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兴亡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录”站在时代的高度，以中国历史上八个主要朝代(秦朝、汉朝、三国两晋南北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为宏大背景，从把握相关历史时期的脉动和发展入手，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各个朝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宗教、法制等领域的历史大事和兴亡嬗变，生动描写了发生在各个历史时期令英雄扼腕、催凡人掬泪的历史故事，将历史上那些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治世的良策、祸乱的渊薮总结出来，结晶出可警醒后人、观照当今的历史启示。这些“话题”都是史论结合，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并融入作者的点拔、启发和机警的论述，绝无生涩之感，与读者极易形成交流。

本书讲述了大明王朝的故事，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适合大众读者阅读。

朱元璋等人创立的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一个重要王朝，它诞生于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战争的硝烟之中，又被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狂潮所淹没。其间二百七十余年的极不寻常的沧桑嬗变给后人留下了无数值得深思的问题。本书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对明代历史上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进行深入的剖析，对大明王朝进行了整体的描述。

概述

胡蓝之狱、封建藩王

人皮草囊的警示

乾纲独断

血染的网罗

宣德化而柔远人

君王与社稷孰重

智者的困惑

搏噬善类的鹰犬

“郧阳之乱”

道德的楷模与现实的困顿

倭患始末

帝国暮色中最后的一抹辉煌

家事、国事、天下事

天灾与人祸

“票拟”是内阁的最大权力，而票拟能否被批准，则取决于皇帝的“批朱”。所谓“批朱”，也叫“批红”，是指皇帝根据阁臣的票拟文件，用朱笔批具意见，或是认可，或是批驳，或是指出另外的做法，交回阁中，命其照拟。换言之，票拟只是提出方法和意见，而批朱则是皇帝对内阁所拟意见的裁决，故而处理政务的大权，实际上仍然牢牢地掌握在皇帝的手里。正因为如此，即使是二十余年不视朝的明世宗，也能“张弛操纵，威柄不移”。万历年间范守己就曾说过，他曾在大学士徐阶处看到嘉靖皇帝的谕札和改定的旨草，发现大学士票拟的文件，全都经过嘉靖皇帝的省览改定，有时整个文件甚至被批得体无完肤。即使所拟完全符合帝王的心意，嘉靖也一定要更易数字，以表示自己的“明断”。倘若有不符皇帝旨意的，则驳回再拟。再有不符，则必加申斥，所以内阁辅臣拟旨之后，无不惴惴不安。由此，范守己得出结论说：以往人们认为辅臣拟旨，几乎是执擅国柄，事实则远非如此。

事实上，执笔批朱的往往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司礼监大太监。内阁在票拟皇帝诏谕时，要依据皇帝口授的命令，即批朱。批朱是由宦官中的秉笔太监，将皇帝口头指示用朱笔记录下来的，因此秉笔太监的权力很大。“口含天宪”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根据皇帝的旨意批答臣僚奏章，传谕诏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皇帝的代笔和代言人，这就为宦官借皇权操纵政务提供了方便。与司礼监的这种决策权相比，内阁的票拟不过是供他们参考的建议权。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皇帝往往深居内宫，不大临朝问政。而将宦官视作心腹，委以重任，故而曾几度出现宦官擅权的局面。内阁票拟也就形同虚设，诏令敕文几乎完全出于内宦之手。宦官专权，是皇帝极端专制独裁的产物。而它之所以专权。是因为其中的司礼监掌管内外奏章文书，并照阁票“批朱”。他们往往倚权仗势，擅自批答和篡改票旨。司礼监有了“批朱”权，便能代替皇帝批示内阁呈进的拟旨，这使得辅臣与司礼监内臣，实际上对立于皇帝宝座的两侧，形成了宫廷与内阁相互制约的局面。司礼监代行‘‘批红”，与其说是让太监代为处理国政，还不如说是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内阁的施政活动，以确保皇权不受损害和侵犯。而司礼监抓到了“批朱”权，其权力便延伸到了外廷，影响到了阁臣的职权范围。司礼监往往藉此专权乱政，操纵内阁，为所欲为，使自己的特权位居内阁之上。对此，清人赵翼曾评论说：“明代首辅权力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力又在首辅之上。”阁臣为了保官晋秩，往往必须交结太监。例如嘉靖朝“奸相”严嵩的得宠，就与其善交内侍有关。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皇权与阁权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宦官的权力也急剧膨胀起来。在内阁与宦官的矛盾斗争中，皇帝往往更多地偏袒于后者。明武宗就曾明确指责内阁大臣说：“天下事哪里都是内官闹砸的?你们阁臣办坏事的十常六七，先生辈应当有自知之明才是。”崇祯皇帝更是多次对阁臣表示，“如果各位大臣都能殚心竭虑地为国家尽力，朕怎么要倚靠内臣呢?”由于皇帝的心理天平严重地向宦官倾斜，显然直接导致了后者对内阁辅臣的蔑视。嘉靖年间，一个内侍不无炫耀地说：“昔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躬：后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从嘉靖朝三任首辅对宦官的态度变化中，人们不难看出宦官势力的如日中天和阁臣权势之式微。隆庆至万历初年，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先后辅政。当时虽说是阁权较重的时期，但徐阶却因为得罪了中官而被迫退位；另一辅臣高拱企图赶走司礼太监冯保，结果自己反遭放逐。而张居正则正是因为密结了冯保，才得以取代前者而为首辅。执政后，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就不遗余力地设法满足他的奢欲。至于后来在魏忠贤专权的时期，有的辅臣甚至不惜卖身投靠，成为“魏家阁老”，阁臣的权位更是为内监所操纵。当时，凡是内阁补用的大臣，大都要取决于魏忠贤。而中官与阁臣的勾结，又必然引发党派纷争。于慎行认为： “国朝既罢丞相，大臣体轻，以故政归宦竖，士鲜廉节。”这确实道出了当时的真实情状。

明太祖朱元璋在《大明律》中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泄漏机密、夤缘作弊者，皆斩，妻子流放三千里安置。”显然，朱元璋对朋党及内外官员勾结的打击不可谓之不严，但明代党争的激烈程度，却远远超过了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明代内阁中的首辅，因其具有拟旨特权，以及品位尊崇、接近皇帝和裁决机宜等特点，故而成为阁臣们竞逐、觊觎的目标。纵观有明一代，阁臣间的争夺排挤，明争暗斗，呈愈来愈激烈的态势，他们往往朋党台谏。纷争不休，拉帮结派，互相吹捧或攻讦倾轧，形成朋党势力，手段也越来越狠毒，常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特别是从嘉靖初年张璁以议礼入阁以后，阁臣间的争夺倾轧更为激烈，到了夏言与严嵩、张居正与高拱之间的倾轧争夺，则达到了高潮。阁臣间拉帮结派，拉拢言官，攻讦不已，进而形成了后来的门户之争。客观上来看，这种阁臣间的纷争，对于皇室的统治是相当有利的。因为阁臣间的纷争，以及阁臣与宦官之间的争斗，使得他们彼此相互制约，皇帝高高在上，更便于平衡处置，统治起来便更加安全、省力，皇位自然也更牢固。明王朝之所以能够维持近300年的统治，与此不无关系。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阁臣间无休无止的倾轧纷争，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却是极为不利的。悬想事势，遥度人情，朱元璋从巩固皇权统治的目的出发，意欲建立相互牵制、内外相维的官僚体制，却没有想到后世竟因此造成了朋党迭兴、党争激烈的局面，并最终导致明王朝国政的日趋荒废，以致走向衰亡。特别是明朝后期，整个朝廷坐视国是日非而振作乏术，终至内外交困，以致亡矣。故此，晚明杰出的思想家黄宗羲认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P60-63

《千秋兴亡》(8卷)这套丛书出版于2000年，由我国著名历史地理专家葛剑雄先生担纲主编，撰写者均为当时活跃在历史学界的中青年学者。他们站在时代的高度，以中国历史上八个主要朝代(秦朝、汉朝、三国两晋南北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为宏大背景，从把握相关历史时期的脉动和发展入手，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各个朝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宗教、法制等领域的历史大事和兴亡嬗变，生动描写了发生在各个历史时期令英雄扼腕、催凡人掬泪的历史故事，将历史上那些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治世的良策、祸乱的渊薮总结出来，结晶出可警醒后人、观照当今的历史启示。这些“话题”都是史论结合，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并融入作者的点拔、启发和机警的论述，绝无生涩之感，与读者极易形成交流。

该书出版后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受到专家和读者的好评。

鉴于这套书出版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并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我社决定修订再版该书。在修订过程中，除了对内容和文字重新进行了修改、核准外，还对各册书名、字体字号、封面、定价等做了精心调整，使得该书更接近大众读者的阅读口味。相信修订后的该书会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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