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济美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知名的女作家，更是名噪一时的“东吴系女作家”的领军人物，在当时文化界颇有影响。她出身外交官家庭，毕业于东吴大学经济系，终生贡献于教育事业，是一代新女性的典型代表。她因与好友俞昭明的弟弟俞允明相恋，而在恋人殉难于日军轰炸之后坚持独身，缔造了一个平凡又异常华丽的爱情传奇。

本书讲述了民国女作家施济美丰富传奇的人生经历，是国内第一部完整呈现施济美出身名门，接受过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富于文学才华，并曾获得相当声誉。作者用生动的笔致展示了她作为一代新女性的心路历程，并表现其坚执于民族大义、始终闪耀着理想星光的人格精神。

引子

古城是座回忆的国(1920—1927)

瘦西湖畔度童年(1927—1935)

 古屋·家塾·祖父

 父亲·母亲·湘姊

 瘦西湖畔的船娘

求学上海的天之骄子(1935—1942)

 培明女中

 永久的恋人

 东吴大学

 老师胡山源

 崭露头角

从“小姐作家”走向“新生”(1942—1949)

 专职教师与业余作家

 声名鹊起

 收获友情

 巅峰时代

 《凤仪园》

 《十二金钗》

 《莫愁巷》

 小说集出版

 一个人的落幕礼

虔诚的梦寐人生——施济美的文学世界

 《蓝园之恋》、《凤仪园》：精神家园的乌托邦建构

 《古屋梦寻》：永恒的回溯之路

 《冰岛渔夫》式的爱情荒野

 《爱的胜利》：宗教之爱

 《紫色的罂粟花》：美的顶端

 《三年》：坚执的时间玩偶

 小结海派的别绪

记忆中的施济美先生(1949—1968)

 七一中学

 1966届毕业生

 “文革”岁月

尾声

附录

 施济美作品名录

 施济美大事年表

 施济美追悼会悼词施济英

 施济美的作品谢紫

施济美代表作

 《凤仪园》

 《蓝园之恋》

 《巢》

后记

施济英在《怀念我的姐姐施济美》一文中说过，“我家祖籍浙江绍兴，但至我们这一代，已无一人去过绍兴”，仿佛绍兴在她们这一代人的生命中已了无痕迹。然而在访问施济英的长女施弘时，她说“绍兴人规矩大”，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指的是她记忆中全家人吃饭时严肃刻板的场景。后来我仔细了解了一下，才真正理解何为施家所谓的“绍兴规矩”。绍兴是一座历史悠久又古风犹存的城市，传统风俗习惯保留至今，饭桌上的“潜规则”便是一例，比如：大人没有到齐小孩子不能先动筷，小孩子盛饭时一定要给大家盛饭，不能把喜欢的菜品移到自己面前，不能随便换座位，不能脱衣服，不能说话，不能剩饭，等等，确实严格而繁琐，鲜明地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礼仪规范。这种绍兴“范儿”的存在或许可以成为解读施济美这个奇女子的一种有益的参照。不过，真正被她称为故乡的却并非绍兴，而是由浙入苏、另一座江南名城扬州。无论是“烟花三月”还是“春风十里”，扬州总像是围裹在燕语莺声、花团锦簇之中。这座温柔乡到了施济美的笔下，却有了不同的面目：

这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扬州的真实境遇，时年十六岁的施济美在上海求学期间写下这样的感受，内心深处也免不了一番五味杂陈。

施家举家南迁是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以后的事，施肇夔继续供职于外交部，自然要偕全家搬到新政府的首都。当时施济美的祖父以高龄在江苏仪征县任上告老后，不慎跌伤腿致残，移居扬州，因此施济英随母亲先行赴扬州侍奉年迈多病的祖父，施济美则跟着父亲居于南京。不过，在她的笔下，南京几无痕迹而扬州则浓墨重彩，显见她对扬州的深厚感情。

P18-19

女性参与文学写作一定是很早的，口头创作的《诗经》里显然有她们的作者。后来文学创作进展到书面形式，后来“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作者便隐退到男士身后了。数千年间，虽总有些不甘寂寞的人，但终究稀少得很，如蔡琰、李清照者，凤毛麟角。今人从列朝列代史籍录出一本诗、词、曲、文大全的《中国古代女作家集》(山东大学出版社)，纵然厚达千余页，就算加上遗漏和未录的小说、剧本，翻它多少倍吧，比起浩如烟海的男性作品，仍不过沧海一粟。直到五四时期，发现了“人”，包括女人，为她们群体地重返文学舞台提供了从未有过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数以百计的女性作者纷纷捏管挥毫，添上一道夺目的创作景观，文学研究也多了一方新的天地。

有人发问，为何女性作家要单列出来研究？开句玩笑，不妨反问，为什么医院要设立妇科呢？无非她们有着与男性不同之处，就像如今医院里又有了男科。文章不是无情物，文学创作离不开情感表达，女性则特别易于并且善于表达感情，而她们的表达总还会显示有别男性作家的特色，这便有了单独研究女性创作的理由和需要。再说，不加性别区分地整体研究创作，势必亏待女性作家，她们的特色难以得到充分剖析，公正地肯定她们创作成就也不易了。共和国成立初的十多年里，文学研究实际上不准许按性别进行的。哪里单文学如此，那是个一切都抹杀性别的年代，背影看过去不辨姑娘还是汉子，原不宜女性上岗的工作有人拼命要上去，“男女都一样”的豪言壮语遮掩了大肆侵犯女性的事实。所幸这样的岁月已经远去，女性回归到了适宜她们的社会角色，文学方面的女性优势尽情展现。20世纪末优秀女作家一度蜂拥登上文坛，颇有超越异性的气概，以至于读者大呼“阴盛阳衰”。眺望远景，文学的“阴盛”现象尚未见出颓势，它的研究自然就会持久深入。

本套丛书旨在专题展示一群现代女作家的人生历程和创作风采，为读者描述她们异乎寻常的足迹，更为学界提供研究她们的资料基础——当然，传记本身亦不失为研究成果。研究女性创作，前些年流行过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理论，有论者过分强调西方女权理论对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创作的影响，看来未必恰当。这种理论传入国内而产生显著影响仅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此前现代女作家们-大多不愿标榜女性女权，丁玲、冰心都曾有过或隐或显的表达。女权主义从学理上讲是不易说服人的，但用其理论可能有助作品更具特色，乃至达到偏面的深刻，当代作家中不乏其例。那是当代的文学现象，现代作家们事实却并非如此。诚然有过几个现代女作家，流露出自发的女权意识，因此为她们的作品添上一些色彩、韵味，然而终究只是意识而已，自发而已。

近年出版的女作家传记越来越多，传记读物声誉反而越发欠佳，学界流传一句话：“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于是有的传记读物的封面，特意于传主名字前面加上“一个真实的”修饰词，特别地避嫌。“伊人丛书”的第一要义，正在于真实呈现作家生平，坚持做到：依据多少材料叙写多少史实，不作半点虚妄言辞。传记不该演化为所谓的传记小说，“传记小说”概念未免叫人质疑。它本是真人事迹的记叙，而小说纯属小说家任意虚构，尽管源自真实生活的提炼，毕竟非实描，两者间的悖论不言而喻，如何融于一炉？前些年“戏说”成风，那“戏”字亮在头里，似提醒人们不能当真。“戏说”发生传讹，其害仅限不辨“戏”字的受众，人在少数。现今失实的传记，一副专家面孔，广大读者不予设防，亦难以设防，贻害必远在“戏说”之上。

著名的法国传记作家安德来·莫洛亚认定，“传记作品应该严格依照史料进行创作，对传主的生平材料全部取之于历史，不可掺兑任何虚构的成分”。这话说到了传记作品的生命所在，可惜他实践自己的主张似乎并不彻底。莫洛亚传记作品里有人物对话，我主张尽量避免对话。著者不在对话现场，又无录音依据，岂不是他反对的“虚构”。虚构对话，固然增添了传记的文学性，同时也减弱了它的可信度。为了文学性，传记里常出现气候、环境的描写，如果有所本，当然无妨，看似虚构，我愿意称它为“虚拟”，是一种合理的填补性的拟写，传记写作非但允许而且需要。如日记或其他史料仅记载某日天晴，晴得如何语焉不详，为了形象生动，不妨描绘窗外艳阳高照，或阳光洒在谁的脸上。但不可写成雨丝绵绵，雨丝经不住核实了，非“拟”而“构”。传记文学的文学性不应该只靠虚构对话、情节、场景靠小说化来实现，其实文学性最能见之于渗透字里行间的文笔，因此更能收效的是文字散文化。

文学研究成果不应远离大众囿于学者圈内，传记尤应如此，它本该是雅俗共赏的读物。谁都厌烦板板正正的文字，专家又何尝喜欢毫无生气的传记作品。古人早说过，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这套丛书不强求各位著者规范到一个写作模式，传主的身份、性情、经历不同，兼之著者的学养、趣味、文字风格不同，每本传记尽可扬长避短，各具个性。质朴见长的照旧质朴，喜欢华美的任他华美，丛书才丰富多彩。

“丛书”第一辑选了陈衡哲、白薇、方令孺、施济美这四位，出版顺利的话将继续下去，袁昌英、沉樱、沈祖菜、陈敬容均可谱写，还有罗洪、郑敏她们。我的选题偏向不大被学界热衷的作家身上，凡已经多受关注如冰心、丁玲、萧红、林徽因、张爱玲等，皆不予纳入，已经有传出版的作家也当避开——唯白薇例外，20世纪80年代有她一本“评传”，受时代局限多不尽如人意处。以后或许再会有类似的例外，因为一些已出版的传记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如意。

“伊人丛书”序  陈学勇

这是一本陪伴了我两年的书，关于一位陪伴了我十二年的作家。

1997年我在天津读大学一年级时，看到新华书店里摆着一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虹影丛书·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第一辑)，十本小册子里只有最末一本《凤仪园》不知来由，其作者“施济美”的名字也是闻所未闻。然而，十本小说读过，最使我痴迷的便是《风仪园》。我开始在各种可能相关的文字中找寻她的资料，只不过，北方粗犷的泥土似乎埋不下凤仪园的雕栏玉砌，在我赴上海求学之前，我几乎没有任何收获。那时，我更加迷恋业已浮出历史地表的张爱玲，后来便有幸考到了“张学泰斗”陈子善教授门下，当然，他也正是《虹影丛书》的编选人。

我决意以施济美所在的“东吴系女作家”为题目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因为从史料的角度看，张爱玲在哪里都可以研究，“东吴系”则只能在上海。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在各种文学史中几乎无迹可寻的作家群能否支撑起一部大部头的毕业作品，只是带着完成大学时代一个理想的强大动力，频繁地出入于上海各个图书馆。与此同时，对包括施济美在内的各位成员及其后人的寻访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三年后，我不仅以这篇论文获得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学位，更重要的是，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感谢时间，它让我用十年的成长来承担这样的重任。

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陈学勇教授是我的论文评阅人之一，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特别是女作家研究方面早有斐然成就，对我的研究对象也已关注多年。当时他正为上海远东出版社主编一套女作家传记系列，希望我写一本施济美传收入其中。年近三十的我仍然满怀幼稚的激情，毫不考虑即将回津教书，便一口答应下来。等到初登三尺讲台手忙脚乱之际，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合同也如期而至，这才意识到其中的分量和当初的草率。

为施济美首写传记自然是万分荣幸，只是我不再是学生，能够自己支配的时间只有假期。于是，工作后的两个寒假、一个暑假，我都在上海奔忙，不是泡图书馆就是四处寻访，竟使一位熟悉的师长半开玩笑似地问：“你是不是在上海找了一个男朋友？”我无语作答，当然也不敢矫情地说这本书就是我的男朋友。

中经的艰难和困苦，也许不值一提，也许刻骨铭心。2008年初遭遇上海的严寒大雪；2009年初在沪期间惊闻外公去世的噩耗；被几经改组合并的上海育才中学告知未能找到施济美的档案，坐在上海图书馆的走廊里失声痛哭；住在华师大二十五元一晚的学生宿舍里，咳到吵醒旁边床上的人，不得不半夜出去买药。想起来，这部书稿最终能够完成，一切都值得。而且，还有那么多无私善良的人，曾经给予我帮助，原上海市西中学党总支书记陈民华老师，上海培明中学副校长刘轶男老师，施济美的学生吴由之先生、高刑真女士，等等，还有施济美的外甥女施弘阿姨和张引阿姨就更不用说了。没有他们全心全意的大力协助，我不敢想象，这本书的命运会如何。

另外，还要感谢上海远东出版社黄政一先生的及时点拨，感谢本书的责编鲍广丽女士的辛勤劳动，感谢我的母亲自始至终的支持与默默的付出。

面对施济美这样一位人格如此高贵、情感如此丰富的先辈，我拙劣的文笔不足以描摹她的人生与艺术的千万分之一，而无数的错漏也使我无比汗颜。我只好诚意向她乞求，请原谅我，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而且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比我做得更好。

王 羽

2009年4月17日