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利用具有代表性的江南人物载入江南文化精神，叙述在江南发现的诗性文化精神，以及文人在江南的激情与思绪、寂寞与徘徊，更有红颜与帝子的江南旧事。

本书作者虽大都不是正宗的江南人，但正如海德格尔说的只有流浪者才有家园一样，在经历了漫长的地理与文化的疏离之后，我们才更懂得珍惜久别相遇的当下与此景，这与那些缺乏流浪经历与追寻经验的人们是很不相同的。

本书采取“以人物说精神”的叙述方式，叙说了张岱、顾炎武等在习习熏风中的未眠人；以及刘禹锡、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白居易等在江南大地上的异乡者；还有孙一元、徐渭等人在江南的寂寞与徘徊；更有王阳明、朱舜水、朱熹和陆九州等文人的激情与思绪。

01 绪篇：在江南发现诗性文化精神

 一、寻找江南的配置与主体条件

 二、从符号到人物：江南文化精神的真实载体

 三、“为江南文化所化之人”的类型与阐释

 四、江南文化精神的“在”与“说”

02 遗民篇：习习熏风中的未眠人

 引言：在历史的夹缝中

 汪元量：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琴人

 郑思肖：到头谁似一盆兰？

 黄宗羲：在白色的天幕下

 顾炎武：流亡是我的美学

 张岱：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绝的

 张煌言：义帜纵横二十年

 归庄：终剩归庄万古愁

 林琴南：真不该跟孩子们吵架

 结语：文化神州系谁身？

03 流人篇：江南大地上的异乡者

 引言：世上皆游子，诗人多流放

 刘禹锡：前度刘郎今又来

 柳宗元：独钓寒江雪

 自居易：江州司马青衫湿

 王禹傅：马穿山径菊初黄

 范仲淹：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

 苏舜钦：吹入沧溟始自由

 欧阳修：庐陵事业起夷陵

 苏轼：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黄庭坚：千林风雨莺求友

 结语：另一种流放

04 山人篇：青峰遮不住的寂寞与徘徊

 引言：大江以南，山人诗人如云

 孙一元：丘也东西南北人

 谢榛：百年一流寓

 徐渭：茅屋老畸人

 王裤登：在清浊之间

 陈继儒：闲人不是等闲人

 结语：知识人毕竟是知识人

05 学人篇：午后飞扬的激情与思绪

 引言：国学与江南文化刍议

 胡瑗：宋代的孔子和宋学的开山

 周敦颐：光风霁月

 朱熹和陆九渊：哲人江南有约

 王阳明：旷世奇儒

 顾宪成：欲扶大厦于将倾

 钱谦益：四海宗盟五十年

 方以智：诗性智慧的生活理想

 魏禧与彭士望：易堂真气，天下罕二

 朱舜水：乘桴浮于海

 戴震：焕然一新的理学新探索

 结语：江南的学问与诗意

06 绪余篇：红颜与帝子的江南旧事例士林田崇雪冯保善

 红颜知己摭谈

 遭逢乱世的才子佳人

 陈芸与沈复：爱的挽歌

 一片不适合铁石心肠的江南

 李煜：一江春水向东流

 朱耷：袈裟道袍青衫

后记

绪篇：在江南发现诗性文化精神

四、江南文化精神的“在”与“说”

在今天阐释江南文化精神，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就是江南文化的“在”与“说”。前者属于存在论问题，主要是江南自然、社会与人文的存在现状；后者属于语言本体论问题。主要是有没有人可以把江南文化的“在”讲清楚、说出来。这既不同于普通江南人物的“熟视无睹”、“日用而不知”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不同于各种专家学者每天都在生产的统计数据、考古发现、考据新论与高头讲章。语言本体论的精华可以简化为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有了声音，才有存在；二是有什么样的声音，就有什么样的存在。对于江南文化精神而言，关键也在于有没有人讲江南以及以什么方式讲江南。在这个意义上，关于江南的“说”比关于江南的“在”已显得更加重要与紧迫。

关于江南的“在”，可以2007年6月的无锡蓝藻事件为代表。在某种意义上，它恰好构成了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难以承受的巨大反讽。因为那厚达三寸、发散着腐烂气味的蓝藻所覆盖的，正是文化江南的心脏与江南诗性文化精神的“老巢”，“尽管历史上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变迁不定，使江南概念的内涵总是要受到这样那样的冲击与涂改，但从古代诗人经常吟咏的‘江南曲’来看，它无疑就在由扬子江和太湖所环围的那片青山绿水间。”对于那些与江南濡染过深、“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则特别容易产生现代学人的“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感。而如今十分尴尬的是，即使想退回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也已不再可能或没有退路。试想，在目睹了充满“恶心感”与“荒诞感”的蓝藻污染之后，如果谁还可能再吟诵起“江南可采莲”或“三生花草梦苏州”，岂不正应了鲁迅先生所讽刺的“浮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由此可知，无锡蓝藻事件不仅直接摧毁了江南诗性文化赖以存在与重建的现实基础，同时也使江南美学与文化在当代陷入严重的“无根状态”，使关于江南的“说”陷入巨大的障碍与质疑中。

在“说”的方面，江南同样遭遇到巨大的干扰与挑战，只是它不像蓝藻事件那样容易看到而已。具体说来，一是在“怎么说都行”的后现代文化中，由于具有巨大的文化资源与产业化价值，各种关于江南的“话语”与“影像”也层出不穷，但至于它们说得对不对、好不好则缺乏追问与清理。二是更重要的“没有人说”现象，或是由于生计的沉重与繁忙，或是由于痛感“怎么说都没有用”或“说了也白说”，更有甚者还会对言说者及其言说满眼的瞧不起。其原因很可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美丽的太湖最终成为一个腥臭不可闻的烂泥塘，那么“纸上的江南”再漂亮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几种态度，在本质上都是功利主义的，也是在当下影响江南诗性文化重新回到中国日常生活世界的根源。因为反过来说：人们对江南存亡的无动于衷，正是以无锡蓝藻生态灾难为象征的江南现代命运的根源，因而在当下最需要的做的，不是噤若寒蝉，而是站出来大声讲江南的美，讲江南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与灾难。正如《江南话语》丛书序言所说：“让江南永远是她自身，让江南在话语之中穿越时光和空间，成为中华民族生活中一个永恒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江南话语》希望达到的目标和坚持不懈的人文理想。”

文化传承最重要的不是符号，而是人。一种文化最可怕的命运，是因为没有后来人而陷于死寂中。几百年的王畿曾不无焦虑地说：

眼前后辈，真发心为性命者少。去年往江右吊念庵，双江东郭鲁江明水相继沦谢，吾党益孤。老师一脉，仅仅如线。自分年衰时迈，须得真发心者二三辈传此微言，孰免断灭宗传。不知相接中亦得几人否？年来海内风声虽觉鼓动，针针见血者亦不多得。（《与贡玄略书》）

在当下，在江南文化传承中，尤其如此。一方面，“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江南曾有过的诗性文化环境与氛围已不复存在，而曾经领略过这种文化滋润与养育的人也逐渐老去——

在我小的时候，文化的余绪尚存。我经常看见父亲持箫，母亲吹笛，声声相和，在月光下打发闲暇，舒解心怀。我也见到许多长辈，或琴或筝，一艺在手，不时吹拉弹拨。记得邻居中有一位是曾国藩的后人，父执中有一位在旗，擅胡琴，他们二人每周必填词唱和，你来我往，一概楷书。那位姓曾的邻居曾经让我欣赏过她的词作，大约有好几千首，旗人作古后，她便痛付丙丁。

P25-28

在薄阴的春晨写这个后记，一种若有若无的思绪翩然而至，就是一个江南人并不一定真正懂得江南，而一个异乡人则不见得不懂得江南。有关江南的书，我们已做过数种，每一次都会加深我的这一感受，这真叫人无可奈何。

细思之，原因很可能在两方面：一是懂得江南的江南人，由于已经获得了此中真义，因而不需要或不喜欢再形之于声色与言辞，是所谓的“希言自然”。如方岳《水月园》一诗所述：“送别孤山步绕湖，阑干尽处倚菰蒲，翁之乐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万事不如归自好，百年聊与醉为徒，藕花初醒莼丝老，唤住罾船脍腹腴。”二是不懂得江南的江南人又无话可说，他们尽管整天享受着江南的美，但由于缺乏懂得形式的眼睛与欣赏音乐的耳朵，则等同于“尸位素餐”。如宋无《玉津园》的感喟：“御爱花无主，长生树几时，青青辇路草，尽属牧羊儿。”懂得的不一定要说，不懂得的又无话可说，使我们这些异乡人的江南话语显得十分必要。尽管本书的作者大都不是正宗的江南人，但正如海德格尔说的只有流浪者才有家园一样，在经历了漫长的地理与文化的疏离之后，我们才更懂得珍惜久别相遇的当下与此景，这与那些缺乏流浪经历与追寻经验的人们是很不相同的。

还有本书采取的“以人物说精神”的叙事方式。除了我在绪篇里讲的那些，又突然想到，这很可能与个人的中国文化启蒙相关。如我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就不是传统的四岁读经，而是通过各种以人物为中心的通俗演义切人的。我在一个“学术自叙”中曾说：“如果说我小时候还曾受过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发蒙，那么它们只能是外祖父讲给我的‘大八义’、‘小八义’、‘杨家将’等。尽管这些民间话语比不得四书五经正统，但由于它们大都具有一种‘现身说法’的特征，是真实的个体以热血、奋斗和牺牲来演绎仁义礼智信等中国儒家哲学最高的人生理念，因而儒家那些抽象符号在很早就以一种直接的方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由此可知，这一看似偶然的撰述方式，其实也有着很深刻的必然性。

本书的基本理念与总体框架由我提出并设计，具体写作分工依次是：绪篇(刘士林)、遗民篇(田崇雪)、流人篇(洪亮)、山人篇(冯保善)、学人篇(洪亮、刘永、仇寅华)、绪余篇(刘士林、冯保善、田崇雪)。本书插图主要由刘永负责，孙其芬参与了部分工作。此外，刘永、王玲真、马尹川等也做了一些具体工作。(顺便说明一下，有少量图片的使用未能取得作者的授权，在此表示感谢与歉意，同时请相关作者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07级博士刘永联系，以便及时奉上样书与稿酬。)本书的出版是一次紧张而愉快的团队合作，在此对所有参与的友人与弟子表示深深的感谢。

刘士林

二○○八年三月三十日于春江景庐晨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