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到底是什么呢?巴黎是一本巨大的参考书,是一个被像百科全书一样来查阅的城市。打开这本书,它给你一连串的信息,包罗万象,为别的城市望尘莫及。
本书是当代最杰出作家之一的卡尔维诺的自传。全书由十九篇或长或短的文章辑成,题材有日记、回忆短文、访谈、短评等。全书由三个主要阶段的文章组成。第一个阶段包括了他青少年时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下,经过参与地下抗德,加入意大利共产党,以及后来退出共产党的记录与省思。第二阶段则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间他首次访问美国时所写的信札式日记。第三阶段则是后来他多次接受访问的记录。这三个阶段的记录对理解他的生平及文学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巴黎隐士》由十九篇或长或短的文章辑成,题材有日记、回忆短文、访谈、短评等。尽管体例不统一,但毫无疑问的,乃是其中都充斥着卡尔维诺生命历程的内容。由卡尔维诺的妻子所写的前言,我们可以知道其中有十二篇早在卡尔维诺生前就已存放在自己列为“自传”的档案里。对于这些留存的资料,他计划怎么处理,我们并无法知悉。他可能根据这些重写一本自传,也可能只是增补剪辑。但这样的工作在卡尔维诺逝世后已永不可能,我们只好自己跳进这些生命痕迹的海洋里与他共泳,并以他的作品来和这些资料参照,重编出我们自己心目中的他的自传。
《巴黎隐士》由三个主要阶段的文章组成。第一个阶段包括了他青少年时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下,经过参与地下抗德,加入意大利共产党,以及后来退出共产党的记录与省思。第二阶段则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间他首次访问美国时所写的信札式日记。第三阶段则是后来他多次接受访问的记录。这三个阶段的记录对理解他的生平及文学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他早年参与政治的那些经验和反省,显示出他不受拘束以及非政治化的天性。
我是在一个早年比起意大利任何一处地方都颇为不同的城市长大的:圣雷莫。我小时候,那里全都是老一辈英国人,俄国皇族,人们来自全世界,无奇不有。我们家当时不仅在圣雷莫引人注目,就是在整个意大利也属异常:我父母并不年轻,科学家,爱好大自然,自由思想家,两个人个性有所出入,但对国家走向皆不以为然这点上又很一致。我父亲是圣雷莫人,出身于一个信奉马志尼、共和制、反教权的共济会家庭,年轻时是追随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是改革派社会主义者,长年住在南美,没有经历过大战;我母亲是撒丁岛人,无宗教信仰,生长环境教导她奉俗世义务及科学为圭臬,一九一五年加入主战社会主义行列,但和平信念不曾动摇,旅居国外多年返回意大利时,正值法西斯在巩固其势力,在我的双亲眼前的是一个改头换面、难以辨认的意大利。我父亲希望能以己力及清廉为他的国家服务,四处碰壁;以他经验过的墨西哥革命为度量衡及利古里亚传统改革主义随机应变的务实精神来看待法西斯,成效不彰。我母亲,有一位联名签署克罗齐宣言的大学教授哥哥,她自己则是反法西斯强硬分子。两个人既因爱好也因阅历,视世界为一家,都在战前社会主义呼吁革新的泛泛口号中长大,他们不止追求自由民主,更对所有不寻常的改革运动都有好感,包括: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甘地、布尔什维克党人。法西斯也加入此一行列,仿佛众多改革声音之一,但是为无知、腐败小人所领导,是一个错误的路线。我们家对法西斯的不满除了暴力、无能、贪婪、压抑评论自由、对外侵略政策外,主要是针对它的两大罪过:与保皇党同一阵线及与梵蒂冈的和解。
青少年性喜随群,所以发现自己来自一个看起来不一样的家庭,会产生一种与环境之间心理上的紧张关系。我父母最惹眼的招议之举是对宗教课的不妥协态度。他们要求让我免上宗教课,不参加弥撒或其他宗教礼拜活动。这在我就读瓦尔多教派办的小学或寄读英国学校时并没有造成什么困扰,在那里信奉新教、天主教、犹太教或俄国东正教的学生以不同方式混合编班。圣雷莫当时有各个教派的教堂及神父,包括风行一时鲁道夫·史德耐轮回净化论这种秘密团体,我一直以为我的家庭是周围各种声音的代表之一。可是等我进入公立高中后,不上宗教课,在那普通随波逐流的气氛中(法西斯当政已迈入第二十个年头)让我陷入孤立状态,有时我被迫在同学和老师面前自闭于一种被动、沉默的反抗。有时宗教课夹在两堂课之间,我就站在走廊上等,引起经过的老师和工友的误会,以为我被罚站。因为我的姓氏,新同学每每以为我是新教徒,我否认,可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那你信什么?”“自由思想家”由一个少年口中说出徒惹人发笑,“无神论者”在当时太冲了。我只好不回答。
我母亲尽可能拖延我加入法西斯少年先锋队的时间,第一,她不希望我学会使用武器,还有,星期天早上举行的集会(后来又有周六法西斯教育日)主要活动根本就是让少年先锋队到教堂望弥撒。当我应学校规定加入后,我母亲又要求准许我免做弥撒,以纪律为由被否决,但她还是想办法知会了神父及指挥官,说我不是天主教徒,在教室内请勿要求我有任何宗教行为。
一言以蔽之,我老是跟别人不一样,稀有动物般被人瞪着看。我不认为这对我有负面影响:面对他人对你个人习惯的敌意,为正当理由而被孤立,忍受随之而来的不便,为维护未获共识的立场摸索出一个合理准则,慢慢地你对这一切就习以为常了。反而长大后,我对他人意见总抱持宽容态度,尤其是宗教方面,因为忘不掉没有随俗信教被人捉弄是多么不愉快的一件事。同样地,我也完全没有在神父堆中长大的人常有的反教权倾向。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提起这些往事,是因为我看到我许多非教徒朋友“为了避免小孩有心理障碍”,“为了不让小孩觉得与众不同”,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宗教教育。我认为此举缺乏勇气,就教育角度来说绝对有害无益。难道一名青少年不应该开始学习面对小小不便以忠于某个信念?还有,谁说年轻人不应该有心理障碍?心理障碍来自于与周遭环境的正常摩擦,一个人有了心理障碍会试着去克服它。生命就是克服个人心理障碍的胜利,没有它就无法养成其人格、个性。
自然,我不需要夸大事实。我的童年经验一点也不赚人眼泪,我的生长环境富裕、平静。五彩缤纷,是我对世界的印象,大大小小的矛盾不断,但并未意识到什么激烈冲突。我没有贫穷观念,我唯一听说的社会问题是存在于利古里亚小自耕农的问题,我父亲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当时亦挺身而出:他们拥有的土地不过在方丈之间,却饱受税务、化肥价钱、道路不敷使用之苦。贫民不是没有,由意大利其他省份开始往利古里亚迁移,来自阿布鲁佐省和威尼托省的雇农在我家农场工作,到了星期六就排队到我父亲的研究所领取按天计酬的工资。可是他们来自那么远的地方,我根本想像不出贫穷是怎么回事。那个时候我跟普通民众的关系并不融洽,我父母对穷人表现出的熟稔和亲切常让我觉得不自在。
P122-125
此书中收录了卡尔维诺已经发表、散见各书的十二篇文章,未发表的一篇《美国日记》,还有一篇在意大利未发表过、瑞士卢卡诺区限量出版的《巴黎隐士》。
一九八五年八月,距出发去哈佛大学一个月,卡尔维诺既累又烦。他本想在去美国前结束手边正在准备的六篇演讲稿,但未能如愿。他也许会修改、调整、“剪贴”,继而一切,几乎一切如旧。他毫无进展。
我当时想,可能的解决办法是说服他转移注意力,把精神集中到他众多计划中的一个。对我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干脆丢开演讲去把《圣乔凡尼之路》写完呢?”他说:“因为那是我的传记,而我的传记还没有……”话没说完。他是要说“还没结束”抑或想的是“那还不是我完整的自传”?
多年后我偶然发现一个文件夹,标题是“自传作品”,包括他的弟子已做好初版说明的一系列文章。所以说,是有另外一个,与《圣乔凡尼之路》书中所勾勒的完全不同的自传计划。不能说不可能,但很难猜出卡尔维诺想以什么方式呈现这些按时间先后排列的文章。毫无疑问谈的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其意图是要阐明他在政治、文学、存在赏的选择,让大家知道这些选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以及何时发生。何时格外重要:在《青年政治家回忆录,一九六零至一九六二年》的作者注中,卡尔维诺写道:“关于我所表达的信念(第二篇),如同这本合集的任何一篇文章,只是我对事物当时——仅止当时——看法的见证。”
卡尔维诺为此书所准备的材料只到一九八零年十二月。按作者意愿,十四篇文章中三篇以时间为序刊出两个版本。我加入了最后五篇,因为那些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作品,也因为我觉得其余作品会因之更完备。
将这些文章摆在一起,我发现其中几篇缺少那种自传作品应有的直接性。当然不纯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想到要把《美国日记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收进来,是因为那次旅行在他一生中的重要性,卡尔维诺于不同场合都曾提到或写过。尽管如此,他仍然决定不出版由这次旅行写就的《一个乐天派在美国》,虽然当时已在二校。对此临阵反悔,在他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写给卢卡·巴拉内利(Luca Baranelli)的信中有所解释:“……我决定不出版该书,因为校对时重看,我觉得就文学作品而言太过小品,就新闻报道而言缺乏新意。我做得对吗?天知道!当时倘若出版,这本书毕竟是对那个时代,我的某一段心路历程的一个记录……”
反之,《美国日记》不过是他定期寄给埃伊纳乌迪(Einaudi)出版社朋友达尼埃莱·彭克罗利(Daniele Ponchiroli)的一组信札,这些信也是为出版社所有工作人员,甚至像卡尔维诺所言的,任何一个想知道他的美国印象及经验的人所写的。
作为自传资料——而非文学作品——我认为这是绝对必不可少的;作为自画像,最发自内心也最直接的文字。
所以,这本书的价值可以是:将读者与作者之间关系拉得更近,透过这些文章深入这层关系。卡尔维诺认为:“重要的是我们之为我们,深化我们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是关系之所以存在的爱加上转换的意志力之总和。”
埃斯特·卡尔维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