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从没有人像慈禧太后一样被恶评如潮。同样的历史事实，放在不同的道德标准下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评价，正如慈禧太后从老佛爷到误国妖后的形象，国人的历史观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发生了极大的扭曲，这种观念的剧烈冲突让人感到无所适从，而“脸谱化”的历史认知更是让真相远离。

千古大变局中，一个女人如何与古老的帝国博弈？戊戌变法的失败应归罪于谁？预备立宪能否亡羊补牢？《女人当国》带您走近晚清帝国风云人物，还原一段远离真相的历史！

在近半个世纪里，慈禧太后以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和一个女人的身份管理着这个古老的帝国。从同治到光绪，从保守治国到主持新政，慈禧漫长的一生，对应了中国近代最富戏剧性的时代动荡。站在新旧交替的转折点上，慈禧别无选择，光绪皇帝的人生悲剧、戊戌变法的最终失败、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折射出紫禁城内钩心斗角的皇室内幕，讲述了一个帝国的覆灭、一个时代的风云变换。

一个女人和一个时代的背影(代前言)

第一章 危急时刻，初握权柄

 选秀改变命运，小女子走进深宫

 母以子贵是女人的至尊法宝

 苦命天子，咸丰的日子也不好过

 性格决定命运，懿贵妃崭露头角

 热河西狩，携妻带子大逃亡

 苦命天子终于走到了尽头

 咸丰临终安排的大漏洞：权力平衡靠的是合作

 肃顺也是个强人

 名不正则言不顺，皇权是最大的本钱

 小叔子出马，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家人

 叔嫂密会，惊雷形成于无声处

 好女不跟男斗，两宫太后忍气吞声

 人缘不好，可是关系到杀头的大问题

 遗诏不是上方宝剑，教条主义害人害己

 垂帘听政，总算是如愿以偿

第二章 太后垂帘，改弦更张

 论功行赏，新班子得有新气象

 杀猴儆鸡，要杀就杀一品大员

 重用汉人，识时务者为俊杰

 搞洋务，需要的不仅仅是魄力

 敲山震虎，慈禧大闹议政王

 诛杀安德海，太后头上敢动土

 一个失败的母亲，一个不争气的皇上

 同治新婚亲政，为何郁闷无边

 重修圆明园，各打各的主意

 叔侄闹翻天，顽劣皇帝胡搞一气

 亲生儿一命归天，慈禧又到伤心处

 皇位继承成了大难题

 御史尸谏，挑战太后的绝对权威

第三章 翻云覆雨，尽在掌握

 儿皇帝的成长，好一段心酸路

 慈安太后深宫暴卒，又是一桩千古疑案

 清流为我所用，玩弄股掌之间

 甲申政潮，奕新被赶出军机处

 战和不定，中法战争勉强打个平手

 老班子VS新班子，一蟹不如一蟹

 瞒天过海，北洋舰队与颐和园齐步前进

 退居幕后，大事还是太后说了算

第四章 盛即是衰，转折年代

 六十大寿，看来是无福消受

 奇耻大辱，甲午战争饱受创伤

 变法引发危机，书生想搞政变

 软禁皇帝，岂不是轻而易举

 乙亥建储，惹出天大的麻烦

 义和团进京，局势全面失控

 对外宣战纯属百年误传

 围攻使馆，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

 八国联军来了，慈禧太后跑了

 庚子西狩大吃苦头，方知黎民困苦

第五章 岁月沧桑，新政迷惘

 国将不国，老太后也来搞新政

 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

 机构大调整，模样大翻新

 袁世凯练军有方，可人品不知咋样

 众望所归，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

 立宪一本万利，老太后有所动心

 廷前相争，预备立宪先行上马

 责任内阁背后的蹊跷和较量

 丁未政潮是权力之争，权力平衡乃不二法宝

 预备立宪路线图，看起来很美

 光绪含恨而终，太后紧随其后，冥冥中似有天意

 难思量，又到临终授位时

 风光大葬难掩落寞沧桑 

 小皇帝三岁登基，大清国三年而亡

附录

 慈禧太后大事年表

 奏对五则

 主要人物介绍

 后记

第一章 危急时刻，初握权柄

选秀改变命运，小女子走进深官

1835年也就是道光十五年的十月初十，这一天正值深秋，虽秋高气爽且阳光高照，但已略带寒意。这一天，在京城一个普通旗人的家里，一个毫不起眼的女婴呱呱坠地。她的出生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是在20多年后，她却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她便是后来的慈禧太后。

令人吃惊的是，这位日后统治大清帝国近半个世纪的风云人物，她的出生在历史文献上竟然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的记载，就连《清史稿》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记录说：“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宁池太广道惠徵女”，除此之外，并无“红光遍地、异香满屋”之类例行的异兆加以奉承。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荒诞，这段不该有的空白，在给历史学家们添了许多麻烦的同时，也让文人骚客们有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对于慈禧入宫前的事迹，在正史付之阙如的时候，反倒是诸多的野史稗乘作了极为生动有趣的描述。

譬如《清光绪帝外传》中说，慈禧的父亲曾任湖南副将，死于任上，极为穷困。慈禧与妹妹扶柩归丧，船过清江浦的时候，正好另一位副将也去世了，丧舟正好停在慈禧的船边。清江县令吴棠派人给那位副将送丧礼300两，但差人却不慎将银子送到了慈禧的船上。差人复命的时候，吴棠发现弄错了，便让人去要回那300两银子。

这时，吴棠身边的一位幕僚说：“丧礼送出去了，再要回来恐怕不太好。何况，据说这船上的女子是前去京城参加选秀的满洲闺秀，万一她被皇上选中，以后大富大贵，说不定对大人今后的仕途会大有帮助。”吴县令心想也是，这日后的机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犯不着为了300两银子惹下麻烦，于是便将此事放下。

慈禧和妹妹两人当时正穷困潦倒，无意之中得了300两银子，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后来这吴县令也就得到了慈禧太后的眷顾，由此飞黄腾达，最后做到督抚大员，自然不在话下。

这段记载，固然生动且引用率很高，但并非是历史事实。事实上，慈禧的父亲惠徵乃满洲镶蓝旗人，他并没有去湖南做过官，说他死在湖南任上显系杜撰。惠微生于嘉庆十年(1805年)，监生出身，他在吏部做了十几年的笔帖式(相当于秘书的工作)，是个默默无闻的一般公务员。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已经45岁的惠徵在当年的京察中被列为一等、军机处记名，这才获得了道府的任职资格并于当年外放山西归绥道。咸丰二年(1852年)，惠徵调任安徽宁池太广道，但太平军在次年三月打到了安徽境内，惠徵因携带饷银和印信逃避战乱而被朝廷开除公职，在羞愤之下，当年便病死于镇江。

从惠徵的履历表来看，慈禧出生的时候，其父惠徵正在京城任职，因此慈禧出生在京城应该没有疑问。最近倒是有人称慈禧出生在山西长治县西坡村，说她是汉人之女，后来被潞安府知府买为丫头，并由此被收养为养女并参加选秀进入皇宫。持此说的人还举出慈禧喜欢吃长治县的黄小米、萝卜菜，爱唱山西民歌，甚至慈禧给的书信残片、王氏家谱上的记载、慈禧生母墓等做佐证，这显然是胡乱攀亲的无稽之谈。最能证明慈禧出生地的，是慈禧的妹妹在咸丰五年(1855年)参加选秀的记录。这份档案现存于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杂件》第一二四七包中，其中有一份用大红纸写成的“排单”(当时选秀女的名单)，当时慈禧妹妹是这样记载的：“镶蓝旗满洲，恩祥佐领下，原任道员惠徵之女，年十五岁，辛丑七月二十八日戌时生，纳(那)拉氏；原任员外郎吉郎阿之曾孙女，闲散景瑞之孙女；原任副都统惠显之外孙女；住西四牌楼劈柴胡同。”

由于清朝京师八旗都居住在皇城，劈柴胡同和当时镶蓝旗满洲都统衙门的所在地阜城门内嘉寺胡同相距不远，而慈禧一家正属于镶蓝旗，住在这一带当无疑问。如此看来，上述档案文件所记录的“西四牌楼劈柴胡同”便应该是慈禧的出生地，而慈禧其实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丫头。

按清代规定，后宫女子都要从旗人女子中挑选，其中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八旗(含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中选秀女，通常是隔3年进行一次；另一种是从内务府三旗(清朝起家时由皇帝自领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也称“上三旗”)中的普通旗人家挑选秀女，每年进行一次。内务府三旗的选秀主要是为宫中挑选宫女，如按当时规定，皇太后配有宫女12名，皇后10名，皇贵妃和贵妃可配8名，妃和嫔6名，贵人4名，常在3名，答应有2名。这些在宫中服役的宫女，除了个别被皇帝看中而升为妃嫔的外，其他大都服役到25岁后放出宫外，自行婚嫁。

八旗的选秀则要严格得多，因为它主要是为皇帝、皇子、皇孙、亲王和郡王物色婚姻的对象，并非是所有旗人家庭的女子均可参加。按嘉庆年后的规定，参选的家庭分为在京和外任官员及文武职的区别，具体情况如下：在京为官的文职须七品以上、武职须六品以上；外任官员文职须五品以上、武职须三品以上。也就是说，当时能参选的均为有相当品级的官员家庭女子，而且必须在13岁到l7岁之间，且身无残疾、未曾裹足，方可备选。清廷之所以对选秀作出如此严格的规定，一来是为了保证满洲贵族血统的纯正与高贵，二来也是因为清宫中嫔妃(包括宫女)较前朝大大减少，“三千佳丽”的现象在清朝已不复见。

据记载，在应选之日，参加选秀的秀女们由神武门进至顺贞门外等候，然后由太监按名册顺序引入，通常是五人一排进行初选，初选中的随后还要再度进行复选。那些在复选中被选中的秀女，优秀的留在皇宫成为后妃的候选人，而其余的便赐予皇室王公或宗室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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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和一个时代的背影

I.T.赫德兰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慈禧太后》中称：“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人，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她不仅在上上世纪后半叶统治了大清帝国，她的统治推迟了大清帝国的灭亡，她还把中国政治家们所能想到的某些改革措施也付诸实践了。和满族的其他妇女相比，她可谓鹤立鸡群、出类拔萃。和其他民族的妇女相比，她同样毫不逊色。就性格的坚强和能力而言，她和任何人相比都不差。我们不由自主地钦佩这个女人，她小时候在家里帮母亲干杂活，后来被选入宫做了贵人。她是一个皇帝的生母、一个皇帝的妻子。她立了一个皇帝，她还废了一个皇帝，她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力的国度。”

外国人对中国的历史不太了解，所以他们说出来的话略为显得夸张。不过，有一点他说对了，那就是100多年前的清朝，的确是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力的国度。正因为如此，慈禧太后才显得那样的突出与另类，她不仅让当时的男人们感到狼狈不堪，也让后来的男人们感到义愤填膺甚至恼羞成怒。

不可否认，慈禧太后不是什么政治家，她的政绩也不怎么光彩照人，用现在的话来说，那简直就是祸国殃民、遗患无穷。但是，历史选择了慈禧太后，而且对于她个人来说，她成功了，因为她以一个女人的智力与才能，在近半个世纪的统治里保住了这个不断下坠的王朝没有在她手里江山断送；但对整个国家发展而言，慈禧太后毋庸置疑地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别人就一定做得比她更好，因为历史证明，后来的很多人做得比她更坏。

从“老佛爷”到“一代妖后”，剧烈冲突的历史观总会让人感到无所适从，而“脸谱化”的历史认知更是让真相远离。问题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说白了，慈禧太后只是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在管理这个国家，而之所以要这个女人出面，主要是因为这个国家总是皇帝太小或者根本就不成器，这对于一个积习千年的皇权社会来说，是何等的糟糕与背运，又是何等的艰巨与难堪。

历史将慈禧太后推上了前台，在深刻而无奈的现实面前，她别无选择。

慈禧的上台，正是大清国风雨飘摇的危难之时：英法联军洗劫北京，太平军占据半壁江山，捻军等起义军不断起事，帝国几无宁日。国事如此焦头烂额，估计这也折了咸丰皇帝的寿，结果咸丰一死，便剩下孤儿寡母——咸丰的子嗣不旺，31岁的他只有载淳这一个儿子，由此皇位继承人毫无争议，慈禧太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皇太后。“母以子贵”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而这也决定了整个清末的历史走向。

按清朝的祖制，女人是不能干政的，更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这一说。咸丰自然考虑到这点，于是他在临死之前安排了八个辅政大臣，但是他怕这些大臣日后篡权，最终又决定将自己的两个印章赐给皇后和小皇帝，以后所有的谕旨都需要在正文的前后盖上印章，否则便是无效。小皇帝当时只有6岁，当然无法承担起领导国家的责任，于是他的那个印章自然由慈禧太后来掌管，这就形成了两宫太后和八大臣共同执政的权力运作模式。

这种平行的权力模式，看似平衡了双方势力，但双方的合作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八大臣认为两宫太后不过是深宫中的女流之辈，头发长、见识短，按祖制亦不当干政，因此打算将她们看成盖章的机器，并不想让这两个女人插手具体的政务；而慈禧对此极不满意，她认为自己和慈安太后既有钤印之责，便是最高权力的代表，八大臣不过是辅政而已。

在迅雷不及掩耳间，慈禧与恭亲王奕联手发动的政变便取得了成功。对于八大臣的无能，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其实问题很简单，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在政变中一举成功，关键还是她有小皇帝撑腰，即所谓的“皇权”。在专制社会里，皇权就代表了最高的权威，八大臣能力再强也无法与之对抗，最后只能乖乖地束手就擒，否则便是叛臣逆贼，天下人得而诛之。在当时的社会里，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小皇帝是最大的王牌，慈禧也由此成为清廷最后的负责人。皇权思想之残酷，虽独夫民贼亦不可或缺，也无法挑战。

但是，初抓权柄的慈禧太后毕竟学识有限，她小的时候家境并不好，在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里，既无机会也不可能接受非常好的教育。但机会是要靠人去争取的，慈禧进宫后，蒙上天眷顾生养了一个儿子(也是咸丰唯一的儿子)，这才受到了咸丰的重视。而咸丰因身体多病而懈怠于朝政，这又给了慈禧接触朝政的机会。在代丈夫批阅奏章的学习中，慈禧的权力欲望也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比慈禧年长2岁的恭亲王奕，在当时的皇族中被公认为是最有能力的，但限于名分所定，在咸丰生前他不能和哥哥去争，咸丰死后他又不能和侄子去争，这注定了奕只能做个贤王，为死去的皇兄和活着的皇嫂及侄皇帝效劳一生。对于这点，慈禧心知肚明，她也算是识人善用，给了奕成就生平抱负的机会。但是，奕太有能力，慈禧也是时时刻刻加以提防，以防止这个皇叔威胁到自己儿子的地位。

学识与能力姑且不说，但慈禧的驭人权术确实是有一套。在平定太平军和其他乱事后，慈禧将该收回的军权坚决收回，该放权的时候又绝对信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而在内乱后的重建中，慈禧与奕乃至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督抚的配合默契，由此出现一段难得的“同光中兴”也不是完全偶然。实事求是地说，此时的慈禧的确非常虚心，她在处理政务之余也在不断加强学习，从写一道百余字的谕旨出现十几处错别字到对朝政的处置游刃有余、从容应对，这说明慈禧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是非同寻常的。

在执政的最开始，慈禧可能只是想给儿子同治看好江山，届时将权力移交给长大的皇帝，自己则可以安然退养——这从她每次撤帘归政前总是热心于修建园林工程可以看出——这种心态，历史学家唐德刚称之为“姨太太”心理。由此也可以看出，慈禧并没有做大事的抱负，她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将来的小皇帝作一过渡——晚清之所以不能和日本明治维新或者德皇、沙皇等相比，原因还在于慈禧这种“女人当政”的心态——她不是皇帝，也没有进取心，最多只能守成。

但很不幸的是，慈禧太后手里的两个小皇帝都不合格。同治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因此慈禧太后在同治年间的执政态度明显积极，她尽心尽责地想给儿子开创一个好的局面，但是同治这孩子一点也不争气，他天生不爱读书而喜好玩乐，到十六七岁本应该亲政的年纪了还“读折不成句”；等到十八岁的同治好不容易亲政了，可惜又命浅福薄，一年多点就得天花死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子女。

丧子之余，慈禧太后可谓是万念俱灰，这种心态是中国人都可以体会得到的。慈禧太后之前打拼了十几年，图个啥呢？不就是为了给儿子留个好江山？但这一切，都随着同治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正如当时人说的，有同治在，慈禧太后还有点想头；同治不在了，如今连想头都没有了。

慈禧曾说：“我几次垂帘，不知内情的人，有的认为是我贪图权势，实际情况是形势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这话虽说是慈禧的自我辩解，但也有几分道理。同治死后，皇帝继承人便成了大问题，最终慈禧选中自己妹妹的儿子载湉做皇帝。从名分上来说，这个安排在当时是不合适的，却又没有更好的安排。由此，慈禧也只能二度垂帘，再次培养一个小皇帝。但是，慈禧这次垂帘的责任心与同治时期可就差之甚远了——光绪毕竟不是亲生骨肉。由此，慈禧太后也由一个积极的执政者变成了一个单纯的王朝看护者，在这种心态下，同治年间的朝气和生机也明显日渐枯萎，日益走向保守和颓唐。

等到第二个小皇帝长到18岁亲政，慈禧也由首次垂帘的那个27岁少妇变成一个快60岁的老太婆了，但这次的皇帝也不是合格人选。光绪虽然从小好学，但性格存在严重的缺陷，这也是因为他从小远离自己的亲生父母、长于深宫之中所造成的。在慈禧太后的威势之下，光绪从小就严重缺乏自信，成年后又离奇地发展出超常的逆反心理，而这一切在慈禧太后的眼中又是一种极不成熟的表现，由此也导致了她对光绪的不信任。

甲午年的战争对光绪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因为他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积极主战，但战争的结果却是清军惨败，小皇帝饱受屈辱，由此也演变成戊戌变法的强大动力。对于随后的变法，历史的真相和通常的记叙大不相同的是，慈禧太后并没有去刻意反对，而是给予默认与支持，毕竟光绪已经亲政，而且变法对清王朝有利，她也不好干涉太多。

可惜的是，光绪的急躁心理又遇上几个行为乖张、不知深浅的变法派，领头的康有为毫无手腕又为人骄傲自大，几乎就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书呆子。在这些人的辅佐下，变法的诏令虽然如雪片般发下，但因为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和可操作性，几乎所有的变法措施都是一纸空文。皇帝没有经验，变法派更是一群书生，在他们的胡闹下，最后弄得朝政都无法正常运行，那些被革职的官员跑到慈禧那里去哭诉，慈禧也不免动了怒气，将四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收回以稳定朝政。眼看情况不妙，这些变法书生们在接到光绪的衣带诏后，居然想出了一个“围园”之谋，这下慈禧太后就要大发雌威了——这种谋逆的行为不仅危及慈禧的生命安全，而且危及整个清廷的生存，正如慈禧斥骂光绪：“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尚有汝乎？”

戊戌六君子被杀了，光绪也被软禁了，慈禧太后再次出来听政——这一次帘也不用垂了，反正都七老八十了，让大臣们看见也无所谓，只可怜光绪坐在旁边如同泥塑木雕，非经慈禧太后示意，往往是不发一言。

作为清王朝的难言之隐，那就是光绪的身体存在着严重缺陷——他生不出儿子。咸丰死的时候只有一个儿子同治，同治死的时候一个儿子都没有，如今光绪结婚十几年都没有一子一女，看来生育能力的确实有问题。天亡大清，这也是历史的定数，清朝的最后三个皇帝(同治、光绪、宣统)在已经成年的情况下都没有子嗣，这在历朝历代都是极为罕见的“宫荒”——宫中几十年没有小孩的哭声，这对慈禧来说，可能是最大的噩梦。

眼看光绪的确是生不出儿子，慈禧太后也只能另想办法，早做打算，不然到时又立个小皇帝，届时连垂帘听政的人都没有。于是，慈禧选了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来当大阿哥，这下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烦，最终引发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等人也被迫逃到了西安，一时间几乎是“国将不国”，若不是慈禧太后这几十年的威信还在，大清朝早就东南互保、西北独立了。

庚子西狩的惨痛经历，也让慈禧太后彻底认识到她当政几十年的巨大失败。难能可贵的是，此时垂垂老矣的慈禧太后却突然下定决心要搞新政，终于让这个濒临死亡的王朝重新焕发了生机。清末新政绝不是当年的戊戌变法可以比拟的，各项措施行之有效，废科举、练新军、改官制、颁新法等，成绩卓然，有目共睹，远较康有为那些毛毛糙糙的变法派来得稳健可行。更令人吃惊的是，慈禧太后顺应民情，在1905年后甚至还搞起了立宪，这在中国的上千年的专制历史上绝对是石破天惊，令人难以想象。如果要说宪政的话，真正的源头却是在慈禧这里。在慈禧太后执政的最后七八年中，中国才开始真正向现代社会转型。

可惜的是，岁月从不为人而停留。正当清末立宪正在按部就班地推行时，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却一前一后地离开人世，留下一个3岁的小皇帝和木讷寡言的摄政王载沣来主持局面——这又是一个不合适但无可奈何的安排，在皇权专制社会里，名分大过天。20来岁的载沣当然不能和慈禧太后几十年的威信相比，哗啦啦不到三年，大清王朝便轰然倒塌——反正慈禧太后是看不到了。

“精于治术而昧于世界大势”，这是目前学者们给慈禧太后最公允的评价。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执政中，慈禧太后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这是她个人的成功；但是，慈禧太后毕竟是个女人，她以女人的方式统治了这个古老帝国，在这个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慈禧近半个世纪的当政既是名分所定、顺其自然，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极大的灾难。总体而言，慈禧太后失败了，她没有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门槛，这是她的个人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莫大遗憾。

中国的近代历史是个非常不好写的领域，因为稍有突破或者换种写法就往往会被人认为是标新立异甚至搞“翻案”，大帽子足以压得作者喘不过气来。比如妇孺皆知的慈禧太后，在人们印象中历来就是“祸国殃民、愚昧跋扈、狠毒凶残、工于心计、嗜权如命”的“一代妖后”、十足的“恶女人”形象，要想让这个形象有所改观，显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很愿意来作这样一个尝试，把人们印象中已经固定甚至固执的慈禧太后形象还原成一个普通女人的形象，特别是她作为妻子、母亲及女人当政的形象。对于慈禧太后的一生，人们常用“玉座珠帘五十春，临朝三度抱冲人”这句话来形容，但这还不足以解释慈禧是个怎样的人。要想了解并理解慈禧太后，必须回到她的时代、她的生活和她所处的环境，不然一切都是隔靴搔痒，最后变成各说各话，在缺乏历史根据的想象中制造出一个“非驴非马”的太后形象。

如果读者回到100多年前，回到慈禧太后所处的那个视皇帝为天神的“愚民社会”，同样的历史事实放在当时的道德标准下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正如从“老佛爷”到“妖后”，国人的历史观点在过去的100年本身就发生了极大的扭曲。

诚然，晚清是在世界的进步中相对落后了，但把晚清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衰落原因归罪于一两个指定的“千古罪人”，这种寻找替罪羊的思维方式既失于简单而又不负责任，也完全不利于现在的人们去挖掘其中的更深层次原因并吸取历史的教训。

对慈禧太后而言，她毕竟是妇道人家，文化水平也不高，正如评论家所言，“她实在称不上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最高领导者”。但当时的清廷本身就是一个各种权力纠葛的复合体，作为权力中枢掌控者的慈禧太后，她的经历和学识决定了她无进取之心的同时，却是极其擅长玩弄权力平衡的高手，而驾驭群臣和稳固统治的权术几乎是她与生俱来的能力。在专制社会不变的情况下，缺乏进取心的君主显然是晚清最后几十年的软肋所在，这或许解释了日本能够更新而清朝深陷泥潭的原因所在。

倘若慈禧太后执政在嘉庆、道光时期，做个守成之君倒也问题不大。但慈禧太后的运气也不好，正好赶上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历史的转弯处，即使她努力掌舵，也只能让大清帝国这艘破船免于沉没，你要让她领导清廷走出困境，使国家走向复兴和强大，这未免有点苛求了。

这大概就是时代悲剧所在吧。

弹指一挥间，一个甲子(60年)的时间过去了。从鸦片战争到慈禧太后，清廷也何尝不想发愤图强，奋起直追，奈何千年的桎梏和惯性依旧推动了这个老大帝国沿着下降的通道不断沉沦。晚清的最后70年，自从“天朝上国”的迷梦被西方列强无情地打破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对于西方的文明也在观望着、试探着和不断地学习着。但是，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的一败涂地，让帝国仅有的一点自尊和自大，就像慈禧太后晚年接见大臣时经常性的涕泪长流一样，在蓬勃发展的20世纪初显得是如此可怜又可笑。

1908年，光绪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颇具讽刺的是，慈禧太后临死前说，以后不得再使妇人干政、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这话出人意料，又在情理当中。

一个时代结束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慈禧太后是中国传统专制社会及其1日有理念的最后代表，她的去世，也意味着神圣皇权的最终破灭和公民社会的最终到来。

以女性管理者的定位来勾画慈禧太后不平凡的一生，出人意料却又新见迭出。作者近年来一直从事晚清通俗史的写作，力主平民史观，深谙良史之道，此书不失为上乘之作。

——纪连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