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了，武器》这部小说富有强烈的反战情绪。小说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告别战争；第二部分是告别爱情。首先，小说批判了帝国主义宣传的虚伪性，正如当代美国作家索尔·贝娄于1976年在诺贝尔文学奖金授奖仪式上所说的：

“海明威可以说是那些在伍德罗·威尔逊和其他大言不惭的政治家鼓舞下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的代言人。这些政治家的豪言壮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应当用满铺在战壕里的僵硬的年轻人的尸体来衡量。”

美国青年弗瑞德里克·亨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志愿参加红十字会，在意大种北部战红加驾驶救护车抢救伤员，并与英国籍护士凯瑟琳·巴克莱结识关相恋。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亨利被炮弹击中受伤，在米兰医院养伤期间得郅治凯瑟琳悉心护理，两人陷入了热恋。亨利伤愈后重返前线，随意大利部队撤退时目睹战争的种种残酷景象，毅然脱离部队，和凯局长末会合后逃往瑞士。结果凯瑟琳在难主中死去。

海明威根据自己的参战经历，以战争与爱情为主线，吟唱了一曲哀婉动人的悲歌，曾多次被搬上银幕，堪称现代文学的经典名篇。

第一章

那年晚夏，我们住在乡村一幢房子里，望得见隔着河流和平原的那些高山。河床里有鹅卵石和大圆石头，在阳光下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河流湍急，深处一泓蔚蓝。部队打从房子边走上大路，激起尘土，洒落在树叶上，连树干上也积满了尘埃。那年树叶早落，我们看着部队在路上开着走，尘土飞扬，树叶给微风吹得往下纷纷掉坠，士兵们开过之后，路上白晃晃，空空荡荡，只剩下一片落叶。

平原上有丰饶的庄稼；有许许多多的果树园，而平原外的山峦，则是一片光秃秃的褐色。山峰问正在打仗，夜里我们看得见战炮的闪光。在黑暗中，这情况真像夏天的闪电，只是夜里阴凉，可没有夏天风雨欲来前的那种闷热。

有时在黑暗中，我们听得见部队从窗下走过的声响，还有摩托牵引车拖着大炮经过的响声。夜里交通频繁，路上有许多驮着弹药箱的驴子，运送士兵的灰色卡车，还有一种卡车，装的东西用帆布盖住，开起来缓慢一点。白天也有用牵引车拖着走的重炮，长炮管用青翠的树枝遮住，牵引车本身也盖上青翠多叶的树枝和葡萄藤。朝北我们望得见山谷后边有一座栗树树林，林子后边，在河的这一边，另有一道高山。那座山峰也有争夺战，不过不顺手，而当秋天一到，秋雨连绵，栗树上的叶子都掉了下来，就只剩下赤裸裸的树枝和被雨打成黑黝黝的树干。葡萄园中的枝叶也很稀疏光秃；乡间样样东西都是湿漉漉的，都是褐色的，触目秋意萧索。河上罩雾，山间盘云，卡车在路上溅泥浆，士兵披肩淋湿，身上尽是烂泥；他们的来复枪也是湿的，每人身前的皮带上挂有两个灰皮子弹盒，里面满装着一排排又长又窄的六点五毫米口径的子弹，在披肩下高高突出，当他们在路上走过时，乍一看，好像是些怀孕六个月的妇人。

路上时有灰色小汽车疾驰而过；驾驶员座位边每每有一位军官，车子的后座上还坐着几位军官。这些小汽车溅泥泼水，比军用大卡车还要厉害。如果车子后座上有一个小个子，坐在两位将军中间，矮小得连脸都看不见，只看得见他的军帽顶和他那细窄的背影，而且车子又开得特别快的话，那么那小个子可能就是国王。他住在乌迪内，几乎天天这样子来视察战况，无奈战况不佳。

冬季一开始，雨便下个不停，而霍乱也跟着雨来了。瘟疫得到了控制，结果部队里只死了七千人。

第二章

第二年打了好几场胜仗。山谷后边那座高山和那个有栗树树林的山坡，已经给拿了下来，而南边平原外的高原上也打了胜仗，于是我们八月渡河，驻扎在哥里察一幢房子里。这房屋有喷水池，有个砌有围墙的花园，园中栽种了好多茂盛多荫的树木，屋子旁边还有一棵紫藤，一片紫色。现在战争在好几道高山外进行，而不是近在一英里外了。小镇很好，我们的屋子也挺好。小镇后边是河，前边是些高山，高山还由奥军占据着。这小镇打下来时打得漂亮，奥军大概希望战后再回小镇来住，所以现在从山顶上开起炮来，除了小规模的军事例行行动以外，并不乱轰，这情况叫我心情愉快。镇上照常有人居住，有医院和咖啡店，有炮队驻扎在小街上，有两家妓院，一家招待士兵，一家招待军官，加上夏季已过，夜凉如水，战争又在镇外的丛山间进行。这儿有一座弹痕累累的铁路桥，有河边炸毁的地道——从前这儿争战过——有绕着广场周围的树木，而通向广场的路上，又有一长排一长排的树木；此外，镇上又有姑娘，而国王乘车经过时，有时可以看到他的脸，他那长脖子的小身体，和他那一簇好像山羊髯一般的灰须；这一切，再加上镇上有些房屋，因被炮弹炸去一道墙壁，内部突然暴露，倒塌下来的泥灰碎石，堆积在花园里，有时还倒塌在街上，还有卡索前线，一切顺利，凡此种种，使得今年秋天比起去年困居乡下的秋天，大不相同。况且战局也好转了。

小镇外高山上的橡树林，现在没有了。我们初到小镇时，正在夏日，树林青翠，但是现在已只剩有断桩残干，地面上则给炮弹炸得四分五裂。这一年秋末的一天，我正在原来有树林的地点徘徊，看见一块云朝山顶飞来。云块飞得好快，太阳转眼成为晦暗的黄色，样样东西都变成灰的，天空已被乌云遮蔽住，接着云块落在山上，突然问落到我们身上，那时候才知道原来是雪。雪在风中横飞斜落，掩盖了赤裸的大地，只有树木的残干突了出来。大炮上也盖上了雪，而战壕后边通向便所去的雪地上，已有人走出了几条雪径。

后来我回到小镇。我跟一个朋友坐在军官妓院里，两只酒杯，一瓶阿斯蒂，望着窗外下得又迟缓又沉重的大雪，我们知道今年战事是结束了。河上游那些高山，并没有攻打下来；河对面的峻岭，一座也没有打下来。那都得等到明年再说。我的朋友看见我们同饭堂的那个教士小心地踏着半融的雪，打街上走过，于是便敲敲窗子，引起教士的注意，教士抬起头来。他看见是我们，笑了一笑。我的朋友招手叫他进来。他摇摇头，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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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代序)

林疑今

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初版于1929年，译成中文时初版书名为《战地春梦》，经人屡次影印翻版，到了解放初期，修订一次，改名《永别了，武器》。八十年代末再修订一次，距离原文初版，已有六十年了。其实海明威这个姓在一百多年前就已为国人所熟悉。海明威的嫡亲叔父威罗毕，百年前就来我国山西省传教行医，并且创办了有名的学府铭贤书院，造就了不少人才，特别是在财政金融界。威罗毕童年时代在农忙中右手食指不慎给玉米脱粒机轧断，经过八年艰苦奋斗，刻苦锻炼，终于成为一名技艺高超的外科医师。这件事在海明威家乡广为流传，甚至传说这位叔父曾经为西藏活佛达赖喇嘛治过病。所以海明威十二岁时，也曾一度梦想继承叔父和父亲的事业，当名医生。

《永别了，武器》是一部自传色彩很浓的长篇小说，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位文学大师，特写几句概述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他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

欧内斯特·海明威于十九世纪末生于美国芝加哥市西郊的橡树园镇。当时美国虽已取得了政治和经济独立，但是在历史文化传统方面还半依赖于英国。著名作家如欧文、霍桑、爱伦·坡等，尽管作品题材不同，写作技巧及表达方式却始终摆脱不了英国的影响：书卷气重，文句复杂冗长。就以亨利·詹姆斯为例吧。他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横跨英美文坛的大师，但是他所继承的似乎还是乔治·艾略特和霍桑的心理小说的传统，描写细腻入微，为了分析及反映人物的复杂心理，采用了从不同角度出发的写法，繁琐庞杂，引经据典，词汇中夹杂着拉丁文或法语。

海明威继承的是马克·吐温的现实主义传统，为美国文学闯出了一条新途径。他中学毕业后就当上了记者，为人比较天真，比较富有感情，一时受了政客的豪言壮语所迷惑，志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还有一些未成名的青年作家，例如福克纳、多斯·帕索斯、菲茨杰拉德等，都投入了战争。后来他们对民主理想幻灭，反应致为激烈，甚至超过英国作家，尽管战争是在欧洲进行的，英国的财产损失和青年人的牺牲都超过美国。

海明威战后寄居巴黎，感觉一切理想都破碎了。他在女作家格特鲁·斯坦因的熏陶下，另辟蹊径，终于写成了《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遇到两件终生难忘的大事。一是大腿中弹，几乎成为残废，当时的思想是痛恨政客在报刊杂志上的宣传，认为什么“神圣”、“光荣”等等，全是骗人的鬼话。又一件大事是初恋。他在意大利疗养时期，结识了一位比他大几岁的美国护士，战后她嫁了他人，海明威觉得受了人家的玩弄。这一经历影响了他后来小说中有关女性的塑造，甚至他的第一个妻子，也是比他大几岁。

《永别了，武器》初稿写于1922年，手稿在巴黎不幸被小偷扒走，只好重新创作，于1929年出版。自1922年到1929年间，他除发表了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外，结了两次婚，他父亲患高血压和糖尿病，医治无效，饮弹自尽。这些遭遇变化，更使他感觉人生变幻无常，好像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毁灭的危机。他战时受伤，曾从身上取出几百片榴弹炮弹片，长期失眠，黑夜上床必须点着灯，入睡后被恶梦折磨，旧病发作起来，理性失去控制，无法制止忧虑和恐惧。由于他反复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对于一般事物的认识也比较敏锐透彻，所以常常把自己的感情和经历倾注于艺术创作中。例如在《永别了，武器》第二部分中，他把在瑞士的乡居生活写得犹如处身世外桃源，就是结合他第一次结婚后的生活体会。再如女主角凯瑟琳的难产，也是他第二个妻子难产的切身经历，她结果剖腹生下第二个儿子。

海明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这些人悲观、怀疑、绝望。他们志愿参军，在战争过程中，他们的身体和心灵大多遭受到无可挽回的创伤。他们怀疑一切、厌恶一切，鄙视高谈阔论，厌恶理智，几乎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认为人生一片黑暗，到处充满不义和暴力，总之，万念俱灰，一切都是虚空。

其实海明威还不好算是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者。他小说中的人物自有一套严格的道德行为准则。在他所描写的社会中，他也认识到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两个世界。此外，他还认真探讨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海明威的人生哲学，近于接受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理论。他认为人生无比残酷，和平时期只是战争的延续，同样残酷、冷漠。但是他又相信世界上还有一些天然美好的事物，可以作为减轻悲痛的调剂。即便是战争的血腥大屠杀，其间还可以穿插爱情，作为短暂地解除疼痛的良药。尽管个人愁肠千万结，但可以通过狩猎、钓鱼等活动，借助于大自然，进行精神治疗，不然也可以借酒消愁，解除痛苦。即使这一切都失效了，或者被剥夺光了，还可以表现高度的勇敢和毅力，在重大压力下保持一定的优雅风度。

海明威信奉的行为准则，在他的含蓄的笔下，往往通过置身于几个知心朋友中间的普通小人物表现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传统道德价值全面崩溃了，然而这些普通人，虽非英雄，但为着生存下去，还保持着一定的价值观念，例如诚实、道义、勇敢、毅力、忍耐和人格的完整。这些普通人很少参与伟大事业或者政治运动。唯一例外是《丧钟为谁而鸣》的主角乔丹，一个教西班牙语的知识分子。这些普通的小人物，往往抱着不介入的人生态度，只是凭着一种近于原始人的本能，遵循一种近乎待人如己的基本原则，保持了做人的尊严。他们的人生哲学很少讲究逻辑性，因为他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根本是一团糟，一片荒原，一片混乱，没有合理的逻辑。

海明威笔下的人物，往往使人感觉到有一种对立的紧张性，甚至在写全景的段落中，如雨、雪、高山、大河等等，读者也可以觉察到。对于这世界的邪恶不义，作者显然是站在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这一面的。海明威本人也许不一定熟悉列宁关于每个民族文化里都有两种民族文化的经典理论，但是他所写的小说中，明显地具有两个对立、对抗的世界。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对这世界上的邪恶人物深恶痛绝，对被压迫者则寄予同情，特别是一个小圈子里的小人物往往体现着一定的道德品质。

这些人提倡诚实、勇敢，要顶得住痛苦的折磨，喜乐哀愁，不露声色，朋友间可以讨杯酒喝，但要避免醉后失态；可以借个地方住住，但是不能伸手讨钱，遇挫折时不能伤感，不能玩弄卑鄙伎俩；女人可以追，但是女人不要你时不能死缠着不放；不能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应当有所克制。一句话，要做个有骨气的硬汉。

现在通过海明威的著作来看看他的思想。

《永别了，武器》这部小说富有强烈的反战情绪。小说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告别战争；第二部分是告别爱情。首先，小说批判了帝国主义宣传的虚伪性，正如当代美国作家索尔·贝娄于1976年在诺贝尔文学奖金授奖仪式上所说的：

“海明威可以说是那些在伍德罗·威尔逊和其他大言不惭的政治家鼓舞下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的代言人。这些政治家的豪言壮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应当用满铺在战壕里的僵硬的年轻人的尸体来衡量。”

海明威指出战争摧毁了人的幸福。即使是已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在黑暗中奋身跃进一条大河，受了死亡的浸礼而重生，逃亡到瑞士，享受世外桃源一般的幸福生活，但最后爱人还是难免一死，因为作者认为“世界杀害最善良的人，最温和的人，最勇敢的人”。这种人生如梦的悲观绝望，从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文明。其实《永别了，武器》从第一章起就开始描写两个对立的世界，一方面是辛苦地风尘跋涉的士兵，另一方面是安坐在小轿车里的矮小国王，接着又报道部队里传染瘟疫，还挖苦地加了一句话说：“结果部队里只死了七千人。”

在海明威的早期创作中，他的思想认识的主导方面可以说是厌倦一切，似乎看穿了西方文明的一切支柱，如宗教、伦理、道德、哲学、民主等等，然而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好像也只是停留在把社会上的人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欺诈者和受害者，玩弄人者和被玩弄者而已。

随着世界经济大恐慌，百业凋敝，工人运动高涨，许多知识分子左倾，向往苏联这世界上第一个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海明威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政治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于1937年发表小说《有钱人和没钱人》，指出美国贫富悬殊，有人铤而走险。主人公哈里·摩根本是渔民，深深体会到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苦和法律的不公正。他为着使一家人不致挨饿，下海走私，是个非常凶狠的硬汉，过去曾因走私而被打断了一支胳膊。他谁也不信任，单凭个人感受和本能混日子。对于有产者他有自发的仇恨，咒骂法律只能叫穷人挨饿。他要反抗。他孤军奋战，结果被人打死，临终时说：“光杆儿一条，不管是怎么样的人，根本他妈的干不成事。”他又说一辈子闯荡江湖，现在才晓悟这条道理。

海明威思想认识有所提高，可能还是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热爱西班牙，特意预支稿费，积极募捐支援西班牙人民，并志愿参加政府军，对法西斯作战。他在这场实际斗争中，初次体会到集体斗争的力量，多少批判了他一贯的个人主义人生观。1940年他发表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呜》，肯定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英勇斗争。

1941年春天，海明威作为一名反法西斯战士，偕同新婚的第三位妻子来华作蜜月旅行，从缅滇公路经桂林抵达重庆，在嘉陵宾馆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十年后，海明威发表中篇小说《老人与海》，描写古巴老渔民与大自然的搏斗。他歌颂主人公临危不惧，保持高度的尊严。这本书使他获得了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金。

一句话，海明威笔下的西方现代世界，充满着残暴、绝望、失败和死亡，因而有人认为他的作品主要是对西方文明的否定，是个否定一切传统价值的虚无主义者。但是，即便是在海明威表现极度悲痛的小说中，他仍然作出正面的肯定：人生虽然无意义，无目的，无方向，但行为还得遵循一定的准则；在茫茫人海中还有几个知心人，要生活得真诚、勇敢、有风格。他十分关注个人在一刹那间发现的“真理”，特别是在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刻，不管是肉体或是精神的死亡。按照海明威的看法，一个人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在敌我悬殊的压力下保持风度，败要败得漂亮，虽然败于邪恶黑暗的势力，精神上还是胜利的——这胜利既表现于《丧钟为谁而呜》中西班牙普通人民不折不挠的精神中，也表现于《老人与海》中古巴渔民与大鱼的斗争中。

关于海明威的艺术风格，六十年来，西方文坛争议不休。概括地说，有人强调他的象征主义，有人强调他的讽刺，有人主张是象征主义和讽刺的结合；有人说是自然主义，有人说是批判现实主义。下文只作些简单的介绍。

一个作家，凡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越是明确，感情越是真实，就越可能把他的思想感情融合于鲜明有力的艺术形象中。

海明威不仅描绘当代事物的现象，而且力图反映当代的现实，特别是时代的精神。作为作家来讲，海明威非常热衷于记录及报道事物的现象：战争、狩猎、钓鱼、斗牛、赛马、拳击、酗酒、恋爱等等。这些题材在他较优秀的作品中非常生动逼真，使读者如同亲眼目睹大军的溃退、渔人与大鱼的格斗、妇女难产的痛苦，也许还可以亲耳听到窗外霏霏的细雨声。但是作者曾说，真正的艺术不能局限于准确描写事物的面貌，不能满足于仅仅反映时代的现象，还得反映这些现象的内在意义。海明威精心选择暴力题材，企图从中探索、发掘精神上的真理。作者并不是单单喜爱这种题材，而是想通过对这些暴力事件的描写，强烈暗示时代的特征：精神混乱，流离失所。作者必须力求写作的真实，既找到了艺术的真实，就应该把它转化为精确的形象，使得读者感同身受。作者为了传达人物心中的紧张情绪，创造了一种崭新的艺术风格，也许可以概括为下列这几点。

海明威采用两种表达方式来展示他精心选择的生活材料。第一是新闻报道风格。他从年轻时代起就开始当记者，受到严格的写作训练，具备巧妙地撰写电文的真功夫，简略扼要、浓缩紧凑。为了取得更大的艺术效果，他还采用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平淡而克制的陈述。他过去太天真幼稚，遭到政客的欺骗，经过现实生活的教育后，最害怕什么神圣、光荣、牺牲等等抽象词儿，所以写作时尽量避开抽象形容词，甚至省略动词，喜欢用名词，例如具体的地方名、河流名、部队的番号、具体的年月日期等等。那些电文的字句本身有时违背传统的语法规则，况且海明威通常选用简单的短句和日常用语——就是英语中最富有生命力的旧盎格鲁一撒克逊语。作者运用简单句子和有限的词汇进行有克制的陈述，渲染气氛，暗示文字表面下藏有更重要的普遍意义，启迪读者去体会和联想。作者平淡客观的陈述，真实而富有戏剧性，多少带有反讽刺的意味。

海明威第二种表达方式是采用有节奏的句子结构，重复、排比、反比等，好像是音乐旋律，旨在召唤一种心理印象。所谓印象主义的手法，通常是指作者对于精心选择的事物，描写时致力于捕捉模糊不清的转瞬即逝的感觉印象，达到情景交融。

作者的短篇小说大多采用新闻报道的简练风格；在长篇小说中则两种风格交替使用，互相补充。不管采用哪种风格，人物对话都同样新鲜、活泼、逼真。海明威作品中的对话，排除传统作家拖泥带水的写法——传统作家喜欢在对话间勉强塞进一些副词或是状语短句，例如愤怒地、惊恐地、犹豫地等等。这样写的客观效果是：作者夹在人物和读者之间，往往反而把人物和读者隔离开。海明威作品的对话，虽然是电文式，却更为正确客观，朴素自然而且亲切感人。

海明威人物对话的又一特点是：采用美国中西部人民的口语及其节奏，这与美国人民血肉相连，读来如闻其声，往往给读者一种真正语言的幻觉。为了创造一种明确的印象或是气氛，作者选择适当的词汇，进行适当的安排，借以反映人物内心复杂的心理。甚至以无声的沉默来展开情节，例如短篇小说《杀人者》中，将被杀害的拳击师默然面壁而卧。人物对话是有形文字，更应该注意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按照海明威专家卡洛斯·贝克的分析，《永别了，武器》一书的象征效果乃是靠着一种细致而重复的暗示过程所造成的。海明威的象征手法有三个方面：天、地、人。“天”指天气变化，例如雨，暗示灾难不幸，在小说里重复出现，在读者心中缓慢地建立起雨和灾祸的心理联想。具体的象征这样细致重复，累积起来，具有排山倒海的巨大力量。“地”是指地点，把平原、低地与战事、死亡、悲哀等联系在一起。高原、高山，不管是神父的故乡或是瑞士高山，总是与美好的幸福生活联结在一起的。作者寓情于景，使人物感情变化更具有实在的感染力。最后谈“人”，小说中有一小伙人，具有特殊的道德品性，遵守某种不言而喻的行为准则。例如军医雷那蒂，一心一意抢救病人伤员，反而为环境和疾病所污染。又如军队里的神父，纯朴友善，受尽军官们的挖苦讥笑，但他坚持宣扬基督的爱，始终不离岗位。再如凯瑟琳，这个海明威作品中最温柔、最善良、最浪漫而最勇敢的女性。她怀了孕，还敢于冒着大风雨，连夜奔往瑞士；在难产的手术台上，还与死神搏斗了好多个小时，就是在极端疲倦和痛苦中，还能坚持安慰她的爱人亨利说：“好的，我会夜夜来陪你的。”凯瑟琳是海明威笔下最使人难忘的形象，象征着爱可能超越死亡。

海明威本人对他自己的艺术风格也有一定的看法。他于1961年在家饮弹自尽前不久，曾应加利福尼亚州的智慧基金协会之邀写下一些他本人对人生、艺术、爱情、死亡等等的体会。这些体会刊载于美国《花花公子》杂志的1963年1月号上。现将有关风格的部分译出如下：

“我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在我头脑里进行的。我开始创作前，一定要先把我的意念、思想理顺。我作品中的对话，在创作过程中，我经常亲自朗读几段；耳朵是良好的检查员。每一句句子又务必表达得一清二楚，人人明白，才能写于纸上。

“然而，我有时觉得我的风格，与其说是直接的，倒不如说是暗示的。读者往往得开动想象力，才能抓住我思想的最微妙的部分。

“我工作非常艰苦，再三重写改正，不厌其烦。我非常关心我作品的效果。我着手开采时非常小心，精心琢磨，一直到磨成宝石。有许多作家满足于留下粗糙的大块文章，我则精雕细琢，磨成一颗小小的宝石。

“一个作家的风格应该是直接的、个人的；他作品中的形象是丰富多彩的，有人情味的；他的文字简洁有力。最伟大的作家生来具有卓越的简洁，他们是苦干者，辛勤的学者，又是胜任的风格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