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的杂文展开的文化批判也就是世俗批判。他集中注意力对日常社会中出现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展开批评，针砭时弊，毫不留情。他的言说方式，显然与我们被长期体制化所规范的知识分子话语很不相同。在今天中国大陆，非职业和非体制的写作者越来越多的时期，读读柏杨这个“活化石”级的中国自由撰稿人的文字无疑有一种亲切的感受。

在本书中，柏杨对国人的崇洋媚外心理给予了尖刻的嘲讽。这些反思也贯穿着柏杨一贯的风格，以小见大，针砭时弊，嬉笑怒骂，妙趣横生。

判断一个国家是文明抑或野蛮，只要看他们的车辆对斑马线、对红绿灯的尊敬程度，马上就可得到结论。一个国家的汽车摩托车如果随便靠哪边走都可以，如果视斑马线如无物，视红绿灯如无物，纵是写两火车引经据典、布面烫金的精装巨书，都成不了文化大国。

英文万岁

西崽

洋奴之治

洋奴之昧

洋人宫廷

伟大的政府

沉船与印象

霸王硬上弓

嘴脸可观

一对活宝

人分四等

西崽型

记录已经改过

软骨动物

名件和奴性

西崽情意结

畸形人

骄其妻妾

“钱庄”与“银行”

是当铺

平均分配

立下军令状

南下杂感

长江后浪推前浪

德国来的一封信

蒋程九·移民·绿卡

抗宰委员会

借书不还·天打雷劈

我们需要沉思

到底荒不荒

喜剧·闹剧·悲剧·哭剧

剧本治荒法

头上碰了个大包之后

闲来看书

拉屎的自由

学问来源

人类危机

《亚当先生》

人工受孕

好不怕人

百病丛生

百药罔效

《后庭花》

第三者仲裁

咄咄逼人

口不言钱

只顾自己出气

政躬违和

赌

剃头的危机

中国人的膝盖

硫磺虫

拜拳主义

变

亮了红灯

保险诈骗

横冲直撞

更可怕的事

轧死活该，

某扒裤·小零件·王代表

恶医大阵

反撞大同盟

礼仪之邦

由沙粒看世界

三句话

美利坚排队国

崇洋·但不媚外

预言和恐惧

种族歧视

黑朋友的危机

两个故事

欧洲·人间

语文·币制·乱七八糟

休假·度假·奇疾绝症

忧患意识·满面羞惭

大嚎集中营

卧像·吊像

死亡谷

请牛容易送牛难

残忍·人道·议论

圣玛利诺

视书如仇

庞贝废墟

英文万岁

谈起来“原文”，真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不知道五胡乱华，以及元初清初时，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也同样手捧“原文”而猛读？六朝便有诗云：“汉儿学得胡儿语，站在城头骂汉人。”这种丑态似乎只限言语，现在看来固无足奇也。如今胡语吃不开，英文取而代之，中国人骂中国人，只好用英文矣。前年报载，复兴航空公司总经理陈文宽先生在酒楼请洋大人的客，警察前往执行任务，他觉得有损门面，乃以洋话激洋大人之怒，洋大人就把该警察揍了一顿，壮哉。这一类“学得胡儿语”的事多矣，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若美利坚、若日本、若韩国、若阿尔巴尼亚，从没有两个本国人在谈话时用洋文者，只有俄国在托尔斯泰时代，以说法语为荣，如今则只剩下台湾地区有这种表演矣。其实乱讲洋文本来没啥了不起，但以变态心理出之，便教人有张君瑞先生搂住崔莺莺小姐之后的感觉，“醮着些儿麻上来”矣。

这里有一则柏杨先生亲身经历的故事。我常去耶稣教会做礼拜，每逢星期日，必手执《圣经》，昂然而往，因而结识了一个时代青年。有一次偶尔谈到《圣经》文字太差，既不通顺，读起来别别扭扭，又欠真实，有些地方且不对劲得很，例如有一句曰：“唯真理可以得自由”，如译为“唯真实可以得自由”，当更恰当。该时代青年曰：“你可看原文《圣经》，那文字流畅多矣。”我曰：“我看不懂原文。”时代青年听了之后，脸上立露怜悯之色。我自惭形秽，嗫喃辩护曰：“没有几个人看得懂原文《圣经》的呀。”时代青年像被踢了一脚似的一跃而起曰：“我就看得懂。”不禁大惊，询他可以见示之乎？他拍胸作声，允明天带来，以便我大开眼界。当天晚上，柏杨先生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未能合眼，想不到该时代青年学问竟如此之大，连原文《圣经》都看得懂，我们老一辈的真该吃巴拉松矣。到了第二天，时代青年来访，夹了厚厚一册，打开一瞧，原来是一本英文的，乃问曰：“原文《圣经》何在？”他曰：“这不是原文是啥？”呜呼，这年头，恐怕把“原文”解作英文的，不限于该时代青年一人。而《圣经》中《旧约》原文，固希伯来文也，《新约》中一部分为希伯来文，一部分则为古希腊文，连现代以色列人、希腊人都看不懂。中国人中，似乎还没有听说有几个懂得希伯来文和古希腊文的，只有一家《圣经》函授学堂教希伯来文，教习则是匈牙利人焉。

柏杨先生当时实在不好意思把该时代青年的尴尬嘴脸拍下照片，我想他这一辈子都对“原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使人“麻上来”的那股劲儿，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好像在证明中华民族因为作孽多端，气数如缕。去年女作家张雪茵女士去台湾疗养院看病，医生诊断了一半，便跑出去，(鬼知道他为啥跑出去，不过他既跑出去了，病人有啥办法？)张女士一时无聊，把病历表拿过来细看。一个白衣天使走来，一把抢去，曰：“你怎么乱翻？”又曰：“你看也看不懂。”凶恶之状，若黑寡妇然，把张女士气得头昏眼花。柏杨先生也有一次，送朋友去某私家诊所求治，该医生胡乱摸了一阵之后，说打一针便好，我以眼斜视他的病历表，见上边有英文“维他命丙”字样，不禁大惑，询之曰：“这玩艺儿能治头痛乎？”我以为该医生定有一番解释，想不到他咆哮曰：“谁教你偷看病历表？”

其实我只能看得懂“维他命丙”而已，普通情形之下，便是把病历表塞到眼眶里都认不出来也。呜呼，英国人看病，医生在病历表上的处方，用的是本国文字焉。德国人看病，医生在病历表上的处方，用的是本国文字焉。日本人看病，医生在病历表上的处方，用的也是本国文字焉。恐怕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堕落民族，或山窝里吃人肉的野蛮民族，本国医生给本国人看病，却写的是病人看不懂的文字也。柏杨先生偶尔违和，找医生诊断时，便如一种投入屠场的感觉，被乱整一阵不说，最可怖的是呆坐一旁，看那医生奋笔疾书，写的全是洋大人之文，横看竖看都不认识。然后药剂师按方配之，或口服焉，或打针焉，左手执药瓶，右手按屁股，茫然而归，固不知自己吃的是啥药，也不知道挨的是啥针。有胆大皮厚的病人冒险问之，医师则曰：“退烧药，消炎药，镇定剂。”而各种药均有千百种，用的是哪一种乎？他不肯说，病人仍不知也。犹如法官对待囚犯，判死刑乎，判有期徒刑乎，判几年几十年乎？统统不言。为何如此判乎，其理由如何乎？亦统统不言。囚犯连判决书都看不见，已被送到监狱执行矣。即令来了好运，如张雪茵女士有机会翻一翻，或如柏杨先生瞥了一眼，却看不懂写的是啥。呜呼，假设中国法院的判决书和诊断书一样，也用的是洋大人之文，你说打官司的人活着还有啥意思，而诊断书上固都是如此者也。用洋文写药尚可解释为免得翻译，有其方便；但有些地方实在并不方便。前天我抱小孙女求医，年龄八个月，我想如果那个穿白衣服的女人用中文写“八月”，绝不致影响其可敬的前途，可是她硬是来了一个“Eight Months”，即令以笔画而言，也没有中文省事，她为啥如此？恐怕说来话长。从学堂教育到社会风气，每个人都这般这般。奴性充斥到了见怪不怪的程度，人性的自尊必然一天比一天消失。思一思，想一想，又何止医生为然也。

P1-3

针砭社会的力量——序柏杨杂文“针砭社会”系列

陈晓明

柏杨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历经过中国现代动荡不宁的社会变迁。早年的柏杨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一度崇拜蒋中正。“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参加三民主义团，在青干班受训，并且宣过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到台湾后，有过挫败的经历，但也曾担任蒋经国文艺部队“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这些政治经历无疑表明柏杨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情结。后来，柏杨被国民党当局投入监狱，理由是在《中华日报》家庭版的“大力水手”发表漫画内容“侮辱元首”，释放后又再次被捕，这次则罗织了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做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于1968年6月27日被判处12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多)。如果根据国民党当年的定罪来判定的话，柏杨早就有“私通共党”的嫌疑。再根据那个时期中国大陆的统战思想来看，柏杨那个时候对国民党的斗争，不亚于一个小组的地下党。这显然是国民党当权者的神经过敏，柏杨并没有任何政治企图，大陆台湾那时隔着茫茫海峡，怎么“通敌”？实际上，柏杨就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民间文人，他的批判根本着眼于文化批判。在他看来，任何政治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文化的根基不加以修正改良的话。

有很长一段时期，柏杨在台湾被称为“活着的鲁迅”，在对社会现实的尖锐透彻批判上，在用杂文做主要战斗武器这一点上，二者确实有可比之处。但其实质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鲁迅在中国现代时期与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建构相伴生，他既是奠基者，也是不断的开拓者。他与民族觉醒和解放的历史共命运，也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历史展开同呼吸，所以鲁迅完全被历史化，也被历史象征化了。相比较而言，鲁迅还是属于中国现代被历史化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一直是在民族解放与历史觉醒的话语中被阐释和理解的。柏杨所处的历史境遇很不相同，柏杨不承载那么多的历史含义，他要更单纯，更加个人化、民间化、世俗化。

柏杨的杂文展开的文化批判也就是世俗批判。他集中注意力对日常社会中出现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展开批评，针砭时弊，毫不留情。没有人像柏杨那样深入细致地观察世俗社会，他本人就是一个世俗化的知识分子，甚至更像传统中国文人，生活于民间，既不在大学任教，也不供职于政府公务系统。他是一个自由写作者，一个以卖文为生的人。这种人实际上在中国三四十年代相当多。柏杨是自由撰稿人，他的立场可说是民间的立场，是自由文人的风格。他的言说方式，显然与我们被长期体制化所规范的知识分子话语很不相同。在今天中国大陆，非职业和非体制的写作者越来越多的时期，读读柏杨这个“活化石”级的中国自由撰稿人的文字无疑有一种亲切的感受。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柏杨其实是一个十分另类的知识分子，他就是一个“非贵族的”文人，以我的观点来看，他就是一个世俗社会的代言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柏杨始终是站立在世俗社会的立场上来发言，他不是要驯化世俗社会，而是试图建构一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而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应该是这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的合理延伸。再强调一下，柏杨所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是把世俗社会提升到精英社会的水准，他首先是要建构本真性的世俗社会，其次是要把精英社会拉到这个世俗社会的水准上。因此，他把不停息地针砭社会看成是自己推动中华民族自强自尊的责任。

柏杨对自己的文化立场定位十分清醒，他时常有意使自己的写作平常化，也就是平民化。他从来不把他的写作描述为要承担民族国家走向现代之重任，而是有意强调自己的世俗民间的平民立场。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柏杨先生的杂文所以能够出版问世，完全受读者先生的爱护和支持，否则，谁肯冒本利皆消、全军覆没的危险，去印无名老汉的作品也。当初猛写时，和现在的心情一样，不过为了糊口，毫无雄心大志。后来写久了，偶有来信鼓励者，心中稍喜。后来鼓励日多，才正式觉得有点不同凡品。”当然，这是明显的谦词，但也由此可见柏杨自觉平民化的态度。这使他的写作，始终是在世俗社会的言论空间内，面对平民的言说。

柏杨的杂文始终流荡着一股为底层平民伸张正义的激情，对社会任何不平等的现象，柏杨都给予关注，并毫不留情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是柏杨的杂文极富号召力之所在。他为所有受损害的弱者叫屈，为底层被蹂躏者鸣冤，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平民百姓最好的精神抚慰。在柏杨的杂文叙述中，“柏杨”始终把自己作为一个底层平民的角色来处理，这种处理绝无任何矫情的成分，而是显得亲切朴实、平易近人。对平等正义的呼唤，与柏杨的身世经历也密切相关。柏杨在他的回忆录与诸多杂文中也不时地提到他年幼时的孤儿处境。他一生的艰难坎坷，使他始终对下层民众的生存艰辛有着切身的体会。每当他看到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时，他就抑制不住他的悲愤之情。柏杨讲的平等正义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不是学院派式的法理争辩，也不是革命家的起义造反，只是世俗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是新闻媒体每日翻新的奇闻轶事。柏杨谈论社会之平等正义，没有那些高深的革命真理与伟大的革命目标，他只是作为一个平民，呼唤一个人所要获得的基本生存权利，理应得到的尊重与尊严。柏杨后来结集出版的《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收录了他历经沧桑后的一些篇章，经过岁月的磨洗，老先生一如既往，抨击丑陋，倡导平等尊严。可以说，柏杨后来的政论色彩更重些，但也没有失去他所具有的平民本色。

本丛书就柏杨的主要杂文按专题划分为三个系列，已经出版了第一系列——疯狂女性，第二系列——解构酱缸。现在是第三个系列，以针砭社会习惯与心理为主题，我们把它归纳为“针砭社会”系列。

酱缸文化批判是柏杨杂文批判的重点所在。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柏杨以对中国传统的激烈反思闻名。他的反思批判不同于他人，他直接而尖锐，彻底而击中要害，全面而痛快淋漓。可以说，反传统话语在柏杨这里达到顶峰。

“酱缸”是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尖刻而形象的比喻。这个“酱缸”酱了两千年，里面堆满了猛料，奇味难闻。但现代以来，总有些不安分的人要搅动它，让它的味道散发出来，让人们面对它，看到里面的糟粕和丑陋。从鲁迅到柏杨，无疑是最激烈的搅动者。柏杨一方面指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本性这点上就出了问题，而由此上升而成的政治文化更是离谱。柏杨要展开的批判就在于中国至今的日常性文化，这就是世俗生活本身的文化。柏杨并非没有直接批判政治文化，但他的深刻之处也许正在于，他是立足于世俗的立场来看待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他如此看重世俗文化，看重日常性文化。从这个日常性文化生长出来的，并且力图超越于日常性文化的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具有健全的本性。但这只是后话，只是根据这个批判的前提作出的推论。对于柏杨来说，“酱缸”就是根本，就是所有。他搅动“酱缸”，就是要去除杂质，去其糟粕，还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社会以更清明纯净的本性。柏杨痛心疾首地认识到中国人身上的文化重负太多了，温文尔雅的态度改变不了“丑陋的中国人”，而是应该下猛药，击中火力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即使用夸张、绝对的批判态度，才能对现状有所改变，类似于鲁迅提倡的大的、剧烈的变革。这也是他作为一个“野生的知识分子”的决绝态度。

柏杨针砭社会与他批判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二者没有实质区别，只是为了编辑和阅读的方便，我们列为两个板块，各自选编了三卷。“解构酱缸”更侧重于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根源的批判，“针砭社会”则偏向于对社会的人伦习惯、日常心态、教育体制的反思，这些反思也贯穿着柏杨一贯的风格，以小见大，针砭时弊，嬉笑怒骂，妙趣横生。  在“针砭社会”系列中，柏杨对国人的崇洋媚外心理给予了尖刻的嘲讽。作为一个激烈批判传统的人，柏杨当然不屑于站在狭隘的东方主义立场，他恰恰看到国人崇洋的片面性：西洋文明优秀的地方，没有被国人学习；而是那些外在的负面的时尚却模仿得惟妙惟肖。对待西方文化、制度和文明，“崇洋不媚外”是柏杨一贯坚持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主张吸收西方的精华，与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在深层内涵上是一致的。然而柏杨的杂文并不谈论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是以西方国家里一些细微的日常生活细节作为标准，于细微处见精神，来衡量中国是否达到了一个现代发达国家的文明要求，这体现出了柏杨“文化批判”的特征。

柏杨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文明抑或野蛮，只要看他们的车辆对斑马线、对红绿灯的尊敬程度，马上就可得出结论”(《反撞大同盟》)。他称赞美国是一个让中国人自惭形秽的礼仪之邦，主要原因是美国公民遵守交通秩序。他指责中国人没有交通观念，乱走乱撞，司机也同样如此，造成了整个交通一片混乱，车祸事故频出。柏杨不但指出交通混乱的病源：中国人的不守规则的传统性格，以及政府执法不严、敷衍了事，而且给出“治疗药方”——“只有重罚——当然公正的重罚，才是治疗交通混乱的特效药”(《反撞大同盟》)。这是柏杨以西方国家的交通守则为参照得出的一个结论。这样的批判直接尖刻，也不无简单的偏激，但却显出柏杨的干脆可爱。

柏杨在鼓吹“西化”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东西进入中国后会“变”，变成一种四不像。其中原因很复杂，但是一定与中国传统中的酱缸文化有关系。洋奴政治就是“变”的一种产物，是他批判的全盘西化的“媚外”的产物，具体体现在“西崽”这类畸形人身上。他们满嘴英文，“二抓牌气质，一切洋大人第一”(《洋奴之味》)，是中国人由于过度自卑引起的颓废自尊产生的恶果。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只有“崇洋”而不是“媚外”的精神和正确态度才能杜绝包括“西崽”现象在内的西化后遗症。

柏杨显然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并不掩饰他崇尚西方民主自由制度，他也对西方文明中强调个人的价值津津乐道。特别是他对西方个人的自律精粹赞赏有嘉。这些观点都是柏杨在三四十年前发表的观点，今天看来有不少可商榷之处。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大行其道，民族身份政治深入人心，而文化民族主义也跃跃欲试，都使人们可能对柏杨的观点不容易产生共鸣，相反可能反对者也不在少数。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现在已经没有人像柏杨这样看问题，也没有人敢于这么坦率地发表对西方文明持的肯定态度。重新捡起柏杨，不只是历史温习，也是作为现实的警醒。

在“针砭社会”系列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再次揭历史的老底，说柏杨先生是个捣乱分子一点不过分。被掩饰得严严实实的历史，被美化得华丽壮观的历史，柏杨非要掀开历史的外表，让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历史陈迹。柏杨的历史知识之丰富，历史观察之透彻，是专业历史学家都表示敬佩的。他在狱中写《中国人史纲》，那是一部情文并茂的著作，没有一部正史能像他那样揭露历史真相，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历史上存在的暴力、荒淫和压迫。在某种意义上，柏杨的历史观反倒是应了毛泽东的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反抗的结果却又不过是改朝换代，历史再次重演。

柏杨对历史书写就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那就是“鬼话的历史”。他信手拈来，都是掌故；随便翻翻，皆为材料：奇闻异趣，又都是有根有据的史实。在他看来，中国的二十六史，即所谓“正史”，简直飞象过河兼鬼话连篇。柏杨说：“说它是鬼话还算客气的，真乃是一大‘缸酱’也。”在《玉皇大帝高坐云端>中他写道：“中国人也真怪，一旦略露头脸，就非冒出一点异禀和冒出一点异样不可。这种干法，洋大人不太了解，你听谁说过华盛顿先生是一条爬虫——龙乎？又听谁说过林肯先生降生时满屋红光，红光满屋乎？只有中国政坛上的头目，不管他是大一统天下的祖字辈也好，或是可怜兮兮小局面的崽字辈也好；百年以上长命王朝也好，三载五载短命活剧也好；千篇一律，全都不同凡品。”他写的是那些皇帝老子，当了皇帝后，后世的正史野史都把他们写得神乎其神。权势越大，异样也越精彩。柏杨按照“正史”的顺序，逐个王朝研究他们的开山老祖，结果发现，他们出生要么是虫，要么是蛇，要么是什么白虎精，要么满屋红光，早有各种预兆。真是装神弄鬼。柏杨通过对中国古代历代皇帝出身的分析，看到正史为了维护封建帝王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造出了历代皇帝都是上天注定，出身不凡，是天生的龙种之类的鬼话。指出“这正是中国所谓的‘正史’，也正是圣人所歌颂的‘良史’。内容啥都有，就是缺少真”(《且看“良史”》)，其根源是“有权就有理”的传统文化造出了这种荒谬和失真的历史，这是柏杨对“鬼话连篇”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重痛击。他要做的事，可以称得上最彻底的历史祛魅。

在这一个系列中，柏杨对教育作出尖锐的批判。柏杨对任何不满的现状都要说三道四，教育更是他认为一个问题重重的“坑道”。他把“救下一代孩子”作为现代教育改革的一部分，针对教育制度的弊病，详细分析了它的原因，由此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目的是建立一个由身体强壮、精神健康的国民组成的富强民主的现代国家。他要以个人之力清理这个“坑道”。这当然不可能。但柏杨的精神是可贵的，他责任感特别强，直到今天，柏杨的那些批评还是那么中肯。

柏杨针对的是台湾六七十年代(部分文章涉及八十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体制。那时就可看到，台湾国民党政府也寄望于教育来振兴台湾社会。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教育有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但优势教育资源还是非常欠缺，为了进好学校，使中小学学生的竞争异常激烈，学生不堪重负。柏杨对联考制度进行抨击。他呼吁“联考必须改变”，最重要的理由是他看到，因为“联考”的巨大压力而产生了恶性补习，这是对中小学生身心的谋杀，也是对教授“恶补”的教习的摧残。柏杨指出“恶补”之所以官方屡次制止而失败，主要是因为学生之间激烈的竞争。他进而发现，人口太多产生出太多的学生资源，这也是“恶补”流行的最根本的原因。柏杨还看到“殖民地意识下的教育，除了原有的科举坑道外，又出现了洋科举坑道”(《集天下之大鲜》)。这是“人生以出国为目的”的一种新的科举坑道，而“恶补”还是通过它的唯一法宝。所以柏杨对“恶补”深恶痛绝，极力提倡节育和避孕，认为这是“根绝恶补的唯一方法”(《节育！节育！节育！》)。通过节育来减少人口，相应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教育质量，改变教育现状。台湾当年面临的这些问题，今天在中国大陆一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柏杨的尖锐批评，今天看来，依然不无道理，对于我们如何教育下一代，对于当代教育的种种弊端困局，都有借鉴意义。

在这个系列中，柏杨依然对国民的陈规陋习、种种不良品性展开批判。鲁迅早就抨击过中国人的冷漠、麻木、嫉妒的性格和看客心理，多年后尽管社会状况改变了一些，但是这些弱缺点仍然惊人地存在着，而且与以前极其相似。妒嫉造成了非常可十白的后果，窝里斗、不团结甚至造成了死亡的悲剧，是国民劣根性的最极端表现，所以被柏杨称为“万恶之源”，极力批判。柏杨亦关注人性的缺点，在多篇杂文中，他都对人性的各种弱点不留情地加以揭露，长期历史地形成的习惯如何造就了各种各样的变态的社会心理。

身为中国人，柏杨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的信条与经文，人们都乐于充当弘扬民族传统精神的精英，没有人愿意揭短。特别是对于在海外的华人，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成勤劳智慧、互助友爱的集体。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种种负面性格和狭隘心理，他直率地指出来，让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

作为一个激烈的世俗社会的批判者，柏杨恰恰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怀抱着深远的理想，怀抱着提升中国文明的最真诚的愿望，愤世嫉俗，嫉恶如仇，从不姑息，决不手软。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坦诚与彻底。“中国人有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在《丑陋的中国人》结尾，柏杨如是说。问题的根本当然不在于柏杨说得尖锐直接，而在于他说的是否是真话。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诚的中国人，只要是明白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柏杨直陈的那些事实，不得不为柏杨敏锐犀利的观察和分析所折服。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自从1960年5月在《自立晚报》上写专栏起，迄今已近半个世纪。看看历史的巨大变化，柏杨所指陈的那些文化病症，并未销声匿迹，有些依然顽固，有些变本加厉。既然如此，反对柏杨是没有意义的，那等于是重新蒙起自己的双眼。柏杨不过是让大家睁开眼来看看事实，他没有错，他是有勇气的，他有切肤之痛，他是负责的，他是真实的。21世纪的今天，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似乎指日可待，中国人也正陶醉在对未来的辉煌想象中。在这样的时候，读读柏杨的杂文，真正去除掉我们身上的固弊陋习，以更为务实的态度去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及关注我们教育制度的更新改革，这对于创建一个健康坚强、博大宽广、精神焕发的中华文明，无疑意义无限深远矣！

本人承蒙柏杨先生和张香华女士谬荐担当杂文丛书主编，深感学浅才疏，不能胜任。然恭敬不如从命，在此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因时间紧迫和本人的水平有限，错误与疏漏在所难免，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是以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