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并在60年代初掀起初澜、“文化大革命”期间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运动，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它不仅映射着中国青年蹉跎与奋进的身影，而且集中反映出共和国曲折发展的足迹。随着“文革”的结束，它早已成为往事，但它留下的历史震荡不有完全消失，而人们对它的认真审省，还刚刚开始…… 

《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向你介绍1966年至1980年之间中国知青的故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篇章。本书主要研究“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史。全书分为序论和上、中、下三篇。序论部分，扼要叙述“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活动的兴起历程，把这作为展开全书线索的一个铺垫。上篇《大潮涌起》、中篇《再起高潮》，将“文革”十年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前后衔接的两次高潮分别叙写，对“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运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极左派影响的加剧、知青中的“政治冤案”、知青觉悟的历程等专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下篇《大潮跌落》，分析“文革”结束后知青运动迅速衰落的前因后果。其中，知青问题的“拨乱反正”和震撼全国的“返城风”，是阐述的重点。本书既是一部内容翔实的知青上山下乡史，也是了解中国当代史、首先是“文革”史的必要参考。

绪论 上山下乡的前奏（1954—1966年）

 一 一个“就业”新方向

 二 渐入坎坷之境

 三 “红旗卷起农奴戟”——知青返城风

上篇 （1967—1973年）

第一章 红卫兵吹响进军号

 一 上山下乡，如箭在弦

 二 第一声号角

 三 “老三届”的足迹

第二章 高潮来临

 一 “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

 二 席卷全国的狂澜

第三章 下乡知青的安置

 一 地点的选择

 二 安置经费及物资补助

 三 安置的方式

第四章 “再教育”运动

 一 “再教育”理论的由来

 二 “再教育”理论的实施

 三 典型的力量

 四 “再教育”的后果

 五 城市中的“配教”活动

 六 关于“春节不回城”的倡议

 七 落实政策的初步尝试

第五章 陷入困境的运动

 一 运动大滑坡

 二 知青问题面面观

第六章 振兴运动的努力

 一 忧国愤世上书人

 二 闻风而动

 三 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

中篇 再起高潮（1974—1976年）

第七章 新举措的出台

 一 加强领导

 二 解决知青的生活困难

 三 改进安置办法

 四 修订毕业生分配政策

 五 重视对青年的教育培养

 六 兵团改制

第八章 知识青年的返城道路

 一 两招一征

 二 病退与困退

 三 “曲线返城”种种

第九章 婚姻——一个日愈凸显的新问题

 一 婚姻政策

 二 婚姻率的分析

 三 婚姻的类型

 四 已婚知青的窘境

第十章 极左势力影响的加剧

 一 反“走后门”与“三箭齐发”

 二 “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

 三 培养“反潮流”典型

 四 知青工作“左”转迹象

 五 知青工作遭破坏

第十一章 政治冤案

 一 “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

 二 现代“文字狱”

 三 知青觉悟的历程

下篇 大潮跌落（1977—1980年）

第十二章 知青问题的“拨乱反正”

 一 华国锋坚持“过去方针”

 二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三 一篇振聋发聩的评论员文章

 四 知青政策的调整

 五 恢复高考制度

 六 平反冤假错案

 七 典型人物的归宿

 八 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

第十三章 震撼全国的返城风

 一 前奏

 二 “今夜有暴风雪”——黑龙江农场知青大返勘戋

 三 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

 四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

 五 城市飓风

 六 几段插曲

 七 最后的风采

第十四章 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

 一 改革劳动就业制度

 二 改革招工制度

第十五章 “盛筵必散”——运动的尾声

 一 推广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

 二 变“一举两害”为“一举两得”

 三 经费清理与财产折价

结束语

附录

主要参考书

后记

再版后记

由于红卫兵的积极参与，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激进的政治意义。它似乎不再是将城市“剩余劳动力”无情地向乡村倾泻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革命青年在红色祭坛前奉献赤胆忠诚的极端形式。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以“文化大革命”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为先导的。

一上山下乡，如箭在弦

1966年夏季，随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一声令下，“文化大革命”这只“潘多拉的盒子”被一下子打开。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行各业，都受到猛烈冲击。8月在各大中城市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和尾随其后的“大串联”，将“造反”的狂潮迅速推向全国。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策划下，上海市一部分“造反派”组织夺了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的领导权，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事件被官方喉舌誉为“一月风暴”，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同时，“革命委员会”这种在极左路线卵翼下产生的权力形式，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机构的基本模式。

“一月风暴”咆哮所至，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揪斗，“靠边站”，甚至“被打倒”，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陷人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伴随各地“造反派”夺权任务的实现，“文革”的领导者着手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控制下的新秩序。针对教育部门，首先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外出串联，大、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促使桀骜不驯的红卫兵们回到学校，置于纪律的约束之下。3月7日，毛泽东在给《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所作批示中提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毛的批示和有关材料经中共中央批转，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军训团（有些地方又称军宣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进入学校，师生陆续返校，解散了为数众多的跨班级、跨部门、师生混合的群众组织，实现按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接着开展“革命大批判”，解放干部，组建学校的临时领导机构，即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军训团进校，对结束学校的混乱秩序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同时也把林彪在军队中搞的一套工作方式和作风带入学校，助长了空头政治、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极左思想理论的传播。许多学校撤销教研室（组），取消班级建制和班主任制，将师生按班、排、连的军事建制编队，设立连队委员会，政治指导员。“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及“突出政治”的做法风行大、中、小学校。这对“文革”期间的学校教育和历届学生分配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

中共中央宣布“复课闹革命”后，各地的形势发展大多一波三折。一些地方的大、中学生，依旧滞留校外，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纠集在一起，以致武斗升级，流血事件层出不穷。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对武斗升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学校遭到破坏，秩序开始稳定下来的学校，重新陷入混乱状态。为此中共中央于9月23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外地串联的学生以及其他人员，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原单位。此举最终使迁延一年之久、已完全处在“无政府”状态的红卫兵大串联销声匿迹。

10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在此以后各地学校陆续复课。中学普遍复课后，一个严峻问题很快突显出来：“文革”爆发不久，所有大专院校就停止了招生，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工作同时中断，使毕业生的升学道路完全堵塞。另一方面“文革”引发的大动乱造成1967年生产大幅度滑坡，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9．6％（其中工业产值减少13．8％）。各地工矿企业大多苦于派性争斗，生产步履维艰，接纳新工人人厂的工作尚无从谈起。这样，中学毕业生就业之路也变得异常狭窄了。当时全国中学积压的1966、1967年两届初、高中毕业生多达402万人①，大批毕业生分配无门，终日无所事事，成为学校恢复教学和招收新生的障碍。1967年10月22日，教育部在关于复课闹革命情况的材料中，将毕业生分配作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指出：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

尽管毕业生分配问题迫在眉睫，但全国许多地方还为严重动乱所困扰，一些地区因不断的武斗处在失控或半失控的状态。当许多地方还未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像中学毕业生分配这样一项涉及面很广，需要不同地区和单位协同合作，自上而下周密计划、布置的工作还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在12月15日有关教改问题的批示中，要求大、中、小学校继续将“教育革命”作为学校工作的中心，复课闹革命，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进入1968年，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积压在校的毕业生除1966、1967两届，又加上1968届的598万人，三届毕业生（以后习称“老三届”）共达1000万人。如此众多的毕业生积压在校，他们的出路何在？在以后若干年里，高中和大学停止招生，升学道路被完全堵死。而整个国民经济又呈现继续衰退的形势，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已经下降9．6％的基础上，再降4．2％，只相当于1966年的86．2％。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形势下，对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单位而言，招收新职工根本提不上议事日程。“老三届”毕业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于是，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崭露头角。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活动，最初并不是政府动员组织的结果，而是由首都北京的一些“老三届”中学生自发倡始的。

“文革”十年，与“老三届”中学生息息相关的有两场运动，即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运动曾如摧枯拉朽的飓风扫荡全国，震惊世界。它将一批年轻气盛、富于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推上政治舞台。1967年8月18日，当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欣喜若狂的革命小将高呼“我支持你们”时，年轻的红卫兵们天真地认为，自己似乎已成为决定中国前途乃至世界之命运的主宰。但是，随着10月3日《红旗》第13期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而把群众运动的矛头进一步引向各级领导干部，以干部子弟为中坚的红卫兵运动便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与此同时，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极左派控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结束了对老红卫兵（为与尔后兴起的“造反派”红卫兵，又称新红卫兵相区别，将这一时期的红卫兵称“老红卫兵”）的利用，转而扶持运动初期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造反派”学生，并以他们为核心重新组建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有效控制下的红卫兵组织，即所谓“造反派”红卫兵（新红卫兵）。在此基础上，建立跨学校、跨地区的“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建立，标志着“老三届”学生领袖的“改朝换代”。然而，无论是老红卫兵，还是新红卫兵，是所谓“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他们的政治取向、思想观念大都如出一辙。1967年9月发轫于北京的上山下乡活动，就是由雄心勃勃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率先组织起来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在发动一场“继续革命”的新长征。P65-67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是我与定宜庄多年研究的一个课题，当初曾有一个大致的分工，即她主要研究“文革”前一段，我则把重点放在“文革”以来的历史上。我们的研究虽然分头进行，但其间多有合作和交流。今天，我们的两部书稿作为同一研究系列即将付梓印行，无疑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前国家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同志对我们的研究一向给予了热情鼓励和支持，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先曾为《中国知青事典》一书(我们与史卫民、何岚合著)作序，这次又欣然挥毫为《中国知青史》题写书名。在此谨向马老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本书出版，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特别是责任编辑马晓光同志的鼎力相助。晓光同志在认真编辑书稿过程中，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使我受益匪浅，谨致以由衷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