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居重要地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和主将之一。 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大变局中，鲁迅对根深蒂固的旧文明“实施袭击，令其动摇”，希望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无情解剖和对社会状况的深刻批判以醒国人，推动中国进步，应对世界形势。吴晓明、王德峰编选的《鲁迅文选》收录最能反映鲁迅文化思想的文章163篇，多为杂文，短小精悍，是一部从思想史角度对鲁迅进行研究的重要选本。

鲁迅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突出地位，是无庸在此赘述的。然而，对他的认识和评价，在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固定不变”的时期之后，于近来，渐渐生出颇大的分歧。这或许又是一个例子说明，当代中国人在以新的希望走向明天的时候，正力图再认识、再理解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精神历程。于是，我们感到有必要为鲁迅先生留下的文字编一部新的《鲁迅文选》。着眼点自然在于我们今日的学术研究而把资料再集中一下，所存的一点奢望，便是我们的选本或许能比已有的其他本子更清楚地反映鲁迅一生的思想脉络，以益于我们的文化讨论。《鲁迅文选》由吴晓明、王德峰编选。

编选者序

科学史教篇

摩罗诗力说(节选)

文化偏至论

我之节烈观

随感录二十五

随感录三十三

随感录三十五

随感录三十六

随感录三十八

渡河与引路

随感录三十九

随感录四十一

随感录四十八

随感录四十九

随感录五十四

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

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

致宋崇义

《呐喊》自序

娜拉走后怎样

论照相之类

复仇

复仇(其二)

希望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看镜有感

咬文嚼字

青年必读书

忽然想到(一至四)

论辩的魂灵

牺牲谟

战士和苍蝇

致许广平(节选)

致许广平(节选)

忽然想到(五至六)

春末闲谈

灯下漫笔

北京通信

导师

长城

忽然想到(七至九)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补白

论“他妈的！”

论睁了眼看

十四年的“读经”

《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这样的战士

这个与那个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学界的三魂

古书与白话

谈皇帝

“死地”

记念刘和珍君

淡淡的血痕中

《二十四孝图》

写在《坟》后面

《阿Q正传》的成因

无声的中国

老调子已经唱完

略论中国人的脸

革命时代的文学

《野草》题辞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答有恒先生

小杂感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文学和出汗

述香港恭祝圣诞

铲共大观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流氓的变迁

《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

习惯与改革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我们要批评家

宣传与做戏

“友邦惊诧”论

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论“第三种人”

听说梦

观斗

电的利弊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言论自由的界限

经验

谚语

二丑艺术

华德焚书异同论

智识过剩

中国的奇想

上海的儿童

“论语一年”

同意和解释

吃教

重三感旧

世故三昧

外国也有

难得糊涂

作文秘诀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京派”与“海派”

北人与南人

《如此广州》读后感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古人并不纯厚

清明时节

读几本书

偶感

儒术

倒提

拿来主义

玩具

正是时候

答国际文学社问

买《小学大全》记

算账

答曹聚仁先生信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汉字和拉丁化

门外文谈

中国语文的新生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说“面子”

运命

拿破仑与隋那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关于新文字

病后杂谈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人生识字胡涂始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文坛三户

从帮忙到扯淡

名人和名言

论新文字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科学史教篇

观于今之世，不瞿然者几何人哉？自然之力，既听命于人间，发纵指挥，如使其马，束以器械而用之；交通贸迁，利于前时，虽高山大川，无足沮核；饥疠之害减；教育之功全；较以百祀前之社会，改革盖无烈于是也。孰先驱是，孰偕行是？察其外状，虽不易于犁然，而实则多缘科学之进步。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衍，来溅远东，浸及震旦，而洪流所向，则尚浩荡而未有止也。观其所发之强，斯足测所蕴之厚，知科学盛大，决不缘于一朝。索其真源，盖远在夫希腊，既而中止，一千年，递十七世纪中叶，乃复决为大川，状益汪洋，流益曼衍，无有断绝，以至今兹。实益骈生，人间生活之幸福，悉以增进。第相科学历来发达之绳迹，则勤劬艰苦之影在焉，谓之教训。

希腊罗马科学之盛，殊不逊于艺文。尔时巨制，有毕撒哥拉(Pythagoras)之生理音阶，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之解剖气象二学，柏拉图(Platon)之《谛妙斯篇》(Timaeus)暨《邦国篇》，迪穆克黎多(Demokritos)之“质点论”，至流质力学则昉于亚勒密提士(Archimedes)，几何则建于宥克立(Eukleides)，械具学则成于希伦(Heron)，此他学者，犹难列举。其亚利山德大学，特称学者渊薮，藏书至十万余卷，较以近时，盖无愧色。而思想之伟妙，亦至足以铄今。盖尔时智者，实不仅启上举诸学之端而已，且运其思理，至于精微，冀直解宇宙之元质，德黎(Thales)谓水，亚那克希美纳(Anaximenes)谓气，希拉克黎多(Herakleitos)谓火。其说无当，固不俟言。华惠尔尝言其故日，探自然必赖夫玄念，而希腊学者无有是，即有亦极微，盖缘定此念之意义，非名学之助不为功也。(中略)而尔时诸士，直欲以今日吾曹滥用之文字，解宇宙之玄纽而去之。然其精神，则毅然起叩古人所未知，研索天然，不肯止于肤廓，方诸近世，直无优劣之可言。盖世之评一时代历史者，褒贬所加，辄不一致，以当时人文所现，合之近今，得其差池，因生不满。若自设为古之一人，返其旧心，不思近世，平意求索，与之批评，则所论始云不妄，略有思理之士，无不然矣。若据此立言，则希腊学术之隆，为至可褒而不可黜；其他亦然。世有哂神话为迷信，斥古教为谫陋者，胥自迷之徒耳，足悯谏也。盖凡论往古人文，加之轩轾，必取他种人与是相当之时劫，相度其所能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斯近正耳。惟张皇近世学说，无不本之古人，一切新声，胥为绍述，则意之所执，与蔑古亦相同。盖神思一端，虽古之胜今，非无前例，而学则构思验实，必与时代之进而俱升，古所未知，后无可愧，且亦无庸讳也。昔英人设水道于天竺，其国人恶而拒之，有谓水道本创自天竺古贤，久而术失，白人不过窃取而更新之者，水道始大行。旧国笃古之余，每至不惜于自欺如是。震旦死抱国粹之士，作此说者最多，一若今之学术艺文，皆我数千载前所已具。不知意之所在，将如天竺造说之人，聊弄术以人新学，抑诚尸祝往时，视为全能而不可越也？虽然，非是不协不听之社会，亦有罪焉已。

希腊既苓落，罗马亦衰，而亚剌伯人继起，受学于那思得理亚与僦思人，翻译诠释之业大盛；眩其新异，妄信以生，于是科学之观念漠然，而进步亦遂止。盖希腊罗马之科学，在探未知，而亚刺伯之科学，在模前有，故以注疏易征验，以评骘代会通，博览之风兴，而发见之事少，宇宙见象，在当时乃又神秘而不可测矣。怀念既尔，所学遂妄，科学隐，幻术兴，天学不昌，占星代起，所谓点金通幽之术，皆以防也。顾亦有不可贬者，为尔时学士，实非懒散而无为，精神之弛，因人退守；徒以方术之误，结果乃止于无功，至所致力，固有足以惊叹。如当时回教新立，政事学术，相辅而蒸，可尔特跋暨巴格达德之二帝，对峙东西，竟导希腊罗马之学，传之其国，又好读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书。而学校亦林立，以治文理数理爱智质学及医药之事；质学有醇酒硝硫酸之发明，数学有代数三角之进步；又复设度测地，以摆计时，星表之作，亦始此顷，其学术之盛，盖几世界之中枢矣。而景教子弟，复多出入于日斯巴尼亚之学校，取亚刺伯科学而传诸宗邦，景教国之学术，为之一振；递十一世纪，始衰微也。赫胥黎作《十九世纪后叶科学进步志》，论之日，中世学校，咸以天文几何算术音乐为高等教育之四分科，学者非知其一，不足称有适当之教育；今不遇此，吾徒耻之。此其言表，与震旦谋新之士，大号兴学者若同，特中之所指，乃理论科学居其三，非此之重有形应用科学而又其方术者，所可取以自涂泽其说者也。

时亚刺伯虽如是，而景教诸国，则于科学无发扬。且不独不发扬而已，又进而摈斥夭阏之，谓人之最可贵者，无逾于道德上之义务与宗教上之希望，苟致力于科学，斯谬用其所能。有拉克坦谛(Lactantius)者，彼教之能才也，尝日，探万汇之原因，问大地之动定，谈月表之隆陷，究星辰之悬属，考成天之质分，而焦心苦思于此诸问端者，犹絮陈未见之国都，其愚为不可几及。贤者如是，庸俗可知，科学之光，遂以黯淡。顾大势如是，究亦不起于无因。准丁达尔(J. Tyndall)言，则以其时罗马及他国之都，道德无不颓废，景教适以时起，宣福音于平人，制非极严，不足以矫俗，故宗徒之遘害虽多，而终得以制胜。惟心意之受婴久，斯痕迹之漫漶也难，于是虽奉为灵粮之圣文，亦以供科学之判决。

P1-3

吴晓明 王德峰

鲁迅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突出地位，是无庸在此赘述的。然而，对他的认识和评价，在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固定不变”的时期之后，于近来，渐渐生出颇大的分歧。这或许又是一个例子说明，当代中国人在以新的希望走向明天的时候，正力图再认识、再理解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精神历程。于是，我们感到有必要为鲁迅先生留下的文字编一部新的选本。着眼点自然在于为今日的学术研究而把资料再集中一下，所存的一点奢望，便是我们的选本或许能比已有的其他本子更清楚地反映鲁迅一生的思想脉络，以益于我们的文化讨论。成功与否，自待公鉴。

现在，文选已经编好，放在广大读者面前了，工作至此，本该算是做完了，无须更多的话。然而，由于我们和读者诸君一样，在经历了(或至少有一部分是耳闻了)那么多鲁迅本人未能经历的变故之后，重读鲁迅的文字，难免生出一些感想；有感要发，便顾不上担心浅陋，顺便将其写出，借此就教于大家，但愿不只是徒费着读者的目力和心神。

做史的意义全在于当代，做思想史自然亦是如此。对当代状况的见解是见仁见智的，而对于至少是较近之将来的展望，也是各有差异的，于是便在学界有热闹的讨论。讨论总得有所依据。最切近、最关紧要的依据并不是遥远的古代，而是才过去不久的一百年来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古老的中国经历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局生大人物，其中不乏堪称今人之思想前辈者，他们曾以各自的形式提出自己的主张，甚或有亲自实践者。实践总是对思想的检验．。后人自然会以实践之结果去评价前人的思想，兼作现在讨论的依据。但是这样的依据是否绝对可靠，却总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对依据本身复有一个评价的问题，其中往往便隐藏着今人的选择；更何况，我们谁也说不准当下是否正是检验完成之时。因此，我们就不得不换一个角度，即看一看前人思想所由出发的问题，是否在今天还保持为问题。我们也应当如此看鲁迅的思想。

鲁迅先生对于现代中国的问题是否曾经给出过一些解决之方案？仔细读一下他的文字，可以发现：没有。他一生都在寻找着，但不是学术式地寻找着，而是在十分酷烈的现实斗争中寻找着。而现实斗争的严酷性似乎早已让他体会到这种寻找本身是希望渺茫的。这有他自己的话为证：“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写在(坟)后面》)鲁迅平生极厌恶以“青年的导师”自命的那些人。这显示了鲁迅思想的深刻之处，这种深刻性是我们在其他的近代思想先辈身上所未曾见到的。或有论者提出异议说，这不正是鲁迅由其一段时期中的彷徨、苦闷所引出的暂时的虚无主义吗？但这种说法是肤浅的贴标签方式，不足为训。鲁迅的彷徨苦闷原非一时的心态。他早期的《文化偏至论》一文即已表明他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向往的“西方真理”并无乐观态度。他在这篇写于1907年的文章中批评了只见到西方物质文明与民主政治为强国之本的浅陋见识：“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指物质文明、民主体制等]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在鲁迅看来，根本要务在于彻底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使之从旧文明的_枷锁中解放出来，获得一种新生命，是为“立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文化偏至论》)。但是，如何立新的中国人？鲁迅对此却是毫无把握的。西方的立人之本能否移至中国？他曾经写道：“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植”(《致宋崇义信》)；“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忽然想到<一至四>》)；“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被共和二字所淹没”(《灯下漫笔》)；“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偶感》)。既如此，那么回归中国精神传统，取其精华而新之，是否可以成为改造国民性的一条道路？鲁迅对之予以坚决的否定。假如这种精神传统是指中国古代先哲之教训，则鲁迅断然指出：这种教训与中国民众“毫无亲密之处”，是中国自古以来统治阶层的治民之术，而围绕这种治民术建立起来的文化是“侍奉主子的文化”。假如这种精神传统是指活生生地存在于中国民众身上的东西，那么它就是“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的国民性——“懂得此理者，懂中国大半”。这写在《小杂感》一文中的寥寥数语，在解剖民间精神传统方面是何等深刻！另外，我们还不要忘记了鲁迅曾多次十分沉痛地鞭挞过的中国人的看客态度！这一切在某些有名声的大学者那里往往是当作无伤大雅的现象而被忽略了的，但是，对于鲁迅来说，乃意味着无底的黑暗与压迫，是要窒息一切生机的。因此，就何处寻得立新的中国人的文化精神资源的问题，鲁迅是并无把握去回答的。

但是，没有把握，并不就是虚无主义。假若一头扎进“过去”，以图发扬光大曾经辉煌过的(这种“辉煌”已被鲁迅揭露为虚假的)原教旨，或者一味投入对于将来的理念式构造，在鲁迅看来才真正是虚无主义：“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题目，都缴了白卷……‘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致许广平(1925年3月18日)》)所以，鲁迅要抓住的是现在，是现在的战斗，他称之为“绝望的抗战”，并且是“壕堑战”，需要有勇猛和不拔的毅力的。

既是“绝望”，为何还要抗战？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尼采的精神。但是，曾经相信过尼采哲学的鲁迅，并不是一个贵族主义者，因为他知道，脱离民众的“超人”原就无法有所贡献于国民性的改造。从尼采那里，鲁迅所取的乃是以“黑暗”为“实有”的意思：敢于直面黑暗，而后才有生机——这才是在“现在”之中可能有的最高意义，才是直指“现在”的真命题。但这“现在”乃是民众的事业，不是超人的专利。这就是鲁迅与尼采的根本不同。尼采终于疯了，鲁迅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鲁迅并未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学理的深入研究，但其历史观点与唯物史观有相通之处：民众既是旧文明的现实载体，是国民性的活的存在，又是历史的真正主体。所以，他也采用阶级斗争原理。但阶级斗争的价值指向，在鲁迅那里仍然是中国新文化之创生，是强健有力的新国民性之诞生，舍去这一根本目标，便无现代中国的出路。因此，在鲁迅看来，从事阶级斗争的中国劳苦阶级必须在这种斗争中赢得自己的新生，否则就难以跳出中国旧灵魂的轮回。

既把生成中国新文化的希望寄托在劳动大众身上，鲁迅便把自己只视为一名目的在于民众的文化战士。毛泽东评价其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十分确当的。鲁迅将自己的使命规定为与一切文化毒素(无论是存在于知识分子身上的，还是存在于种种社会现状中的)进行不停息的战斗，无情地施行对旧文明的解剖和对旧社会的批判，从而为中国民众的真正的文化新生扫除障碍、开辟道路。这就是卓然立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鲁迅，这就是在今天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仍然富于意义的鲁迅。

“破”，固然不等于“立”(鲁迅早就把“破”之后的“立”视为绝望之中的“万一之希望”)。但是，不破是断然无法立的。这是鲁迅一生所持的信念。或有人指责这种信念，以为破得太多，破得过分，终至贻患于立。那么，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教训是佐证了鲁迅的信念，还是相反？今人的再思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这正是今天重读鲁迅的要义所在。

以上是我们的感想。既为感想，当然是远离着任何学术定论的，只是引发认真的、深入的研究的意思。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