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柳亚子史料札记269则，其主要内容是史料考订或史料钩沉。尽可能将不够准确或者含糊的史料考订得准确或者清楚一些，尽可能将一些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发掘出来，在《柳亚子传》的基础上，力争将柳亚子一生史迹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柳亚子在吸收和诠释外来文化的时候，往往借力于头脑中旧有的概念。采用的是直觉感悟的传统思维方式，欠缺严密的数据考证和逻辑推理。更多的是从人道主义层面上，而不是在科学理论的层面上接受马克思的学说。这样的思维模式的优缺点在哪里？它会不会在接受外来文化过程中造成某些理念的误区？是否体现了一种历史和传统的包袱？能给我们一些什么鉴戒？这些问题，实际上具有时代的普遍性，反映了中国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的心路变迁。

本书收录柳亚子史料札记269则，其主要内容是史料考订或史料钩沉。

序／柳光辽

大胜柳氏老宅的格局

大胜柳氏老宅毁于何时

关于柳树芳的《胜溪竹枝词》

何时从大胜迁居黎里

上清帝光绪万言书和《河东纲目》作于何年

邹容《革命军》的出版资助者

《革命驳议》刊载何处

《中国灭亡小史》作于何年

《郑成功传》作于何年

《（清秘史）叙》作于何年

关于倪寿芝

关于《自治报》

风姿美秀如卫蚧

何时加入中国同盟会

何时加入光复会

关于《黄帝魂》

编印《复报》期数

关于《复报》“批评”栏文字

何时在吴淞口外海舶中进谒孙中山

关于“亚子玉魂芳”

七律《将归故里，留别海上诸子》二首作于何年

七绝《海上赠季平》二首作于何年

南社活动始于何时

关于惠中旅馆

关于《南社例十八条》

金松岑为何未入南社

始识陈其美

两度剪辫

七律《文章一首》作于何年

关于南社第六次雅集的与会者名单

关于《无尽庵遗集》

关于《阮烈士遗集》

关于南社第九次雅集的日期和与会者人数

《剧场感旧两绝》作于何年

《三哀诗》的写作年份

《春航集》、《子美集》何年由何书局出版

关于《春航集》

关于《子美集》

《评（血泪碑>全本》、《评<恨海>》作于何年

1914年《致陆子美》写于何月何日

关于《与沈次公夜话，意有未尽，别后追寄一律》

关于“陈蜕庵诗文词集”

《咏史二绝，为筹安会某君作》作于何年

题徐江庵“梅花小景”二绝作于何年

关于为冯春航在孤山冯小青墓畔题碑

关于《西泠扶醉图》

关于“1917年”5月15日《致洪白蓣》

酒社雅集照片摄于何年

关于“爱斯不难读”

关于《庞檗子遗集》

关于1917年10月10日南社改选的总票数和

柳亚子得票数

《孙烈士竹丹遗事》、《陈烈士勒生遗集》编于何年

上图“吴江柳氏抄本”部分书目

关于三种“养余斋书目”

关于《养余斋书画目录》

关于《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

关于《分湖诗钞》

关于在吴江乡先辈已刊未刊稿本上的题记

关于“迷楼”

关于“乐国”

从周寿恩堂移居周赐福堂的确切日期

关于练字的逸闻

编印《南社丛刻》集数

关于叶小鸾墓碑

关于分湖先哲祠

关于分湖先哲祠迁址事

关于《新黎里》报被控案

化名“YT”

化名“重瞳”

化名“虬髯客”

连任《新黎里》报总编辑

《新黎里》报何时停刊，共出刊几期

《新黎里》报的特刊、增刊、附张

侯绍裘、田汉是否新南社社员

与余十眉介绍吴虞加入新南社

关于茅盾初晤柳亚子

何时加入中国国民党

何时始识廖仲恺、何香凝

关于七绝《空言》诗题与署名

国民党吴江县党部成立于何时

何时参加上海追悼孙中山大会

关于《吴江追悼孙先生大会特刊》

关于《三五月刊》

《苏曼殊之我观》作于何时

被聘《新平望》报、《新同里》报名誉编辑

赴同里、平望的三次演讲

关于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选举与柳亚子任职

吴江县党部何日举行廖仲恺追悼会

关于《告国民党同志书》

关于平望八慵园

联席会议和寒假训练班的具体日期

关于傅缉光

1926年留沪工作，寓居何处

《吴江妇女》共出版几期

何时、何事与杨之华等偕赴同里

罗星洲在哪个湖中

关于流产的《国民日报》

何日夜访恽代英，“建议为非常可骇之事”

粤海饮茶在何处

粤海饮茶谈了什么

何日与何香凝、彭泽民愤怒抨击“整理党务案”

关于要求加入中共

关于陈独秀的一封信

从侯绍裘书信看柳亚子“浩然有退志”

关于陈味芝

《曼殊全集》的出版时间

关于《曼殊全集》

1927年被指名查捕的内幕

5月8日夜半之变的告密者

张荣生助柳脱险

关于署名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

关于小说《倪焕之》人物王乐山的议论

张应春1922年赴厦门在何校执教

关于《张应春女士传》

关于营建张应春烈士衣冠冢

曾拟请人以张应春烈士为原型撰写小说

关于当选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

因何“细故”杖逐林庚白

关于《秋石遗文》

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举办于何时

国难救护队创办于何年

关于鲁迅七律《自嘲》

鲁迅赠《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

关于与鲁迅的第三次见面

关于书赠鲁迅的《新文坛杂咏》首绝

关于营救陈独秀

营救廖承志的一点补充史料（一）

营救廖承志的一点补充史料（二）

参与《冤狱赔债法（草案）》的商讨

李少石何年被捕

七绝《赠鲁潼平》作于何年

何年营救在日本东京入狱的女作家谢冰莹

谢冰莹笔下的柳亚子

关于《浙江观潮》、《晓出涌金门，观湖中诸山放云》

为《越风》半月刊题词

与何香凝等率先署名响应中共《八一宣言》

在上海的寓所

关于1934年《上海市年鉴》的风波

《上海研究资料》及其续集的出版时间

关于《上海研究资料》及其续集

关于《越风》柳寿特辑

关于《蔡柳二先生寿辰纪念集》

关于《钱涤根烈士殉国纪念碑文》

五绝《送冰莹赴前线》作于何时

关于《浩歌堂诗钞》

关于《浩歌堂诗续钞》

关于《浩歌堂集外诗》

关于《巢南文集》

关于《巢南集外文》

悼鲍惠僧二绝作于何年

关于七律《追悼经颐渊先生》

何时与阿英订交并通信讨论南明史剧

从阿英有关文字看柳亚子助编南明史剧

阿英关于《杨娥传》的一篇长文

关于《左袒集》

关于“鲁迅先生今圣人”

关于《静远堂诗画集序》

关于五绝《旧友李息霜六秩寿诗》

关于《曼殊余集》

哪些友人劝说离沪赴港

关于“1952年2月”《致叶恭绰》

为皖南事变发往重庆的亲笔代电的寄发日期

被开除国民党籍的内幕

关于请周鲸文承担萧红在玛丽医院的住院费

郭沫若五十寿辰，与郭沫若、田汉的唱和

七律《喜友人过访一首》的置列次序

关于“小潘”

关于谢一超

海丰第一站：新村

海丰第二站：联安下许村

海丰第三站：九龙寨

关于“阿钟”

海丰第四站：坑口村

离开广东海丰的时间

关于袁嘉猷

从海丰北上老隆的补充史料

关于陈炳传和侨兴行

南明史稿的去向

关于《图南集》

关于七律《寿昌邀观华侨马戏团献技有作》

关于周恩来的一封信

七律《苍梧一首》的置列次序

田汉笔下初抵桂林的柳亚子

何日参加田汉主持的历史剧问题座谈会

关于尹瘦石绘屈原像

何时当选文协桂林分会第五届理事

关于七绝《余意未尽，再赋一绝》

关于“1942年”1月10日《致曹美成》、“1942年”1月18日《致曹美成》

关于“1944年”3月15日《致徐文烈》、“1944年”4月14日《致徐文烈》

关于《辽东夜猎图》

关于《漓江祝嘏图》

关于《樱都跃马图》

何时当选文协桂林分会第六届理事

关于1944年5月25日夜的诗歌诵唱夜会

关于《鸥梦圆图》

吴似鸿笔下的柳亚子

关于《柳亚子先生五十晋八寿典纪念册》

关于“1942年”5月28日《致柳非杞》

关于《阿Q歪传》

关于桂林脱险的两张飞机票

郭沫若在重庆为柳亚子设席洗尘的确切地点

擎天·延都·延京

关于参加茅盾50寿辰庆祝会

关于赠毛泽东一首七律的诗题

关于《八年回忆》手稿

引见尹瘦石为毛泽东绘像的一些细节

毛泽东何时相赠《沁园春·雪》

请曹立庵为毛泽东治印

黄苗子关于发表《沁园春·雪》的一些补充史料

关于《东都谒庙图》

关于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

在成都举办的“柳诗尹画联展”

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时间与任职

参与组织发起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成立时间与任职

关于《致马歇尔将军书》

关于自渝飞沪的两张飞机票

康生反对在延安集会庆祝柳亚子60大寿

与施复亮等发表谈话，抗议劝工大楼惨案

与许广平等17人举行座谈，支持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请愿运动

参与宋庆龄主持的中秋游园会义卖活动

关于何香凝、李济深联名密信传递的几种说法

关于自沪飞港的飞机票

关于朱蕴山七绝《柬呈亚子并平山》

关于反对“尾巴主义”

与钟敬文以诗为缘

民革一届中央时，任何种职务

关于“1948年”10月28日《致宋云彬》、“1948年”11月4日《致宋云彬》

何时拟就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的三个文件（草稿）

关于朱蕴山七绝《过海访亚子留饮戏酬》

关于七律《是日适为“三一八”纪念节，感赋一首》诗末自注

关于参加新政协

关于神经衰弱症

与胡愈之的“深谈”

《感事呈毛主席一首》手稿

关于“说项依刘”

关于“无车弹铗怨冯骓”

《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与想回江南某省任职

柳光辽谈解读“诗人的牢骚”

“柳夫人之计善哉！”

关于七律《赠邓子平》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附诗之谜

毛泽东1949年5月5日在《羿楼纪念册》的题词

与钟敬文等在颐和园合影

关于七绝《赠范志超》

关于北平市文献研讨会

宋云彬看北平市文献研讨会

关于胡伯龙

关于七律《张西曼挽诗》小序

夏衍笔下的柳亚子

对于李济深职位的看法

何时搬出颐和园益寿堂，何时定居北长街89号

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捐献的黎里藏书

《柳亚子先生捐赠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图书简册》

《石湖草堂图》及其题识

《凤池精舍图》与柳亚子题诗

关于《垂虹亭图》

一生写作的六首白话诗

关于七绝《十二月一日作四首，示金云渠》

关于《黄初嗣响集》

关于《费仲深舅氏遗著（韦斋诗钞）叙》

在土改运动中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关于“1950年”1月22日《给毛啸岑的信（节录）》

关于凌元培

关于七律《赠谢刚主一首，二月十三日作》

关于“1950年”2月18日《致柳无忌》

在批判梁漱溟时

在反右斗争时

宋云彬日记中的柳亚子晚年

柳亚子古籍图书、文字资料的最后去向

附录

严重失实的《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

柳亚子《北行日记》作伪了吗？

关于“倘遣名园长属我”

征引和主要参考资料

后记

关于当选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

柳亚子《五十七岁自传》载：1931年，“四十五岁，……宁粤合作，复被推为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选集》下册，第1073页）

先是，1929年3月15日至28日，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国民党背叛革命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彻底推翻了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出的正确决议和制定的各项革命政策。”“与会代表共406人，其中蒋记中央圈定、指派的有333人，占81％。”（《南京国民政府纪实》，第97页）“三大”选出第三届中央监察委员12人，柳亚子不在其内。两年余后，1931年12月22日至29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柳亚子复被推为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

关于此事内幕，王尔龄《柳亚子“委蛇”经过考略》一文，引录了《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有关材料，有云：“‘二十年六月中央召集第三届中央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于十一月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四大’议决要案中有：‘计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曾任中央委员者，除共产党及邓演达、徐谦、杨希闵、刘震环外，俱任第四届中央委员，另由宁粤两方各选二十四人，合计为一百六十人；旋以粤方选举发生纠纷，续增十八人，计共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执监委员一百七十八人。’”王文因云：“柳亚子是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在这一决议下被延入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当然不是他单独如此，第二届中央委员中的国民党左派人士被排斥于第三届者，这时都成为第四届中央委员；柳亚子甚至不是‘四大，的代表，就这样与别人一起‘俱任’了。至于何以会有此堪称特别的决议，那就要归因于当时粤宁两个派系闹得不可开交，双方各自召开中央‘全’会，宁方要弥合裂缝，便想出了上述‘团结干部’的办法，并增加粤方委员。”（《南社研究》第6辑，第105、106页）

因何“细故”杖逐林庚白

柳亚子《更生斋随笔·记林庚白》一文有云：“民十七以还，过从最密。中间曾以细故失欢，余操杖逐之于客座中，庚白逡巡走避，亦未以为大忤。厥后寄余诗有‘故人五十尚童心，善怒能狂直到今’之句，盖不能无微辞。余独深喜之，谓人木三分骂亦佳，胜于搔痒不着也。”（《磨剑室文录》下册，第1383、1384页）

柳亚子因何“细故”杖逐林庚白？

郑逸梅《南社丛谈》，在《南社的纠纷和斗争》一文中作着这样的记述：“某次柳亚子做生日，在家宴客，林庚白是座客之一。酒半酣，庚白忽地问亚子道：‘当年南社为什么不拉张一唐、黄炎培、章士钊、金鹤望、胡汉民、钮永建、王秋湄等参加？’亚子答以：‘曾经直接或间接征请过，但他们都婉辞谦谢，不肯人社。’庚白接口说：‘那时恐怕你的文学地位还不够高，不能号召他们吧！，亚子认为庚白有意挖苦，故提此问，从此和庚白不相往来，有绝交的意思。后经徐蔚南调解，才言归于好。此后庚白又常到亚子寓所谈天，一天因论诗不合，争闹起来。亚子大发脾气，举起一棒向庚白掷去，庚白逃，亚子追，环走室中。亚子深度近视，行动不便，大声叫骂，他的夫人郑佩宜听到了，阻挡了亚子，庚白才得溜走。过了些时，两人又复言归于好。”（该书第41页）

关于杖逐林庚白，一位柳氏亲属则另有一番说法：1930年代初，林庚白在南京曾和一位张璧女士热恋，过了一段时间，张璧把他甩了，林很痛苦。后来，林住到上海，和柳亚子交往十分密切，常到柳家做客，渐渐地对柳无垢动了情。这件事，在林庚白《丽白楼遗集》的《孑楼随笔》、《孑楼日记》以及这段时间的诗集里都留有鸿爪。柳无垢去清华读书，去福建考察，他都又送又接又“遥寄”的。对于这个“情况”，柳亚子很不赞成，因为当时柳无垢年纪尚小，1933年时还不满十九周岁，高中毕业，刚进大学，于是就有了“余操杖逐之于客座中”的故事。

《丽白楼遗集》编者周永珍写过一篇纪念柳无忌的文章，题为《无声的思念》，提到请柳无忌为该书写序的事。其中写道：“无忌先生是一位勤恳的学者，很快便将序言写好寄给了我，我复印后寄给了林北丽请她过目，她提出了无忌先生在序言开头所述听他母亲讲的林、柳遗事，最好删去不提。我将此意婉转告诉了无忌先生，无忌先生很快将改写的开头寄给了我，这就是读者现在看到的《丽白楼遗集》的序言。但无忌先生在随修改稿寄来的信中表达了他的不高兴，信中声明：此书用序可用修改稿，但原稿他将在香港报刊上发表。我想无忌先生是有这个权利的，但此后我没有看到发表的文字。其实序言原稿开头写的小故事是很有人情味的，也可以看出林、柳两人的友谊之深切。可惜国内的读者没能读到这则故事，很遗憾。”（《教授·学者·诗人柳无忌》，第521、522页）据说，这里所说的“林、柳遗事”，就是上述“余操杖逐之于客座中”的故事。此事大约发生在1933年。

至于柳文中提到的林诗“故人五十尚童心，善怒能狂直到今”，则见于林庚白1939年所撰《春夜怀人诗》18首。其六怀吴江柳亚子，全诗云：“故人五十尚童心，善怒能狂直到今。党敝相怜行辈早，邦危剩与感叹深。左倾有女能先意，久别思君报好音。猛忆提携宵待发，南风微雨大江浔。”（《丽白楼遗集》上卷，第511页）

P147-149

2007年，是柳亚子诞生120周年；今年，是柳亚子逝世50周年，柳亚子已经属于历史。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柳亚子是一个知名度相当高的名字，因为他曾经和毛泽东有诗词唱和，因为他和毛泽东的唱和诗词曾经被选人中学语文课本；而柳亚子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也就主要来自对毛柳唱和的解读，特别是1949年的那首七律：一个向毛主席发牢骚的旧文人。在“文革，’十年期间，这个“旧文人”更被定位成知识分子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思想的负面典型，乃至“老牌反革命”。那么，什么是柳亚子的历史的真实呢？这正是《柳亚子史料札记》所要告诉我们的。

张明观先生是《柳亚子传》的作者，我就是通过这本书和他相识的。他毕生从事乡土文化的建设，在吴江这块文化沃土上发掘题材，虽已退休，著述后劲仍健，他的作品充溢着对家乡历史与人物的深情。《柳亚子史料札记》是他多年从事柳亚子研究的又一个硕果。从该书的目录可以看出，作者着力于澄清原有史料中的不少模糊，给出有根有据的考证；努力从浩如烟海的文字材料中，发掘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并且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使得全书生动真实。它为深入而多层次地研究近代历史和历史人物，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史料。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人物，史料是基础。而长期搜集史料，筚路蓝缕，爬梳剔抉，去伪存真，是一件费时、费力、费钱的苦差事，需要有求实的精神和做学问的功力，去孜孜以求。《柳亚子史料札记》，以及为写这本札记积累起来的上万张资料卡片，是明观先生的学术品格和多年努力的见证。比之时下某些趋利心、浮躁风，明观先生的作为更显可贵。

柳亚子是我的外祖父，按家乡习俗，我们几个表兄妹都称呼他“阿爹”。抗日战争八年，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年，我是在阿爹身边度过的。我很庆幸，少年时期能有这么好的成长环境。对儿童教育，阿爹主张“放任自由”。家里，没有长篇说教，没有强求，没有呵责，更没有打骂。放任自由，真意在于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阿爹是著名的诗人，但是从来没有强要我们背诵旧体诗；经常有人来求他的墨宝，他却从来不督促我们练毛笔字。母亲三兄妹，钻研学术，倾心家务，关心政治，各有所为。放任自由，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身教重于言教，提倡自觉。上海复兴中路家里，从顶层（假四层）的阁楼到底层的储藏室，到处都是书，一些外边见不到的书，家里都有。读中学时，语文课本里收入一篇鲁迅为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写的序。《苏联闻见录》出版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属“禁书”，十分少见，我却在一只尘封的书柜里找到了这本书，并且发现为封面题签的竟是阿爹。通读全书后，我知道了林克多是何许人，他在书里写了些什么，他是怎样写出这本书的——这些，授课老师恐怕都是懵懂的。我的喜悦，就像阿里巴巴发现了藏宝洞，从此，课外的补充读物将取之不竭。阿爹在上海的藏书，经史子集不多（这类古书大概都藏在黎里老家），多的是各式各样的小说，广收博揽，有章回体的神怪、公案、武侠，也有新文学的小说和翻译，可谓琳琅满目，它们都成了我的童年伙伴。读报，是阿爹每天的必修功课，家里订了不少报纸。傍晚时分，他都要把当天读过的报纸边对边角对角地叠得整整齐齐服服帖帖；到了月底，按报种集在一起，一张不缺地收藏起来。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爱护书，爱读书，求知的欲求，自然而然地生出来了，无需督促，不用逼迫。像巴金在《家》里描写的封建大家庭的专制和倾轧，像现今一些报道中反映的因望子成龙诉之暴力而酿成的悲剧，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阿爹曾经为我写了一个条幅：“大人者赤子之心者也。”我认为，这是他的人生信条：要用孩童般的至诚处事待人。平日里，他更用自己的言行为我诠释条幅的内涵。我觉得，这是他的一种很高明的教育方式。阿爹对于信仰一片赤诚。他一生服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坐而言起而行，始终一致。中山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他叮嘱家乡的管事：“租米绝对不许收。，，1949年春，他应中共中央邀请抵达北平，在前门车站下了火车，立刻想到要去碧云寺拜谒孙中山的衣冠冢，“奠酒碧云应告慰，人民已见太平年”——这便是引发出“无车弹铗”的牢骚的因素之一。阿爹对朋友一片真诚。林北丽女士是南社老友林庚白先生的遗孀。1941年底，林庚自在香港被日本兵枪杀，林北丽也身受重伤。伤愈后，她带着孩子逃离日寇魔爪，间关内渡，到了桂林。家破人亡，怀抱着林庚白的遗著，面对着抚养遗孤的重责，林北丽内心的凄苦可想而知。阿爹深知林北丽有诗才，又特别喜欢林庚白的诗，便和她一起整理庚白遗稿，编辑《丽白楼遗集》、《丽白楼自选诗》；还常同林北丽一起去和桂林文化界的新朋旧雨聚会，谈诗论词，不着痕迹地努力相助林北丽抚平内心的伤痛，重振生活的意志，两人从此结下终身不渝的友谊。1958年阿爹去世，为了悼念老友，林北丽从此罢笔不再作诗。这个故事回肠荡气，胜过《今古奇观》里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多多。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一生锲而不舍地收集南社亡友苏曼殊遗作，如对张应春烈士20余年不渝的悼念。表里如一，有一颗赤子之心，是阿爹的人生特色，是阿爹人品的精华。由此，诚信也就成了我们家的门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人，都是从家庭里走出来的。和煦的亲情，浓厚的道德氛围，奋发向上的追求——孩童的成长需要这样的沃土。在我为人父为人祖之后，在我品尝过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之后，这种感受愈益深切。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摹有≮时体进步相契合的家庭建设的理念。既有浓烈的“修身、齐家，，的传统道德氛阿“沫摒弃其中的封建性，代之以西方的民主思想，这在家庭层面上反映了阿爹的思想体系的特色。它在20世纪初江南知识家庭因西风东渐引发的变革中，具有典型意义；对今日的建构和谐社会，也很有借鉴意义。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怀抱振兴中华情结的国人，曾一次次地面对政治纷争：洋务、维新、反清、倒袁、北伐、抗日、国共的两次合作与分裂、建立新中国、抗美援朝……我很佩服阿爹，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中，面对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阿爹都能做出正确的抉择。（这里说的是对政局的判断力。阿爹是非分明，但不是干练的组织者。他对此也颇有自知，常说自己只是“一介书生”。）纵观历史的浮沉，能够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主航道上，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特别在我加入退休行列，回顾着自己那一路走来的歪歪斜斜的脚印，感触尤深。阿爹为什么能够明察历史风云呢？是得益于他的相信进化论，用发展的观点分析事物？是得益于他的鄙视功利，不囿于派别利益的超然态度？还是得益于他的诗人式的直觉和敏感，少了些逻辑的误区？我以为，政治这个词的含义，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一种是平民的理解：国家大事。关心国家大事，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也是阿爹的政治理念。另一种是政客们的作为：权与利的争夺。我敬重阿爹，在于他做到了不计功利地关心国家大事。民国初创后，南社社员。曾经、领衔国民政府的五个院，而阿爹这位南社的主任，却始终安逸于一介布衣。阿爹一生爱书，曾因“狂胪乡邦文献”以致“床头金尽”；新中国成立后，他却把毕生收藏的书画典籍悉数捐赠国家，不传留给后代。1952年后，阿爹配有专用的汽车；不可公车私用，是家里不成文的条规。因为没有功利心，他才能如鲁迅所说，在可诅咒的时代里敢怒敢骂，尽显知识分子本色，称得上“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作为一个诗人，阿爹的确是个性情中人，有个性，有时容易冲动，这或许是他那“牢骚形象”的性格因素吧。人是不是应该有个性，应当看好什么样的性格，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以为，人应该有点个性，但需要待人真诚；对上曲意奉承，对下敷衍周旋，这种表面人缘，并不可取。

对20世纪的中国来说，194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地覆天翻的年份。蒋家政权的败亡已是不可避免，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会取什么样的走向？各种政治力量在组合，在决策。新中国的运转需要一个磨合期。在这期间，发生些歧议、争执、误解甚至困惑，都是很正常的。阿爹用诗表述自己的政见：“早从北地开新国，要拓南疆展壮猷”，“休将宽纵当慈悲”，“定鼎终须在北京”，“推翻历史三千载，白铸雄奇瑰丽词”。同时，面对新情况，他也需要自我调整。过去，阿爹一直“在野”，可以率性而为，实话实说，这是他的习惯，更是他的性格；如今“入朝议事”，应该怎样把握说话的分寸和方式呢？过去，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阿爹始终坚持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共产党的老朋友，现今，蒋介石阵营分崩离析，不少人投向革命，这将带来些怎样的变化？大革命时期，在组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过程中，阿爹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有过愉快的合作，今后还会有那种形式的合作吗？中国人民从砸碎旧社会逐步转入建设新社会，阿爹过去那支反帝反封建的笔，又该去耕耘哪片园地呢？……阿爹没有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会，在给友人的信里，他写道：“我是诗人”，“现在在研究南明史料，颇感兴趣，其他则暂时不管，也许永远不管了。”他对自己有了新的定位，打算为毛泽东主席在新政协上提出的即将来到的文化高潮做点实事。1950年秋，阿爹结束十多年的动荡生活，搬进北长街89号的新居。他把书房和居室题名为“籀史斋”和“思旧庐”；从黎里和上海运来了南明史料和南社资料，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并在馆内开辟研究室，打算编《南明史》和出版南社社友的遗集；他还请来南社旧友姜可生先生任私人秘书，帮忙整理誊抄诗稿文稿，准备选编文集。但是，一些现实因素造成阻滞，他所期望的编写班子终于没有组得起来，而阿爹的健康也已经不允许他去实施这个计划——中年以后，阿爹的神经衰弱症渐趋加重，1949年上半年和1950年下半年的两次过度兴奋，更造成精力严重透支，他很快地衰老了。到1952年，各项计划几乎都停顿了。1954年急性盲肠炎开刀，1956年轻度中风，之后，基本足不出户，逐渐停止了各种社会活动。历史在前进，人会老迈，阿爹从世事中淡出，也便是必然的了。

在柳亚子逝世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书报杂志上对他的评议一直没有停歇，但是有关的评议，特别是近几年来，多半集中在他的晚年，尤其是晚年的“牢骚”。有说他晚年失意的，有说他晚年失宠的，有说他晚年失态的，有不以为然的，有抱不平的，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分析历史事件或评论历史人物，应当视野宽阔，不宜像瞎子摸象那样，以偏代全。例如，看到一句“倘遣名园长属我”，就不顾诗的语言特点，以为这是在向毛主席讨要颐和园；或是，因为1952年后阿爹的逐渐沉寂，就不着边际地臆测其中的“隐秘”。历史研究是严肃的，不可等同于那种哗众的花边新闻。

阿爹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和改革开放后20世纪末21世纪初_的中国，具有某些相似之处：都处在西学东渐影响下的急速的社会转型期，都需要面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撞，处理好继承、扬弃和吸收的关系。当然，两次转型的内涵有质的差别。百年前，重点在政治制度转型，实现中国人民站起来的理想；百年后的今天，重点是经济制度转型，实践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愿望。面对着社会剧变中的各种矛盾，阿爹那一代人走过的路，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都是一面历史的镜鉴，一份精神财富，值得后人去认真地思考、分析和总结。我想，这便是柳亚子研究应有的内容和它的现实意义。阿爹曾经说：“我的信仰进化论和共产论，与其说是渊源于达尔文和马克思两大师，还不如说是渊源于《公平》、《礼运》吧。”这句话说得十分坦诚，传递出一些耐人寻味的信息。阿爹在吸收和诠释外来文化的时候，往往借力于头脑中旧有的概念。采用的是直觉感悟的传统思维方式，欠缺严密的数据考证和逻辑推理。更多的是从人道主义层面上，而不是在科学理论的层面上接受马克思的学说。这样的思维模式的优缺点在哪里？它会不会在接受外来文化过程中造成某些理念的误区？是否体现了一种历史和传统的包袱？能给我们一些什么鉴戒？这些问题，实际上具有时代的普遍性，反映了中国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的心路变迁。回顾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反思读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摆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位置、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经济的道路的曲折过程，一个奋发的民族，为获得超越性的发展，交付了多么沉重的“学费”。以史为鉴，不是为了责难前人的幼稚、轻率，倒是我们自身，切莫辜负了先行者们艰苦探索的所得，切莫重蹈覆辙！

对我来说，真正去用心了解阿爹，是在到了耳顺之年以后。理解在不同的历史背景里活动的前辈，不是一件容易事，特别在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20世纪。虽然不乏日常接触，但要跨越代沟，沟通心灵，需要知识和阅历，需要独立思考，需要平和的心境。乘《柳亚子史料札记》出版的机会，写下我与阿爹的一些近距离的接触，以及这些平时常在脑子里转悠但还没有想透彻的思考，以供交流和切磋。

2008年1月于南京

柳亚子史料札记269则，其主要内容是史料考订或史料钩沉。就是说，尽可能将不够准确或者含糊的史料考订得准确或者清楚一些，尽可能将一些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发掘出来，在拙著《柳亚子传》的基础上，力争将柳亚子一生史迹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这部札记的写作，始于《柳亚子传》初稿之前的1993年。那时候正做传记的写作准备，一边组织架构，谋篇布局，一边梳理史料，重点考订。对于史料的考订，限于水平和经验，深感竭须向柳无忌先生请教，于是陆续写成一则则札记寄往海外，先后约有百则左右。无忌先生不顾年事已高，帮助核实查证，一一随信作答，先后约有数十则之多，后因夫人高蔼鸿仙逝，先生亦住院手术，才不得不搁置下来。传记于1997年出版之后，朋友们鼓励笔者根据无忌先生的指点整理这批札记，并据以后新的发现，继续写将下去。这样，自1999年8月起，用了近两年的业余时间，写出了札记初稿。后来，札记初稿因故搁置三年，直到2004年8月，才重新打开微微泛黄的纸包，又用了近两年时间，断断续续进行整理、修改与增补。这时笔者早已退休，最后弄成了现在的样子。

时光荏苒，当年悉心引领笔者走上此途的诸多前辈先后驾鹤西去，诸如柳无忌先生、柳无非先生，诸如殷安如先生、沈哂之先生、陆铭之先生。打开文稿，娓娓教诲仿佛萦绕耳畔；掩卷而思，感激之情溢满心坎。札记的公开出版，在笔者，这是对所敬佩的诸多前辈的一种永不忘却的纪念。

札记初稿的整理、修改与增补，自始至终得到柳光辽教授的关心和指点。柳教授又应笔者的邀请，欣然撰写了序文。同时，札记写作中参阅和征引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除在札记引文时一一注明外，要在这里特别加以说明的。札记的出版，得到了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的大力资助。凡此种种，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上海人民出版社胡小静先生，曾经给予札记的写作与出版以热情相助。对于他于去年8月的突然病故，在此谨表深切悼念。

这部札记，是笔者继《柳亚子传》之后的第二部南社与柳亚子研究文稿，由于水平有限，错误、缺点在所难免，竭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多多赐教。

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