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终其一生没有亲自指挥打过一次战役。在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先后被众多大军阀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包括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但只是充当高级幕僚,并不见亲信。所以蒋百里是卓越的军事学家,并非军事家。蒋百里于军事学研究的重要成就,一是提倡现代国防,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他倡导的“国防经济学思想”至今仍有研究价值。二是最早判断中日必有一战,建议以日本为假想敌构建整个国防系统,并提出了系统的抗日战略理论,对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战略制定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本)讲和!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现在的年轻人说起蒋百里,可能得说他有一个女婿叫钱学森,他有一个副官叫蒋纬国,他有一个表侄叫金庸。他的名气在日本比在中国还大,日本人记得他的《国防论》和他的抗日战略理论。在这位只讲武不动武的陆军上将面前,他们说:“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第一次,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轻松夺魁,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日本天皇佩剑取走了,他的同学荒木贞夫之流后来是打太平洋战争的日军主要将领。第二次,八年血战之后,看蒋百里的抗日理论,日军正是按照他在其持久战理论中指出的那样,推进到湖南后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直到投降。
蒋氏租上是藏书大家,蒋百里自幼饱读诗书,后义融中西文化于一体,无论军事、书法、文学、美术还是外交,样样比肩一流高手。蒋百里青少年时主编的《浙江潮》,其思想之尖锐深邃不亚于《新青年》和《湘江评论》。他所译著的《西方文艺复兴史》至今仍为中央美院教材。1937年写成的《国防论》,蒋氏除了断定中日之间全面战争不可避免外,并第一次提出了论持久战的观点,影响远及海外,名将艾森豪威尔、巴顿等人曾多次引用其《国防论》来阐述战局。
他的另一本著作《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发表后轰动了中国的战时文坛,文章的结论成了抗战时期的名言:“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我写了那段文章,后来读了张宗祥先生的纪念文。(张先生和百里先生,还有我的老师单不庵先生,为青年时相知契的三友。)他也说起:百里先生在甲午前除了习制艺八比,喜欢历史及小说。他曾劝张先生看《野叟曝言》,且诩诩以文素臣自居。张氏觉得文素臣贪多务能,不合他的理想。张氏又说:“百里此后政治、哲理、外交、美术,靡不研讨。不徒以兵学擅长,则少年时已基之矣。”也正好合了我的说法了。(《野叟曝言》,清江阴夏二铭所作。文白字素臣,“是铮铮铁汉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罗星斗。说他不求宦达,却见理如漆雕:说他不会风流,却多情如宋玉;挥毫作赋,则颉颃相如,抵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凛然若将殒谷。旁通历数,下视一行;间涉岐黄,肩随仲景。以朋友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
百里先生,于我当然是师辈,因为查猛济兄和我都是单师的门徒。查兄和百里先生又是内亲。因此,我在上海就见过这位风云的前辈。有一天,那是“一·二八”战后的第三天,二月一日。他和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喝茶,翻开那天上海版的《每日新闻》,头条新闻是日本陆相觐见天皇的电讯。他沉吟了一下,对我们说:二月五日早晨,会有日军一师团到达上海参加作战了。他何以这么说呢?他说日陆相觐见天皇的意义是报告日军正式出战。依日本当前的运输能力,三天之间,可运输一个师团兵力、四万战斗兵及其装备到上海,所以他估计这一师团,五日可以投入战斗。(后来,他把这一估计,告诉了蔡廷锴将军。)果然,“一·二八”战役,日军的第一场反攻是从二月五日开始的,他估计得非常正确。我对于百里先生的钦佩。就是这么开始的。高子白先生悼诗中,有“论兵迈古闻中外,揽辔澄清志羽纶”句,也说百里是现代的诸葛呢。
“无端急景凋年夜,到处低徊遇古人。瓶里赤心甘必大。墓前青草史来芬。雄狮伤后威犹在,白马归来画入神。如此人才如此事,回天一梦到新正。”这一首诗,百里先生自注:“闻孙(即张宗祥)要我写字,即录丁丑除夕在巴黎柏林间所感,装些外国古董给他看。”甘必大,法国元帅,他的心,还在瓶中供养着。史来芬(今译施里芬),德国军事学家,墓前无人扫除,乱草纵横,墓铸一狮,受伤倦卧。“白马”句,系指法国名画家画拿翁(即拿破仑)凯旋归来的故事。
一九三八年八月间,汉口版《大公报》刊载了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文章,真是轰动一时。稍微知道内幕的,都明白这是蒋百里先生的手笔。在一切宣传文字中,这是有内容,出于冷静观察,而以真挚感情来表达的杰出之作。
百里先生把这故事托之于一段神话,说:“上一年冬间,我在柏林近郊绿林中散步,心里胡思乱想,又是旧习惯不适于新环境,看手表不过五点,但忘记了柏林冬天的早黑——结果迷失了道路,走了两点多钟,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免有点心慌。但是远远地望见了一个灯,只好向着那灯光走,找人家问路。哪知道灯光却在一小湖对面,又沿湖绕了一大圈,才到目的地。黑夜敲门(实在不过八点半),居然出来了一位老者,他的须发如银之白,他的两颊如婴之红,简直像仙人一般。他告诉我怎样走,怎样转弯,我那时仍旧弄不清楚。忽然心机一转,问他有电话没有,他说:‘有。’我说那就费心打电话叫一部车子来罢。他说:‘那么请客厅坐一坐等车吧。’一进客厅,就看见他许多中国日本的陈设,我同他就谈起东方事情来。哪知这位红颜白发的仙人,他的东方知识比我更来得高明。凡我所知道的,他没有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我却不能像他那样深刻。比方说‘日本人不知道中国文化’等类,他还有《日本(古事记)研究》一稿,我看了竟是茫无头绪。我十分佩服他,从此就订了极深切的交情。这本书是我从他笔记中间,片段的摘出来而稍加以整理的。”这一段,托之于夜遇仙翁,说得很有趣。
百里先生这篇文章,是借着莎士比亚的“汉姆来特” (今译哈姆雷特,下同)来着笔的。他说:“一群伟大的戏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汉姆来特更悲惨的悲剧。……古代的悲剧,是不可知的命运所注定的;现代的悲剧,是主人公性格的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这个大悲剧,却是两者兼而有之。”P3-5
二十五年前,抗战第二年,我在浙闽沿海一带旅行,春末到了福州,恰好碰上福建全省举行科学宣传周,也参加了开幕式。教育厅长郑贞文先生要我对青年学生作讲演。我说:近代中国思想,以“闽学”为主潮。不过,过去七八百年间的“闽学”。乃是朱熹在建阳南平一带所传授的格物致知之学。到了今日,这样的“闽学”还不够解决现实的问题,我们要提倡另外一种“闽学”,郑樵(渔仲)的“到自然、到社会中去研究”的“闽学”。(郑渔仲和朱熹时代相先后,都是南宋学人。)我又说到我自己本来如清代正统派的朴学家一样,研究考据之学,奉郑康成(东汉末年大经学家)为宗师。古人称郑康成之学为“郑学”,如今我们要提倡另外一种“郑学”——郑渔仲之学。这番话,颇得贞文先生的赞许。(郑氏原是科学家。)我也举了一些战场上的实例。过了几天,陈仪(公侠)主席邀我谈话,他也提到我的演讲,他说我的主张和蒋百里先生相接近。(公侠先生原是百里的好友。)我说我是单不庵先生的弟子,单师也是百里总角之交。我们就谈到他们两人治学方法的不同。
我本来是伏处书斋,作考据文史的工夫,过的是学究生活,抗战把我带到“行万里路”的生活中去,也可以说是从乾嘉学人的方式,走向顾亭林、顾祖禹的治学途径去了。这一方面,颇受百里先生的影响。百里说过:“现在哪里是青年人安心读书的时候?前方战地是青年人最好的课堂,从战地得来的学问,比从课堂上得来的可宝贵得多。”(见当年《大公报》)他所讲的正是我这番话的注解。八年的战地生活,倒把我一点“上不巴天,下不巴地”的空头学问弄得有点边际。最重要的一点,我并不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人。(我本来是金华学派的后学,经过战地生活,更和颜元、李堞的学派相接近了。)
先师单丕(不庵)先生,他也是乾嘉考证学的学人。(他的生活方式,则是宋明理学家这一型的。)他的读万卷书,是了不得的,可是。他一生学问竞如英国史学家亚克敦(Lord Acton,阿克顿勋爵)一般,书斋里井然排着几万卷图书,据说每一部每一卷都遗有他的手迹。而在余白上,还用铅笔的细字记出各种的意见和校勘。(单师则用毛笔。)他的无尽藏的知识,相传是没有一个人不惊服的。……但他之于历史学,也到死为止,并不留下什么著作。这蚂蚁一般勤劬的硕学,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却没有留下一卷传世的书。“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并无一泓清泉,也就不曾喷到地面上来呢?”我是单师最心爱的弟子,当然没有批评他的意思,但我和查猛济兄(他是百里的至亲),和百里先生谈到单师时,不禁有“徒然的笃学”之叹。(我也觉得十分惭愧,总想把单师的一些割记及考据文字整理起来,可奈我们那位不识字的师母,她顽强地拒绝把单师遗书送到文澜阁去保存起来,我也是无可奈何的。)
我最近根据手边的一些史料,替百里先生写一本传记性的小册子。就因为文献不完全,许多方面,只能缺疑,等有机会再来增补。像我这样不曾弄得十分完整便刊行的事,单师一定不赞成的。但许多事都不能俟河之清才来做的。我想百里先生不会怪我的草率。好在他的几个女儿都是了不得的,她们一定会写出另外的传记来的。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