政权的必然性。
本书从蒋介石出生到其去世的生平事迹及期间所涉及的中国命运的大事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记述,尤其对20世纪的中国社会进行了较详细的解读,客观分析了现实社会对蒋的成长及个性的影响以及他的发迹并掌控中国、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揭示了其最终丧失中国政权的必然性。该书对人们了解蒋介石其人及20世纪的中国社会有帮助。
如果没有他,现代中国历史将会怎样展开?如果西安事变中他被杀,中国的命运又会走向何方?从发迹到掌控中国,权倾朝野,又在关键时刻失去政权,逃之夭夭……
蒋介石,与中国命运息息相关的人。
《蒋介石传》是英国作家乔纳森·芬比的作品,是近30年以来第一部完整的英文版的蒋介石传记,重点在于他的非同寻常的崛起,以及如何在1949年被毛泽东击败,失去了整个中国。
《蒋介石传》以丰富的中国及西方的资料为基础展开叙述,许多细节以前从未被披露。它以令人惊异的描述非常戏剧化地、色彩丰富地探索了蒋介石的军事与政治生涯,同时也公正地揭示了他复杂的私人生活。
蒋介石和陈洁如住在黄埔主楼一楼的一套由一间客厅、餐厅和配有柚木家具的卧室组成的公寓里。晚上他练书法,他的“亲爱精诚”的黄埔校训手迹就裱糊在丝绢上,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他的阅读书目包括欧洲战争、心理学与地理学。他的住所旁是一间有一张长长的桌子和24把高靠背椅的大会议室。民国国旗与国民党党旗就挂在一侧墙壁上。另一面墙上是一幅巨大的点缀着绿色、红色与蓝色旗帜的中国地图,这些旗帜标志着计划中的北伐路线。蒋的妻子为他做了许多文秘工作,其中一项就是登记标有“机密”字样的信件,然后把它们装在公寓里一个上锁的文件柜里。
考虑到广州的险恶环境,给蒋提供守卫应该是合理的,但是他的怀疑已近乎妄想。“那些我曾经认为是可以信赖的人结果今天却是更加的不可信。”他写道,“总而言之,一个人只能相信自己。”洁妮说“在他任何事情都争先的强烈愿望中,也有自负的倾向”,而且他只培养那类很可能会对实现他的目的有帮助的友谊。
“某日晨醒,自省过去之愆尤,为人鄙薄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嫉妒者乃在骄气未除。而其病根,皆起于轻躁二字。”他的日记记载道,“此后唯以拘谨自持,谦和接物。”他承受着反复出现的健康问题的折磨,而且还有一次在违背他个人意愿的情况下被带到医院进行手术以阻止他的鼻子不断出血。有时候,眼疾问题也使他无法正常工作和阅读。“我是如此的烦恼,以至于有几次我想到要结束我自己的生命。”他写道,“但是后来我用这样的话来安慰我自己,‘我即将承担党的使命是上天的意志。我的视力怎么有可能被毁掉呢?我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休养直到完全恢复健康。’”
他注意到了他的“过分注意细节的自我控制”,这往往使那些最后成为其咆哮与愤怒的对象大惑不解。他的刻板与严格是坚定不移的,他写到“宁人笑我迂腐,而不愿人目我狂且也”。当他的妻子问到如果他的计划被证明不可行而他会做什么时,他回答道:“如果事情不合适,我愿意作一些轻微的修改。但我强调要有一个固定的、基本的计划。一旦决定就不许随意变化。可能会有一些需要变化的细微之处,而这些在以后是可以被调整的。”
蒋对其子的态度也同样严厉。20世纪70年代由经国出版的信件都是严厉的校长式的,比如对这个孩子书法失败的没完没了的训斥。这位将军最能显示其感情的地方是建议其子如果要补牙或安假牙,应确保牙医的器具消过毒。
经国完成在北京的学习后去了广州,在北京他对左翼的思想变得非常熟悉。这个15岁的孩子已经获得了由莫斯科提供的一笔奖学金,并且希望他的父亲准许。根据洁妮的讲述,经国是如此的胆怯以至于请求她把这个想法告诉蒋。“他去如此遥远的地方有什么用?”她的丈夫回答道,“我负担不起他的花费。”他的妻子说只是在她最后的恳求之后他才表示了同意。
在莫斯科这个男孩有了一个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伊利扎罗夫的俄文名字,并就读于东方劳动者大学。他学习俄语,编辑《红墙》板报,并且研究农民与劳工组织。当他的手提箱被偷时,经国写信给他的父亲要钱买新衣服。洁妮说蒋对此断然拒绝,理由是年轻人应该学会对他们的物品更有责任心。洁妮把自己的私房钱寄给了他,而且装作这些钱就是来自他的父亲。当经国离开广州时,她的感觉就像“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为了弥补由于治疗蒋介石传染给她的性病而造成的丧失生育能力的精神缺憾,她收养了一个女婴。
蒋表明自己对纪律一丝不苟,对黄埔军校学生的要求也是如此。他会叫来学员询问他们为什么鞋带或者纽扣松了。“当回答不够令人满意时,他会大声叫来一位下士,严厉斥责他,并且命令处罚违令者甚至将其投入禁闭室。”洁妮回忆道,她记得有一次一位学员要面对3000名听众作一次爱国主义的朗诵。他已经尽力背诵了讲演稿,但却忘掉了中间的一行。这个学员从裤子口袋中拿出一张弄皱了的纸,展开了它并且开始朗读。“停!”蒋大声叫道,“你应该知道不该把折起来的纸放在容易弄皱的裤子口袋里!它应该放在你的衬衫口袋里!记住这点,你这个傻瓜!”
黄埔军校开学三天后,广州的法国社区为来访的印度支那总督马绍尔·梅林举行了晚宴。宴会在沙面的外国租界举行,这是一个与河边码头相对的占地44英亩的沙洲。这块高墙里面的飞地有着宽阔的街道和低矮的砖与大理石的建筑,四周围绕着草坪、花坛和攀援灌木。一个美国访客描述道,其悠闲的街道会使人想到新英格兰的乡村。英国人占据了该岛的五分之四,法国人占据着其余的地方。这里只有一家饭店,维多利亚饭店,而欢迎梅林总督的晚宴就在这里举行。
当汤被端上来给50位客人时,一个身穿白色汗衫与短裤的人通过一扇开着的窗户把一个皮包扔进了餐厅,里面的炸弹立刻发生了爆炸,三位就餐者当场被炸死,另外两人死于医院。爆炸将刀子、叉子和瓷器的碎片射入了人们的身体。攻击者跳入了河中。两天后当局宣布找到了一具“安南人”的尸体,此人还留下了一份谴责法国殖民主义的遗嘱。
沙面当局命令所有的中国人,但并没有其他非西方人士,夜晚进入该岛要出示贴有照片的通行证——这几乎是最不合乎逻辑的反应,因为投掷炸弹者是越(安)南人。广州政府提出了抗议。在这块飞地里工作的中国工人停止了工作,为外国人维持秩序的守卫人员也随之罢工,纠察队将租界与城市隔离了开来。外籍妇女和儿童们纷纷去往香港,食品则由汽艇从英国的殖民地运进来。在缺少家庭厨师与仆人的情况下,维多利亚饭店的生意十分红火。
广州工人的激进行为得到俄国人与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因而对抗升级。尽管有关沙面的妥协已于19日达成,但这一事件却使这座城市作为“红色革命”的心脏而名声大噪。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中国的商人们组建了一支穿咔叽制服的号称商团的民兵队伍,他们在指导下进行训练并且在重要的地点修筑堡垒。有关他们的人数的记载介于6000—12000人之间。他们还在其他城镇与乡村培植分支:1924年5月,来自广东的100个商团组织会聚广州。为与之抗衡,国民党组建了劳工志愿团,其成员每天可以得到三角五分钱,还有一套制服、一把匕首和一支来复枪。
尽管许多商人都是保守的,但这种反对并不仅仅是守卫其势力范围的反革命事件。那些杰出的现代人物已经失去了对政府的幻想,他们称国民党的领袖为孙大炮——意思是说空话的孙。商团的首领、一位富商、香港与上海银行的前买办(“买办”是指作为外国公司代理商的中国人的名词,他们常常会十分富有)陈廉伯坚持说商团是自卫性质的武装,是由于贸易的混乱与投资的贬值才变得必要了。
1924年8月中旬,一艘装运商团订购军火的挪威货船“哈佛号”逆珠江而上,载货清单上列有4850支步枪、数量相同的手枪以及350万发子弹。根据孙的命令这些枪支被扣留并送往蒋在黄埔的要塞,商人们举行了一系列罢市活动以示抗议。孙以新的北伐建议为由离开了城市,但蒋却拒绝随行,说他将誓死保卫广州。
政府与商人们达成了一项妥协,同意将武器的一半交还商人,作为回报得到一笔罚款和一项有关房屋的税收。10月10日,当商团成员去河边取回他们的武器时,一支由孙的忠实拥护者、黄埔军校学生和左翼人士组成的满洲帝国垮台周年纪念日的游行队伍出现在了路上。商团拒绝让他们通过,枪战随即爆发。有六人当即被打死,而最后的死亡总数可能会三倍于此。商团派出了武装巡逻队,关闭了商业区四周的大门,并且在屋顶和经常设立典当行的塔楼上安排人员守护。 P48-51
西安十三天
隆冬,黎明时分,当士兵们冲向这位号称比世上任何一个人统治的人口都多的人物时,他只穿着一件睡衣。他们分乘四辆卡车,杀死岗哨,闯入了一个复杂而又装饰华丽的楼阁群,这些环温泉而建、有着上翘屋檐的楼阁,曾是皇帝取悦其宠妃的地方。士兵们沿着石头阶梯拾级而上,在月光的掩映下穿过一间华美的浴室,来到一个有围墙的院落。
这一天是1936年12月12日,中国北部重镇西安城外华清池的地面上仍覆盖着皑皑白雪。西安是陕西省的首府,坐落在曾经把中国与印度、伊斯兰世界以及欧洲联系起来的丝绸之路的东缘。西安的钟楼、鼓楼和有着1897个房间的宝塔以及长10英里、距地面高度达50英尺的砖城墙都是明朝时期的遗迹。更近世以来,它还曾经是一次攻城战的战场,大约有3万人死于斯役,很多人均因饥饿而死。共产党的主要基地就坐落在西安以北,也是这一天到达华清池的士兵们应该去清剿的目标。
在一位头发蓬乱、脸膛方阔的25岁上校的带领下,这支120人的精干强悍的突击队包围了一个荷花塘,边射击边向位于宽阔且以青砖铺地的庭院后的那个单层建筑物挺进。在左侧远端的一所朴实并且漆成白色的房屋中,蒋总司令正在做早操,就像他自童年起每天都做的一样。听到外面的嘈杂声后,他的卫士长从右面的房间里冲了出去,院落里即刻爆发了激烈的枪战,子弹击碎了门上的玻璃。在枪弹的怒吼声中,蒋介石无暇更衣便逾后窗而逃,他的制服、鞋子和假牙都被丢在了一边。
在两位仆人的帮助下,这位50岁的中华民国的领袖翻过了10英尺高而另一侧又有垂直壕沟的围墙。他滑了下去并且跌倒在地。“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他回忆道,“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
在温泉上方一个山峰的小庙近旁,卫士们搀扶着他在雪地上向更远的上方爬去,进攻者不断向山坡上射击。“四周枪声大作,枪弹飞掠余身周围而过,”蒋介石回忆道,“卫兵皆中弹死。”他在荆棘中不断摔倒,后背和膝部均因此而受伤。最后,他在一块大岩石后的一个洞穴里找到了藏身之所。在下面的温泉处,进攻者击毙了他的那位令人尤其厌恶的侄子,然后出发开始搜山。。
在西安,当地军方官员们聚集在电话机周围,监控事态的发展。破晓时分,士兵们则忙于抓捕蒋介石滞留在城内的将军们。其中一人在越窗逃跑时被击毙,其他人据说则是在与其夜间伙伴寻欢作乐时被捕。一些部队失去了控制,他们抢劫并杀害了一家银行的经理。价值150万元的面粉被从一列火车上盗走。搜查者们两次经过了那个洞穴,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猎物。然后这位又冷又累的总司令听到了洞外士兵的谈话声,并最终决定投降。这次攻击行动的指挥官,即那个被描述为“学生般害羞而又举止热情的”圆脸上校孙铭九被召唤了过来。他用一种正式的语调向他的俘虏报告了他的官阶,但蒋介石的回答却是:“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
这个有着4.5亿人口国家的统治者要求一匹马:他冻得脸色发青而且脚在流血。“这里没有马,”孙跪在雪地里回答道,“但是我会背你下山。”蒋介石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爬上了这位上校宽阔的后背。山脚下,有一辆汽车正在恭候。当他们到达华清池温泉并且看到地上横七竖八的尸体时,当即决定驱车前往司令部。在司令部,这位总司令受到了一支军乐队的迎接,他对着那些迎候他的军官们怒喝道:“不要向我敬礼。”
蒋被劫持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中国。首都南京的反应极其好斗,但总司令的妻子,那位在美国接受教育的老于世故的宋美龄却为此深感忧虑,有关反叛者已谋杀了其丈夫的谣言更是四处泛滥。以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为首的一个军事小组主张用轰炸机配合驻扎在西安东部的军队发起攻击,而美龄反驳道,这将会置其丈夫的生命于危险之中。在一系列气氛紧张的会议上,她的意见及她应飞往北方的建议均遭到了拒绝。“没有人会飞往西安,”何宣布道,“我们正在进攻西安,总司令已经罹难。”美龄很想知道这些将军们是否真的想看到她的丈夫被杀,以便其取而代之。
在陕西北部那些极度贫穷的窑洞和村落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得以在此休养生息的共产党人,在得到这一消息后极为兴奋。他们知道,这位总司令即将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发动一场以期消灭他们的所谓“最后五分钟”的战役。此前一天,毛泽东收到了一封只有两个汉字的其秘书们无法破解的电报。他们的老板微笑地看着他们说:“就要有好消息啦。”这位共产党的领袖通常要在彻夜工作后睡到午后,但在12月12日他却早早起床。现场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一个大规模的集会要求对蒋进行审判,而政治局也要求处决他。共产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则骑着骡子赶乘蒋的劫持者派来接他的飞机。
在周赶往西安的途中,蒋正面对着那个派遣孙上校去捉拿他的人——时年34岁的张学良,被人称为少帅,以便与其父满洲老帅相区别。年轻的张学良在日本人刺杀其父后便与蒋介石联盟,然后,1931年,东京的军队攻占了其满洲的大片领土,并迫使他退入了华北。吸食毒品且有花花公子之称的张学良被蒋介石革职,此后他进行了戒毒治疗并在欧洲各国进行了长时间的旅行,然后回国领受新的任务,其中最新的一项就是“平定”西安北方的共产党。但是,在历经数次失败并且意识到蒋在计划削弱他之后,他得出了国民政府应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抗占领其故土的日本人的结论。
……
他们首先飞往洛阳。根据端纳有关这次飞行的回忆,当蒋夫人带着不易觉察的微笑望着窗外而她的丈夫又沉沉入睡时,少帅显得既憔悴又紧张。飞机降落后,蒋坚持张与他同乘一辆车前往他们下榻的军事学院,张就睡在他对面的房间。第二天,蒋飞往南京接受成千上万人的欢迎。为表彰端纳的工作,蒋授予他蓝绶带采玉大勋章。明知自己的表态会被拒绝,总司令还是因其下属的反叛而提交了辞呈,并随后前往浙江省东部的家乡休假。
少帅乘另一架飞机飞抵南京,在机场只有一位官员陪同他一同前往宋子文在城中的褐色别墅,但秘密警察却尾随着他们,张很快就被送交法庭审判。在军事法庭审判期间,有一次他大声喊道,蒋介石是统治集团中唯一有价值的人,“你们其他人不会对中国构成任何损失”。他补充道,“如果我获得自由,我将发动一场革命。”张被判刑10年,后为取悦于蒋介石,又改判为拘押。
尽管总司令并未把他的名字留在任何一份西安的协议上,但这一事件仍然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历史时刻,全国的反应都表明了一种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日本侵略的愿望。只有一个人能够符合这种需求,而他在西安毫不妥协的行为给了他一种特殊的地位。当蒋返回南京后,他写道,他“意识到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但全国高涨的爱国热情使他无法对共产党施加最后的剿灭行动,所以当他的一个非常亲近的副官向他建议即刻向红军在延安的根据地发起进攻时,他低着头未作任何回答。共产党则在其虚弱与易受攻击之时得到了重要的喘息时机。如果“西安事变”没有发生,共产党的生存将更加困难重重。这也就是为什么1936年12月中的13天成了20世纪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那个促使这一切发生的人将会遭到半个世纪之久的拘押。少帅在1946年被押往台湾之前曾被软禁在中国各地的房屋和洞穴中,而他最终在台湾的获释已是在1991年。皈依基督教后,他与其终身相依为命的伴侣结婚并且移居夏威夷。2001年,年届百岁之际在那里溘然长逝——他把他的长寿归结为睡觉好与心静。在他逝世后的口传史中,他曾说蒋因他提议与日本而不是与共产党作战而对他“深恶痛绝”,而且还将总司令描绘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我们的友谊形同血肉,”他在一次电视采访节目中补充道,“但我们的政治歧见却有如不共戴天的仇敌之间的关系。”心存感激的共产党人将他奉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江泽民称他为“不朽的英雄”。
作为少帅的第一个拘押地,蒋选中了宁波东港南部雪窦山客栈的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在这套有三个卧室的平房下面,碧绿的茶树一望无际,花园里桃花怒放,而旁边就是据说已有1500年历史的笑佛寺。张在台阶上栽了两棵树,并且燃放鞭炮来平定他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的悲哀。6个月后,厨房里的一场大火毁掉了这个客栈,少帅搬进了寺庙的寓所。“万里碧空孤影远,”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渐渐鬓发老,唯有春风今又还。”山坡下就是蒋介石50年前的出生地——溪口村。偌大的中国,不知总司令何以单单选中其家乡附近的一个地方作为其最著名的囚徒的监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